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英雄詠嘆調
早上起床後，整個樓上靜悄悄，起居室內一片狼籍。另外房間內的幾位室友，看來還都在熟睡，也不知道開車出去的那位是否已經回來，按照計劃，他們中午前後必須動身回溫都爾汗。我簡單清理了一下起居室，擺正了茶幾與沙發，丟掉了一堆空酒瓶，清早斷水，沒有清潔工具，做不了更多的事情。
天氣很好，風也停了。湛藍的天空上，初秋的陽光驅走了大部份的寒冷。我帶上背包，出發去尋找成吉思汗的蹤跡。
據<蒙古秘史>記載，肯特省是成吉思汗出生的地方，也是他死後安葬的地方，史學界普遍接受上面這些結論。成吉思汗的墓地究竟在哪裡還是歷史上最大的謎團之一。那本<蒙古秘史>，蒙古民族的不朽篇章，據信也是在肯特省成書。
上面提到的這些歷史記錄中，唯一可以完全確定的，是成吉思汗的出生地點，就是在這裡，肯特山的達達勒蘇木。在成吉思汗研究不斷升溫的今天，這個地區自然擁有其歷史上獨特的重要性。
走出達達勒蘇木鎮中心，向東二公裡，我來到一個叫做三湖度假村的地方，這裡有一座非常漂亮的成吉思汗紀念碑。圍繞著這座紀念碑，有一段引人深思的故事。
1924年蒙古建國後，很快被蘇聯全面控制。為了遏制蒙古人的民族自豪感，蘇聯把成吉思汗當成了一個重要的打擊目標。在蘇聯政府的壓力下，蒙古與蘇聯口徑保持一致，成吉思汗被劃定為“反動封建勢力”，“野蠻暴君”，關於他的研究自然完全中止。七十年的時間裡，成吉思汗是一個在蒙古不能提起的名字，與他有關的紀念性場所，大多數被銷毀，從境外帶入的與他有關的材料，屬於非法物品，在海關全部沒收。
六十年代初期，蘇聯國內出現了短時間政治自由化，蒙古正好也在這時候加入了聯合國，這些事件使得蒙古政府中的一些大膽人士，發起了紀念成吉思汗的活動。在成吉思汗誕辰800周年的1962年，蒙古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政府二號人物鐵木耳·奧其爾組織修建了三湖度假村的紀念碑，修建紀念碑的同時，還發行了一套紀念郵票。
蘇聯的政治自由化不久流產，蘇聯當局發覺了蒙古紀念成吉思汗的活動，隨之以對黨的方針不忠實的罪名，撤銷了鐵木耳·奧其爾的黨政職務，將他流放到庫蘇古爾湖以北西伯利亞邊界地區。1985年，不明凶手在鐵木耳·奧其爾的流放地用斧頭將其殺害。所有其他參與設計建造這座紀念碑的人員，全都或被捕或流放，直到今天，一些當事人仍然下落不明。然而出於無法解釋的原因，紀念碑本身，卻得以保留下來。
我到紀念碑前的時候，還不到上午九點。紀念碑坐落在度假村的空地上，前方幾十米外是一個大湖，湖中可以看到水鳥；後方是一片樹林，林中掩映著圓木搭就的供游客住宿的木屋子。達達勒蘇木只有很少一些蒙古包，多數居民都住在這種木屋子裡，給人留下與自然交融返樸歸真的畫面。
白色的紀念碑呈三角形，高15米，正面用粗獷的線條，刻下了成吉思汗威武的立像。成吉思汗是生活在十三世紀的人物，沒有留下同時代准確的寫生畫像，只留下了一幅他去世後，宮廷畫師憑記憶繪制的肖像。原作肖像畫把成吉思汗繪成了一個和善老人，形態像個中國皇帝。因為它是唯一流傳下來的成吉思汗畫像，因此後世所有與他形像有關的作品，都仿照那副畫像。那幅畫的原本現藏於台灣故宮博物院。
與常見的成吉思汗畫像比較，紀念碑上的成吉思汗顯得蒼老一些，更威嚴一些。紀念碑的左上方，刻下的是一面蘇勒德戰旗，成吉思汗統率蒙古軍隊的標志。據說蘇勒德是長生天特別賜予成吉思汗，保佑他戰無不勝的神物。紀念碑前，矗立著小型實物蘇勒德，被固定在一個小小熬包上。
熬包是蒙古人祭天地的像征物，一般是安置在高地上的錐形的石頭堆。蒙古人經過熬包時，傳統習慣上要下馬來，在熬包加塊石頭，撒上點酒，放上點錢，表示敬意。
蘇勒德頂端是矛形，下面一個圓盤底座，盤沿一周有81個穿孔，綁扎馬鬃作為垂纓。相傳，成吉思汗在一次戰鬥中損失慘重，祈求蒼天給他以戰勝敵人的力量，突然半空一道閃電，一把矛狀物懸在眾人頭頂。成吉思汗命大將木華黎接下，幾次都沒有成功，最後成吉思汗許諾了一千匹馬一萬只羊的祭祀，矛狀物才落下，變成為蘇勒德，蒙古民族強大與勝利的像征。
從紀念碑出發，向北偏西不到四公裡，就是根據<蒙古秘史>記載確認了的，成吉思汗的出生地德倫寶力德格山。
離開紀念碑之後，我又回到了鎮子裡的旅店。二樓起居室已經收拾干淨，幾個年輕室友不知開車又去了哪裡，他們的行李還在。我在茶幾上給他們留了個告別的紙條，真心誠意對他們的熱情表示感謝，然後再次出發，朝著鎮子北偏西方向的德倫寶力德格山方向走去。
出鎮子後，先是一片白樺樹林，穿過樹林，眼前是寬闊的土路。沿著土路再向北走，身後的房屋逐漸遠去，四面八方都是荒野樹林草原，以及連綿不斷的山丘。走了好一會兒功夫，仍不見什麼高山，前後左右望一望，我肯定方向沒有錯。大路拐了個彎，路邊有一伙六七個人，圍在推土機旁，正在商量什麼事情，是一個修路施工隊。我走過去問路，他們告訴我，沿著這條路繼續向前走，不遠了。
我後來懂得了為什麼這一路總有走錯方向的感覺，原來在我的意識中，是期待著遠遠看到高山，豐碑，殿宇，一個與成吉思汗這位震鑠古今的人物相匹配的巨幅畫面，而實際的成吉思汗出生地，卻是樸素得令人驚訝。
幾輛摩托車從我身邊呼嘯而過，原來是築路隊的幾個人從我後面趕上，朝著同樣的方向疾馳。坐在車尾後座上的人，頻頻朝我擺手。
當我走近德倫寶力德格山時，才最終接受了現實，成吉思汗的出生地，只是一個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小山丘。山下面，一圈用小石塊擺放起來的界標，劃定了這個蒙古民族聖地的範圍。我走到山頂，山頂中間有一個敖包，那幾個築路工人圍成一圈正在喝酒。我猜想這應當是中午休息時間，他們可能已經用過午餐，來這裡休息。他們做手勢邀請我坐下來，其中一個手持酒碗的人，把酒遞給了我。
我把右手無名指尖在酒碗中蘸了一下，把酒向四方彈出去祭拜天地，然後把手指在前額上擦擦。完成了基本步驟，我端起碗，喝了一口酒，是比較低檔的伏特加。看著我飲酒，幾個築路工人贊許的點頭。我把酒碗傳給旁邊的人，從背包裡取出了一盒餅干分給大伙。十幾分鐘以後，餅干吃完酒喝完，我又從背包中取出飲用水。這時，坐在我旁邊的人碰了碰我。他遞過來一個水瓶，告訴我，那是從附近的卡術布拉格礦泉取來的礦泉水。我知道這裡面的像征意義，旅游指南上介紹過那個礦泉，據<蒙古秘史>記載，那是成吉思汗平時飲水的地方。
幾個蒙古築路工人離開之前，圍著熬包順時針轉了幾圈，這個熬包，大概是全蒙古最神聖的了。隨後一陣摩托車轟鳴，山頂上剩下了我一個人。
我站起來，仔細觀察這個世界最大征服者出生的地方。山頂方圓有數百平方米，敖包中間豎立著一塊石碑，上面刻寫著傳統蒙文，意思是1162年，成吉思汗出生於此，石碑上方斜向伸出長長的樹枝，上面纏繞著天藍色的緞帶。熬包背後山坡上，是大片蒼翠的樟子松林。
從這裡向西望去，平原上靜靜的臥著一條彎曲的河流，河水在陽光下閃著銀光，河流的旁邊，一群牛正在慢悠悠的吃草，周圍不見牧人。平原上高高的白樺林帶，點綴在綠色中間，周圍的山巒，伸向無邊無際的遠方。除了微風拂面，沒有音響，沒有時空，沒有任何干擾，在這個晴朗的秋日，天地萬物融合在了一起。
這個看上去田園詩歌一樣的地方，怎麼會造就出成吉思汗那樣的人物？生活在達達勒蘇木寧靜村莊的孩子，是如何的從草原走向了世界？這個歷史上最大征服者的生平資料非常稀少，現有的記載，幾乎全部來自於<蒙古秘史>。
成吉思汗的父親是部族首領，在他九歲的時候，父親被仇人毒殺。成吉思汗的整個少年時期，一方面要支撐保護自己的家庭，一方面要不斷躲避仇敵的追殺。如果成吉思汗只是個普通牧民人家的孩子，有一個溫暖的童年，他可能日後不會去做出那樣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少年時代的顛沛流離，鑄造了他不屈與復仇的性格，西伯利亞邊緣嚴酷的生存環境，錘煉了他鋼鐵的意志。
在他出生時，他的左手握著血塊，長生天神，已經預示了他的喋血人生。長大以後，他冷酷、殘忍，十幾歲的時候，為了小小的爭執，殺死了同父異母兄弟，但他非凡的堅毅與卓越的領袖才能，使得他最終統一爭戰不息的部落，奠定了蒙古大帝國的基礎。
十三世紀旅行到蒙古，曾經見過成吉思汗的一位波斯學者這樣描述他：“高大健壯，精力旺盛，白胡須，貓眼睛，給人的感覺，他是魔鬼的朋友。”這也是長期以來，西方歷史學家筆下成吉思汗的形像。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後，歐洲自己制造了殺人魔王希特勒，歷史上還沒有哪個人，像成吉思汗那樣在西方世界背負如此嚴重的惡名。西方歷史學家妖魔化成吉思汗的主要原因，是蒙古軍隊征服世界時的殘忍與破壞。
毫無疑問，成吉思汗親手建立起來的戰爭機器，造成的災難是巨大的。這架令人難以置信高效率的戰爭機器，使得十三世紀成為人類歷史上僅次於二十世紀的最血腥的時代。舉幾個城市的屠城數字，伊朗的沙布爾，170萬人；伊拉克的巴格達，80萬人；阿富汗的赫拉特，160萬人，據載只留下40個活人。編年史學者們估計，在蒙古帝國的征服活動中，占整個中亞地區30%的人口，死於蒙古大軍刀劍之下。
戰爭的破壞，當然不會只局限於人員的死亡。戰爭中斷了經濟活動，摧毀了農業生產所依賴的操作體系，而游牧民族對於定居文化的蔑視，使得中亞地區中東地區大量輝煌的歷史文化瑰寶，慘遭戰亂洗劫之後，再無恢復重建的可能。
中世紀席卷歐洲可怕的黑死病，許多學者也認為是蒙古征服戰帶來的結果。1345年，蒙古軍隊圍攻克裡米亞半島的卡法城，戰爭期間，士兵們感染了亞洲傳來的鼠疫，以至被迫撤軍。蒙軍統帥命令用三人多高的巨大拋石機，將病亡士兵死屍拋射入城，制造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場細菌戰。不到幾天時間，卡法人紛紛病倒喪命，由於死者全身皮膚呈黑紫色，故稱“黑死病”。而後，卡法的一個熱那亞商人，將攜帶病菌的跳蚤又帶到了意大利，於是黑死病開始在歐洲蔓延，導致2500萬人死亡。
可能是歷史的諷刺，雖然成吉思汗擁有人類史上最大的權威，他卻沒有能改變自己民族的命運，蒙古帝國崩潰之後，蒙古民族重新進入了持久的磨難；雖然成吉思汗擁有人類史上最遼闊的疆土，但他沒有能留下有形的痕跡，他沒有建立城市，他沒有鋪設道路，他沒有向外輸出文化，因為所有這些，都需要對於永久價值的理解，出於他自身游牧意識的局限，他沒有或許也不可能做得更好。
然而不管外國人怎麼看，成吉思汗首先是一個蒙古人。對於蒙古民族來說，他不僅僅受到極大的尊重，而是成為全民族崇拜的偶像。造成這種崇拜現像的，首先是民族心理上的因素。作為一個歷史上經常被其他國家欺辱，以至於經常需要依附於其他國家的民族，成吉思汗是蒙古族自豪與強大的像征，是民族歷史性驕傲的無可爭辯的源泉，哪怕這種驕傲只是一個閃亮的瞬間。
強大的軍事帝國，並不代表成吉思汗為蒙古民族做出的全部貢獻。在其它領域，他也有了不起的建樹。
他正式確認了建立在回鶻文基礎上的蒙古文字；他把被征服地區的工匠帶回蒙古，推動了蒙古自身的藝術創造；他建立了被稱為“札撒”的蒙古公共法典，第一次為蒙古民族制訂了嚴格法紀：謀殺、盜竊、密謀、通奸、以幻術惑人、貪贓受賄者均處死刑，法無貴賤，違令者無論軍、民，官員，無論是何身份，同樣論罪。札撒既是民法典，又是行政法典，許多個世紀以來一直影響著蒙古政府的運作。
近年來許多專家學者重新研究成吉思汗，探討他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地位，給這個歷史上特殊的人物，一個更為客觀的全面的評價。作為一個極為復雜的歷史人物，破壞的同時，他還擁有廣闊的寬容，野蠻的同時，他還擁有超人的智慧。
他有意識的摧毀了數不清的有形的文明與財富，但他無意識的留給了世界無形的但是非常寶貴的遺產。
成吉思汗開辟了東西方的接觸。在蒙古帝國控制的龐大疆域內，一個多世紀的和平，打開了洲與洲國與國間的壁壘。包括馬可·波羅在內的探索先驅，把信息帶來中國然後帶回他們的本土家鄉。十三世紀意大利人佩戈洛蒂在他撰寫的<貿易實踐>中告訴歐洲商人們：“從歐洲到中國的道路，現在暢通無阻。”
這樣的接觸具有超出時代的深遠意義。蒙古帝國之後，十四世紀中期，橫跨歐亞的奧斯曼帝國崛起，阻擋了歐亞大陸間的貿易，而同時期的中國，再次退回長城以內關閉了國門，貿易通路切斷了。但是，歐洲沒有忘記他們在蒙古帝國時代看到的東西。蒙古帝國之前，東方對於歐洲來說是傳奇，蒙古帝國之後，東方對於歐洲來說是記憶。隨後年代的文藝復興，給歐洲帶來了巨大的活力，航海家們開使尋找海洋貿易通路，通向他們記憶中東方繁榮的國家。從麥哲倫到哥倫布，探險家們堅持不懈的努力，都是為了尋找東方的財富，重建曾經存在的，在蒙古帝國時代所享有的，那樣的跨大陸貿易自由。
十三世紀蒙古帝國崩潰以後，蒙古人返回了草原，重新拾起了他們的游牧生活，似乎什麼也沒有發生過。但他們衝擊過的這個世界，再也不是以前的那個世界。或許這就是長生天賦予成吉思汗的歷史使命：打破常規秩序，把世界置於前所未有的動態之中。
成吉思汗帶來了帝國疆域內許多地區藝術上的繁榮，這應當歸功於他對於不同文化一視同仁的態度。戰爭期間對於定居地區文明的破壞，並不意味著蒙古人把摧毀文明當成了使命。事實恰恰相反，秩序建立之後，他們對不同民族文化的存在，表現了極大的容忍。只要沒有政治上的壓抑與破壞，文化的傳播以致於繁榮，就必然會發生。
以中原為例，元朝就是藝術上豐收的時期，無論是文學創作還是戲曲創作，都達到了新的高度。元朝統治者對於中原民族的統治是很殘酷的，但如果只從文化創造角度上看，元朝是個相對繁榮的時期。
成吉思汗開創了蒙古隨後幾代統治者共同遵循的，對於不同宗教信仰的尊重寬容，從而直接的促進了蒙古帝國範圍內廣泛的文化交流。1206年成吉思汗統一蒙古諸部後，蒙古人南侵中原、西征歐亞，各民族的宗教開始碰撞。成吉思汗自己信奉薩滿教：“自信有一主宰，並崇拜太陽，而遵從薩滿教……。”但他對其他宗教取寬容態度：“切勿偏重何種宗教，應對各教之人待遇平等。”在中世紀，宗教信仰無例外是任何一種文化中最重要的部份，沒有對不同信仰的寬容，有意義的文化交流是不可能實現的。成吉思汗對於宗教信仰的寬容政策，可以說是超時代的明智之舉。
前面提到過的法國修道士魯伯汝克，1253年旅行來到了蒙古帝國首都哈拉和林，在成吉思汗的孫子蒙哥大汗帳下度過了一段時間。在他後來出版的回憶錄中，曾經記述了一段有趣的故事。
蒙哥大汗想比較一下在哈拉和林的諸多教派的學說，於是他下令在朝廷內當面開一次宗教辯論會：“都聽仔細了，你們這些基督徒，穆斯林，佛教徒。你們每一家都聲稱自己的信仰更優越，我要聽一聽你們各自的道理。”蒙哥指示帳下的官員做出安排，辯論時間最後定在聖靈節當天。魯伯汝克作為基督徒代表，參加了辯論大會。
安排好之後，蒙哥進一步規定了辯論規則：“任何人也不准對他方使用挑釁性或侮辱性的語言，任何人也不准在辯論中制造混亂或者妨礙辯論進程，違規者將被嚴懲。”
聖靈節那天到了，各個陣營的許多宗教人員聚集在蒙哥大汗帳下，其中佛教徒的陣營最為龐大。從中國來的一位僧人首先發言。他問魯伯汝克，想首先辯論什麼問題：世界從何而來？還是死後靈魂的歸宿？魯伯汝克回答說，因為一切始於上帝，首先應當辯論與上帝直接有關的神學問題。魯伯汝克相信，這是佛教的一個薄弱環節。
佛教僧人發言說，只有愚蠢的人才會相信只存在一個上帝。然後，他打了個比喻，明顯是想獲得蒙哥的認同：“就如同在這裡，我們有我們偉大的蒙哥大汗，在你們各自的國家裡，不是也有偉大的君王嗎？道理是一樣的，不同的地方就要有不同的神。”
魯伯汝克解釋了基督教唯一的全能上帝的概念。佛教陣營的僧人們立刻抓住了這裡面的可乘之機：“如果你的上帝是像你說的那樣全能，為什麼他造出來的世界有一半是邪惡的？”
“上帝沒有創造邪惡。現有的東西都是好的。”魯伯汝克辯解。
這兩句話聽起來，像是把球踢進了自家球門。佛教陣營一鼓作氣乘勝追擊：“那麼你說說，魔鬼是從哪裡來的？”
魯伯汝克這時候意識到，他實在是低估了這幫和尚。他嘗試把話題轉回到起點：“回到起初的問題，你們相信不相信，有那麼個神是全能的？”
佛教僧人回答，沒有哪個神是全能的。聽到這樣的說法，旁聽的穆斯林們都笑了。
魯伯汝克找到了好的進攻點：“原來是這樣。你們的神中間，沒有哪個是全能的，也就是說，在你們遇到危險的時候，沒有神會來救你，因為你們的神都沒有力量。”他也學佛教僧人們的戰術，嘗試著討好正在聚精會神聽辯論的蒙哥：“沒有哪個人可以侍奉兩個君王，你們怎麼可以侍奉那麼多神呢？”
據魯伯汝克的記載，這下子佛教陣營傻了眼，沒有人回答。辯論會繼續。基督教方面另一個人開始介紹西方神學中的上帝三位一體，聖父聖子聖靈，一個很可能上帝自己也沒搞明白的概念。自此往後直到辯論會結束，魯伯汝克沒有再發言。
辯論會以後，蒙哥沒有裁定誰輸誰贏，估計他自己聽了一頭霧水。基督徒與穆斯林們相信他們是贏家，魯伯汝克的記載：“辯論會以後，我們大聲歌唱，而那些佛教和尚們都沉默不語。”回到住處，這些上帝的僕人們，取出蒙哥款待各國使者的成桶的馬奶酒，狂飲慶祝，很快個個爛醉如泥。
我把這個故事記述在這裡，只是為了用實例表明，在對待其它宗教信仰上，蒙古大汗們開明的作風。應當說這在歷史上是罕見的：強者沒有壓迫弱者接受自己的文化，即便弱者所實踐的，是完全不同的東西。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胸懷，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孫們，才促成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文化大交流的時代。
這就是成吉思汗的詠嘆調。
我知道，把它稱做英雄詠嘆調，會使太多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內，感到心中不安。因為無論如何，成吉思汗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殺手，十三世紀時他與他的子孫，曾給中亞國家的民族，給我們中原的華夏民族，帶來了空前的災難。
然而，歲月能夠修正對歷史的認識，對影響了歷史進程的人物的認識。
時光流逝，轉眼已是八百年的光陰。
當二十一世紀到來的時候，世界進入了文明進步的新的時代。經貿文化的全球擴展，使不同國家變為相互依存的整體，信息思想的自由傳播，把天涯海角變成比鄰村莊。作為文明像征的普世的價值觀念，正在被全人類所接受所認同。
秋風瑟瑟，站在德倫寶力德格山頂熬包的旁邊，望穿達達勒蘇木茫茫的草原，在通往外面廣闊世界的路上，仿佛有一個男孩兒的身影。八百年前，是那個握著血塊在這裡出生的男孩兒，為我們今天全人類的村莊，鋪下了第一塊基石。
回旅店前，我去了卡術布拉格礦泉，雖然只有兩公裡距離，花了好長時間才找到。再次回到旅店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三點。幾位溫都爾汗朋友業已離去，拿走了我留下的感謝的紙條。我通知店主要續住兩天，尋找離開達達勒蘇木的交通工具。
等我動身前往烏蘭巴托的時候，已經是三天以後了。我找到了直達烏蘭巴托的小型客運車，這種客運車屬於私人經營，湊夠人數就發車，平均每個星期能有一班。七個客位的車，大家擠了擠，坐上了九個人，全是當地蒙古人。下午兩點發車，隨後幾個小時，走走停停，有人想順路看望朋友，有人要給親戚往烏蘭巴托稍帶東西。
乘客中沒有人能講英文，有我在場，剛開始氣氛有些尷尬。我取出簡易會話手冊，加上打手勢，居然能大致交流。蒙古人與陌生人來往，喜不喜歡擺在面上，很少故意做作。沒過多久，我們相處變得自如，等到車停下晚餐的時候，已經很融洽了。司機能說幾句英文，晚餐時他特別找到我，幫助我點好了食物。我們坐在一張桌旁，邊吃飯邊聊天，很快像老熟人一樣。他來過中國幾次，屬於邊界貿易的性質。
第二天凌晨三點，我們到了烏蘭巴托。汽車停在我要去的旅店街斜對面，那裡有個臨時停車位。兩個站在陰影處的女人走過來，和司機說了幾句話，又回到老地方。
司機幫我取出背包，叮囑我：“她們兩個不是好人，這個鐘點，你留心一點安全。”
我笑了：“沒事兒，你放心吧。”
道別時突然記起來，我還沒有付司機車錢。如果不是我主動，他有可能都不會提起。
走過等待顧客的兩個妓女身邊，我輕輕搖搖頭，她們面無表情，沒動地方。繞到街對面，進入旅店大院門之前，我回頭望了一眼。小客車還停在那裡，前後車窗打開，司機與靠窗的乘客，探出頭來，還在守望著我安全回家。
我朝他們揮手，他們也朝我揮手，車子很快打著火，沿著和平大道向西，消失在凌晨夜色之中。
(公元1162年，成吉思汗出生於此)
(三湖度假村成吉思汗紀念碑)
(蒙古南戈壁(舊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