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情結：八閩大地的革命舊址圖譜（下）
【閩北的紅色洗禮】
寧化、清流、歸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風展紅旗如畫。
——毛澤東1930年詩作《如夢令·元旦》
這是一首老毛充滿革命浪漫主義情懷的詩篇，緊接著在他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裡就明確了其戰略構想——而朱德毛澤東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人民武裝的路線是經由鄉赤衛隊、區赤衛大隊、縣赤衛總隊、地方紅軍直至正規紅軍這樣一套辦法的，政權發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擴大的，等等的政策，無疑義地是正確的……
可以看出，老毛曾經想把這兩股有著“共同點”的紅軍合流，可惜他的這面紅旗也只在武夷山下招展，歷史的腳步才匆匆地邁入了閩北的寧化、建寧、泰寧三縣，眼看著在武夷山的“會師”近在咫尺，果如此，閩贛紅軍和湘贛中央紅軍將連成一片。卻因重重原因，中央紅軍折回了閩西、贛南。仍在贛東北一帶活動的方志敏，率紅十軍“二次入閩”，在崇安武夷山的赤石、坑口取得消滅敵軍近兩個地方團的勝利，開創了閩北蘇區的新局面，成立了以黃周為書記的閩北特委。隨後，紅十軍奉命在尋淮洲的率領下，開赴中央蘇區與彭德懷的紅三軍團會師，參加了第四次反圍剿的戰鬥，後編為紅11軍,紅7軍團,紅19師，轉戰閩浙贛周邊。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被迫“戰略轉移”後，紅19師才又與方志敏新創建的新紅十軍，在葛源改編為紅10軍團。1934年12月奉命成立北上抗日先遣軍，開赴皖南、湯口一帶，殘遭重兵圍剿失敗，1935年1月27日軍團領導劉疇西,方志敏在懷山隴首的封鎖線被捕，於獄中寫下了《可愛的中國》,《清貧》,《獄中紀實》,《我們臨死以前的話》及《我從事革命鬥爭的略述》,同年8月6日在南昌被秘密槍殺。幸存下來的余部（或稱革命火種）由黃周、劉英、粟裕、曾鏡冰的領導下，堅持在閩浙一帶活動，閩北的大安、坑口、上梅、華家山、太陽山都是他們打游擊的地方，其中位於武夷山北部的大安，曾一度成為閩北革命根據地的紅色首府。後來堅持了三年游擊鬥爭的粟裕大部與葉飛率領的閩東獨立師改編成新四軍的三個支隊，北上抗日。只有曾鏡冰、左豐美領導的福建省委、閩北紅軍、游擊隊，繼續轉戰福建南北，直到全國的解放。
在閩北這塊經歷紅色洗禮的土地上，至今依然保存著許多烽火歲月的革命遺跡。在2005年公布的福建省五條紅色旅游線路中，武夷山的“赤石—大安—上梅”線是其中之一。
一、赤石村
(圖一：村莊溪畔)
說來慚愧，對於這片曾經紅旗招展的武夷山下的革命歷程，我竟然是在無意中才被翻動的。記得那年路過武夷山，到中國農業銀行取錢。旁邊的公園裡有塊紀念碑——閩北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同時公園的名字又深深地吸引著我——列寧公園。走近一看，在烈士陵園的角落樹立了一塊小石碑，字跡是用篆體刻就的——粟裕同志骨灰埋存處。粟裕？鼎鼎大名的粟裕大將？石碑後面的介紹為我解開了謎團，翻開了那段艱辛的烽火歲月。也使我走上了“革命道路”，尋找起了革命先輩們在閩北這塊土地上的戰鬥蹤影。
赤石，一個注定與“共匪”有緣的地方，也是一塊天生要被赤化了的村莊。“赤石暴動”是我們學生時代耳熟能詳的事件，是新四軍將士繼“皖南事變”之後，在上饒集中營獄中鬥爭的延續。一直以來總覺得是在江西那個熱火朝天的革命省份，渾然不知赤石這個地方竟然會在聲名大躁的武夷山下。有一年在武夷山轉機，因為時間尚早，景區也去了多遍，於是就心血來潮地沿著迎賓大道，徒步走向崇安縣城。在途經武夷鎮時，看到一塊插在叉道上的村莊路牌——赤石，我還笑著跟同伴說，咦！這裡也有個赤石村。可惜就是想當然，沒有堅決執行“群眾路線”，犯了主觀的“右傾主義”。赤石就這樣地和我擦身而過，角亭村的虎山廟也因其貌不揚，為我所忽略。
若干年後的一次“五一”長假，與吉老師一起在黃坑尋防朱子陵墓，看著天色尚早，才第一次地走近赤石村。繞過機場用鐵絲網圈就的警戒區域，沿著一條坎坷不平的土路，來到了一座古樸村莊，一問這就是赤石村。低矮陳舊的房子，散落在崇陽溪畔。村子不大，人也沒見幾個，安靜極了。向著流水濤濤的地方走去，拴著一張竹筏的古老的渡口亭子，呈現在了眼前，旁邊一塊石碑上刻著幾個紅色大字——赤石暴動發生地。望著因暴雨而混濁、湍急的山洪溪流，耳邊似乎回響起了在這座曾經是茶葉、糧食墟集的地方，那漸行漸遠的吶喊聲和槍炮聲——
(圖二：百年老渡)
1931年5月和1932年9月，方志敏率領著紅十軍兩度入閩，在武夷山下，離縣城七公裡的赤石街與星村街，取得了輝煌的戰績：殲敵一個正牌團和一個地方保安營，繳獲槍支彈藥無數，糧食數萬斤，銀元二十萬,黃金二千兩。從此點燃了閩北革命的火種，創建了以赤石、上梅、坑口為中心的閩北革命根據地；
1942年6月17日，又是在赤石，一場“預謀已久”的暴動發生了。1941年1月的“皖南事變”，被俘的新四軍及抗日青年、愛國志士等七百多人，被分成六個支隊囚禁在上饒集中營。隨著侵華日軍的進犯，華東地區相繼淪陷，上饒也開始告急。1942年5月，集中營的茅家嶺監獄，在獄中秘密黨支部的策動下，二十六名同志，趁亂成功地舉行了奪槍越獄。不久，第三戰區長官司令部開始匆忙向福建撤退，集中營也隨著轉移。第六支隊的秘密黨支部決定在行軍過程中伺機舉行集體暴動，核心人員由陳念棣、趙天野、阮世炯、王羲亭等人組成。暴動預案一是奪槍、二是奪路。訊號分為准備、發動和撤銷三種：准備訊號是《義勇軍進行曲》過門；發動訊號是“同志們衝啊！”；撤銷訊號則唱歌詞“烽火連天，血腥遍野，中華民族遭到空前的浩劫”。
當隊伍行至赤石這處有著良好群眾基礎的革命老區，等待渡過崇陽溪之際，只聽暴動總指揮王羲亭的一聲“同志們衝啊！”的吶喊，已先過渡口的第六支隊的八十多名將士，疾速地越過寬暢的田野，衝上了山頂密林深處的集合地，勝利地與前來接應的閩北游擊隊會合，共同奔赴了武夷山革命根據地。
6月19日，沒能逃脫的新四軍其他支隊的同志，被敵人分三批槍殺在前亭村虎山廟側的茶林裡，經事後前來收屍的人記憶說有五十九人。而被押往福建的人員，不知所終。
經戰後統計，參加這次“赤石暴動”的八十多人中，最終逃離虎口的有四十多人（沒有一致的具體數字）。現在赤石革命烈士陵園裡安葬的烈士共有七十三位。
(圖三：赤石對岸)
嘩嘩的溪水依然每天地從這裡流過，百年渡口的老艄公也不知換了幾個，正眺望著對岸青松蔥蘢的陵園，天下起了雨。跑進構建中的工地，原以為是未來的赤石暴動地紀念館，施工人員卻告訴我們，建設中的項目是武夷山上游漂流的配套設施。
老渡口的筏工大爺也說了，為了安全起見，暴雨期間對渡的筏子也不准下水。我們只能深情地望了望對岸，離開了赤石。
一年後，我再次來到了這裡，渡口的竹筏依然沒能把我載到對岸去，原因是虎山廟所在的角亭村造了一座大橋。大爺指點我前去的方向。來到這座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擴建的占地8000平方米的烈士陵園，沿著山邊七十三層台階一步步地走向廣場，廣場前的石屏風高二米、長六米，正面寫著八個紅色大字——赤石暴動烈士陵園，背後記錄著那段歷史的始末，以及七十三烈士的英名，呈凸圓形狀的墓穴，凝固地記住了這些平均年紀才25歲的將士們，他們其中最大的40歲，最小的年僅19歲。共產黨員56位，其中女性為8名，夫妻的有一對，姐弟有一雙。
(圖四：烈士英名)
我默默地深情地鞠了鞠躬，回頭遠望腳底下那片霧藹朦朧的水墨般的土地，轉身向虎山廟方向走去，頭頂上不時轟鳴起降的航班，似乎正在向著烈士們致敬！而槍炮聲裡的硝煙則漸漸隱去。
(圖五：永垂不朽)
待續！
2008年3月文稿
附錄：陳念棣同志的《回憶赤石暴動》
赤石暴動在我黨監獄鬥爭史上是空前的。對於這次暴動的勝利，黨中央認為意義重大，因為它給了國民黨反動派以沉重的打擊，粉碎了他們造謠說新四軍被捕人員都已向他們屈服投降的欺騙宣傳。
1942年6月17日，被國民黨反動派關押在江西上饒集中營的第六隊80多名同志（絕大多數是皖南新四軍的同志），在向閩北建陽撤離途中，在秘密黨支部的領導下，於崇安縣(現名武夷山市)的赤石鎮舉行了越獄暴動，衝上了武夷山，這就是聞名全國的赤石暴動。時光已整整過去了57年，我是暴動的一名參加者， 回顧當年暴動的全部過程和成功原因，記憶猶新。
一、上饒集中營
1941年1月，國民黨反動派糾集了近十倍於我的7個多師兵力，在皖南涇縣茂林地區，襲擊我奉命北上抗日的新四軍部隊，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事變後，國民黨反動派在其第三戰區司令部駐地江西上饒附近的李村、七峰岩、石底、茅家嶺等地設置了監獄，關押我葉挺軍長、三支隊司令員張正坤、軍政治部組織部長李子芳等及其隨行人員；又在周田成立了軍官隊和特別訓練班，關押在事變中被捕的新四軍干部和在東南各省被捕的我黨著名的文藝理論家馮雪峰、上海各界人民赴皖南慰問團團長吳大琨等共產黨員、民主人士和革命青年，肆意進行駭人聽 聞的瘋狂迫害和殘酷折磨。上饒集中營就是以周田為中心的上述各種機構的總稱。
二、成立黨支部
在皖南事變時，我是新四軍教導總隊第四隊政治指導員。1月12日、13日，我率隊在石井坑和大坑王打了兩次掩護戰後，奉命分散突圍。17日，我在涇縣郊區潘村附近一個居民家裡被捕，被關押在涇縣看守所，3月被押解到屯溪的皖南特訓處，6月又被押解到上饒周田的特訓班，編在第三區隊。此時我被在押的同志們選為區隊秘密黨支部書記，領導對敵鬥爭。
1942年4月，設在周田的軍官隊和特訓班合並，更名為戰時青年訓導團東南分團，下編兩個大隊6個中隊。由於特訓班的同志們在對敵鬥爭中表現得堅定和頑強，被分別編入特工頭目稱之謂“思想冥頑不化”的第三和第六兩個中隊。我和王羲亭(化名王達鈞)、陳平(化名陳一光)、王聿先等同志編在第六中隊第三分隊。第六中隊的絕大多數同志是由原軍官隊的第二隊、第三隊和原特訓班編過來的,其中有第三隊的黨支部書記沈韜(化名馬六)和委員阮世炯，有第二隊的黨支部 書記周奎麟(化名周青)等。為了使第六中隊的黨支部能迅速組成和保證領導的連續性，經過醞釀和協商，一致同意第六中隊的支委會由沈韜、阮世炯、周奎麟和我組成，由沈韜同志任黨支部書記。有了黨支部為核心，第六中隊的對敵鬥爭也就有領導、有組織、有計劃地開展起來了。
三、醞釀暴動
5月初，日本侵略者從杭州出發，沿浙贛鐵路線西犯，“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國民黨反動派不戰而潰，金華、衢縣相繼失陷，玉山、上饒門戶洞開，第三戰區的軍政機關亂成一團。第六中隊黨支部審時度勢，經過慎重的研究，並征集了多數同志的意見，作出了舉行集體越獄暴動的決策。暴動的時機，選擇在上饒危急、集中營不得不撤往閩北的時候，並決定了王羲亭（原教導總隊軍事教員）為暴動指揮人，規定了舉行暴動的各種信號和暴動成功後的去向等。對黨支部這一決策，大多數同志 表示贊同，但也有少數人怕犧牲太大，個別人還幻想等待黨中央來交涉求得釋放。黨支部針對這一思想動向，教育大家回憶蔣介石於1927年發動“四·一二”反 革命政變以來，對共產黨人“寧可錯殺一千，決不放過一個”的反動歷史；切記他背信棄義，玩弄陰謀，悍然襲擊奉命北移的新四軍皖南部隊的罪惡勾當；更以他在 皖南事變以後頑固拒絕中共中央軍委發言人和中共參政員先後提出的兩個“十二條”（其中有“交還新四軍全部人槍”和“釋放所有皖南被捕干部”等）的嚴酷事實，要求丟掉不切實際的幻想。經過了這番思想工作，全隊終於統一了認識，作好了堅決暴動的思想准備。5月26日上午，我們獲悉，關在茅家嶺監獄的20幾名同志，已於昨日下午，乘警衛頭目和士兵戒備疏忽的機會，在暴動委員會的領導下，勇敢地奪取敵人的武器，勝利地衝出牢籠。他們暴動勝利的喜訊，更鼓舞和堅定 了我們舉行暴動的信心和決心。
四、大安五烈士
6月14日，離開石塘前一天的深夜,我們正在一幢兩層小樓的樓板上熟睡。突然，樓梯上一 陣聲響, 幾個分隊長帶著一群班長和憲兵如狼似虎地擁上樓來,紛紛用手電筒橫掃正在熟睡的同志們,大聲吆喝道:“大家躺著不許動!”接著,點燃了掛在壁上 的煤油燈。在昏暗的燈影裡，這幫凶神惡煞端著手槍、駁殼槍，劍拔弩張，如臨大敵。一個分隊長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紙片,用手電筒照著，說道：“我把這張名單上 的姓名念一遍，點到名的馬上起來跟我們到隊長那裡去。沒有點到名的一律睡著不准動。誰要是不聽命令，就莫怪我們不客氣了。”說完,就念名單。名單上共有5 名同志，他們是：沈六(沈韜)、周青(周奎麟)、唐金虎（湯定波）、伍國材（黃剛培）和王鐵夫。分隊長念完名單，班長和憲兵就像一群惡狼把5名同志拖走了。
6月15日清晨，我們離開石塘，繼續向閩北轉移。出發前，第六中隊中隊長特工劉振珂向全隊訓話，並宣布：一、為了減少長途行軍的疲勞，本 隊官長的行李另雇民夫挑運，不用大家去抬了；二、從這裡繼續往南，就要進入武夷山區，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匪區”，為了保證大家的安全，除了憲兵連作內衛， 長官部增派特務團作外衛；三、大家要繼續遵守行軍紀律，不得違犯。在他講話時，我們都聚精會神地聽著，想聽到昨夜押走五同志的下落。但是，出乎意料，他對 震動全隊的大事竟守口如瓶，一句不提；特工們昨夜采取的行動，顯然是一種安全防範措施。他們為了從沈韜等同志的口裡得到一些秘密組織活動情況，一定會施以 酷刑，嚴加審訊，得到口供後一定如獲至寶，會對全隊采取嚴厲緊急措施。現在，劉振珂對押走五同志事竟一字未提，若無其事，除了偽稱增加一個團作外衛的恐嚇 性語言，也未采取任何緊急的防範措施，可以斷定特工們沒有從五同志的口裡得到一絲一毫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後來知道沈韜等同志，為了保護黨組織的安全，保護 暴動計劃的實現，經受嚴刑審問，大義凜然，對秘密一字不吐，並且怒斥了敵人，終於在6月16日，即赤石暴動的前夕，就義於崇安縣大安鎮，為赤石暴動的勝利、為革命事業奉獻了自己的青春。正如朱德委員長1961年在題為《三明新市》的一首詩中所寫——上饒集中營，拘留盡群英。
五、我們勝利啦！
從大安鎮到目的地建陽縣只有兩三天的路程，黨支部遭損失了，暴動究竟還要不要和能不能舉行？在此緊急關頭，我同王羲亭、阮世炯、趙天野組成暴動指揮的領導核心，並作出第二天要找機會舉行全隊暴動的決定。
6月17日，晴。旭日東升，雲開霧散。集中營6個中隊早飯後分別在公路上集合，整隊逐個點名，然後依次出發。中午在崇安縣城大休息吃中飯。下午２時，全營離開崇安縣城奔向當晚的宿營地下梅。由於第四中隊有一個女生分隊，她們長途行軍，體力難支，所以掉在各中隊之後跟進。4時左右，全營離開公路，拐到赤石鎮。赤石是崇安縣的一個較大的集鎮，離崇安縣城有十幾華裡。緊靠赤石鎮是一條橫貫南北寬約100多米的崇陽溪河，河水清澈，波光粼粼。河西一帶，有四五華裡 縱深的丘陵，越過丘陵，就是高聳的武夷山脈，群峰挺立，氣勢雄偉。各中隊到河東岸的碎石路上後，休息和依次渡河。第一、二、三、五中隊過河以後為了要天黑 前趕到宿營地，都各自先後向前走了，押解他們的憲兵班也跟著走了，這當然是我們舉行暴動的極好時機，因為，過河暴動後，越過四五華裡的丘陵地帶，就可衝上山高林密、便於藏身的武夷山。武夷山區曾是內戰時紅軍的老根據地，暴動出去後可得到當地人民的掩護和幫助。輪到第六中隊過河時已將日落，衝上武夷山就快天黑，黑夜便於同志們隱蔽行動。在這個千載難逢的時機，負責指揮暴動的王羲亭同志立即從行列裡站起來，拿著一根竹制旱煙管走到另一位核心成員跟前，邊借火邊商議：“過河後立即行動，你看怎樣？”答道：“同意。由你具體部署。”“假使憲兵班先過河去布置警戒，就舉行奪槍暴動。假使憲兵班殿後過河，就舉行不奪槍暴動。暴動以後，在那個長著許多蒼松的高山頂上集合。”“好。就這樣決定。”
輪到第六中隊渡河了。在100多米寬的河面上，渡河的工具是 一條木船和兩個竹筏，每次只能渡一個區隊。特工中隊長劉振珂命令第三分隊先渡，一分隊次之，二分隊殿後，憲兵班乘木船隨二分隊跟進。這樣，我們只能舉行不 奪槍的暴動了。當第一第三兩個分隊過河到達集合地點，載著第二分隊的竹筏正在靠岸時，暴動指揮員王羲亭同志就從隊列裡站起來，哼出了《義勇軍進行曲》的旋 律，這是要大家准備暴動的號令。聽到歌聲，群情振奮。當第二分隊到達一、三分隊的集合點，憲兵班的木船正在靠岸時，王羲亭同志在另一位領導核心成員明確的 示意下，果斷地大喊了一聲：“同志們，衝啊!”一聲令下，全隊80多人一躍而起，作扇形展開，互相呼應，向武夷山麓狂奔。憲兵班及特工們驚醒之後，向我們胡亂開槍射擊，致使有6名同志力竭負傷，光榮獻身。另有少數同志，因為暮色昏暗，地形復雜，在奔跑中失散。大多數同志奮力拼搏，跨水田，越丘陵，披荊棘， 登懸崖，終於在落日的余輝中陸續到達山頂的集合點，大家混身汗濕卻滿臉紅光，互相熱列擁抱又揮舞雙手，同聲歡呼：“我們勝利了！”
——摘自《時代潮》 (2002年第十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