(國子監牌樓)
國子監，就是從前的大學，位於北京安定門內一條不足500米的巷子裡。巷子原來叫做成賢街，因為坐落著元明清三代的國家最高教育管理行政機構和國家設立的最高學府而得名“國子監街”。這是北京唯一一條有牌樓的街道，紅色的牆和柱子，映上白色的雪，還有清冽的空氣，是冬日裡難得的好去處。
這個地方原先是什麼樣子，沒法知道了，立為國子監，是在元代遷都大都以後，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8年），距今已隔了七百年。
元代的遺跡，已經難於查考。給這段時間作證的，有兩棵老樹：一棵槐樹，一棵柏樹。一在彝倫堂前，一在大成殿階下。據說，這都是元朝的第一任國立大學校長——國子監祭酒許衡手植的。柏樹至今仍頗頑健，老干橫枝，婆娑弄碧，那棵槐樹，已經老得不成樣子了。
國子監的第一道門，叫做集賢門，可謂名副其實。清代國子監內有學生（當時稱為監生）近千人，還有許多俄國、交趾（今緬甸）、高麗（今朝鮮）等國的留學生，蒙古、回、藏、滿等少數民族學生也在此就讀，因此，當時的國子監不僅是俊才彙集之地，也是中外文化相互交流的重要場所。從清康熙帝開始，皇帝一經即位，必須在此講學一次。這有點像我們現在的北大清華，請來外國的首腦，國家的領導以及文化的領袖，為的就是給那些天之驕子們更開拓的視野、更開放的思想，想當年，皇帝親臨講學，為的也是為國培養棟梁之材，希望不拘一格選拔人才。
(國子監辟雍)
國子監的中心建築是辟雍，為北京“六大宮殿”之一，是我國現存唯一的古代“學堂”。從前周天子講學，是在郊外，在湖面之上建造起講堂，用橋來貫通，這種水中陸地的講學方式被稱作“辟雍”，即所謂的“天子之學”。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乾隆皇帝按照周代的制度建造起這座辟雍，坐北向南，外圓內方，環以園池碧水，四座石橋能達辟雍四門。構成“辟雍泮水”之制，以喻天地方圓，傳流教化之意。據說天子之學必得有水，康熙和雍正也曾想過要建造辟雍，但都因為沒有水而作罷了，到了乾隆，氣魄果然要大些，認為“北京為天下都會，教化所先也，大典缺如，非所以崇儒重道，古與稽而今與居也”。沒有水，那有什麼關系！下令打了四口井，從井裡把水汲上來，從暗道裡注入，通過四個龍頭（螭首），噴到白石砌就的水池裡，於是石池中涵空照影，泛著瀲灩的波光了。二、八月裡，祀孔釋奠之後，乾隆來了。前面鐘樓裡撞鐘，鼓樓裡擂鼓，殿前四個大香爐裡燒著檀香，他走入講台，坐上寶座，講《大學》或《孝經》一章，叫王公大臣和國子監的學生跪在石池的橋邊聽著，這個盛典，叫做“臨雍”。為了讓所有人都能看到皇帝講學，和紳費盡心思的設計了這座“無梁殿”，殿內為窿彩繪天花頂，設置龍椅、龍屏等皇家器具，以供皇帝“臨雍”講學之用。這個好武喜文的皇帝，自我感覺極其良好，覺得普天下的人都是要來聆聽他的教誨的，那座著名的琉璃牌樓上，南面書額鐫刻"圜橋教澤",北面則是"學海節觀"。把自己的講學比作學海，乾隆張揚的性格可見一斑。
事實上，這“臨雍”的盛典，道光、嘉慶年間，似乎還舉行過，到了光緒，就根本沒有這檔子事了，大殿裡一年難得打掃兩回。我去的時候，橋下的池水早已干涸，辟雍殿和之後的彝倫堂、“四廳六堂”等整個後院都在維修，無法觀賞這個美麗獨特的“北京六大宮殿之一”也許是我北京之行一個遺憾吧。為了08奧運，北京所有的景點都在維修，可是修繕了一新之後，除了新鮮亮麗的油彩，還有什麼可以讓我們怦然心動呢？
六堂之中原來排列著一套世界上最重的書，這書一頁有三四尺寬，七八尺長，一尺許厚，重不知幾千斤，是一個老書生蔣衡一手寫出來的，據說，這是他默出來的！他把這套書獻給皇帝，皇帝接受了，刻在國子監中，作為重要的裝點。這皇帝，就是高宗純皇帝乾隆陛下。現在這一套石刻的十三經，被移到孔廟與國子監的夾道上，並特地建造了棚房。巨大的石頭排將開來，陰冷的氣息便撲面而來了，石頭上的碑文，早已殘缺不全，只是那架勢還在，氣勢還在，想到這是一個老書生用畢生的心血默寫出來的，不僅覺得有些凄然。
按照“左學右廟”的封建禮治，國子監的東面，是孔廟。孔廟內先師門兩側，是元、明、清三代進士題名碑，共198塊，刻有51624名進士姓名、籍貫和名次。當時謀求仕途發達的文人學士們最大榮耀，莫過於畢業於國子監、殿試時考取進士金榜提名並刻名於孔廟，從而光宗耀祖，飛黃騰達。“十年寒窗苦，金榜題名時”，是每個讀書人的夢想。更或許有些人，存著更高遠的志向，為的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些人，或是仕途不得志，或是成就了一代名君，這些人的名字，也許正刻在了這些石碑之上。
(進士碑)
清朝的科舉制度，大體仿明，從院試、鄉試、會試到殿試，一篇八股文章，一篇時論，一片策論，是皇帝不拘一格選拔人才的殷切之心。三天三夜的考試，是一種考驗，那些死讀詩書的呆秀才，和那些日後成為一代名臣的狀元郎，在那些小小的考試格子間裡，談古論今，慷慨激昂，寫下自己“修身齊國平天下”的壯志胸心。而皇帝在看這些卷子的時候，又該是一種怎樣的光景，是看到了希望，堅定了信心，抑或是大嘆一聲後生可畏？
清代的科舉制度，其實很有趣味，院試得中，中的是秀才，家裡便可以不交地租了；鄉試（即省試）得中，稱為舉人，就可以叫做舉人老爺了，由於鄉試的發榜，在九月，桂花開，所以又稱做桂榜，桂榜頭名叫做“解元”，也相當的了不起，相當於我們現在的高考的省的狀元；再把全國的舉人集中到京城裡舉行“會試”，會試考中的考生被稱做“貢生”，（往往國子監畢業的學生可以直接參加會試，這便是他們優越的地方），第一名為“會元”；中試者在宮殿舉行“殿試”，根據成績高低分為一甲、二甲、三甲三等，一甲第一名叫狀元（或殿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賜進士出身；其次為三甲，同進士出身。狀元由主考官先選，選中之後，皇帝再看一遍，如果皇帝的想法和主考官不一致，皇帝是可以更改的，那便是皇上欽點的狀元了，那可是萬份榮耀的事情；如果皇帝和考官意見一致，而且偏巧這個人還是鄉試、會試的第一名，那麼，可不得了，這個人就是“連中三元”。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中，總共有17人連中三元，清朝，只有3個人。不過得中狀元，已經是很牛逼了。你想啊，全國那麼多人，才有一個第一名，皇帝欽賜紫禁城騎馬，那種風光，真叫光宗耀祖啊，全城的人都來看。
科舉考試一般每三年進行一次，每次有六千多舉人參加，取三百名進士，為了這一次，便要寒窗苦讀，懸梁刺股。但是卻也不得不感嘆，古人的教育制度，雖然有不少迂腐文人，但是那種對於“師傅領進門，修行靠自身”的精髓，卻是與哈佛大學的核心教育精神（教給學生寬泛的適應社會生活行為能力，而不是專一的專業技能）不謀而合，“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對於聖人的文章，在千百遍的誦讀之後，其中的奧妙，要靠各自的悟性去領會，而這種領會，化為感悟，更化作對於事物的理解，對於人事的判斷，待到殿試的那一篇策論，一切付出，終會有所回報。
想想我們當下的教育制度，我們現在的中小學生，每篇文章，都要背誦中心思想，硬要把每個人對於一篇文章的看法，歸於統一，科舉制度雖然有不少弊端，但在這一點上卻開明了許多。當時朝廷還會有恩科.（謂朝廷加恩赦免科賦。 宋時科舉，承五代後晉之制，凡士子於鄉試合格後，禮部試或廷試多次未錄者，遇皇帝親試時，可別立名冊呈奏，特許附試，稱為特奏名，一般皆能得中，故稱“恩科”。 清 代於尋常例試外，逢朝廷慶典，特別開科考試，也稱“恩科”。若正科與恩科合並舉行，則稱恩正並科。）清代還曾經舉行過三次制科（特別科）考試，即康乾時三科博學宏詞，光緒三十九年經濟特科。此外，乾隆年間共舉行了六次翻譯科考試，可謂創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