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早晨，我像平常一樣，在出門上班前隨手打開報紙，一條邊角消息像一枝箭似的直刺過來：尼泊爾王宮秘書處通過國家電視台宣布，由於反政府武裝接連襲擊警察和政府軍，並造成大批人員傷亡，尼泊爾全國自11月26日起進入緊急狀態。剎那間，我的心咯噔了一下，然後直往下沉。我離開那個國家已經三個月了，原以為那些印像都早已淡忘了，沒想到，那裡發生的一切對我的影響還是這麼大。我身上的某一部分似乎還落在那裡沒有找回來，心裡空蕩蕩的，甚至還有一種隱隱揪心的感覺。
我是今年8月中旬從拉薩飛往尼泊爾的，離開上海前，辦公室的同事們揶揄我，讓我在行李中多帶一本《論持久戰》，如果被尼泊爾游擊隊俘虜。就給他們講講課。我則回應說，萬一沒有我的消息，那將來你們讀《尼泊爾共產黨黨史》的時候，那個化名“李德”的外國烈士一定就是我了。其實這時候，大多數人對尼泊爾的興趣都還集中6月1日發生的王室血案上，全世界的新聞媒體就像蒼蠅聞到魚腥一樣，拼命炒作這個二十一世紀版本的《羅密歐和朱莉葉》，那些繪聲繪色的描述不知換來了多少同情者的一掬之淚，當然也引起了我對這個小小山國的濃厚興趣。當時我正准備和一幫朋友開車去西藏，於是就冒出了順便去拜訪一下那個鄰邦的念頭。盡管那裡的西部剛發生了一連串暴力事件，但我相信，那裡的游擊隊對來自共產黨中國的游客還不至於怎麼樣，更何況有些冒險就是當地風景習俗的一部分，旅行者總是希望靠它來刺激一下百無聊賴的日常生活。
尼泊爾不大，面積147181平方公裡，人口2300萬，但地形崎嶇狹長，自南向北，海拔從800米陡然升至8000米，整個國家就像斜掛在喜馬拉雅山上，其最高處就是我們這個星球的最高點——珠穆朗瑪峰。當我乘坐西南航空公司的飛機從她邊上飛過時，所有乘客都湧到機身右側向她頂禮膜拜。透過舷窗，清晨中，只見那孤兀於雲海之上的金字塔頂峰沐浴在一片金紅色的陽光下，那份莊嚴肅穆，簡直無法言喻。
在加德滿都機場轉機時，我想打個電話回去，誰知這個汽車站大小的地方竟然找不到公用電話，一個賣地圖的小攤販看我轉來轉去，就問我找什麼，然後從櫃台後面拖出一台老式電話機，說：“就這兒了”。在尼泊爾，幾乎所有的國際電話都要由總機人工轉接，我在等著接通的時候，那個年輕的攤販上下打量我，然後用硬邦邦的英語問我是不是日本人，我沒好氣地回了一句：“中國人！” 誰知他咧嘴一樂，說：“好，中國人好！印度人不好！”我不知他為什麼要拿中國人和印度人比，也不知他的評價是不是為了討好我，因為這家伙本身就說一口印度腔調的英文。盡管如此，我還是買了他兩份地圖。
當天下午，我抵達尼泊爾西部小城波卡拉，我住的旅館坐落在費娃湖的一個小島上，晴天時坐在房間裡就可以遠眺白雪皚皚的魚尾峰，以及雲霧繚繞的安娜普那群山。這裡表面上一片祥和，光屁股的小孩在渡口嬉水，成群的鸕鶿在湖面上飛翔，每一個人都對我笑臉相迎，就像一個世外桃源。可是，每當我問起有關游擊隊的消息時，所有的人卻都三緘其口，王顧左右而言他。
當天晚上，旅館的游泳池邊上有一個冷餐會，當地達官賢人畢至，我躺在床上看書，只聽得窗外草地上嬉笑喧嘩，歌舞升平。我忽然想到，如果有一支小小的突擊隊潛入島上，只要幾顆手榴彈就可以報銷掉這裡的一半精英，那我豈不是也要搭在裡面？我越想越不舒服，便拿起電話接通前台經理，問這裡的安全情況怎麼樣，那個小胡子印度人向我鄭重保證絕對安全。他說旅館邊上就有一個軍營，每次國王和各國元首來這個城市都下榻這裡，從來沒有出過什麼問題。最後他還補充了一句，說現在游擊隊正在和政府談判，雙方達成了停火協議，波卡拉也沒共產黨，因此不會有事。這是我到尼泊爾以後聽到的第一個關於游擊隊的消息，我很想繼續問下去，但又怕這種過分的熱心會引起懷疑，畢竟我是來登山的，犯不著被這個國家的安全部門盯上，於是就打了個哈哈掛上了電話。
兩天以後，我退房進山。我的向導是當地人，雖然沒有上過學，但卻能說一口不錯的英語。他讓我叫他戈尼舍。戈尼舍長的像印度人，他自稱是雅利安人，並且多少有點為此自得。在他眼裡，他的工作要比山裡那些挑夫高一個檔次。那些挑夫長的和中國人差不多，戈尼舍叫他們蒙古人，顯然，在尼泊爾，蒙古人多從事低賤的工作。不過，戈尼舍卻是一個好人，也是一個窮人。據他自己說，他每年只有一半時間做向導，到了旅游淡季時，他就不得不回家種地。和一般向導不同，他十分文雅，不說粗話，沉默寡言。不管是在山上攀登，還是在森林裡行走，他永遠和我保持5~10米的距離，讓我充分體驗了英國殖民時代那種主人和僕人的差距。
戈尼舍對中國人的印像不壞。當我們乘車進山的時候，他指著蜿蜒的盤山公路說，這條72公裡長的柏油路就是中國政府在兩三年前援建的。除此之外，安娜普那山裡的一些小型水電站和懸索橋也是那時候由中國公司搞起來的。在我看來，這樣的路在國內大概只能算是那種由鄉鎮自籌資金搞的項目。但在尼泊爾，它確實給當地的旅游業和老百姓的生活帶來了極大方便。我不禁有些得意起來。但戈尼舍馬上就澆了我一瓢冷水。他隨口問道，“你們中國人都吃猴子嗎？”“胡說！”“當地人都這樣說的。”“那是印度人造的謠。”我極力為我的同胞辯解，並不惜將印度拉下水，因為這事實在非同小可。在尼泊爾。90%的人都信印度教，在加德滿都的寺廟裡，那些孫大聖後裔都被當作神仙一樣地供著，如果真有人那樣干，那可是嚴重違反外事紀律的事情。但不久戈尼舍指給我看一處當年中國人施工時住過的房子，我像皮球一樣泄氣了。那裡窗子上貼著一張紙糊的招牌，赫然用毛筆寫著四個中國字：廣西公司。
這幫鳥人！
安娜普那山和她的森林之美，只可用童話一般的境地來形容，我在戈尼舍的引領下，每日只在山中漫游，渾然不知山外還有另一個世界。到了晚上，我們就住在山間的旅舍中，和那些來自世界各國的旅行者以及他們的向導和挑夫一起圍坐在爐火邊，一面晾烤衣衫和鞋襪，一面拿老板娘開涮。在融融暖意之中，你可以看到西班牙人在給尼泊爾人算命，荷蘭人在向澳大利亞人傾述自己的婚姻遭遇，英國人在給美國人推拿，法國人在請所有的挑夫喝啤酒，我則在戈尼舍的鼓動下偷旅店私釀的白酒喝。大家不分膚色，不分階級，一派世界大同景像。
三杯酒下肚，戈尼舍的話開始多了起來。和所有向導一樣，他談的最多的是他生活上的艱辛，他要養活一大家子，他要向政府交各種稅費，他要為銀行支付貸款利息，等等。他說他去年做向導的收入只相當於240美金，還伸出手來給我看手掌上做農活的老繭。我相信他的話多半是真的，但難道世界各地的導游不都是這麼抱怨的嗎？這我可是見的多了，他們都以為用這樣的方法能從旅行者的身上掙到更多額外的小費。雖然我很同情他們，但對不起，我可不是一座金山。我漫不經心地和戈尼舍開玩笑，問他為什麼不去找共產黨？他說“有啊，我們家鄉就有啊。”我一下就來了精神，問道：“那這裡有沒有？”“有啊，昨天不是還在波卡拉開大會嗎？你不知道？有兩千多人哪。”我像被燙了似的跳起來，腦子裡浮現出那個小胡子印度人的樣子，不禁咬牙切齒的罵道：“這個狗日的。”話匣子一打開，要剎車都難。我和戈尼舍一起喝著酒，聽他講述關於共產黨的故事。
其實在尼泊爾，所謂共產黨是指那個在加德滿都合法注冊並進入議會，曾一度經過競選獲得執政黨地位的那個帶括號“馬列”的共產黨。而在農村進行武裝暴動，襲擊警察和軍隊的那個共產黨，在這裡被戈尼舍稱為“毛主義者（Maoists）”。我來之前，曾在網上看到消息說，“毛主義者”近年來發展迅速，他們在尼泊爾西部約40%的農村裡建立了基層政權，打土豪，分田地，實行農村包圍城市的游擊路線，成為政府的心頭大患。但由於尼泊爾人民虔信宗教，王室在普通百姓中享有無可爭議的崇高威望，因此表面上尚能相安無事。然而自從發生王室血案，比蘭德拉國王一家被滿門殺光後，“毛主義者”們立刻揭竿而起，宣布推翻現行的君主立憲制，要求實行共和制，並制造了多起襲擊警察局，擊斃30余名並俘虜70余名警察的驚人事件。在隨後的清剿中，據官方稱軍隊又打死了1500余名游擊隊員，並解救了人質，尼泊爾首相柯伊拉腊因此引咎辭職。但此後的進展我就不知道了。
戈尼舍證實了我在山下聽到的消息。他告訴我說， “毛主義者”正在從地下走到地上。他們現在可以在市區組織群眾集會，發表自己的看法，他們的領袖也已經到了加德滿都，准備和政府進行談判。我對這些紅胡子，藍眉毛的土匪很感興趣，就問戈尼舍這些“毛主義者”是不是農民？他連連搖頭，說至少在他們家鄉，他知道的“毛主義者”都是些知識分子，那兩個在加德滿都談判的領導人，其中有一個還是個博士（或醫生），另一個是則職業革命家。我問：“他們殺人嗎？”戈尼舍說，不殺，但砍胳膊。比如有個農民用土地作抵押向銀行貸款買牛，不巧牛生病死了，銀行就收了那個農民的地。農民沒有活路，只好去找“毛主義者”。那些毛主義者就去找那些放貸的，讓他們還地，並同意農民延期償還貸款，如果不肯，就剁掉那家伙的胳膊或腿。哇，何等痛快！我不禁向這些羅賓漢們舉杯致敬。
爐中烈火熊熊，真當浮一大白。
但尼泊爾的社會問題靠這種方式能解決嗎？我相信戈尼舍不是一個暴力主義者。事實上，信奉喇嘛教、佛教和印度教的絕大多數尼泊爾人，無論他是什麼人種，都是天生的和平主義者。因此殺戮並不是這個民族的傳統。我和戈尼舍一起時間長了，甚至都覺得這些尼泊爾人平時都過於優雅。誠實、善良是我對尼泊爾人的第一印像。但我又覺得戈尼舍和一般的尼泊爾人似乎對“毛主義者”並不反感，這可能和這個國家過於貧窮有關。據戈尼舍說，在他的家鄉，人人都知道誰是“毛主義者”，那些活動家也經常穿鄉過鎮，組織農民學習文件，討論發展問題，頗受農民的擁護。但革命和暴動真是尼泊爾發展的必由之路嗎？至少我在尼泊爾找不到任何答案。
其實問題還不僅限於此。有一次我和一群向導和挑夫一起聊天，說起比蘭德拉國王之死，所有的人都異口同聲地表示，不相信這件事是迪彭德拉王儲干的。有一個向導還拿來一張報紙拍在桌子上，那上面登載著關於凶器的大幅照片，他指著照片激動地對我說，“你想想，一個吸了毒，喝醉了酒的人，居然能夠一口氣殺了13個人，而且打的這樣准，誰相信？”我問他：“那你說是誰殺的？”所有的人都笑了起來，好像我問了一個愚蠢的問題，但沒人告訴我答案，只是說，“你想想，那天誰活著？”當然，新國王賈南德拉那天不在現場，他就住在波卡拉。可是他的兒子帕拉斯在場，在尼泊爾，誰都不喜歡這個花花公子。一個向導向我做了個不屑的手勢，說了一聲：“黑手黨”。
尼泊爾王室血案有點像肯尼迪被刺，其內幕無人可知，也許永遠都是一個謎。但隨著老國王去世，當前王室中沒有任何人能夠在人民中間享有像他那樣的崇高威望，因此幾個月來，尼泊爾政局始終激烈動蕩，各派政治勢力頻繁活動，社會發生大規模騷亂，“毛主義者”也乘機發起暴動。一時間，這個安靜的山中小國陷入了風雨飄搖之中。然而似乎沒人能夠力挽狂瀾，一旦君主立憲制這個大廈傾覆，恐怕哪一派都不能控制局勢。到了這時候，前景又將如何？我好像已經聞到了淡淡的血腥之氣。
6天後，我和戈尼舍告別，乘飛機返回加德滿都。經過尼泊爾南部平原時，從空中望下去，所見之處，都是郁郁蔥蔥、一望無邊的原始森林。從北部喜瑪拉雅山上奔騰而下的數條大河切開平原，蜿蜒流向遠處的印度，氣勢滂湃，雄偉壯觀。但今年印度在印尼邊境的達納維河上開始修建大壩，引起尼泊爾各界的一片譴責聲。據說這會淹沒尼泊爾著名的釋迦牟尼誕生地蘭毗尼，並造成十萬人的搬遷。
在機場上，我買了一份《加德滿都郵報》，看到頭版同時刊登了兩條耐人尋味的消息。前一則消息說，印度外交和國防部長迦亞辛格已在當天到達尼泊爾，將進行為期三天的訪問，而且和我住在同一間酒店裡。另一條消息則是，尼泊爾政府已經指定體育和勞工部長瓦格叻為代表，負責與“毛主義者”的代表談判。前一條新聞無疑就是後一條新聞的注腳，告訴大家在尼泊爾發生的任何事情都應該注意到它的國際背景。我對自己說，看，熱鬧吧？又一個角上場了。
我在加德滿都只停留了一個晚上。那裡的氣氛讓我無法忍受。到處都是貧民窟，道路損壞，塵土飛揚。著名的莎美爾區充滿了商業氣息，到處都是獵奇的外國游客。下榻的酒店雖然不錯，但一切都和真實的尼泊爾相距甚遠。深夜難眠，我泡在大堂酒吧裡，聽著似有似無的印度音樂，不禁想起在山中旅店的那些夜晚。有一天晚上，我被樓下餐廳嘈雜的音樂聲吵醒，於是披衣下樓，發現原來是戈尼舍正在和著錄音機裡的歌聲拖著同伴跳舞，旅店的女主人則敲著尼泊爾皮鼓在給他們伴奏，一幫意大利人在旁邊坐著喝彩。我從未見過戈尼舍那麼活躍過，他的樂感很好，舞姿柔軟，手、肩、腰十分靈活。隨著音樂節奏逐漸加快，他們的舞蹈也越來越奔放。他們一會兒蹲著跳，一會兒弓著跳，一會兒張開雙臂像鳥在飛翔，一會兒又像蛇一樣滿地游走，戈尼舍的臉上透出驚人的光彩，他的同伴則好像陷入了一種麻痹狀態，兩個人都跳的大汗淋漓，如痴如狂。我是第一次聽到真正的尼泊爾民歌，在那種場合下，似乎沒有比她更好聽的音樂了。我後來逼著戈尼舍把歌詞翻譯給我聽，歌詞大意如下：
就在這裡跳舞吧，
就在現在跳舞吧，
誰知道明天會怎麼樣？
將來會怎麼樣？
也許上帝將召你而去，
死神將降臨你的頭上，
因此
現在就跳舞吧，
就在這裡跳舞吧。
離開尼泊爾後，我只要一聽到尼泊爾的消息，就會想起那天晚上的舞蹈。我不知道今後幾年裡，會有什麼樣的不幸降臨這個鄰邦。也許共產黨會最終奪取政權，也許印度會扶持一個傀儡政府，也許國家將陷入長期內亂，血雨腥風，充滿憂患。但有一點可以確定，在歷史的長河中，這些都將是過眼雲煙。而我在那裡看到的壯麗景色，聽到的優美歌聲，認識的善良朋友，都將永遠留在我的腦海裡，如同佛主捻指微笑，跌坐蓮花的身影，千年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