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面孔，總是和中國緊緊綁在一起，其緊密程度，在一個外國人看來，大約和麥當勞與美國的關系一樣牢固。但是作為孔子的後人，那種發自內心的敬仰在兩千五百年後到底是煙消雲散了，甚至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或者連了解都無從談起。公元前551年，孔子出生在魯國的都城曲阜。曲阜的北邊是泰山，東面是沂蒙山，西邊是一片開闊的平原。作為商朝重要的屬國，曲阜的政治和經濟一直十分繁榮，所以漢書上才說，這裡“東有阜，委屈長七八裡”，所以取名曲阜。
孔姓據說是聖人商湯的後代，所以特別受人尊重，這一點，盡管因為孔子是個私生子，也好像並沒有受到影響。孔子的父親叔梁紇是曲阜大夫，娶了當地的施氏做老婆，女兒生了一大堆，卻沒有一個兒子。妾到是生了一個兒子，叫孟皮，可惜腿有一點殘疾，成了廢人。野史上說，叔梁紇娶了顏氏第五個女兒薇生了孔子，但是正史上卻沒有提到婚娉一事，只說兩人在尼山之谷野合，生下孔子。孔子出生的時候腦殼長的很奇怪。中間底四邊高，像尼丘山的形狀，所以取名孔丘。不管怎麼說，孔子生活在一個人口眾多的封建大家庭，他有三個母親，很多姐姐，一個殘廢的哥哥，而且沒有爸爸。
盡管孔子的學說中把孝和家庭和睦放在相當重要的位置，但在孔子的生平紀錄中，卻似乎並沒有看到他對三個母親以及手足之間的任何“親親之情”。因此我們大致可以推測，孔子早年的家庭生活是缺乏溫暖的。
不知道是受了哪種影響，孔子從小就特別喜歡玩祭祀和禮儀的游戲，而且讀書非常刻苦，到十七歲的時候，已經因為熟知周禮而很有名氣。那些有上進心的貴族子弟，但凡想學禮，都會到曲阜來拜見孔子。之後孔子一路做官到司空和代理國相，也大多是因為這方面的才能。在軍事上，魯國算不上十分強悍，但是因為孔子的影響，它被公認為是諸侯國中最知禮的一個國家。所以當其他諸侯國要攻打魯國的時候，因為它“猶秉周禮”，感到很難下手，面子上說不過去。
仔細研究一下面子問題，大致是和皇帝的新衣一樣是一種並不存在但是很重要的東西。這種東西，孔子認為在維持社會秩序方面是非常關鍵的。一個社會，許許多多的人和矛盾，究竟是要靠外在力量去管制，還是靠內在的自我去約束，在東西文明的進程中從孔子這裡走向了南轅北轍的兩極。從漢朝開始，當這個地球上的大部分國家還處在和艱苦自然以及部落敵人鬥爭的時候，倫理道德和禮法就已經作為華夏文化的精髓，統一了這個帝國的精神世界。〈孟子〉、〈論語〉、〈大學〉、〈中庸〉，加上〈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共十本書，成為這個龐大帝國從公元前134年到1911年民國元年，唯一官方認可的意識形態。在這個變化莫測的世界裡，中國人靠這這十本書，找到了某種可以依賴的，持之以恆的東西。
兩千年禮法教育，“非禮勿聽，非禮勿視，非禮勿言。” 究竟什麼是禮？什麼是法？從表面上看，禮似乎是指《周禮》中士大夫應該掌握的各種禮儀，包括冠、昏、飲、射、聘、覲、喪葬，祭祀等等。孔子呼吁說只有掌握了這些禮儀，一個人才能夠成就一番事業，領導國家走向仁義之邦的大道。而法的含義似乎就是指具體的規章制度和條例了。
在一個弱肉強食的時代，以孔子的聰明，難道真的相信這些煩瑣的禮節儀式能夠振興國家嗎？回到孔子所生活的那段時光，公元前551年～前479年。所謂的中國，是一個在毫無地位的周天子的統治下，128個諸侯國之間血肉相博的大戰場。翻開孔子的《春秋》，從公元前772年~前481年，224年間就有36個君主被殺，56個諸侯國被滅，大小戰事480起。
那種情形，就好像一個大家庭裡，初開始的時候艱苦創業，相互協助。日子久了，經濟狀況和人口都逐步增加。老公公的權利分散下去，年紀也大了，子女兒孫都漸漸的不把他放在眼力，不僅老公公說的話沒人搭理，子女兒孫彼此間的矛盾也在加深。大家為了利益，毫不客氣的相互殘殺，絲毫不顧長幼尊卑和手足親情。就在孔子33歲那年，還曾經因為魯紹公被三大夫打敗，而陪著他去齊國避難，意外的學習了韶樂。總之，經過500年的土地封分，國君對臣子已經沒有多少威儀，大夫的屬下對大夫也不再“畏而愛之”，兒子殺掉父親，大臣推翻國君，家臣謀害主人，公卿權貴們常常連自己的官職和家族都無法保全。
解決方法是什麼呢？富國強兵聽上去最為合理，但孔子認為這並不是問題的根本，社會動亂的禍根在於人心，在於“禮樂崩壞”! 這位不受重視的政治家坐著馬車，帶著他的學生們在各個諸侯國間痛心的大聲疾呼。希望國君們停止軍備競賽，尊重500年前周王朝的禮法制度，尊重從最上層的王，到同性諸侯，到大臣，大臣側室這樣曾曾遞減的權利模式。處在下層的人，在任何情況下，也不能夠反對上層的人，處在上層的人，不管實力多差，都擁有對下的絕對控制力。《周禮》就相當於一套體系繁復的交通法規，不能夠因為你開的是寶時捷，就能越過黃線超過前面的東風卡車。這套交通法規落實到具體生活中，就是規定了每個社會階層的人應該穿什麼衣服，什麼顏色和款式，用什麼樣的碗吃飯，平時交談用什麼語言，祭祀和君臣接待的儀式、音樂等等。禮法、禮法。它准確的意思，並不是禮加法，而是禮就是法，守禮就是首法。禮的背後，是告訴大家要按照這個封建大家庭的等級關系來生活，服從上面的利益分配，不能胡思亂想。如此這個大家庭就不會產生爭鬥，重新回復往日的親善和睦。
作為一名政治家，這就是孔子全部的理想－通過恢復禮制，去創建一個穩定、安寧、和睦的大家庭。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孔子在浩瀚的古代文獻中整理出了一套相配合的意識形態《六書》來教育他的弟子，《書》、《禮》、《樂》、《詩》、《易》、《春秋》。按照孔子的設想，中國的官僚體系將是由一群精通六藝、人格完美的君子所組成的最好團體，他們用人格力量作表率，堅定的為封建統治者守護著一個秩序井然的大家庭。
這個偉大的，過於理想主義色彩的理論在野心勃勃的春秋戰國時期並沒有多少市場，大部分的君主或者逃避現實，把腦袋埋到沙子裡面，裝做聽不到城下的萬弩齊發的聲音，或者忙著召集群僚，在法家和兵家的著作裡規劃著擴張的藍圖。
法家一度很有優勢，而且它的確統一了中國，在公元前221年把始皇帝嬴政送上了寶座，但是一想到這個王朝後來的命運，接下來的皇帝們就算再喜歡它也沒有膽量去再試一次。法家的反面是道家，漢王朝吸取教訓，采用黃老之學“與民休息” 。但是單方面的妥協在現實社會中也一樣行不通，北邊的匈奴，加上漢王朝內部的豪強，使無為而治的學說終於失去了皇帝的信任。在漢武帝掌權的時候，矛盾終於發展到了非要解決不可的地步，關於帝國的未來究竟是要走儒家還是道家，開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辯論。
這個時候，一名叫董仲舒的河北儒生浮出了水面。中庸的孔子儒學經過這位天才的改良，成為一個兼具了宗教色彩的，絕好的政治工具。
原始的孔子儒學能夠被帝王接受的地方在於它的保皇論，以及嚴密的階級關系：“尊卑既定，貴賤已分”。任何想要破壞這種階級關系的思想都是滅九族的大罪。但假如這個邏輯正確，那麼任何謀反、朝代更替和新皇帝都是該殺的，這一點，又讓帝王們覺得討厭。董仲舒為這個漏洞找個一個絕好的補丁－天道五行。
和孔子不同，董仲舒是有個神論者，而且對中國思想的精華《易經》有深入的研究。按照董仲舒的解釋，天是最大的神。天、地、陰、陽、人、金、木、水、火、土，以及日月運行，四季更替都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天道，一切生物包括人都必須服從天道。接下來，天道的第二層意思，是君權天授。誰做皇帝，由天決定。天道輪回、五行變化、相生相克，對應著朝代更替的必然性。在他看來，歷史的發展是沿著是“黑－白－赤”三道循環往復，再從黑開始的一個過程。夏商周分別代表著黑白赤三個顏色，而秦朝為五行中的水，主黑，所以必然取代周朝開始另一論的循環。
根據這個完美的邏輯，任何一個有本事做皇帝的人，只要改變國號、服裝和旗幟的顏色，舉行一場受命於天的宗教儀式，他的權力就代表了天道，成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這一條，加上君君臣臣的禮法制度，構成了一個凝固的世襲貴族系統，被帝國的知識精英們不斷的贊美完善，成為中國社會無數次的“崩潰-大統一”中，所有君主一致贊同的，最有統治力量的理論。
這一年是公元前134年，距離孔子死去已經過了345年。從這一天開始，孔子的儒學就從一門研究人和人的社會關系的學說，演化成了代表天道的權威性的宗教。中國人的宇宙觀、價值觀、人類思想、智慧、學問，以及所有事物發展來源等一切最本質的東西，都在這一年停頓了下來。儒學成為這個世界的終極答案，類似西方的教會凌駕於世俗和皇權之上。但不同的地方在於，中國的教皇孔子只是一個精神偶像，除了一連串耀眼的頭銜之外，沒有任何財產和實際權利。皇帝們通過朝拜孔子，擴建孔廟，以及不斷加封孔子的後裔來鞏固這門宗教，最大程度的穩定社會。然而諷刺的是，按照孔子的邏輯，這些努力為他磕頭造園子的，黃袍加身的“真龍天子”，大約只合適放到鼎裡煮熟了以後被分賜下去“以正禮法”。
“四書五經”，“克己復禮”，“仁義禮智信”，在神壇上供奉了兩千年後，從1911年開始被帝國清算出了自己的教育體系，被帝國的知識精英們懷著沉重的心情判了死刑。但神奇的是，一等這個帝國從奄奄一息中爬了起來，這門宗教又復活了，而且作為一個國家兩千年來的精神像征，再一次被隆重的供奉起來。孔廟的輝煌達到了歷史最高。即便孔子今天活過來，恐怕也很難相信自己的紀念堂已經從當時的三間草屋，擴大成為曲阜最大的建築群，有327畝地，54個牌坊和446間屋子，而諸如六藝館、博物館之類的新潮建築則每年都源源不斷的湧現出來，這還不算他那片超過曲阜兩倍大的，3000多畝的的家族墓地。
故鄉曲阜城看上去有點寒酸破舊。尤其是和他自己金碧輝煌的府第相比，像是一個潦倒家庭栽培出的錦衣玉食的公子哥。三輪車，小巴，和大大小小灰色的房子錯落在城鎮的各個角落，房子是簡單的磚樓式樣，頭上都頂著一種古老的飛檐，下面掛著各種醒目的牌子“XX台球廳”，“XX理發店”，“盲人推拿”之類。有一家極小的餐廳在進門的地方支了一塊白色大招牌，上面寫著“生蠔專賣－男人的加油站”。
孔廟、孔府和孔林裡面每一天都熱鬧的像開廟會。從中國各個地方來的男男女女擠滿了所有能站人的地方。他們大多即沒有讀過《春秋》，《論語》和《詩經》，也搞不清楚六藝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在魯中火熱的太陽底下，這些人一邊厭煩的躲避著喋喋不休的小販和導游阿姨，一邊隨著人流走過這座雄偉的建築群。男人們腆著肚子在大成殿前拍下到此一游的照片，女孩子爭相抱住古樹雙眼放電，把身體設計成各種嬌媚的姿態。五顏六色的地鋪陳列著幾乎一樣的商品，一路從門口擺到孔林長長的石板路兩邊，參天松柏的下面。許多脖子上掛著導游牌的人，在人群中舉著一只大喇叭不斷的呼喊，由於喇叭的數量實在密集，所以必須不斷提高音量以壓倒別人，最後不但游客們什麼也沒有聽到，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有的時侯，從巨大的樹木上面會掉下來一坨鳥糞，砸向人群，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向頭頂，去追尋一下生活在這些古老樹木上面快活的小鳥。
魯國的名字從公元前221年起就不存在了。戰國七雄和後來顯赫的秦、漢、唐、宋王朝，也都一個接一個的消失了，無論是阿房宮還是華清池如今都不過只剩下一個名字。但是在這出跌宕起伏的，漫長的戲劇中，穿著各式各樣戲服粉墨登場的人們卻在曲阜的孔廟中找到了某種一致性。無論這些人是春秋時代來這裡學禮的貴族子弟，還是大一統後的皇帝官僚，或者今天抱著好奇心而來的普普通通的游客，也不管今天的孔廟實際上已經成為曲阜的超級印鈔機，成為一個商販雲集的大賣場和肅穆的建築物的奇異結合，沉默的佇立在這個浮躁的小城北面。這一大片遺產的主人，會感到吃驚嗎？在經歷了榮華富貴，辛勞、榮譽和顛沛流離的73之後，和他沒有實現的理想一起被埋進了黃土。“知我者唯乎《春秋》，罪我者唯乎〈春秋〉”。口氣是很堅決的，也有一點辯解的味道，似乎是要誓死捍衛他注定要受到質疑的不完美的學說。孔子可以代表我們嗎？中國人不滿的問，一邊揮了揮在儒學的框架中長途跋涉了兩千年後疲倦的手臂，試圖揮開孔子的面孔，揮開始終在純潔向上的榮耀和卑微的存在中背靠背的上升和下降的命運。但是我們可以選擇自己的父母嗎？怕是沒有可能吧。一棵長壽的大樹總有它長壽的道理，無論人們是否覺得它已經活的過於長久了。岳飛、文天祥、袁崇煥和菜市口七君子們感人至深的愛國情操對大部分孔子的後人來說，總是能激起一陣強烈的自豪，而恨它的人，則在許多個不寐的夜晚輾轉反側，想著那些排著吃人的宴席，一路從過去吃到現在的可悲故事。
在中國的第一所現代學府，北大課堂上，曾經站著過一位留著條細黃辮子的，名叫辜鴻銘的老頭。他穿著長衫，頭戴瓜皮帽，對那些嘲笑他的學生們淡淡的說了一句，“我頭上的這根辮子，要剪掉它，極其容易，但是你們心裡的那根辮子，要剪掉它，就非常困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