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央視《百家講壇》欄目的女學者於丹，以其對《論語》平實的解讀和清新的講授紅遍大江南北。雖然她未必達到了儒家思想研究者的高度，但其將中國傳統文化的“陽春白雪”輕輕從“高閣”取下，並向廣大普通受眾加以宣傳的行動還是值得稱道的。
帶著對聖人的景仰和被於丹女士感染的情緒，我走進孔子的故鄉；確切地說，是走進孔子的“家”，也就是孔府、孔林、孔廟－－他身前身後的宅邸以及他羽化為“聖人”後的家。
【身前之家】
孔府，也稱“衍聖公府”，是孔子身故後，魯哀公在其所居三間茅屋的基礎上建造起來的。秦始皇當年窮兵黷武、橫征暴斂，因而王朝也很快被推翻。相應地，他 “焚書坑儒”的統治理念也被徹底顛覆，出現了漢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局面，自此，孔子創立的儒家思想也開始了思想統治的登峰造極之路。歷代皇帝對孔家多有封號，到北宋仁宗時達到頂峰，即“衍聖公” ，意思是說“聖道”、“聖裔”能繁衍接續，其子孫可世代相襲，這是何等至高無上的榮耀啊。
宅邸的布局符合封建官宦人家的一般模式，分為外院和內宅，但規矩似乎更森嚴些，據說擅闖內宅可被處以極刑，甚至孔家日常的飲用水都是通過特制的溝渠引入內宅的。印像深刻的還有那“貪照壁“和“冷板凳”。那流丹描摹、色彩濃艷的照壁上繪制了一條傳說中名為 “貪”的猛獸（形態是多種動物的大雜燴），因過於貪婪，最後被暴曬而亡。有趣的是，向來以諄諄善誘為主的孔子，也對“貪”字之害如此恐懼，要用這種“反面教材”的方式來警示後人：勿要失小節而壞了孔家的盛名。還有那介於內外宅之間甬道內的“冷板凳”，傳是因奸臣嚴嵩有要事求見“衍聖公”，卻被晾在這板凳上足足兩個時辰，最後悻悻離開而得名。我不確定這板凳的來歷是否真有其事，可有一點是明確的，那就是後世對孔子景仰的人們始終在小心翼翼地打造和呵護“聖人”及其後代頭上的神秘光環，雖未必奢望聖人的思想一定能發揚光大，但至少試圖向外界傳遞“聖人之風猶存”的理念，真可謂用心良苦！
聖人思想和封建傳統雖然被堅守了幾千年，然而歷史的車輪終究不可阻擋。積貧積弱的國門被洋夷的堅船利炮轟開後，隨之而來的就是西方思潮的湧入和蔓延，這座最具傳統意義的宅邸也悄然發生著變化。孔府最後的主人－－孔德成，不就身穿長袍馬褂，在此迎娶了一襲婚紗的留洋女子，舉辦了“中西合璧”的婚禮嗎？後花園裡還有幅“奇妙”的西洋畫作，畫面中那條鄉間道路從任何角度看都朝向觀者，難道，主人是想借此寓意：不論是誰的天下，聖人思想永遠能引導你通向成功的康莊大道？
【身後之“家”】
公元前４７９年，孔子在魯國病逝，享年七十三歲，葬於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在他死後，“弟子各以四方奇木來植，故多異樹”，因而稱之為林。孔林是迄今為止世界上延時最久、規模最大的家庭墓地，占地三千余畝，總面積是曲阜城的兩倍有余（現在在曲阜，人們死後交幾千元乃至上萬元不等，就可以安身在這聖人墓園之內）！據說，津浦鐵路最初也是緊靠著孔林西牆而過的，但被當時的“衍聖公”孔令貽以“震動聖墓”，“破壞聖脈”為由上書國民政府，竟最終迫使鐵路改道至兗州！可見，孔家後人雖然在祖先盛名的蔭蔽下鮮有人才（除了孔鯉和孔尚任）出現，但他們對於祖先留下的賴以世代安逸的資本還是知道傾力保護的。
大墓早已經如同小山一般。墓碑前的矮牆堪堪遮住了碑上“大成至聖文宣王墓”中“宣”字以下的部分，為的是讓康熙皇帝可以拜聖人而又不至於尷尬，因為皇帝是“至高無上”的像征，只拜聖人而不能拜王。康熙也是古往今來難得的英明皇帝，依舊難免時不時處於各種規矩所圈定的兩難境地之中；這時候，也只得無奈地接受這樣類似“掩耳盜鈴”的救駕之舉。
古人對於漢字的理解顯然比我們要深刻，也更喜歡通過文字游戲來表達情感。孔子墓前的甬道起點處立著一塊碑，為聖人弟子子貢所立，上書“子貢手植楷”；而其間的“植”字故意少了一橫，寓意恩師駕鶴西去之時，自己未能在旁送行，以此來表達遺憾和懷念之情。
（小插曲：在去孔林的路上，我們被一位老車夫說動，成了他人力三輪車的乘客。雖然山東方言稍顯濃厚，可老人家謙虛的風格還是給我們留下了很好的最初印像。不想一路“陪同”下來，他竟開始要價，在我們表達了按最初談妥價格付款的意願後，他居然大聲罵起街來！我們實在不想以爭執結束聖人之鄉的旅程，可那份心情是大打折扣了。）
【聖人之“家”】
類似“子貢手植楷”的典故在孔廟還有很多，比如大門前的“金聲玉振”牌坊，出自明代書法家胡纘宗之手，可偏生玉字一點卻點在中間；原來敲擊玉磬時，敲在正中間的時候聲音最動聽，而這也正好切合孔子思想精髓的中庸之道。又比如緊接著看到的“欞星門”，是乾隆皇帝的御筆。本來繁體的“欞”字應當寫作“欞”，而在這裡的“欞”字卻少下面的“巫”字，這是說孔子的儒學是正大光明的學問，怎可有鬼神巫術摻雜其中。這實在是含蓄到精妙而又有點偏執的程度了!
之後照例是長長的甬道，和兩旁參天的松柏，營造出肅穆的氛圍。孔廟的精華集中在杏壇和大成殿，前者是孔子當年設壇講學的地方，後者則是供奉聖人的主殿。杏壇上有亭，亭內兩碑對立，一塊為金代著名文人黨懷英篆書“杏壇”二字，另一塊則又是乾隆御書“杏壇贊”；這裡還有個故事：文革時，革命小將看到“杏壇”碑上有黨懷英的“黨”字，因而不敢動手，此碑竟得以保全；相反，“封建專制頭子”乾隆的墨跡就不那麼幸運了，可笑之極!
大成殿的規模雖然未必比我之前見過的平遙文廟大多少，但它畢竟是最正宗的祭祀孔孟之所，故而皇帝手書也特別多；尤其是清朝，竟然從康熙到光緒悉數到齊，將門楣和殿內可掛的地方都占滿了；所以，從這個角度看，清王朝也不應該再延續下去了，開個玩笑。殿前有十根深浮雕龍柱，每根石柱上有二龍上下對翔，盤繞升騰，柱間鏤空刻寶珠一顆，玲瓏剔透，較之山西晉祠裡的龍柱更加華麗精致，的確稱得上世之罕見，它們也是孔廟的金字招牌；據說當年凡有皇帝駕臨，總要將這些石柱用紅綢遮住，免得激發皇帝老兒的醋意。
參觀“三孔”過程中，對於孔子經歷的了解是最觸動我的部分：孔子生前，顛沛流離於諸侯之間，思想並不被統治者接受，內心其實是很痛苦的；設壇施教只不過是抱負無法施展下為免學說失傳的無奈之舉，這才有了“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他發乎內心、平實謙進的中庸之道，終於在身後得到發揚廣大，至今仍舊影響著中國社會。我們姑且不論其中是否有“糟粕”，但套用尼采“存在即合理”的理論，能夠流傳並影響世人那麼久的學說，不能不說是偉大的；而往往偉大的事物總要在被創造出來多年後才能遇到伯樂，又比如凡高和畢加索的畫作。在如今的社會，姑且不談孔子學說對統治者的效用，單就他崇尚的“禮義”和“內心平和”之風而言，對我們每個人似乎都是有意義的。然而這些，在他的家鄉，是否都被傳承下來並身體力行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