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廟進門的地方就是那間木版年畫陳列室。也許應該叫陳列館，已經記不清門口匾上的提字寫的是館還是室了，地方實在不大，也許叫陳列室更合適吧。三十多平方的屋子，高高的頂，三面牆上陳列著各色木版年畫，年畫外面當然是用厚厚的玻璃罩保護著。無論是看畫展還是逛博物館，我一向按部就班地先看入口處的展品簡介。一目一行，十多行字的介紹很快也就看完，對木版年畫大概齊也知道了是怎麼回事兒。
其實，那間不大的陳列室裡除了陳列展品以外，屋子中間還擺著一張大桌供游人當場自制一張毛坯木版年畫，也就是只有黑色圖案輪廓的年畫草稿。當我在屋裡慢慢悠悠轉了一圈並終於在大桌前站定的時候，我相信我面前坐在大桌後的大姑娘和小伙子已經注意我很久了，因為從我跨進門檻到我注意起他們桌上的各種工具，我一直是唯一的游人。
“你可以自己試著做！”
小伙子在被我反問“什麼意思？”以後把廣東話改用普通話對我又重復了一遍他的建議。
……
“好！”
建議接受，我盯著桌上黑乎乎的木版模子兩眼放光，順勢在小伙子身旁的高腳凳上乖乖坐好。
因為沒有選擇，所以我只能做一張最傳統的門神關老爺。小伙子很麻利地先演示了一次，然後讓我獨立操作。
那個年畫毛坯做起來很快，幾乎沒有難度。我相信，如果讓我一個人在桌邊兒站著想一會，大概我也能七七八八猜出那疊白紙和那一大碗墨汁及那兩把不太一般的大刷子的各自用法。
而制作一幅完整的木版年畫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兒了。如果單說印年畫的過程，那就和從前地下黨生產革命傳單的方法差不多，就是在事先刻好的模子上塗上顏色，趁色兒沒干趕快蓋上紙，然後用刷子在紙上來回刷勻、揭開，晾干後就可以該貼哪兒貼哪兒了。
只是印傳單只需用黑色油墨，而做一張五顏六色、栩栩如生的木版年畫可就得多費幾回事兒了。就拿那個關老爺來說吧，首先得用刀在第一塊木版上雕刻出關爺的身形、眉眼、衣服、兵器等完整輪廓，然後將木版平放桌上刷上特制的墨汁，蓋上白紙刷勻，這就是小伙子建議我自己試著做的那道工序，也就是第一道活。
然後，你就得往關爺身上加不同的顏色。如果鞋面和三角旗你想用藍色，那就得在另一塊木版上雕刻出鞋面和三角旗的形狀，當然那大小尺寸和位置都得分毫不差地和母版吻和，而這塊只有鞋面和三角旗的版上你就永遠只能刷上藍色，按著第一次印刷的位置把毛坯紙再蓋在這第二塊版上，直到把顏色刷透了。就這樣依此類推，要是再想給關爺帶上綠色的繡球，那就還得再刻出第三塊只有繡球的木版，刷上綠色，再將已經有了輪廓，有了藍鞋面和三角旗的紙按最初的位置蓋在第三塊版上，刷勻。
所以，要完成一幅顏色豐富，形態傳神的木版年畫可不是一天兩天的功夫，這樣推算下來，一般情況下一張年畫上有幾種色兒就得刻上幾塊版，而最簡單的木版年畫至少也有四種顏色。我尋思著，一塊版十來公分厚的話，那一套稍微燦爛點的木版年畫的木版摞起來怎麼也得有半人多高了吧！
有的年畫要是再講究點兒，就需要師傅用工筆畫的技藝上色，好比那些胖娃娃臉袋兒上的紅胭脂就是這麼來的。更讓人吃驚的是，還有木版連環畫，真不敢想像，如果要制作一套連環畫那得先雕刻出多少木版，費多少時日！
我拿著大刷子學著小伙子剛才的手勢往木版上塗墨汁，小伙子提醒我別捏到刷子太上邊兒，容易把手弄髒。小伙子說話挺和氣，和他聊起來才知道，小伙子是馮氏木版年畫的唯一傳人。知道小伙子的來歷，我就更有理由要求他為我普及一下木版年畫的知識了。於是，我們從身後玻璃罩裡“五子登科”的顏色聊到年畫木版模子雕刻的難度；從小伙子爺爺“門神均”聊到天津的楊柳青。
我這個唯一的客人在動手前就已經和唯一的傳人說好了，我只要花二十塊買兩張關老爺門神的成品，做毛坯年畫就可以免費並且能帶走我的處女作。我說該走了，一旁的大姑娘便仔細替我卷起那一張黑白的，兩張彩色的關公門神畫，並在外面包上報紙。一手接過大姑娘卷好的年畫，一手接過小伙子遞來的名片，兩手就騰不出空兒的忙亂起來。小伙子很熱情地讓我有空再去他的店裡看看，臨走時我沒有敷衍地說一定去，而是告訴他我是就要回上海的。
拿著卷成棍兒的年畫跨出門檻，走了不到三步，突然想起來還沒有付那二十塊錢。趕快折回頭付了錢，小伙子仍舊客氣地把我送到門口。
幾天後的晚上我和三個關老爺一起從佛山飛回了上海。可是，家的大門上那點地兒是無論如何也容不下兩個老爺。不過，如果老爺不介意的話，我房裡那一溜牆的大壁櫥上倒還寬敞，只是不知道，半夜裡我猛一醒來，看到那兩個披盔戴甲的老爺會不會胡思亂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