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山，南京市花背後的故事如果人類的歷史是一條長長的鏈子，那麼每一個歷史事件就是這條鏈子上的環。循著這條環環相扣的鏈子，我們就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五千年無情的興亡與滄桑，動人的輝煌與悲愴。——山水不系舟題記
算起來我這是第四次到南京了。前三次因為種種原因沒能游覽明孝陵，我一直耿耿於懷，此次路過這裡豈有錯過之理。
早早起來在夫子廟北門匆匆吃了口早點，便坐上公交車向紫金山方向奔去。沒有時間的約束，一個人無牽無掛，這便是獨行俠的好處。
八點多鐘的紫金山南麓，茂密的森林裡山路彎彎伸向林海深處，一種神秘的氣氛油然而生。因為來得太早，我便一個人在明孝陵前閑逛起來。突然，一塊路標頓時吸引了我的目光——孫權墓。就這樣，江東碧眼兒引領著我向一座小山走去。想不到，本是來看朱元璋的，不意憑空又撞上了孫權。
在小山右側走走停停，偶然碰到一位花白頭發的老者，從他的嘴裡我才知道，這小山就是南京有名的梅花山，孫權墓就在山的東側。經過近兩千年的歷史磨蝕，孫權的墓早就沒了蹤影。如今，人們只能憑歷史記載，隨意在梅花山東麓找塊地方充做墳墓，並為他塑了一座高大的石像讓人們憑吊了，至於他的枯骨在哪裡，那就只有埋他的黃土才能知道了。據說，明初朱元璋建孝陵時，主持建陵工程的官員曾向朱元璋建議把孫權墓移開，朱元璋說：“孫權也是一條好漢，留著給我看門吧！”這樣，在建孝陵時，僅將孫權陵前的石麒麟遷往別處，孫墓在原地沒有動。至於明以後這座陵墓什麼時間消失的，卻無從杳找了。
我站在孫權像前沉思起來，從古到今，江東真是出了不少人物啊。遙想在那赤壁大戰的前夕，在家國存亡的關鍵時刻，面對數倍於己的強敵，年輕的孫權毅然決然地率領軍民奮起抗戰，表現了一個血性男兒的英雄本色，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不知感動著多少中國人。
思緒和腳步一樣漫無邊際地游走，反正時間足夠我一個上午揮霍了，即然身處梅花山下，索性就上梅花山走一圈。此時梅花早已謝了，但曲徑通幽也別有一番情趣。來到小山上一望，整座山不大，但向北望去，只見紫金山高大的峰巒蔚然蔥綠，懷中右面抱著朱元璋的陵墓；左面抱著孫中山的陵墓。
梅花山上有一座規模很大的亭子，匾額叫“觀梅軒”。看到四周梅樹成林，想到如果在梅花盛開的時節來此一游，一定會看到滿山梅花綻放，那情景一定很壯觀。一想到天下美景數不勝數，而且這美景也是有季節性的，誰都不可能全部看遍看全，留些猜想反而會更好。
從梅花山南坡下去就看到了通向明孝陵的神道，當我剛要沿神道走向朱元璋時，突然從南邊湧進一伙穿著整齊校服的男女學生，中間一位年紀大一點的疑似導游的男人正領著他們邊走邊講著什麼，我想這一定是某個學校組織學生旅游的。正苦於沒有導游的我，就混在他們中間免費聽講起來。
出乎我意料的是，那些學生們幾乎每人手裡都拿著一本南京導游的書，而且多數都是學生在介紹景點。一問我才知道，這是一所旅游學校的學生在實習。
一個長相稚嫩的女孩子站在學生面前，指著梅花山開始了她的介紹：
“游客同志們，我們前方看到的就是梅花山。這座小山在三國時期是東吳大帝孫權和他夫人的墓地，因此，後人稱它為“孫陵崗”。它背靠紫金山，東面就是中山陵，據說這是一塊風水寶地。日偽時期被大漢奸汪精衛看中，並留下遺囑死後要葬在這裡陪伴孫中山。因為山上長滿了梅樹，汪偽政府還把梅花定為南京市的市花。
1944年3月汪精衛因槍傷發作病情加重，在夫人陳璧君陪同下去日本就醫。這年11月初，汪精衛病勢垂危，要咽氣的時候他吃力地說：“我要回中國去。”
1944年11月10日，汪精衛在日本結束了他的可恥生命。11月12日，他的遺體被日本人用飛機運回南京。接著便舉行了所謂的“國葬”，墓地就選擇了梅花山。
汪精衛下葬後不久，日本軍隊在中國就開始打敗仗了，南京的偽政權也處於風雨飄搖之中。汪精衛的夫人陳璧君可能預感到了什麼，就讓人在汪精衛的墳上澆灌上了水泥，以防止丈夫的墳被人扒掉。
1946年1月，在重慶的蔣介石電告收復南京的何應欽：在國民政府還都南京之前，必須將汪精衛在梅花山上的墳墓炸掉！於是，這年的1月21日，工兵用炸藥炸開汪精衛墓上的水泥，他的棺木和屍體被運往火葬場徹底焚化。
之後，梅花山的汪精衛墳地由工兵鏟平後建了一座小亭，取名“望梅軒”。亭子四周栽植花木，徹底改變了墓地模樣。現在，梅花山上的梅林面積有410畝，品種有230個，約有梅樹 13000余株，規模居全國之首。1982年，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第八屆二次會議上通過決議，將梅花定為南京市的市花。”
女孩子介紹完好像有些靦腆，就用眼睛去看她的老師。不過在我看來，讓這麼小的姑娘講述這樣一段沉重的歷史已經很不容易了。南京，在中國抗戰歷史上是一座讓世界都為之悲傷的城市，30萬人被侵略者屠殺！而南京的汪偽政權，則充當了讓國人唾罵的漢奸角色。從而，也讓汪精衛永遠釘在了恥辱柱上。
我望著山上那美麗的亭子和幾叢鮮艷的花樹，頓時覺得，完美的現實背後，大多都有一段傷心的歷史。中國能走到今天，積澱下來的沉重不只讓史學家費盡了研究的心力，也使中國的青少年負擔起與他們的年齡不相稱的厚重的歷史文化。
說實話，這之前，我對梅花山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一無所知，而且對汪精衛其人，也只知道他是南京日偽政府的首腦，是一個大漢奸，更多的細節則知之甚少。聽了小姑娘的介紹，我才知道，罪惡深重的汪精衛，居然還敢與孫中山為伍，還有臉面占用孫權的墓地？我甚至懷疑這是否是真的。於是我向那個老師問道：“這一切都是真的嗎？”
那老師看了我一眼知道我是一個游客，頓時來了可以向他的學生示範的機會，就又向我講述了另一個更加鮮為人知的佚事：
“1994年，南京一些市民希望在梅花山設立汪精衛的跪像。中山陵園管理部門幾經考慮，決定請一位手藝精湛的石匠師傅雕刻一尊汪精衛跪像。石像雕成後，管理局在觀梅軒對面修建了一個水泥平台，四周設欄杆，把跪像放置在台上。跪像身穿燕尾服，打著領帶，雙手反銬在背後，面朝孫中山的陵墓，以示其向孫中山先生磕頭謝罪之意。汪精衛生前曾代孫中山起草過遺囑（就是那個‘吾致力於國民革命凡四十年……’），並自詡為‘總理忠實信徒’，此跪像可謂是對他的極大嘲諷。”
聽到這裡，我忽然想起在杭州岳飛墓前看到的秦檜和他夫人王氏的跪像。游人們不斷向秦檜夫婦吐啖扔污物，來表達自己對漢奸賣國賊的痛恨。記得還有一副對聯：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佞臣。於是就想，汪精就應該享受秦檜這樣的待遇。
那老師接著說：“因為梅花山是南京著名風景勝地，游人如織。當游人看到汪精衛跪像時，都紛紛向跪像後腦、脖子、脊背等處吐痰，有的還向跪像撒尿。於j是，有人提出這太有損於南京文明古都的形像。另外，汪氏後人也多次提出異議，認為汪精衛盡管是漢奸，但他大半生卻是一個堅定的革命者，不應受到如此侮辱。後來，又有一些史學家提出異議，所以，1997年公園將他的跪像撤了下來。”
史學家對汪精衛也有不同看法？這太讓我感到有意外了！於是回到長春後，我便找來資料，對有關汪精衛的生平事跡進行惡補，結果，打開了一個真實的汪精衛：
汪精衛原名汪兆明，1893年5月4日生於廣州，十三四歲時父母相繼去世。家庭貧寒的他在18歲時考取廣州第一名秀才。1904年考取清政府公費赴日本留學生。當時正是日俄戰爭在中國領土上打得最激烈的時候，中國留學生們愛國熱情分外高漲。他們痛恨清政府的腐敗與無能，萌生了用革命來改變中國現狀、發展資級本主義使國家富強的思想。汪兆明就是其中最活躍的一名學生。
1905年7月，鼓吹革命的孫中山來到日本，與汪兆明一談便引為知己，汪便加入了同盟會成為骨干。從那時起，他便以《山海經》中精衛小鳥銜石填海的故事，將自己的名字改為“汪精衛”，意為革命不成功死不瞑目。
汪精衛不但長得一表人材，而且思惟敏捷，口材極好，極富組織能力和講演能力，被推為同盟會三大部長之一的評議部部長。從此，他便追隨孫中山走上了一條革命道路。這年年底，日本政府迫於清政府的壓力，驅逐在日本的中國革命者，汪精衛便和孫中山出走南洋等地，在華僑中繼續鼓吹革命發動募捐。在馬來西亞，一位華僑富商年僅17歲的女兒為汪精衛所傾倒，她便是陳璧君。從此，陳璧君便追隨汪精衛參加革命東奔西走。雖然二人如此熱戀，但汪精衛卻發誓說“革命不成功決不結婚”。所以，直到辛亥革命成功後的1912年，他們才舉行了婚禮。
到1908年冬，革命進入最困難的時刻。六次武裝起義相繼失敗，大量革命志士倒在血泊中。此時保皇黨乘機攻擊革命黨的暴力革命，說革命黨領袖是唆使別人送死而自己謀取名利的“遠距離革命家”，一時在海外華人中掀起批評革命黨領袖的風潮，連同盟會內部也出現了不信任孫中山的苗頭，章炳麟的浙江派還公開反對孫中山，宣布脫離同盟會，恢復他們以前的“光復會”，黃興的湖南派也持中間態度。對革命灰心和懷疑的人大量出現，一時間革命滑向失敗的邊緣。
在這情況下汪精衛站了出來，他主動提出來自己去北京刺殺清政府高官，用鮮血來證明同盟會的領袖不是貪生怕死的“遠距離革命家”。
經過一年多的准備，汪精衛和陳璧君將炸彈帶進北京，要刺殺攝政王載灃（當時的皇帝溥儀年僅五歲，朝廷是由攝政王主事）。1910年3月31日深夜，汪精衛讓人在載灃上朝時路過的銀錠橋埋下炸彈，准備第二天早上由他親自引爆炸彈與載灃同歸於盡。想不到埋炸彈的兩個人被人發現，汪精衛和另一位革命者黃復生被清廷逮捕入獄。
當時清廷已宣布預備立憲，所以1910年４月25日清廷司法部按照文明國家的辦法，開庭審理汪精衛行刺未遂案。汪精衛在被告席上昂首挺胸，慷慨陳詞地宣讀了他即時寫成的4000余言的供詞：“本名汪兆銘，別號精衛。前在東京時為《民報》主筆。生平宗旨，均刊登於《民報》，不再多言。孫中山先生起事兵敗後，我決心炸死載灃以振奮天下人之心。”汪精衛和黃復生在法庭上不但沒有招供同黨，反而爭著說自己是行刺的主謀，希望以此來為對方減輕刑罰，令在場人士十分感動。４月29日，清廷以汪黃二人“誤解朝廷政策”為由，免除汪黃二人死罪，判處二人永遠監禁。
行刺載灃是汪精衛一生的最大亮點，它雖然是熱血青年的衝動之舉，對催毀清王朝的統治並不一定有多大實際效果，但此舉確實振奮了一代人，使同盟會和孫中山的威望重新樹立起來，8個月後，暴發了辛亥革命，從而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
汪精衛被釋放出來後，立刻讓天下人刮目相看，孫中山更對他信任有加。在以後的革命鬥爭中，他又緊緊追隨孫中山進行二次革命，參與反袁鬥爭，參與聯俄聯共等，成為孫中山的左右手。所以，當1925年孫中山病情加劇時，國民黨內高層人物孫科、宋子文、孔祥熙等共推汪精衛代孫中山來寫遺囑。可是令人費解的是，孫中山在看了遺囑，一字未改就簽了名後，卻沒有留下遺囑確定接班人是誰——國民黨後來的軍閥爭鬥、群龍無首的禍根可能就源於此吧。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由於孫中山逝世前沒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汪精衛以他在黨內的資歷和聲望，被推舉為孫中山之後的第一位國民黨領導人。1925年6月26日，由汪精衛主持召開了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會上確定了國民黨總理的稱呼永遠留給孫中山，今後國民黨采用集體領導的委員會制。會議還決定撤銷孫中山生前的大元帥府行政機構，將國民黨的最高行政機關改稱國民政府。
在中央會議上，汪精衛以全票當選國民政府主席，成為孫中山以後的第一位國民黨領導人。但汪精衛卻有一個最大的弱點，那就是他沒有一支忠於自己的私家軍，在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中國社會裡，汪精衛這樣的文人，注定不能在最高領導人的位置上坐得太久。
這之後，在聯共還是反共、是建立文人政府還是軍閥政府、是限制還是慫恿財閥斂財等問題上，汪精衛與蔣介石都是針鋒相對的，結果可想而知，汪精衛只好下野。有時被拉進中央，也只是一個有名無實的擺設，而大權始終掌握在蔣介石手中。
1930年中原大戰後，蔣介石的獨裁面目漸漸暴露出來，汪精衛以反獨裁為口號在廣州另立中央並集攏了一批有實力的軍閥聲討蔣介石，南北戰爭一觸即發。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才使中國避免了再一次的內亂。
但是在與日軍的幾次交手後，蔣汪都覺得不是日本人的對手，於是妥脅成為他們的共同點。南北和解後，由汪精衛主政，由蔣介石主軍，國民黨又出現了統一的局面。隨著1932年《淞滬停戰協定》和1933年《塘沽協定》的簽訂，中國人民的反日抗戰情緒高漲，激進的軍人甚至要暗殺汪蔣以謝天下。
1935年11月1日，國民黨在南京召開四屆六中全會，開幕式後中央委員合影照相時，大禮堂裡的秩序比較混亂，於是多疑的蔣介石臨時決定不參加合影，返回會議廳休息室。汪精衛見蔣介石遲遲不到，去休息室催促，蔣說：“今天秩序很不好，說不定要出事，我決定不參加攝影，我也希望你不必出場。”汪精衛說：“各中委已佇立良久，專候蔣先生，如我再不參加，將不能收場，怎麼能行，我一定要去。”誰知攝影剛完，愛國軍人孫鳳鳴就高呼打倒賣國賊的口號，向正在轉身的汪精衛連發三槍。這三槍，一彈射中汪的左眼外角下顴骨，一彈從後貫通左臂，一彈從後背射進第六、七胸脊柱骨旁。
事後，射入汪精衛身體內的前兩顆子彈取了出來，而後背上的子彈卻無法取出。而且正是後背上這顆沒能取出的子彈，才在多年後復發要了汪精衛的命。也是因為槍傷，汪精衛又一次離開了政壇。
1936年的西安事變和1937年的七七事變，改變了蔣介石對日妥協的政策；而汪精衛卻在與日本妥協的路上越走越遠，與蔣介石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到了1938年，日本占領了中國大部分領土，汪精衛悲觀至極，感到國家滅亡只是時間的問題，提出了“和平運動”“曲線救國”的口號，希望通過日本國內的主和派達成兩國共存，只要能保住中國領土完整，就是向日本投降也可以。
想不到的是，汪精衛的投降理論竟得到國民黨內一些實力人物和元老的贊同，這可犯了蔣介石的大忌——分裂黨國。於是，蔣介石痛下決心，一定要除掉汪。這才出現了汪精衛出逃、在越南遭到蔣介石派人的槍擊、汪的秘書曾仲鳴死難的事件。
蔣介石的追殺使汪精衛如喪家之犬，最後不得不尋求日本人的保護。在日本人的保護下，他來到了上海。
1939年5月26日，汪精衛在上海召集高級干部會議，研究向日本政府提出“建立政府”的問題，參加會議的有周佛海、陶希聖、高宗武、梅思平等人。會議經過三天的討論，擬訂出了《關於收拾時局的具體辦法》，提出：先召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修改黨章，重新制定政綱及政策，授權汪精衛組織中央政治會議，負責改組國民政府以及“還都南京”。該文件還規定：在“國府還都”南京的同時，王克敏的北平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和梁鴻志的南京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兩個日本人扶持的傀儡政府）自動取消，並宣布重慶國民政府為非法政府，其對國內發布的法令、對外締結的條約協定一律無效。
1939年5月31日，汪精衛、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11人秘密飛往東京。向日方要求中國重建政府，並希望得到日本支持。剛好日本也想有一個傀儡政府，於是幾經策劃，1940年3月20日，新政府在南京宣布成立。這天是個晴朗的日子，南京市的市民在警察的脅迫下，各家都掛出了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日本本來主張新政府使用以前北洋政府時代的五色旗，因為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和重慶方面的國旗一樣，容易造成混淆敵我。但汪精衛堅持用國民黨的這個國旗，最後雙方達成妥協，在國旗下增加一個寫有“和平、反共、建國”字樣的黃色三角巾。
南京市民們看到以前的國旗又飄揚在街頭心裡確有幾分高興，但看到國旗下的黃色三角巾心裡又有幾分酸楚。
可笑的是，這天還發生了日本兵槍擊國旗的事件。原來中日開戰以來前線的日本兵一直對著這個旗幟開戰，很多日本兵在這個旗幟前倒下，現在這面旗幟突然在他們面前升起，讓不少日本兵在感情上接受不了。
汪偽政府成立後的第一大任務，就是誘招重慶政府的軍政要人加入他們的“曲線救國”行列。這個誘招行動雖然沒有很大的成果，但也並非一事無成。到1943年8月，投奔汪精衛的重慶政府官員有國民黨中央委員20人，高級將領58人，軍隊50余萬，這些人都是不滿蔣介石的政客和被蔣介石排擠的地方雜牌軍。但1943年8月以後，日本的敗局已定，就再也沒有人投奔汪偽政府了。
汪偽政府的第二大任務是建軍。汪精衛深感以前沒有自己軍隊的苦惱，決心組建一支自己的軍隊。只要有了軍隊，有了實力，他的政府才能擺脫傀儡政權的地位，日本也無法對他隨心所欲地控制。汪精衛效法孫中山辦軍校的方法，主辦起“中央軍政干部訓練團”，由偽中央軍委直接領導，汪精衛親自兼任團長，陳公博兼任教育長，周佛海兼教務長。訓練團的對像是收編投奔他們的地方雜牌軍，訓練以3個月為一期，自上而下，一直訓練到排長為止。訓練結果，汪偽政府最多時曾有軍隊百余萬，但在短短的一兩年時間裡汪精衛還得不到軍隊的絕對效忠，那原因是日本對他建軍存有警惕，處處加以干涉和限制。1943年日本現出敗像後，許多軍隊又轉投蔣介石。所以汪精衛的建軍計劃也泡影。
循著這樣一個軌跡，汪精衛在賣國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完成了他五年漢奸生涯的可恥可悲命運。如果1910年汪精衛在銀澱橋與載灃同歸於盡，那他就是一名與譚嗣同一樣光耀千古的中華英烈；如果他在1935年遇刺時被打死，也會成為中國的老革命家；如果1939年重慶特務不是錯殺曾仲鳴而是打死汪精衛，人們也只是嘆惜汪精衛一時糊塗。但命運之神好像在故意捉弄人，讓他成為了一名可恥的漢奸！其實，汪精衛對自己的人生也是不滿意的，在他50歲時曾寫下一首《朝中措》的詞：“城樓百尺倚空蒼，雁悲正低翔；滿地蕭蕭落葉，黃花留住斜陽。欄杆拍遍，心頭塊壘，眼底風光；為問青山綠水，能禁幾度興亡？”汪精衛在詞前還寫了這樣一段話：“重九日登北極閣，讀元遺山詞，至‘故國江山如畫，醉來忘卻興亡’，悲不絕於心，作詞一首。”元好問這樣的亡國詩人之作引起汪精衛的共鳴，可見汪精衛內心的無限頹喪。
突然間讓我想起了國共兩黨的恩怨再深，並沒有傷及人們對兩黨領袖的景仰：大陸到台灣的人都要去看蔣公墓和中正牌坊；台灣來大陸的人也要去韶山和毛澤東紀念堂，並且，今天的兩黨領袖還可以攜手祭拜黃帝陵和中山陵——這是一種民族的信念，任是什麼也難以動搖的民族凝聚力。
只是讀過史料後，我對汪精衛的遺孀產生了些許同情。據說陳璧君的個性十分剛烈，她陪汪精衛在日本治病時，從來沒對日本人說過一句感謝的話，日本人對她也很發怵。1949年共產黨奪取大陸後，蔣介石沒有把她移往台灣而是留給了共產黨。1952年，和陳璧君私交很深的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和廖仲愷夫人何香凝去監獄探望她（1812年陳璧君和汪精衛結婚時，何香凝還曾作過她的伴娘），宋慶齡和何香凝告訴陳璧君，中共中央已經決定，只要陳璧君承認汪精衛有罪，寫一篇悔過書就可以釋放出獄。陳璧君卻立即拒絕：她寧可坐牢，不承認汪精衛有罪。1959年6月17日，68歲的陳璧君死在監獄中。
(梅花山孫權墓)
(高大的孫權像)
(梅花山上的望梅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