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暑假我走了一趟“紅色之旅”，去了遵義、赤水等地，其中遵義會址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像。可能有人會說那不就一個展館嘛，都是些當年的舊東西放在那裡，沒什麼好看的。但參觀一個舊址如果是用一種時空轉移的看法去看，眼前仿佛走動著當年那些人們，我們就像乘著時光穿棱機，在一旁看著他們反復爭論、看著他們最後決定，想著未來幾十年甚至是幾百年的歷史就在在座這些人的一念之間改變了，那參觀起來一定會有許多不同的感覺。開會的二層小樓大家都在各種報刊書籍上見過無數次了，遵議會議在這裡召開好像是件天經地義的事情，其實解放後找尋與確認這個會址地還頗費了不少周章呢！開始據當地的群眾指點，找到離這裡不遠的一座洋教堂，後來又有人說不是，直到1958年鄧小平、楊尚昆等親自前來，一走進這座闊別了20多年的樓房，楊尚昆立刻興奮地叫起來：“就是這裡，這個地點找對了。”當走過東過道小客廳時，鄧小平環視著廳內的長桌、椅子、掛鐘、壁櫃和彩色玻璃窗，肯定地說：“會議就是在這裡開的。”並指著裡側的角落說：“我就坐在那裡。”然後鄧小平又去那天主堂，發現那裡原來是紅軍總政治部駐地，的確不是遵義會議召開的地方。
這個小樓原是當年城裡國民黨黔軍二十五軍第二師師長柏輝章剛剛竣工的新宅，所以裡面一切都是簇新的，是當時遵義城最漂亮的小樓。門外兩側的八間鋪面都是柏輝章家的商店，到現在雖變成了其余的各種商店，但都還保持著當年那種木頭格柵門的舊制。
樓下第一間只有兩條凳架木板的床鋪是彭德懷、楊尚昆等的住處，床頭各掛一鬥笠和八角軍帽，真是簡樸到極點。樓上諸領導如周恩來和朱德的辦公室兼住室就是使用的原來的臥室，所以有木架大床和桌椅台凳，看起來豪華一些，而且衣櫥床架等都油漆得锃亮，雖知是當年那國民黨軍官的新家，反正和“紅軍”這個詞的感覺相差甚遠，感覺稍微有點異樣。
二樓的會議室就是開會之處了，裡面密密麻麻擠滿了椅子，想來人家小樓原來也沒打算給這麼多人開會，由於這次會議留下的原始文獻太少，在很長的時間內人們無法排出一個准確的出席者名單。後來據多方回憶才可確定一共是有20個人參加了會議。我們數數椅子確實是20把，比較雜亂地擠放著。那時的會議也不像現在開會有個名單座次，各人來了隨便找個凳子坐下就是了。會上直接被批判的是博古，實際上就是批判李德。因此會議一開始，李德的處境就很狼狽，據說別人都是圍著長桌子坐的，他卻坐在會議室的門口，像是處在被告席的地位上。
點點這些人名都是後來如雷貫耳的響亮名字：博古、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陳雲、朱德、劉少奇、鄧發、凱豐、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鄧小平、李德、伍修權。不過當年還在局勢未明之時，可能誰也沒想過自已將來成就那樣一翻驚天動地的偉大事業吧？
促成遵義會議的召開，起第一位作用的是從王明左傾陣營中轉化過來的王稼祥。他因為負過較重的傷，身體很不好，在長征的行軍途中，只得每天坐擔架，同毛澤東同志在一起，在行軍休息和宿營時，經常商討當時的軍事路線問題。經過不斷交淡，王稼祥贊成了毛澤東的意見，隨後他又同張聞天等交換了意見，大家都支持毛澤東的主張。王稼祥回憶當年對毛澤東的最初印像：“他同我在中國和俄國所遇見的領導人是不相同的……只覺得他所說的道理，既是那樣簡單明了，又是那樣的有力並具有說服力。”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王稼祥提議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城紅軍總部舉行。坐著擔架參加會議的王稼祥提出：李德、博古的軍事領導權必須讓出來，由毛澤東這樣富實際經驗的同志來領導和指揮。會議開到後來博古、李德只剩下一位追隨者凱豐，陷入空前孤立，17比3，這是一個舉足輕重的結果！會議後，僅有3萬人口的遵義城，就有5000子弟參加了紅軍。據說在所有全國革命紀念地中，惟有遵義會議會址紀念館是毛主席親筆書寫。現在，每年會有超過20萬的游客來這裡參觀，所以樓上樓下總是人頭湧湧，每個人走到這裡時的心情都是相當崇敬的，所以人雖然多但卻比較安靜，基本上沒有人大聲說話。
出了小樓有一個指示著李德住處，這個來到中國的德國人一度成為中國革命的領袖，如果他指揮得當那他的功績會是國際性的大業績，可惜的是一個外國人到底不能那麼深入地了解中國的國情民情。誰也沒有毛澤東對中國人心理解得那麼透徹，所以他才能百戰百勝，想想他指揮紅軍時紅軍就打勝仗，從無到有，把井岡山根據地不斷擴大；後來一換人紅軍就打敗仗，把那麼大已建立好的蘇區都丟了；而到遵義會議後他再接手紅軍，又是截截打勝仗，直到奪取全中國。同樣是紅軍，他領導就勝，他不領導就敗，只能說明他的正確和英明。
在遵議會址參觀，就仿佛我們看著歷史在這裡轉彎；站在會議室那20把椅子面前，仿佛看到中國的前途在一個接一個人的發言中就要被改寫；在這裡，我看著他們決定了中國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