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天狼末路
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蒙古帝國的擴張達到了頂峰，同時也是蒙古民族走向歷史性衰落的開端。
元朝建立後，雖然蒙古大軍繼續征戰，最終征服了整個中國，但帝國疆域卻沒有進一步擴大。主要原因是，忽必烈沿襲漢族王朝傳統，推崇儒學，塑造自己漢人皇帝形像的策略，使得中國以外的蒙古汗國，不再服從忽必烈，逐漸脫離了元朝控制。而元朝時期的蒙古貴族也日益腐化，失去了游牧民族早期的銳氣，以至最後被趕出了中原。
軍事力量角度上看，明代以後，蒙古人已經不再具有優勢。
明朝開始，歐洲火器傳入中國，永樂八年征交趾時，明成祖朱棣就已在京軍中組建了專門的槍炮部隊神機營，這種獨立槍炮部隊建制，在當時中國乃至世界各國首屈一指。明成祖在親征漠北打擊蒙古力量的數次戰役中，提出了“神機銃居前，馬隊居後”的作戰原則，神機營配合步兵、騎兵作戰，發揮了重要作用，使火器的應用更趨專業化。雖然蒙古騎兵仍像成吉思汗時代一樣凶悍，戰事爆發時，他們已不再是中原的對手。
然而軍事上失去優勢，並不一定意味著民族的衰落。令人震驚的是，全盛期之後，蒙古民族已經不僅僅是持續衰落，而是一點點幾乎走到了崩潰的邊緣。
在我一個多月的蒙古行中，最經常聽到的說法是，藏傳佛教的傳入，是導致蒙古民族衰落的主要原因。這種說法起始於二十世紀初期來到蒙古的西方人。那段時期，蒙古民族跌到了她的歷史最低點。西方旅行者眼中看到的，是數不清的佛教寺院，遍地的喇嘛，以及令人震驚的腐敗。蒙古革命後，蘇聯繼續大力推動佛教禍國的理論，使之成為他們根除宗教信仰政策的依據。到了今天，許多蒙古人，尤其是知識階層，也還是持同樣看法。烏蘭巴托旅店裡的包洛德，就是其中的一個。
這樣來分析問題過於簡單化，因此是站不住腳的。我覺得蒙古民族的衰落，主要還是要歸因於游牧文化固有的缺陷，把過失完全記在藏傳佛教頭上，至少是相當片面的。
然而聽得多了，我對這個觀點的興趣隨之增加。回顧蒙古過去幾百年的歷史，不可否認的是，蒙古人對於藏傳佛教的實踐方式，確實對社會衰敗起了非常惡劣的作用，特別是自17世紀，蒙古逐漸變成了政教合一體制之後。因此我在下面文字中，以藏傳佛教在蒙古的發展作為時間主線，順著這條時間主線，描述蒙古民族的一步步走向深淵。
佛教之傳入蒙古，有過幾次潮起潮落。
早在公元前三世紀的匈奴時期，佛教就出現於蒙古地區，但規模很小，局限於上層中的少數人，游牧民們仍然全部信奉薩滿教。匈奴國敗亡之後，部落之間戰亂分爭，佛教也隨之失去了存在的空間。
成吉思汗家族所創立的蒙古帝國，其最為後人稱道之處，是他們對於疆域內不同宗教信仰的包容。在那百多年中，自然會有大批僧人喇嘛從中原或西藏來到蒙古，但他們代表的佛教，並沒有比同時在那裡的其他宗教獲得更高的地位。
元朝建立後，忽必烈把藏傳佛教推到了很高的位置，他與藏傳佛教薩迦派第五祖八思巴建立了“施主與上師”的關系。但顧名思義，這種關系也並不意味著藏傳佛教成了國教，只意味著給了它很高的地位。當時藏傳佛教的影響，主要還是在中原地區，並未滲透到北方的牧區。
1368年，元朝滅亡，蒙古人退回了草原，分裂成了韃靼，瓦刺二部。一方面重新開始了世代重復的部落戰爭，另一方面還要對付明朝大軍的征討，力量不斷削弱。到了十五世紀中頁，阿勒坦汗統一了蒙古大部，蒙古進入了一個相對的中興期。以後的二十年中，阿勒坦汗恢復了與明朝的戰爭，但已經占不到優勢。1571年，明朝政府與阿勒坦汗達成和平協議，封阿勒坦汗為“順義王”，阿勒坦汗給明帝送去了謝表及貢品。這段期間，佛教在蒙古處於低谷。
1578年，當時蒙古與西藏處於戰爭狀態，阿勒坦汗在青海省青海湖地區，會晤了藏傳佛教格魯派的領袖索南嘉措。他受到了感化，決定把藏傳佛教奉為蒙古國教。阿勒坦汗贈給索南嘉措“達賴喇嘛”稱號，意思是“學識如大海一樣淵博的上師”，索南嘉措贈給阿勒坦汗“轉輪王”稱號，意思是聰明睿智的聖王。索南嘉措的兩位格魯派前任被分別追贈為一世二世達賴，屬於當世活佛的達賴喇嘛，自索南嘉措三世起。
藏傳佛教從而在蒙古得到廣泛的傳播，逐步取代了古老的薩滿教，成為大多數蒙古人的主要信仰。另外一個原因是，薩滿教與佛教本來就有一些相通之處，兩者間的融合，使得佛教比較容易被普通人所接受。
於是自17世紀開始，蒙古也建立了等級森嚴的活佛系統，如同西藏地區一樣。蒙古的活佛被稱為哲布尊丹巴，是全蒙古的宗教領袖，權勢非常大，與西藏的達賴班禪並列為藏傳佛教三大活佛。蒙古新活佛的產生，也像西藏一樣，采用尋找轉世靈童的方式。哲布尊丹巴一共傳了八世，在第八世活佛的末期，蒙古爆發了革命。
在蒙古歷史上，有兩個極為特殊的人物，第一世哲布尊丹巴與第八世哲布尊丹巴，一始一末兩個活佛。
第一世活佛名字叫札那巴札爾，是個極為優秀的人物，他在蒙古歷史上的地位，在後代蒙古人心中所受到的尊重，恐怕僅次於成吉思汗。1635年，札那巴札爾出生於喀爾喀部地方(今烏蘭巴托)，屬於成吉思汗的直系後裔。三歲的時候，他被指定為聖童，五歲時受戒出家為僧，法名羅桑丹貝堅贊，而後成為第一世哲布尊丹巴。為了慶祝一世活佛即位，當年舉行了第一屆那達慕大會，以後成了傳統節日，每年舉行。
1649年，札那巴札爾離開蒙古前往西藏，從師於達賴與班禪喇嘛。在西藏期間，他精研佛典，並學到了鑄銅技術。1657年，札那巴札爾返回蒙古喀爾喀部，帶回藏格魯派的高僧和油漆、彩畫、建築、工藝方面的工匠六百多人，仿照西藏寺院的建築形式，在庫倫等地修建了以熱臥格傑林寺為主的一些寺院。返回蒙古後，他推動了蒙古的藝術復興，自己也成為蒙古歷史上最著名的雕刻家。在烏蘭巴托的藝術博物館內，收藏有許多他的作品。他改革了蒙古文字。他設計了今天被用作為蒙古國徽的索永布圖案。札那巴札爾寫了大量的詩歌，佛教哲學作品，並參與設計了包括哈拉和林的額爾德尼召寺在內的佛教建築物。
1688年，准噶爾部兵掠喀爾喀部，額爾德尼召寺遭到嚴重破壞。札那巴札爾召集蒙古王公與宗教領袖商討應付方略。當時蒙古維持獨立已無可能，面臨的選擇是歸附沙俄還是歸附大清，札那巴札爾說服大眾，選擇了歸附大清。此舉得到了清廷康熙皇帝的支持。1691年，札那巴札爾在多倫諾爾受清廷封為呼圖克圖大喇嘛，以後各世哲布尊丹巴均受清廷冊封，管理蒙古佛教事務。
1723年，康熙皇帝去世，雍正皇帝即位，邀請札那巴札爾來到北京。不久之後，札那巴札爾死於北京。一種說法是，雍正帝即位之初，清除所有與康熙關系密切的人物，在北京暗殺了札那巴札爾。為了紀念札那巴札爾，1727年，雍正下旨修建慶寧寺，建寺地點選在烏蘭巴托西北400公裡外的色楞格省境內。1737年，慶寧寺竣工。1779年，建造了骨塔，安放了札那巴札爾的遺骨。
烏蘭巴托的甘丹寺、哈拉和林的額爾德尼召寺、色楞格省的慶寧寺，並稱為蒙古的三大佛教寺廟。蒙古族與漢族在佛教信仰上的區別是，蒙古族信仰的是西藏黃教。蒙漢兩個民族歷史上有千絲萬縷的聯系，蒙古國保留有很多從中原地區引入的傳統習慣，比如他們也有陰陽五行十二生肖之類的民俗。
第一次來蒙古時，我去參觀過了甘丹寺，在哈拉和林我們去了額爾德尼召寺。庫蘇古爾湖之後，我們還有兩天時間，可以選擇不同路線回烏蘭巴托。我主張返程繞一點彎，去參觀色楞格省境內的慶寧寺，得到全體一致支持。
離開庫蘇古爾湖區後，我們的吉普車開上了東南方向。按裡程計算，當天到達不了慶寧寺。於是我們安排在蒙古第二大城市額爾登特過夜，第二天上午趕往慶寧寺。據旅游指南記載，每天上午十點有誦經儀式。
我們走上通往慶寧寺的最後路段時，已經過了上午10點鐘，誦經儀式是看不到了。從額爾登特到慶寧寺，前一半是平坦的柏油路, 後一半是顛簸的泥土路，無法提高車速。當吉普車最後翻過一座土坡，遠方的慶寧寺突然呈現，只覺得眼前一亮，我的感覺是似乎看到了如紫禁城一樣的明清代皇家建築。
路邊不遠處有一座敖包，下得車來，走過去站在敖包旁邊，向前方望過去。慶寧寺背靠丘陵，中間是大片的草原綠地，建築群坐落在綠地中央，長方形的紅牆，整齊對稱的廟宇，大屋頂式的建築風格，氣勢非比等閑。這是在蒙古保存的最好的古建築物。此時剛好一群馬從慶寧寺前方穿過，構成了一道美麗的風光，背景上的慶寧寺，像是鑲嵌在綠色牧場上的一個紅色湖泊。
進入寺廟區之後，隱隱覺得失望，主要的廟宇都在維修，有些已經很破敗。剛才視覺上的初始衝擊，是遠距離時，整體環境的幽雅帶來的。
慶寧寺建成時，共有37座廟宇，最盛時曾經有過數千喇嘛。三十年代清除佛教，奇跡般的只毀掉了10座廟宇，但喇嘛們都被驅逐或被逮捕。目前在寺院內共有100名左右喇嘛，誦經之外，也參與一些聯合國幫助下的維修工作。
慶寧寺裡裡外外，處處是中國文化的影響。神佛雕塑都是典型的西藏風格，外牆上面的繪畫也多是中原風光，畫中的人物著清朝服飾。正中央大殿門頂的橫匾上，寫著四個大字：“福佑恆沙”，不知是何人手筆。
寺內游客不多，除了我們以外，還有幾個韓國人，一個中年男導游正在逐字向韓國人解釋“福佑恆沙”四個字，結果到“恆”字時卡了殼，忘記了是什麼意思。
“你是中國人嗎？”看到我站在一邊聽講，他問我。
我向他們解釋了這幾個字的含義。後來幾個韓國人走開自由拍照的時候，我與這位導游聊了起來，他竟然是一位烏蘭巴托的大學教師。
“據說興盛時期，這裡有幾千喇嘛，現在怎麼這樣蕭條？”
這個地區人口密度很低，幾千人這個數字概念，即使是在今天，恐怕也意味著本地的大多數男性，何況是二百多年前，當時蒙古的人口，還不到現在的一半。
導游說，現在不同了，沒有那麼多人要去當喇嘛：“現在人們的職業選擇多，今天當喇嘛的人，確實是由於自身的或者家庭的信仰。當年可不一樣，那個時候的男性，當喇嘛是最好的出路。”
“你的意思是說，那個時候當喇嘛是一種謀生手段，與信仰沒有太大的關系？”
導游想了想：“這麼說恐怕也不對。你如果有機會和牧區的老年人談談，他們對信仰還是很虔誠的。我是搞蒙古史的，我們蒙古人是個思維簡單的民族，在蒙古建立起外來的信仰並不困難，我們很容易全盤接受外來的東西。如果是上層特別鼓勵的東西，那會更容易。”
他指的是滿清政府在蒙古大力發展佛教的歷史，這是滿清一項短視的愚蠢政策。歷史事實是，自第一世活佛開始，確實越來越多的蒙古男性當了喇嘛。這裡面的因素是多方面復雜的，但清朝政府的鼓勵政策，無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突然想起了在烏蘭巴托見到的，胸前佩戴蘇聯時代模範勛章的牧民們，他們看上去是那樣的淳樸，流露著對一個消逝的體系的自豪。看起來每一個時代，蒙古人民似乎都無保留的接受某種外來的東西。
結束在慶寧寺參觀之後，我們沒有再停留，一口氣返回了烏蘭巴托。告別了團友，我開始了下一步的籌劃。我的安排是自己獨自朝東走，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達達勒蘇木，尋訪成吉思汗的出生地。東行之前，我還有幾天時間在烏蘭巴托。閑暇時，我讀了一些蒙古近代的相關史料，有些記述觸目驚心。
蒙古並入清朝版圖後，佛教的地位越來越高，到二十世紀初，已處於高度政教合一的狀態，活佛是最高領袖。二百多年時間內，喇嘛們的社會作用越來越重要，喇嘛寺廟逐漸成為權力的中心。進入佛家的金字塔，成為蒙古男性改善自己處境的唯一捷徑。二十世紀初，全蒙古已經有超過10萬名喇嘛，占當時全國男性的三分之一，居住在全國1700多所大小寺廟裡。只要能辦到，每個家庭至少會把一個男孩子送到寺廟當喇嘛，以此像征家庭的地位。喇嘛們不從事生產活動，這對於蒙古這樣極端缺乏人力資源的地方，意味著勞動力的嚴重流失，但這還不是最嚴重的問題。
給蒙古民族帶來更大傷害的，是喇嘛寺院孕育出來的無孔不入的腐敗。無所事事的喇嘛們，許多成了游歷僧人。他們以輕信的牧民為目標，酗酒，賭博，算命，放高利貸，放貸利息可達200%。世紀之交時，起源於寺院內糜爛生活的梅毒性病，傳播到蒙古社會各個角落，感染了相當大比例的蒙古人，嚴重威脅著全民族的生存。
十九世紀晚期，有個俄國探險家名叫普熱瓦爾斯基，他曾幾次旅行到達新疆，蒙古，西藏，中國內地，並做了許多旅行記錄。他在蒙古發現了著名的普氏野馬，他從學術角度上第一次向歐洲介紹了西藏的拉薩。我們青藏高原的某些鳥類，至今名稱中還有“普氏”字樣。他一生獲得過許多榮譽頭銜，死後著旅行服裝葬於卡拉克爾河畔，墓碑上沒有任何頭銜，只寫了兩個字：旅人。
普熱瓦爾斯基這樣描述那時候的烏蘭巴托：“大街上滿是甩出來的污穢的垃圾，居民們養成了可怕的令人厭惡的習慣。。。一群群飢餓的乞丐，聚集在市場周圍，其中的一些人，多數是老年婦女，把那裡當作為自己最後的墳場。。。不時的，有人會把剛咽氣的屍體，拋到大街上，大群的野狗一瞬間把屍體撕成碎片。。。”。
成吉思汗的民族，從超級帝國的頂峰跌下，七百年以後，走到了完全毀滅的邊緣。
在這個困難的時刻，統治蒙古的是既擁有政權又擁有神權的喇嘛體系，而坐在龐大喇嘛體系金字塔頂端的，是博格多汗，第八世哲布尊丹巴活佛。博格多汗是第一世活佛札那巴札爾之後，蒙古歷史上另外一個極為特殊的人物。蒙古語中，博格多汗是“聖主”的意思。
1869年，博格多汗出生於青海省。與達賴、班禪一樣，他在幼年時，通過金瓶摯簽的甄別方式，被確定為蒙古第七世活佛的轉世靈童，於是他成了第八世哲布尊丹巴，藏傳佛教在蒙古的政教合一的新領袖。辛亥革命爆發，在蘇聯的鼓勵下，博格多汗支持當時蒙古上層集團，宣布蒙古獨立。1924年，博格多汗去世。蒙古隨即廢除了博格多汗為元首的君主立憲制度，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國。
公正的講，博格多汗不應當對他統治時期的悲慘局面負全部責任，許多事情確實超出了他的控制。客觀的回顧歷史，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對他這樣的旋渦中心人物，恐怕也不好過於事事苛求。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今天蒙古人對他還是持尊重態度。許多人還是把他當做國父，認為他是領導蒙古擺脫滿清壓迫的英雄。然而，如果把他看做一代宗教領袖，考慮到他的個人品質對社會所起的惡劣作用，那麼他是個絕對不可原諒的荒唐角色。
要了解蒙古在二十世紀初的狀況，恐怕沒有什麼地方，會比博格多汗的冬宮更有代表性。他的冬宮位於烏蘭巴托城南。
博格多汗的冬宮竣工於1905年，是蒙古非寺廟建築物中最大最奢侈的宮殿。在宮殿建成的時候，蒙古民族正處於他們歷史上最困難最低落的時期。十八世紀末期，烏蘭巴托成為全蒙古的首府。所謂首府，其實也就是許多蒙古包，圍繞著若干西藏風格的喇嘛寺廟。又過了一個世紀，到了十九世紀末期，市內才有了第一座寺廟以外的房屋。俄國人在烏蘭巴托造了個兩層樓領事館，成為當時全蒙古唯一的非寺廟建築。
再次離開烏蘭巴托，東行達達勒蘇木的前一天，我去參觀了博格多汗冬宮。
冬宮由六所佛殿組成，進門後右手側的兩層白色建築，才是真正的博格多汗冬季居住的地方。其它的六所大殿，是喇嘛寺廟，所有建築物都對游客開放。參觀的路線是，先隨著標識走過幾座大殿，最後多花時間參觀冬宮。壓軸的東西，自然都收藏在博格多汗自己居住的地方。
喇嘛寺廟的布局設計，具有中國傳統藏傳佛教的建築特色，重疊飛檐，琉璃綠瓦，非常漂亮。兩側各有一座牌樓，正門建有門樓，據說，門樓未使用釘子，是用了108個榫口搭接。大殿層層相連，許多以藏、滿、漢等文字書寫的匾額，藏有大量文物與佛像。
我在殿裡遇到一位陝西工程師，他所屬的文物工程隊，正在對廟宇做全面修復。這項工作耗資巨大，中國和美國各出了一半資金。蒙古專業人員以前也曾經做過局部修繕，但施工質量太差，中國工程隊來了以後，把原來做的，全部推倒重來。這位工程師已經在這裡工作了半年。
沿著參觀路線走過這些大殿，我最感興趣的是檐上壁上大量的彩繪，很有些頤和園長廊上看畫猜故事的感覺。奇怪的是，盡管這些廟宇建於清代，但我沒有看到任何滿族風格的畫圖，清一色漢族傳統故事。有三國故事，西游記故事，民間傳說，等等。有一幅畫裡面，沙僧伏案打瞌睡，豬八戒手支下巴想入非非，遠處的孫悟空背著一個美女，喜笑顏開，我不記得西游記故事裡有這樣的場面。必是當年哪位繪畫藝人，異想天開隨意杜撰故事，惡搞孫悟空的高大形像。
博格多汗冬宮是一所白色建築物，按照歐洲式住宅風格設計。每年冬天，從1905年落成到1924去世，博格多汗都來這裡，前後在裡面度過了二十個寒冬。這座冬宮連同周圍這幾所廟宇，是如何躲過了當年蘇聯人的清洗，至今還是個謎。博格多汗另外還有一個建在土拉河邊的夏宮，三十年代肅清佛教恐怖歲月中毀掉成了廢墟。
准確的說，博格多汗冬宮可稱是一個非常精彩的博物館，保存了大量珍貴的文物。其中有活佛家庭的奢侈生活用品，華麗的服飾，來自於世界許多國家的禮物。其中有80套狐皮制作的皮袍，有150套雪豹皮制作的蒙古包，有無數紅珊瑚制作的馬夾，英國金馬車，俄國金靴，許多國家級別的文物。
今天的參觀者能看到的，只是當年博格多汗擁有的巨大財富的冰山一角。1913年，波蘭地質學家奧森多夫斯基途經烏蘭巴托，曾經來到冬宮，與博格多汗有過直接接觸。他在冬宮裡面參觀了博格多汗的收藏，包括來自於亞洲地區各個角落的無數珍品，像牙，翡翠，珠寶，玉石，還有難以想像的大量稀有動物的皮毛。
博格多汗不僅喜歡珍稀毛皮，他對野生動物也有特別的興趣。他擁有屬於自己的私人動物園，園裡面有大像，獺猴，巨蟒，海豹，長頸鹿，包括南美洲亞馬遜雨林金剛鸚鵡在內的各種各樣的鳥類。在冬宮的一樓內，有許多當時動物園動物死後制成的標本。
博格多汗還擁有蒙古的第一部留聲機與第一輛汽車，是他親自去上海購買的。他的一個著名游戲，是先把導線在汽車電池上連接好，然後把裸露的線頭從冬宮牆頭拋到牆的外面。牆根下面遠來拜佛的牧民，以為活佛必然拿著另外一頭，走上去親吻導線，瞬間的電擊，使得他們相信自己受到了活佛的保佑，他們的尖叫聲，給樓上面博格多汗活佛帶來許多快樂時光。
大約有5000名喇嘛，直接為博格多汗服務，包括從僕人到醫生到內閣官員。生活在冬宮附近，還有一伙執行警戒保衛的喇嘛，他們的聲帶被取掉，成了事實上的啞巴，這些人是博格多汗最有力的對付異己的武器。博格多汗進入中年後，由於性生活糜爛，感染上了梅毒，加上經常飲酒過度，導致雙目失明。在烏蘭巴托修建甘丹寺的目的，是為博格多汗做的奉獻，求佛祖保佑他恢復視力。
作為客人，奧森多夫斯基與博格多汗在一起度過了幾個下午。
他在回憶錄中寫道：“他(博格多汗)很機警，富於洞察力，精力也很充沛。。。圍繞著他，處處都充滿了神秘。。。他無情的處罰政敵，用預言愚弄自己的人民，把人民困在黑暗之中。。。說到底，他不是一個正常的人。”
博格多汗自身到底是怎麼回事，已經不再重要，但問題還是需要有個答案：一個曾經征服了世界的民族，怎麼會如此無知盲從，下滑到了如此危險的地步？
回到本章早些時候引述的觀點，把蒙古衰敗的責任，歸結為藏傳佛教的傳入蒙古，似乎是件順理成章的事情，其實不然。如果坐下來，客觀分析十四世紀以後蒙古的歷史，不難看出上面的說法是不公正的，至少是不全面的。
天狼式微以至最後走上末路，並不是因為偶然引入了某種意識，而是一個不可逆轉的過程。
根本的原因是，從發展角度上看，歷史已經走過了游牧民族占據舞台中心的瞬間。蒙古帝國的衰落，只不過是十四世紀後，中亞游牧民族逐漸的但永久的退出歷史舞台的組成部份。是游牧文化本質上的落後，構成了衰敗的根本原因。
游牧民族強盛所依賴的，是他們的生活方式打造出來的騎射技術，使得他們在中世紀戰爭中，擁有如同二十世紀機械化部隊一樣的運動速度。而游牧民族的致命弱點，則是他們缺乏自身的文化根基，沒有文化根基所維系的優勢，是不可能持久的，歷史已經反復證明了這一點。
時間快速前移，到了1999年的七月，再有五個月時間，人類就將進入第二十一個世紀。
那幾天是蒙古少見的高溫天氣，烏蘭巴托流傳著更酷熱的驚人消息，八世哲布尊丹巴博格多汗死後七十五年，九世哲布尊丹巴突然在甘丹寺露面。成千上萬的人擁到甘丹寺，想親眼見一見這位轉世來的新活佛。
需要回到1924年。博格多汗去世後，蒙古人民共和國宣布成立，是繼蘇聯之後世界上第二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很快全盤控制了蒙古的國家事務，不准許開始尋找八世活佛的轉世靈童。到了三十年代，宗教信仰被宣布為非法，從那以後，人們不可以再談論與佛教有關的話題，逐漸也就忘了活佛轉世這件事。
蘇聯人不知道的是，在西藏佛教上層人物主持下，在蒙古之外還是秘密啟動了尋找博格多汗轉世靈童的程序。1936年，西藏佛教上層確認了年方四歲的轉世靈童，於是有了九世哲布尊丹巴。出於安全上的考慮，他的身份一直對外保密。1959年，這位轉世活佛隨著達賴喇嘛逃離西藏，以後一直隱居生活在印度。到了九十年代初，蘇聯集團解體，蒙古擺脫了蘇聯控制，恢復了宗教信仰自由。經過一定的鑒別程序後，達賴喇嘛在印度西北部的達蘭薩拉，公開確認了這位九世哲布尊丹巴的身份。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完全背離了他的期望。整個90年代，年復一年，蒙古政府拒絕他訪問蒙古的簽證申請。最後他干脆去了莫斯科，以假名字申請了簽證，以普通游客的身份入境，來到了烏蘭巴托。他當時不知道的是，早在1995年，蒙古政府就已經決定，並非針對個人，而是原則上拒絕接受新的蒙古活佛。
九世哲布尊丹巴不宣而至，給政府出了個大難題。盡管多數蒙古人對他持懷疑態度，他的出現，還是很快吸引了大量信徒。他在烏蘭巴托市內參觀，會見信徒。在甘丹寺大喇嘛們的陪同下，他來到了博格多汗冬宮，聲稱對這個地方有印像，因為前生曾經在這裡住過。在不同場合，有人問他，如何看待自己前生的荒唐行為，他表示很遺憾。
他住在當時烏蘭巴托最豪華的成吉思汗酒店。他的簽證有效期是30天，政府采取了拖拉戰術，等待30天期滿後迫使他離境。另一方面，他的支持者們開始了公關戰，希望他能留下來。30天簽證期滿之後，他又滯留了30天，終於政府下了逐客令，要他立刻離境。於是，在九月份的一天，政府的一輛專車帶著他，或許是永遠的，告別了蒙古，越過邊界再次進入了俄國。
幾個月之後，蒙古政府向達賴喇嘛表達他們的不滿，達賴喇嘛聲稱，不知道九世哲布尊丹巴化名非法入境的計劃，對此他很失望，表示今後他將不會允許九世哲布尊丹巴再去蒙古。
佛教在今天的蒙古，仍然擁有最多的信仰者，過去現在將來，佛教都將在蒙古人的生活中起重要的作用。但時代確實已經變了。進入二十一世紀，蒙古人民義無反顧走上了民主化多元化的道路，他們開始公開公正的回顧歷史，做出自己明智的選擇。在蒙古旅行這段時間裡，我曾經問過幾個不同年齡不同背景的蒙古人，他們如何看待接受新的活佛的可能性，答案無一例外，蒙古不再需要一個新的活佛。
天狼走上了末路，但蒙古民族開始了新的生命。不錯，他們又一次無保留接受了外來的東西，但這一次，這些外來的東西，似乎真正具有了普世的持久價值。從此以後，再也不是炫耀武力，而是民主與進步，是擁抱新時代的文明。
(慶寧寺遠眺)
(慶寧寺)
(冬宮外的博格多汗像)
(南戈壁的火焰山，曾經是恐龍的家鄉(舊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