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山，漸去漸遠的隱者之風車輕似燕下廬山，江水長天一望間。縱貫中原京九路，橫穿江漢蜀湘船。風挾牯嶺丹霞氣，林帶杏田羽客煙。回首香爐雲霧處，不知重到是何年？告別廬山，躍下蔥蘢四百旋，回望游蹤，俯瞰江漢，我寫下了這首《飛車下廬山遠望》的七言律詩後，似乎還有很多話要說。中國的名山，粗看起來就像是人的面孔一樣，同樣有峰有崖有湖有廟有瀑布，但也像看人臉都有眼有鼻有耳有嘴一樣，真的能看出不同的內涵和個性卻很難。住在牯嶺鎮南面山坡上的賓館裡，在窗前向南面的峰頂望去，一縷縷雲霧在林間升騰，恍然間想起了廬山古代的隱士們，方悟出，廬山的個性是一個“隱”字。可是，當我向北面小鎮望去，一片片紅色屋脊的別墅群，是“一襲紅塵蒙碧宵”的感覺。究竟是從什麼年代開始，廬山失掉了隱者之風？史料上說，廬山上最早的隱者是一個生活在西周初期的叫匡俗的人，距今已有三千七八百年的歷史。傳說這匡俗不俗，洞曉地理、天文、人事、玄機。那時中國還沒有道教，他卻走進廬山潛心修行，其行止被周天子耳聞，屢次派人請他出山相肋。可是這匡氏絲毫不為名利所動，隱居山中不出，並再也沒有人能找到他的行蹤。因此，人們認為，他已得道成仙，羽化而去脫離了凡塵。於是，人們就稱他隱居過的草屋為“匡廬”（姓匡的人住過的房子），或“神仙之廬”，後來人們就把這處山峰簡稱為“廬山”或“匡山”、“匡廬”了。因為一個隱者的行跡而命名的名山，在中國或世界上也是絕無僅有，也許這就是廬山隱士特性的標志吧。其實，在中國歷史上，比匡俗還早的隱者也有不少，像直鉤垂釣的姜太公、首陽山餓死不食周粟的伯夷和叔齊等。但姜太公畢竟出山助周伐商，難逃人間紛擾；伯夷和叔齊還做過商紂王的臣子，雖然沒“助紂為孽”，但卻是暴君所用的大臣。並且，餓死首陽山也不是明智之舉。真正的隱者應該是不與任何統治者合作，並能在隱處獨善其身——身心和身體都得到很好修養。因此，人們認為，這匡俗就是中國名符其實的最早的隱士了。廬山出了中國最早的隱士，也留下了廬山“隱士淵藪”的美名。三國時期廬山又來了一個有名的隱者——董奉。他是吳國侯官（今福建福州）人，能集道術與醫術為一身，未入山時就能以道術和醫術讓人起死回生，受到官民信仰，稱他為“董神仙”。也許他是厭倦了人們的吹捧和打擾才躲進廬山的。但他到廬山後仍無法看到人民受到疾病的折磨，又行起醫來。只是他行醫完全是行善，對病人分文不取，僅讓患者在治愈後在廬山上種杏樹五株。據說“如此數年，計得十萬株，郁然成林”——這就是“杏田”和“杏林”的由來。據說這董奉修行的成果斐然，竟致活了二三百歲。在廬山景區，叫“杏田”和“杏林”的地方有多處，處處與董奉有關。更讓人稱道的是，“杏林”一詞還被中國人公認為是中醫中藥的代名詞，這實在是廬山隱者對中國文化的一大貢獻。到了兩晉南北朝，廬山又來了兩位著名隱者，那就是一釋一文的慧遠和陶淵明。慧遠和尚，公元355年出生於雁門（今山西代縣）。他幼讀佛書，20歲皈依佛門，24歲時即登壇講經。後來由於北方戰亂，他准備和師兄慧永同去羅浮山（今廣東境內）修行。結果，慧永先期到達廬山，被廬山的山水風光所迷，在廬山建造了西林寺坐禪，再也不思羅浮山之行了。待到慧遠也到了廬山，竟也步師兄後塵留在了廬山，增建了東林寺坐起禪來。慧遠自公元381年到416年圓寂，在廬山上整整修行了36年。他在東林寺聚眾研修佛法佛經，其中包括“尋陽三隱”中的劉遺民和周續之等十余名學者居士，創造並闡發了佛教中“淨土宗”理論——即一種簡單易行的“心注西方極樂世界，坐定修禪，息心忘知，達到脫離苦海”的境界。據悉，廬山上的主要寺廟如龍池寺、清泉寺、龍泉寺、圓覺寺、大林寺、上崇福寺、上化成寺等，都是慧遠及其弟子所建。東林寺後面那百花燦爛萬紫千紅的錦繡谷，還是慧遠在世時種養草藥的地方。“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是他為唐代大詩人白居易提供了想像和創作的空間。陶淵明也是號稱“尋陽三隱”之一，他在晉義熙元年（公元405年）被任為彭澤縣令，但僅上任80天，就因為不能忍受上級官員的打壓勒索憤而辭官，“不為五鬥米折腰”隱居廬山。雖然過著“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清苦生活，但也有“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快樂。他在山中創作了大量山水田園詩，成為中國古代山水田園詩的鼻祖。唐代是一個詩人輩出的盛世，做過三年江州（今廬山下的九江市）司馬的白居易因為地緣關系隨時可上廬山自不待言。就是那些離廬山很遠，但卻都是發燒友的古代詩人“驢友”們，如李白、宋之問、沈全期、張九齡、韋應物、孟浩然、顏真卿、柳公權、李德裕、溫庭筠等，也都喜登廬山，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詩篇。李白的“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的詩句從一出口，就成了婦孺都經常念叨的名句。他在游五老峰時寫的《望五老峰詩》說：“廬山東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攬結，吾將此地巢雲松。”雖有隱居廬山的念頭，但他注定不會像陶淵明那樣過清貧生活來“巢雲松”的，他喜歡的是有酒有肉有美女的花花世界。所以，李白只在廬山留下了足跡、詩篇而沒有留下草廬。與這些游山玩水詩人不同的是，唐代還有幾個文人未出仕時就隱居廬山，最有名的是李渤兄弟。並且因為他們兄弟倆，廬山出現了一個書院——白鹿洞書院。傳到宋代，使它成為中國最有名的四大書院之一。貞元年間，18歲的李渤和他的哥哥李涉為了潛心學習，在廬山選了一個僻靜之地隱居起來埋頭苦讀，這一讀就是15年（公元785——805年）。史載，李渤在廬山隱居其間養了一頭白鹿。這鹿竟通了人性，李渤出行，無論是游山還是訪友它都相隨左右，有時還能為李渤傳遞信件和物品，因此，人送李渤為“白鹿先生”。他住過的地方，也被人稱為“白鹿洞”了。後來李渤到底還是出山當了官，巧的是長慶元年（827年）他又被任為江州刺史。闊別20多年，李渤沒有忘記在廬山度過的他一生中最美好年華的地方，於是進山修葺了他隱居讀書的舊居，並廣植花樹，增置亭榭，蔚然成為廬山的一處名勝。除李渤兄弟外，唐代在廬山隱居讀書的名人不下數十，其中有名的是“山中四友”——楊衡、符載、崔群和宋濟。他們出山後都成為名士或高官，崔群後來還當了宰相。唐末五代時期戰亂頻繁，各處學堂紛紛關門，學子們便逃到廬山避難、隱居讀書，蔚然成為風氣。南唐國主因勢力導，任國子監李善道為白鹿洞洞主，聘山長輔導生員，在原李渤讀書的地方建立書院，取名為“廬山國學”。北宋平定天下後，才改名為白鹿洞書院。宋代是一個理學盛行的時代，又出現了大儒朱熹等到白鹿洞書院講學，招來生員數百人之多，從而使白鹿洞成為我國古代為數不多的著名書院之一。這所書院後來雖經元初明末等幾次劫難，但經幾次大修重修，到清康熙間，計有生員號舍60余間，講學活動到清末戊戌變法才停止。當時在廬山北麓的蓮花峰還出現了大儒周敦頤創辦的濂溪書院。周敦頤原本家住道州，因家鄉有一小溪名濂溪，就把書院附近蓮花峰的一處溪水也看成了濂溪，可見他對廬山的熱愛。宋代以及明清，官府還給書院劃出一定土地稱為“學田”，山長（院長）可以像地主招租那樣招人耕種收租以供學院正常費用。於是那些失意的文人和下野官僚們，都喜歡到書院過著養尊處優、半講學半隱居的生活。而他們所教的生員，則大都抱著待價而沽、出仕為官的念頭。所以，大約從宋代起，廬山的隱者風氣就有些變味了。元末因為戰亂，廬山出了一位傳奇隱者名叫周顛。他原本是一個瘋和尚，朱元璋與陳友諒大戰鄱陽湖時，他在南昌行乞，口唱“太平歌”，稱朱元璋當有天下。朱元璋將他招至軍中，助其打敗陳友諒，後竟辭去歸隱廬山不出，廬山上那聞名遐邇的仙人洞就是周顛的隱居處。待到朱元璋平定天下定都南京，使人招其入朝，卻聽說他已乘白鹿升天，於是朱元璋親手為他寫了一篇《周顛仙人傳》。今天，當我們游廬山仙人洞時，可在錦秀峰前看到一座御碑亭，亭中即朱元璋所寫的仙人傳。這讓我想起了出身小吏的劉邦斬白蛇起義，自詡為“白帝之子”的典故，他無非是怕自己登上皇位名不正言順而編造這一神話罷了。朱元璋和周顛一樣都做過乞丐和尚，編出這樣的神話也同樣是借“仙人”的光。周顛雖真有其人，事情卻很虛幻，難免存在朱元璋為自己臉上貼金之嫌。獨處江漢腹地，廬山卻像一葉扁舟，雖經歷朝戰亂的狂風巨浪，但這小舟卻如躲進安靜的港灣一樣，沒有受到多大的顛簸，也許這正是隱士們視它為世外桃源、人間樂土的原因。不過到了清末鴉片戰爭以後，西方殖民者闖入中華大地，這片樂土就被洋人破壞了。最先染指廬山的是俄國商人。光緒十一年（1885年），俄國商人見廬山北麓龍門山南的九峰寺附近樹木蔥郁，又有短瀑懸流，氣候清涼、風景極佳，就迫使九峰寺僧人彙東和尚租借僧舍園地給他們避暑，為期40年。接著，英國傳教士李德立步其後塵，也竄到九峰寺來盜買山場，後來又轉上山頂，在牯牛嶺一帶大肆強租土地占山場，興建別墅，招各國商人居住，收取豐厚租金。美、法等國牧師、商人看了眼紅，也湧上廬山強租土地建房。結果可想而知，到北伐戰爭前的1925年，牯牛嶺竟出現了一座擁有600多棟別墅的山中城市。這些別墅大都是歐式風格，並且很少重樣，看起來賞心悅目，使它成為與山東青島八大關、廈門鼓浪嶼並稱的中國三大“萬國建築博覽園”。這些外國佬在山上雇用不少保鏢、巡警，荷槍實彈來保障他們的安全，對上山的中國人嚴加盤查，一下子打破了廬山的寧靜，更打破了中國的隱士夢，從此廬山就再也見不到隱士了。1927年1月，北伐軍攻占南昌、九江、漢口，工農群眾強烈要求收回英租界。到這年8月，經國民政府多方交涉，終於收回了廬山牯嶺租借地警署管轄權，但經營權仍在外國人手中。到這時，牯嶺上的別墅就成了中國軍閥、政客、官僚、豪富們的避暑勝地。由於蔣介石經常住在廬山，這裡就成了除南京以外的中國政府第二個政治中心。他曾在這裡組織指揮了對江西紅軍的多次圍剿，一些國民黨的軍政要員為此雲集山上，軍警、憲兵把牯嶺一帶戒備得如臨大敵，使廬山從世外桃園一下子變成政治旋渦的中心。西安事變以後一段時間，面對日本人的大舉進攻，蔣介石仍留在廬山，是周恩來憑著一腔正氣和一張鐵嘴多次上廬山，才說動蔣介石終於兌現了他的全面抗戰的承諾，發表了著名的“地不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的“廬山談話”。今天，當我們游覽蔣介石和宋美齡住過的“美廬”，以及林森的公館，汪精衛、何應欽、宋子文、孔祥熙、孫科等人的別墅時，深深地知道，廬山，你真地永遠背離了超凡脫俗的軌道，走上了一條與世俗密不可分的紅塵路！1938年夏，日軍攻占南京後沿長江而上直撲廬山，它要毀掉中國第二個政治中心。中國軍隊決心死守，與日軍進行了長達半年的頑抗搏鬥，到底還是在1939年4月18日，廬山的牯嶺被日軍占領。在日軍占領的6年當中，廬山牯嶺建築群和寺廟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壞。日軍殺死廬山上的中國人3000多人、毀壞別墅等房屋480多座、寺廟50多座。古籍文物也被日本人洗劫一空。可憐的廬山成了人間地獄！這在中國五千年漫長的歷史當中，廬山雖然經歷了無數次戰爭和亂世，但也從未遭到如此劫難。1945年8月日本投降已後，蔣介石回到南京，他沒有忘記曾經的廬山，派人加緊修繕。經過一年的搶修大體恢復了牯嶺大部分別墅的原狀，但一些寺院卻永遠地消失了。1946年7月14日，蔣介石終於在闊別9年後再上廬山。但他呆在廬山的時間不會太久了，1949年5月18日，廬山被中國人民解放軍占領，從此，廬山獲得了新生。但是，新生後的廬山還是無法脫離凡塵，它又成了新中國政府要員的避暑勝地，還一度成為中共中央召開重要會議的場所。比較有名的會議有：1959年8月中共八屆八中全會；1961年8月中共中央召開的工作會議；1970年8月中共中央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八屆八中全會上，因為大路進暴露出來的虛誇風，彭大將軍在會上放了一炮，惹得毛澤東大動肝為，為此，這位出生入死大半生的大將軍從此沒有翻過身來。61年的工作會議上，因為中國在大躍進的陰影下極度貧困，中央決定調整經濟工作。毛澤東不得不承認“我們退到了底谷”。九屆二中全會上，則是副統帥糾集一伙人提出要設國家主席，實則他自己想當國家主席。結果，毛澤東說他“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最後導致這位副統帥倉皇出逃，魂斷蒙古的溫都爾汗。有意思的是，這三次會議頗具廬山的“隱者之風”有些詭秘，直到會議過後的很多天全國人民才知道。不像今天，國家召開什麼會議都提前很多天通告天下，並且還允許中外記者長槍短炮地橫掃。今天，當我們站在廬山大劇院（廬山會議會址）前，不禁想起了彭大將軍之冤。怪就怪彭大將軍只記住了範仲淹的“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淮之遠則憂其君”良臣美德，而沒有領悟陶淵明那“知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的隱士避世思想。如果他當時不放一炮，何至後半生蒙羞？如果看破紅塵及早歸隱，何至被人當做靶子批來批去？關於隱士現像和隱士思想，歷史上有許多人提出了許多不同見解。有人認為，只有終生躲進深山不出才是大隱者，但有人卻說：“小隱隱於山，中隱隱於市，大隱隱於朝。”，能隱於朝的才是大隱。不過認真說起來，做大隱實在很難。在朝中做大官還要當隱者，那恐怕就不是“隱”而是“忍”了，我想，“忍”對一個人的身心也是不好的事情，所以我認為最好還是隱於山。只是中國的現實是封山育林無山可隱，所以還是隱於市吧。反過來細想一下，如果所有的“臣子”都想“隱”和“忍”，中國的民主進程一定會放慢了速度。正是有了不能“隱”和不能“忍”的一些人，中國才有了今天，中國才有了希望。所有的往事都如雲煙一樣過去了。如今的廬山別墅，大都成了旅游者們下榻的地方。不允許人住的幾棟別墅，則成了老古董一樣的東西留作人們參觀了。當代的中國領袖們，因為“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三十多年來，沒有時間、也沒有興趣去廬山開什麼會了——廬山，到底還是淡出了政治和市俗的旋渦。可是，廬山再也不可能是隱士的淵藪了。
(千年白鹿洞書院)
(廬山會議會址)
(我站在仙人洞前自知無法成仙)
(雲霧中的牯嶺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