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印像烏蘭巴托
分別了兩年的烏蘭巴托，城市建設方面，沒有發生明顯的變化。剛從經濟高速發展的中國走過來，烏蘭巴托給人步履蹣跚的感覺。
上世紀二十年代革命之後，烏蘭巴托成為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首都。三四十年代，在蘇聯工程師指導下，開始大批建造房屋。所有的建築，都是蘇式計劃經濟體制下千篇一律的設計。不只是烏蘭巴托，今天走遍蒙古城鎮，大多數的樓房，也還都是那個時代死氣沉沉的產物。九十年代，蒙古走上了民主改革的道路，出現了一些設計新穎的建築物，主要集中在烏蘭巴托市的中心區域。
對我來說，雖然是舊地重游，但兩年的間隔，不能算是很短的時間。到達後的前兩天，我花了不少時間在市內步行游蕩，觀察這座城市兩年期間內的變化。
城市居民總數已經超過100萬，占全國人口的40%強。人口的迅速增加，帶來了大城市共有的問題。但蒙古地廣人稀的特點，使得烏蘭巴托這個蒙古最大城市，與亞洲多數國家的首都比較，情況要好很多。相對來說，住房，交通，城市噪音等問題並不突出，市民生活節奏比較悠閑，但空氣與水源的污染，據說已經比較嚴重。
蒙古人還是那樣的樸實。他們生性直爽，不習慣於玩弄心計。即使是與外國游客打交道最多的服務行業，也很少有取巧行為，可以說是童叟無欺。與蒙古人正常來往，以至於作為朋友交往，未必總是很容易，但可以放心。市場上討價還價，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烏蘭巴托司機還是那樣的滿不在乎。他們把大草原縱馬奔馳的習慣帶到城市，汽車開得瘋狂過山車一樣。一點不誇張，每次我小心翼翼穿越市中心和平大道以後，心裡都暗自慶幸，又一次留得了青山在，還能再接著做有用的沒用的事情。
市內的一些主要路面還是那樣的破損。到達後第二天前往移民局，天下著中雨。記得兩年前也是去移民局，也是同樣這條路這個路段，那天剛好也是下雨，機動車道與人行道上的積水連成一片。我不曉得飛馳而過汽車的厲害，被揚起的污水澆了一身。這次想學乖，抓住機會趕緊踩著石頭跳著過，但常人行路如何能賽跑得過汽車，又被揚起的污水澆了一身。
奶茶還是那樣的滾熱，咖啡還是那樣的可口，水果還是那樣的昂貴，雪糕還是那樣的香甜。出租車變成了300圖一公裡，市內公用電話變成了150圖一分鐘，各漲價50%。糖果100圖3粒，香煙50圖一支，價格穩定。一元人民幣合大約150圖.
電視節目還是那樣枯燥，找不到完全的英文頻道，肥皂劇以哭哭鬧鬧的韓劇居多。烏蘭巴托能看到有線電視，可以直接收到中國國內節目。我入住的旅店房東走過來，接過遙控器，特意為我轉換成了一家國內CCTV頻道。正在播放財經新聞，上海股市大盤暴漲，電視台特約佳賓，銀行界某專家正在神侃，中氣十足，像一枚嶄新的一元錢硬幣。
扛著雙肩包招搖過市的西方游客多了，佩戴蘇聯時代勞模勛章的老人少了；習慣進餐時吃點蔬菜的人多了，穿著傳統蒙古長袍的牧民少了；網吧多了，手機多了，餐館旅店多了，令人高興的是，無家可歸的流浪兒童減少了。
在前蘇聯控制時期，蒙古每年接受的蘇聯援助數額，超過自身的國民總產值。蘇聯集團解體，蒙古擺脫了控制，同時也失去了外來的經濟輸血。九十年代中期，烏蘭巴托曾經有過6000名無家可歸的兒童，大多數來自於失業家庭。在蒙古政府，社會各界，以及國際慈善機構的共同努力下，這個數字逐年下降到了目前的幾百名。和平大道路邊，還常會看到七八歲衣衫襤褸的兒童。他們把討錢的紙盒擺在面前，挺著小胸脯，用稚嫩的童音，唱著高亢的草原歌曲，場景令人心酸。
到達烏蘭巴托第一天，找到旅店安置下，我直奔甘丹寺方向路邊的一家中餐館。上次來蒙古，我和那家餐館老板夫婦混得很熟，進出烏蘭巴托，總是去他們那裡吃飯。夫婦兩個的家庭都是老蒙古華僑，中蘇交惡時，他們被當成中國間諜，受過許多迫害。那為什麼不回國呢？記得當時我問他們。回不去，他們說，那個時候，國內的親戚朋友沒人敢同他們來往，在那個年代中國人的思維中，他們是蘇蒙間諜。
到了餐館附近，看不到了兩年前的中文招牌。我以為走錯了路，仔細辨認，沒錯。進去一問，原來餐館換了老板，還是中國餐館。裡面工作的侍者，不知道原來的老板去了哪裡。既然還是中國餐館，為什麼不掛上中文招牌呢？
於是我往回走，進了和平大道邊上另外一家上次去過的中國餐館。印像中，似乎還是原來的老板，他們不認識我。奇怪的是，他們門前的中文招牌也不見了。後來街對面一家旅行社的人告訴我，幾個月前，這家餐館的櫥窗夜裡被人砸了，他們被迫取下了中文招牌，換成了蒙文與英文。其實，傳統的蒙文，也已經在蒙古國消失。革命以後的蒙古落入蘇聯控制，蒙古國改用俄文文字符號。生活在內蒙古自治區的蒙族，繼續使用傳統蒙文，與漢文並存。在整個烏蘭巴托，我再沒有看到過任何中文招牌，全部在過去兩年中消失了。
烏蘭巴托存在敵視中國人的極端組織，盡管只是很少數人，但影響不小，並且近年似乎有加強的趨勢。我到達烏蘭巴托幾星期前，曾出了一件很轟動的新聞。
某極端組織的領袖，女兒是個大學生，她的男朋友是蒙古人，在北京一所大學裡面學習中文。暑假期間，他從北京回烏蘭巴托探家，女孩子帶男友去見自己的父親。見面後，未來的岳父聽說小伙子在北京留學，與小伙子發生了爭執，指控他是中國派來暗殺自己的間諜。稍後他們上了私人汽車去一個地方，途中又發生了爭執，女孩子的父親在汽車中開槍將小伙子擊斃。
整體上，蒙古國與中國的關系不冷不熱。平心而論，部份蒙古人對中國人的不友好，其中包括對內蒙古的蒙族同胞的不友好，並不是完全沒有起因。蒙古開放之初，沒有對外打交道的經驗，內地的一些商人以至於游客，做過一些傷害蒙古人的事情。然而更深層的對立情緒的症結，卻比這個要復雜得多。追根尋源，問題最早起源於滿清政府的愚蠢政策。近年來，為了改善加強兩個鄰居之間的關系，中國政府做出了很大努力，關於這方面更多的討論，超出了本游記的範圍。
市中心的蘇赫巴特爾廣場，是蒙古的政治心髒，以二十世紀初蒙古國獨立領導人的名字命名。廣場北側是國會大廈，是國家政府和議會所在地。兩年不見，國會大廈正門前面增加了一尊巨大的成吉思汗雕塑，坐在那裡，雄視廣場，威風凜凜。在廣場內，還有一尊蘇赫巴特爾騎在馬上的雕像。令人費解的是，蘇赫巴特爾雕像面像北方，從廣場正面過去，看到的總是他的後背。以廣場為背景的照片中，也只能是看他的背影。曾經請教過一些人，還沒有任何人能給出一個合理的解釋。以前見到過一家烏蘭巴托旅行社的廣告照片，照片中把蘇赫巴特爾的雕像旋轉了180度，成了面向南方，可見蒙古人自己的旅行社也認為，這個雕像的方向設計不合常規。
烏蘭巴托有多家博物館，其中最好的有兩家，是自然歷史博物館與國家歷史博物館。兩家博物館都在蘇赫巴特爾廣場的西北方向。
即便你只是為了看看“惡戰中的恐龍”，也一定不要錯過自然歷史博物館。八千萬年以前，那時候的蒙古南戈壁還是一片綠洲，正在生死搏鬥的兩只恐龍，被突然坍塌的沙丘活埋，留下了被稱為蒙古國寶的化石。化石上，一只恐龍的臂膀被對方咬住，但它的利爪也抓住了對方的腹部要害。十年前，這具恐龍化石在紐約展出，人們從四面八方慕名趕來，排長隊觀看。來到化石的家鄉，你可以駐足展櫃前細細觀賞，隨意構思發生在史前的那個不可思議的瞬間。
兩年前我去過國家歷史博物館，當時很大程度上是走馬觀花，但總體印像很好。這次再去參觀，帶有了目的性，但離開時卻隱隱覺得有些失望。我知道失望的部份原因是，與兩年前比較，展品沒有太大變化，但更重要的似乎不是展品問題，也說不大明白到底是什麼。在隨後的日子裡，我失望的主要原因才變得越來越清楚，這是後話了。
我的安排是，先隨團去庫蘇古爾湖，回來以後，再單獨一個人去東部的肯特省。像蒙古這樣擁有大面積原始環境的國家，世界上已經是屈指可數。多數人來蒙古旅游的目的，是接近大自然，所謂走入地球最後的邊疆。近年來蒙古在歐美游客的旅游熱點中，地位正在迅速上升。
蒙古的公路系統近年來發展較快，有中國政府的援建，西方國家的投資，全部是中國築路公司承包。但盡管這樣，蒙古仍然是世界上公路最少，路況最差的國家之一。走出烏蘭巴托，只有幾條通往其它地區的高等級公路。前往庫蘇古爾湖這樣的地方，大部份走的是山地或平原土路，必須依靠越野吉普車。
草原上最好的越野車，不是日本四輪驅動陸地巡洋艦，而是沒有多少電子線路的老式俄國吉普。蒙古司機個個都是俄國車專家，把俄國車的機械構造吃得裡外通熟。正是由於結構簡單，車在路上出了什麼毛病也不怕。草原上道路坎坷，雖然日本的巡洋艦輕易不出問題，但如果萬一擱淺，誰也修不了。
並不是沒有公共交通系統，問題是不可靠。去省會城市會好一些，去偏遠的地方，甚至無法預先做計劃。從一處到另一處，運氣好，隔天有車；運氣差點，下星期有車；運氣再差點，就得准備過冬。提起蒙古的冬天，多數人大概會不由自主的發抖。
於是除了自己騎摩托車，或者有足夠的時間與耐心乘坐公共汽車，對於大多數其他的游客，最好的選擇，有時候是唯一的選擇，就是找人拼團，雇一輛俄國吉普上路。
我到達烏蘭巴托後，花了幾天時間，拼湊了前往庫蘇古爾湖的四人團隊。除了我們四個游客以外，還有一個司機，一個導游。司機名叫巴薩，四十五六歲的樣子，有二十多年的開車經驗。導游名叫佐拉，是個十九歲的女孩，在烏蘭巴托讀大學三年級，美術設計專業。我們決定兩天後出發。
聽說庫蘇古爾湖之後，我准備獨自去東北地區的達達勒蘇木，蒙古朋友們建議，趁著這幾天我在烏蘭巴托，應當把訪問邊境地區的許可證辦好。達達勒蘇木距離俄國邊界只有25公裡，屬於敏感地帶。辦理邊境許可，要去位於軍事博物館旁邊的蒙古國土保衛部。我在旅店牆上掛著的市區詳圖上查了一下，找到了軍事博物館的位置，應當是在東北方向十幾分鐘步行距離之內。
下午三點鐘，我從和平大道開始，朝東北方向走，足足走了20分鐘，還是找不見我認定的標志。顯然是被誤導了，旅店內的那張地圖，不是按比例繪制的。好在我手中有個小紙條，求人寫的蒙文“軍事博物館”幾個字。
一個十五六歲的男孩兒，背著書包，看上去剛剛放學，從我旁邊走過。我叫住他，把手中的紙條給他看。他對我作了個手勢，意思是要我跟他走。
“日本？”男孩兒用蒙語問我。我搖搖頭：“是中國。”
男孩兒很緬腆，不再同我講話，悶著頭只管走路。我跟在他後面，走街串巷。又走了十幾分鐘，我開始懷疑這孩子到底知道不知道軍事博物館在哪。我又叫住他，表示我決定自己走，不跟他了。男孩兒急了，拉住我的胳膊，指著前面，口中說著蒙語，意思大概是就快要到了。我跟著他又繼續走了10分鐘，男孩兒停下，要來了我的紙條，指了指紙條上的蒙文，又指了指路對面的一座白色建築物，那就是軍事博物館。然後，他朝我笑笑，轉身朝來路走回去。
旅途上，類似這樣的小事情，往往給人留下最深刻的印像。隨後幾個星期在蒙古渡過的日子裡，並不總是一帆風順，每當心情沮喪的時候，我總會想起這個悶頭走路的男孩兒，於是就釋然了。
(市中心蘇赫巴特爾廣場)
(博格多汗活佛冬宮正門)
(牧區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