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著名的大佛像，有洛陽龍門奉先寺盧舍那佛，相傳以武後為模特鑿成；有大同雲崗釋迦坐像，高鼻薄唇深目，是佛教初傳入中國，還未中土化的證明；甘肅永靖炳靈寺泥塑大佛，雖深藏在黃河北岸的積石山中，我也去探訪過；張掖大佛寺的巨佛（釋迦牟尼臥像），長34.5米，比北京西山臥佛寺的臥佛可要大得多；我也到敦煌去拜謁過莫高窟大佛。然而，我知道，寧夏固原須彌山的大佛 ，高踞於半山之上，加之這尊坐像本身即有20余米高，氣勢之宏偉，不在樂山大佛之下。但是這個石窟遠離交通干線，我向往已久，卻十余年無機會順道拜謁。1983年秋初訪寧夏。1995年8月到銀川參加西北五省區黨政主要領導聯席會議後，入西海固調查而得以順路參觀須彌山石窟，我等待了12年時間。然而在親眼見到這尊坐像後，我感到為此等12年，確實很值得：在無樹無草而光禿禿且又極度干旱的西海固，須彌山是草木蔥蘢。且山前深溝中，有一水名石門水〈又稱須彌都河〉自山中流出，注入清水河而彙入黃河。真可能是佛祖保佑，在這片干旱得全球有名的大地上，僅此處有青山綠水。
我對須彌山大佛有興趣，還與這裡宗教演變的歷史過程相關。這尊唐代大佛，其造型固然已經從南北朝時的瘦骨清相轉為豐腴肥重而完成中土化過程，這本身就是美術史的重要裡程碑。這一帶，宋朝時為西夏地，系吐蕃人的一支羌人黨項族建立的有自己獨特文字的政權。其英主李元昊也篤信佛教，對此地北朝以來開鑿的石窟不會加以毀壞。後來蒙古成吉斯汗統帥大軍攻打西夏都城中興府，久攻不下。傳成吉斯汗中毒箭而在固原毒發身亡。其子拖雷秘不發喪以免動搖軍心。不日後，蒙古軍終於攻陷中興府，把西夏王族及臣民全數殺掉；西夏王陵亦被毀，但是佛教建築倒不曾毀壞。大概是因為蒙古族亦信佛教，雖是藏傳佛教。來時見到離此不遠的同心縣清真大寺，其建築式樣與佛寺極似，相傳由明季喇嘛寺改建而成。這又說明，當時這裡也是藏傳佛教影響較大的地方。這也自然，唐朝後期，吐蕃軍隊的勢力範圍曾一度擴張到長安附近。至於伊斯蘭教，現在是這一帶許多民眾信奉的主要宗教，而伊斯蘭教不主張用人物形像來裝飾宗教建築以避免偶像崇拜。須彌山石窟在穆斯林們集中的這片土地上完好保存至今，是穆斯林們和漢族把這看作中華文化共同的遺產而加以保護的結果。
自唐宋以來，這一帶一直是中原王朝與游牧民族拉鋸似進行戰爭的主戰場之一。只要看看這一帶的古地名，人們就可以清楚這一點。
固原，北宋時有鎮戎軍，管轄今海原、西吉、同心、彭陽、固原等地。所謂“戎”，也就是北方和西北方的游牧民族。今固原縣大灣鄉武家坪，北宋時設有安邊堡。安邊者，邊地安寧也。這也反映了宋室對朔方邊境不斷吃緊的一種心願。在離須彌山石窟不遠處的黃鐸堡，北宋時名為平夏城。所謂平夏，即是平定西夏。當時西夏是北宋的心腹大患。日本小說家井上靖所寫《敦煌》中，宋朝舉人趙行德，便是因進入西夏而最後導致在敦煌藏寶的故事，因為當時包括敦煌在內的整個河西走廊，都在西夏控制下。今海原縣鄭旗鄉東莧麻河谷西口，當時稱蕩羌寨。這一帶是當時中原王朝統治的邊界。
唐朝大詩人王維有詩《使至塞上》吟道：“單車欲問邊，屬國過居延。征蓬出漢塞，歸雁入胡天。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蕭關逢候騎，都護在燕然”。詩中的“蕭關”，即在今固原縣東南，也是唐朝防備游牧民族南下騷擾的一個關隘。難怪王摩詰把北飛的大雁稱為是飛入胡人的天下。岳飛的“踏破賀蘭山闕”也是指的是平定西夏。北宋名相範仲淹在當時，就駐守在膚施（今延安地方），防範的也正是西夏。範公的詩句“千嶂裡，長煙落日孤城閉”，便確切形像地反映了前線氣氛的緊張。
在這樣的你爭我奪之中，正處在兩大政治軍事集團分界線上的須彌山石窟，居然沒受太大影響，仍在不斷開鑿中。至今留下的開鑿題記中，有唐、宋、西夏，金、元諸朝的題記，可以充分證明這一點。也許是分界線兩邊的統治者，都信奉佛教而使虔誠的佛教徒免受戰火的干擾，得以繼續開鑿石窟、開鑿佛像。否則，中國的文化遺產中就可能缺掉重要的一部分了。
在這曾經散發過濃烈戰爭硝煙的地方，現在又在進行著一場新的戰爭：這就是反貧困。海原、固原、西吉是我國最貧困的地區之一，干旱乃是貧困發生的主因之一。因此，政府籌資建設了黃河水提灌工程，使這一帶人畜飲水問題得以緩解，促進生產發展，還給昔日的濯濯童山增加不少綠色。用水窖積蓄雨水，配合以節灌和防蒸發、保地溫的先進農業技術，也給人畜飲水和生產發展的反貧困戰略實施提供了方便；在減少泥沙和肥沃的表土流失方面，也有作用。而縱貫寧夏南部山區的中衛－寶雞鐵路，則又給這一地區對外交通提供了更方便的條件。閉塞而貧困的寧南山區，開始走向市場，走向小康。我想，居於須彌山上的大佛，臉上露出那會心的微笑，大概是為這裡芸芸眾生命運的普遍改善而顯露的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