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馮驥才先生寫的《人類的敦煌》，感覺敦煌的歷史內容何其豐富，不愧為是人類藝術史和文化史上一顆瑰麗的珠寶，盡管曾經被茫茫大漠封存了千年，但依舊難掩它那耀眼奪目的光彩。我雖不是佛教徒，卻也被敦煌深深吸引。06年夏天的那次造訪，由於缺乏對敦煌莫高窟的了解，只是走馬觀花地轉了一圈，漆黑洞窟裡的那些壁畫和雕像在講解員微弱手電光的照亮下，不僅沒有帶給我對那些開鑿於公元366年，前後延續了十個朝代近1500年歷史的藝術、文化珍品的震撼，相反卻讓我感到一種陌生的害怕。我想，如果現在我能有機會再次置身於肅穆端莊的佛像和飄舞靈動的飛天之中，肯定會感到無比的興奮和激動。
敦煌及莫高窟的故事要從公元前138年張騫出使西域說起，隨著張騫的兩次西行，打開了通向中亞、西亞的陸上交通“絲綢之路”。公元前111年，漢武帝設置了河西四郡，自西向東分別為敦煌、酒泉、張掖和武威。漢武帝還在河西走廊的咽喉要地敦煌，通往西域的南北兩道的道口上，分設了陽關和玉門關。河西走廊和敦煌在中西交流中的重要性被分外鮮明地強調出來。河西四郡，尤其是敦煌，頓時成為中古時代最耀眼的“國際都會”。
除了東西方物品的互換，碧天黃沙的絲綢之路還將起源於印度，以藝術形像宣傳思想的佛教傳入了中國。那時大約是公元一世紀初，魏晉以來的戰亂使中原大地和大西北的人民飽受痛苦和災難，現實的苦難有多深，心靈的渴望就有多強烈，於是佛教便成了當時人們亟須的心靈撫慰了。就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地處絲路咽喉的敦煌，不僅成為了外來貿易物品湧入中國的關口，也成為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最前沿。在敦煌石窟誕生之前，這裡早已是佛教文化的沃土了。
公元366年，一位叫樂僔的行腳僧人，手拄錫杖，來到敦煌南面的鳴沙山，他被那裡神奇的山水吸引住了，忽然他見到眼前的三危山頂放射金光，宛如千佛降世。他相信這奇觀是一種神示：這片靈山秀水必將是佛教的聖地。他便在對面的鳴沙山沿河的陡壁上開鑿了第一個洞窟。莫高窟由此誕生。這真是一片有靈氣的山水，最早的洞窟一出現，立即就進入了蓬勃開鑿的時代。
世人概念中的敦煌石窟，往往只是指莫高窟。實際上還有榆林窟、東千佛洞、西千佛洞和五座廟。它們散布在敦煌周邊一些河岸的峭壁和峽谷中，就像春天的花樹一樣，到處開放。06年夏天，我只去了莫高窟，那時根本就不知道還有以上各洞窟和寺廟。而本文中所涉及的，如未特別注明，也均指敦煌莫高窟的各個洞窟。
從十六國晚期的北涼到南北朝時期（公元421年－581年），是敦煌莫高窟的童年期。莫高窟的童年生機勃勃，五彩繽紛。從莫高窟早期開鑿過程中的壁畫和雕像來看，中國人不是改變自己去適應外部環境，而是改造外部環境來適應自己。菩薩的女性化就是中國化的菩薩。這是五千年中華民族生生不息、持續不斷的深在根由，也是對外來文化的同化力之所在。在敦煌對游人開放的40個洞窟中，出自這一時期的代表作有第257窟《九色鹿本生故事》、第259窟《禪定佛》、第249窟《西王母乘鳳車圖》、第275窟《交腳彌勒》。
隋代是中國繪畫的勃興期。社會昌盛，繽紛生活充滿魅力，吸引畫家去描繪。繪畫的寫實之風得到倡興，寫實技法及其表現力突飛猛進。靈即神，真即形，這便為佛教藝術的中國化注入了理論精髓。中國對外來文化的吸收力，就是對外來文化的偉大的改造力。隋代的莫高窟已顯出繁盛浩大，明亮溫和，氣概非凡的景像，如第244窟《說法圖》、第419窟《薩埵太子》、第420窟《法華經變》、第427窟《千佛》。
接踵而來的是唐代，公元627年（貞觀元年），高僧玄奘奔赴西天取經，初唐時代的西北邊陲，叛亂蜂起，異族頻擾，烽煙不絕，如第45窟《胡商遇盜圖》就是這一時期的表現。第323窟《張騫出使西域圖》也是初唐時期的代表作。到了公元647年（貞觀二十一年），大唐進入了它黃金般的盛世，其威力進入了遼闊的中亞地區。這樣，東起長安，穿過河西到西域，再到中亞，便連成了一個融會貫通的經濟環境。絲綢之路如同實現了它千古夢想那樣，成為了一條貫穿歐亞的地球上最長的“陽關大道”。莫高窟的創作也由此進入了黃金期，莫高窟中規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經變畫傑作第220窟《阿彌陀經變》便創作於該時期，同一時期的作品還有堪稱國寶的第45窟，一鋪七身的塑像，包括一佛、二弟子、二菩薩和二天王，以及第103窟《維摩經變》。
公元755年（天寶十四年）的安史之亂，迫使唐王朝把河西的精銳部隊調入中原，一個崛起而氣盛的民族吐蕃乘虛而入，經過十一年戰爭，占據了河西。此後，盡管大唐在中原依舊歌舞升平，敦煌卻聽命於吐蕃長達六十七年。然而，敦煌莫高窟非但沒有受到扼制，反而更加興盛。同樣信奉佛教的吐蕃人開窟建寺的熱情有過於前朝。他們在莫高窟開鑿與續建的洞窟多達九十二個，反倒超過了洋洋自得的初唐和盛唐兩個時期，但是在風格上卻依然遵循著盛唐的風格。公元848年（大中二年）敦煌世族張議潮興兵起事，一舉粉碎敦煌的吐蕃政權，於是在唐代晚期的半個多世紀裡，敦煌又回到中原政權的手中，見第156窟《張議潮統軍收復河西圖》。
在唐王朝覆滅後最混亂的時代，敦煌望族曹議金從張議潮後裔手中獲得了河西的控制權，時間是公元914年（五代後梁乾化二年）。曹氏政權歷經五代十國到北宋，總共122年，風光了一個多世紀。那一時期的莫高窟，動不動就大興土木，在長達一公裡的露天崖面上全都畫上彩畫，極其燦爛。荒無人煙的大漠上，竟然矗立著如此一座畫滿圖畫的山，真是令人難以思議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第100窟《曹議金出行圖》和第146窟《勞度叉鬥聖經變》。
公元1038年，黨項人摧垮沙州回鶻，建立大夏國，而敦煌正處在西夏國的核心地帶，因而被黨項人主宰了將近兩個世紀。可是，由於中國的歷史一直把中原視為正宗，歧視邊遠各族，故西夏亡國後，他們的文化便像大漠裡的風沙一樣迷漫飄散了。歷史的記載十分稀少，留下的遺跡更是寥落，西夏文化成了一種失落的文明。然而，佛教在空前的倡興下已成為西夏國教。莫高窟的西夏洞窟達77個。由於三危山的崖面幾乎被先朝前代的洞窟占滿，西夏時代便以重修為多，因此仍是原有風格的延續與深化。
在西夏時代，來自中原的藝術活力，仍然源源不斷地注入敦煌石窟，尤其是榆林窟。宋代是中原繪畫的全盛期，如今在敦煌看到的線描技術與造型能力在宋代畫壇也堪稱上品。以壯美的山河代替浩渺的雲天，顯然神佛已經下臨人間，這也是宋代以來，佛教進一步俗世化的典型表現。代表作有第152窟《十方佛赴會》、第454窟《博弈》、第55窟的宋代塑像。
公元1227年，西夏黨項人的政權被蒙古人的政權取代。成吉思汗驍勇剽悍的鐵騎縱入沙州，但進入敦煌洞窟的卻是蒙古人的理想，如第61窟甬道蒙文題記、第465窟《舞蹈圖》。北魏時期那種空遠、陌生、艱澀，天國與人間的距離感，在敦煌石窟的終結期――元代，又再一次地重現了。然而，行至元代末期，敦煌莫高窟已度過了它驕傲的黃金期，在歷史的鬥轉星移中，它逐漸走向寥落。
天國與佛國，其實都是各民族共同的理想國，而這理想國便是敦煌石窟。它從來就是北方民族與漢族、中華文化與外來文化共同創造的。而完成它的，卻是北方民族。因此，敦煌樣式只能在敦煌看到，在中國的其他任何地方，都看不見與其相近乃至相同的樣式。敦煌式樣，天下無雙。
然而，敦煌幾百個洞窟、上千年歷史、幾千幅畫面、一部巨大的敦煌藝術史，總共才留下了十來個畫工塑匠的姓名。那個時代，畫工們的姓名是不能題字在壁畫上的。以線條直接表現生命的神采是敦煌畫工一向的追求，他們用筆的洗練與生動，瀟灑與優美，不亞於近現代任何一位繪畫大師。如第285窟《五百強盜成佛》、第296窟《飲水的駱駝》、第61窟《五台山圖》。
在古代世界，身居都市中心和文化中心的藝術家，都是聲名赫赫，光彩照人，而地處邊遠的藝術家則不被人知，無聲無息，如同隱姓埋名，最後被歷史所遺忘。然而，歷史卻是有心的。它畢竟把這些偉大的藝術品保存到了今天。那些被遺忘的藝術家們其實就站在每一幅佚名的傑作後面。人類藝術史不斷證實著這麼一個事實：偉大的藝術家都是只身守著孤寂，留給後世輝煌。人生不曾厚待他們，但歷史卻記住了他們。
不要以為敦煌石窟裡，全是佛國景像、臆造天地與理想世界的圖畫。由於一切形像與色彩都出自於畫工的手，就一定會流溢出人間的氣息來。於是，從今天看，那些過往不復、無處尋覓的生活畫面，卻在敦煌被千姿百態、栩栩如生地保留下來了。如第23窟《雨中耕作圖》、第285窟《狩獵》、第159窟《擠奶圖》、第130窟《都督夫人太原王氏禮佛圖》、榆林窟第25窟《耕獲圖》等。
一代宗師張大千曾對敦煌各個時代的壁畫風格做過如下評論：“兩魏疏冷，林野氣多；隋風拙厚，竅奧漸啟；馴至有唐一代，則磅礡萬物，洋洋乎集大成也；五代宋初，躡步晚唐，跡漸蕪近，亦世事多故，人才之有窮也；西夏諸作，雖刻畫極鈍，頗不屑踏陳跡，然以較魏唐，則勢在強弩矣！”這一論斷在今天看來，依然准確精辟。
敦煌莫高窟現存洞窟492個，壁畫45000平方米，彩塑2400余身，飛天4000余身，唐宋木結構建築5座，蓮花柱石和鋪地花磚數千塊，是一處由建築、繪畫、雕塑組成的博大精深的綜合藝術殿堂，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藝術寶庫，被譽為“東方藝術明珠”。
敦煌是中華各族人民的驕傲，然而它又是一部中國考古學的血淚史。自二十世紀初，特別是發現了藏經洞（莫高窟第17洞）以來，敦煌遺書曾不斷地向外流失：在中國國內僅存15000件，而在英國大英圖書館東方寫本部就存有13700件、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6000件、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12000件，日本大谷大學38件、龍谷大學7件、德國柏林科學院東方研究所6000件、丹麥皇家圖書館東方部14件、英國印度事務部圖書館2000件。那個兼有一身宗教熱情，但卻愚昧無知的王道士，將許多珍貴的寫本盜取出來，賣給英國人斯坦因和法國人伯希和。史學家陳寅恪在為大型的北京圖書館所藏敦煌遺書目錄書《敦煌劫余錄》作序時，有過一段痛心疾首的話：“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其發見之佳品，不流於異國，即密藏於私家。茲國有之八千軸，蓋當時唾棄之剩余，精華已去，糟粕空存，則此殘篇故紙，未必實有系於學術之輕重者。在今日之編斯錄也，不過聊以寄其憤慨之思耳！”
然而，敦煌莫高窟在珍貴文物不斷流失的同時也獲得了中國一批有識之士的保護，羅振玉便是敦煌遺書碰到的第一位恩人。一邊是歷經著巧取豪奪的種種劫難，一邊則是一代知識界的先賢們，以救火般的速度與激情搶救著失散的文化。張大千、於右任、常書鴻、陳寅恪、劉半農、沈尹默、徐悲鴻、梁思成等。1944年，敦煌藝術研究所正式成立，常書鴻任所長。“像對待生命一樣保護敦煌石窟”，對於常書鴻率領的一代人來說，他們無愧地做到了。為了做到這一點，他們把一生都放在灼熱的沙子上，放在人跡罕至的大漠中，放在永不退卻的神聖的文化信念裡。佛國的存在，本來是要給世人一時的撫慰，然而常書鴻們的存在，卻使浩瀚的佛國得以永遠的安寧。
每當我們回首人類最初相互往來的絲路歷史，總不免深切地受到感動。你站在這道路的任何一個地方，向兩端望去，都是無窮無盡。一道穿越歐亞非三洲的無比深長的路啊！即使在今天，也很難徒步穿越那些深山大川，茫茫大漠，萬裡荒原，然而，人類卻是靠著這樣堅忍不拔的步履，從遠古一步步走入今天的強大。這條路是腳印壓著腳印踏出來的。而每一個腳印都重復著同樣的精神。如果人類在將來陷入迷失，或對自己有什麼困惑，一定能在這條古老的道路中找到答案，並因此心境豁朗，昂首舉步向前。歷史是未來最忠實的伴侶。
這條曾經跨越洲際的最古老的絲路，不會只躺在這荒漠上被人遺忘，它必定還存在於地球上所有人對未來的企望與信念中。它永遠是人類的驕傲之本，自信的依據和歷史的榮耀。這一切又全都折射和永駐在迷人的敦煌石窟中。如果你靜下心來，一定能從莫高窟五彩繽紛的窟壁上聽到歷史留下的雄渾凝重的回響。它告訴你：人類長存的真理，便是永遠不放棄交流。並在這不中斷的交流中，相互理解，相互給予，相互美好的促動。
能夠告訴我們這個真理、並使我們深深感動的地方，才能被稱作人類的文化聖地。它一定是人類的敦煌，它必定是永遠的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