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高中時，已到了文革後期，回學校上課叫“復課鬧革命”；既然是鬧革命，又批判過“師道尊嚴”，自然不把老師放在眼裡。當時班裡有個姓史的男生，幾乎從來就不上課，他如果來學校，就是拿老師開心；我們有個老師叫劉志強，他只要見到劉老師，就高唱學習雷鋒好榜樣中的一句：立場堅定鬥――志強，因為是革命歌曲，劉老師只好敢怒不敢言；有一次上英語課，學數詞，講到十一（eleven）時，他站起來就問：老師，這個“爺來問”是什麼意思？最後因為長期曠課，被學校開除了。改革開放初期，這個史同學自己辦了個汽車修理廠，靠給司機回扣――那時的司機都是給“公家”開車――很快就發了，他雖然沒好好學習文化課，但人並不笨，同學見面，他總愛說當時流行的那句話：我是窮的就剩下錢了。
用這句話形容瑞士非常恰當。
歐洲歷史幾乎可以代替世界近代文明史，歐洲把文學、藝術、繪畫、音樂、哲學和基礎科學發展到了極至，打開我們大學的教科書看看，高等數學，基礎物理，化學都是歐洲的東西，亞洲、非洲和美洲都幾乎不沾邊；歐洲的大師數不勝數，哲學大師由蘇格拉底、亞裡士多德到康德、黑格爾；文學大師由莎士比亞、塞萬提斯到雨果、莫伯桑；藝術大師由達芬奇、米開朗基羅到凡高、倫勃朗；
音樂由貝多芬、莫扎特到舒伯特、柴可夫斯基等；牛頓和愛因斯坦則成了基礎科學的代名詞；這些大師遍布歐洲大陸，即使是北歐的小國，也有卡夫卡，易蔔生、安徒生等等；但瑞士，這個處於歐洲心髒部位的國家，卻和這一切擦肩而過，對歐洲的文明幾乎沒有什麼直得稱道的貢獻。
瑞士的自然風光很美，但由於缺少文化沉澱，看起來像是歐洲的土財主；瑞士以前很窮，兩次世界大戰的中立，為其提供了發財的機會；別人在制造槍炮，他們在制造手表，瑞士的銀行更是認錢不認人，那時不論你是軍火商或是毒販子，只要有錢放在瑞士都很安全；取錢時只認簽字、鑰匙和密碼，如果鑰匙或密碼丟失了，即使是本人來了也不行。二戰後有很大一筆猶太人的財富，留在了瑞士。像有錢人大多吝嗇一樣，現在每當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時，富有的瑞士也總是排在末尾。
歐洲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汽車讓行人，各個路口的人行道上雖說都有紅綠燈，但總難免有走錯的時候，也可能碰上有急事的人，免不了要橫穿馬路，每當這種時候，歐洲開車的人都會停住車，心平氣和的讓行人先行，按喇叭的都極少，可能有人心裡很惱火，但臉上總面帶微笑；但在瑞士要記住不要走錯，瑞士大街上你會看到開車的人，揮舞雙手朝走錯的路人大叫大喊，日內瓦的路口，只要綠燈一亮，汽車就像脫韁的野馬一樣，從你身邊呼嘯而過，急匆匆的完全沒有歐洲式的悠閑，如果不是街道上非常干淨，會誤以為回到了巴基斯坦。美麗的瑞士，真不願意你窮的只剩下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