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敦煌去，曾是我長久以來的夢。小時候我吹的口琴，是上海口琴廠產的，敦煌牌，那裊裊飛升的仕女，至今猶在眼前。那時我不知道敦煌是什麼地方，但是我記住了這個名字。看過舞劇《絲路花雨》後，尤其是看過日本作家井上靖的小說拍成的《敦煌》電影後，到茫茫戈壁灘中的敦煌去感受中華文化的一個重要源流，就成了一種壓迫內心的衝動。1990年初次去敦煌前，我已經多次參觀過龍門石窟和雲崗石窟，也到過甘肅永靖劉家峽深處的炳靈寺石窟。佛教自西向東從印度傳到華夏古國。唐僧要取真經尚且要去西域。要了解中國最重要的佛教藝術源流，卻不去敦煌，實在是葉公。我數次進出新疆和進出國門乘坐的飛機，也多次在離敦煌不遠的酒泉上空掠過。但是難下決心去敦煌。就是到世紀末的今天，所謂到西藏和新疆羅布泊沙漠去作“探險”旅游已經很時髦的現在，從新疆哈密和甘肅河西走廊以外全國任何地方，去敦煌都不算是件容易的事。
到敦煌著實不容易，路途迢遙五千裡。從北京坐火車需兩天多，才能到柳園。再坐汽車狂奔百余公裡戈壁道，才算到了三危山下的這個綠洲小城。到敦煌而不去莫高窟及鳴沙山和月牙泉，就等於沒有到敦煌。於是還得再出綠洲入戈壁沙漠地折騰。飛機是沒有直達敦煌的（現在好像有了），不過那種旅游我是不欣賞的。只有目的而沒有過程。而我同樣在乎過程：特別是河西走廊的綠洲與戈壁交錯的地貌，以及祁連雪峰與漢長城伴隨的旅行。
除非你是專程去敦煌，否則半路下車後臥鋪沒了，再要西進到烏魯木齊，就得熬一夜；而從新疆出來，敦煌一停，再繼續東去，臥鋪更難弄。到蘭州要挺一夜，到上海或北京得忍兩夜。除了學生哥和真正的旅行人，大概沒有誰有這樣的勇氣。
1990年夏我第一次到敦煌，是這樣走的。從烏魯木齊參加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絲綢之路國際討論會》出來，先熬一夜到哈密，在東天山逛一圈，然後花半天到柳園後，在車站簡陋的客棧住上一夜再趕赴敦煌。而從敦煌返回柳園，上火車回北京，趕上了新疆朋友的弟弟當工作人員值乘的車。於是一張鋪就算搞定了。如果不是事先有此算計而有恃無恐，也許那次就不會到敦煌了。
聽了在敦煌工作的一個朋友的朋友的推薦，把鳴沙山留到傍晚，上午和下午都泡在了莫高窟。一片沙漠和沙山間居然有上下這麼多排的洞窟，自公元366年開鑿到元代絲綢之路上的交通基本中斷為止，開鑿洞窟492個。那巨佛在發出永恆的微笑。參觀票價有兩種：便宜點的可參觀的洞窟少，貴點的可以看更多的洞窟，是所謂的外賓票。說實在的，在深邃幽暗的洞窟中，官方允許的手電只是發出油燈般的昏光，要看清那婀娜多姿當風舞動的線條，幾乎沒有可能。如果真要研究對比，還不如買幾本敦煌壁畫的圖集呢。所以我只是想感受一下洞中積累的十六個世紀歲月滄桑感，便宜票不比貴的外賓票感受得少。
從蔭涼而昏暗的洞窟中走出來，眯縫著眼四處亂看。發現沒有一滴流水的黨河對岸，起伏不平而熱浪翻騰的戈壁灘上，立著三四個塔狀的建築。我冒著強烈的日光，慢慢走過去。原來是靈塔，其中一個葬著王道士。就是那個跟左大帥進軍西北的湖北麻城人王圓祿，就是那個無意中發現了藏經洞而報告知縣、未得任何批示的人。結果他發現還是高鼻子綠眼睛的老外，對這些東西倒是很有興趣。斯坦因自述曾與王道士大談其唐玄奘，以此來騙得王道士的好感。他就開始賣這些後來被稱為文物的東西了。不過在這裡值得指出的是，王道士不是出於貪婪之心而賣，是為了給修繕頹殘的房舍籌款。他和徒弟並沒有為自己亂花錢。
王圓祿道士所發現的藏經洞，即莫高第16窟中所套的第17窟，倒是很遺憾沒能去細細看看。在光緒26年（1900年）發生的這件事，傳開後吸引來多個外國知名探險家，其中也有文化強盜。中國的藝術家等，在抗戰的艱苦歲月中也來了：張大千，常書鴻等。據黃永玉先生的回憶文章，常書鴻先生在巴黎博物館裡看到了從中國敦煌弄來的文物，便熱血沸騰起來，作了一個改變了他的一生的決定。回國後，他帶著妻子和幼小的子女到荒涼透頂的沙漠去安家，過魯賓孫一樣的生活。據黃先生的幽默，那時的敦煌，半夜能聽見40裡外的駝鈴聲。顯然，常先生看見的，是伯希和這個家伙從敦煌弄回法國的東西。正是以常先生等先驅們的研究、分析、臨摹等，使河西走廊的區區小城敦煌，成為國人和世人所熟知的敦煌。如果那藏經洞沒有被發現，敦煌依然還會有名，但是到何種程度，就難說了。不過至少很不可能達到旅游人口超過敦煌全城人口的數量。這就是說，敦煌可能也就不會是個旅游的大熱點了。敦煌是否還有資格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宣布的人類文化遺產，也不好說。沒有這個發現，敦煌學連是否還能存在也大成問題。該如何評價王道士，確實不容易。特別是在文物散落世界各地這方面。究竟是他干了一件罪惡，還是無意中干了好事，讓這些文物逃過無知官員的破壞和最後那文化大革命的瘋狂毀滅而得以依然存在於世。誰能說清呢。
1992年第二次到敦煌，暮色早已罩在敦煌小城。匆忙找地方對付一夜。第二天一早就租了自行車直奔鳴沙山而去。上一次到鳴沙山，是傍晚夕陽西下時。天空仍然被多彩的晚霞映照著，而數百米高的鳴沙山，西坡還是被落日照得金燦燦的，東坡卻已在陰影中了。一道分割陰陽的山脊，拖下彎曲的線條；絢麗的天幕下沙山明暗的反差，使得此景越發雄渾動人。我讓相機留下了這幾幅圖像。攝影愛好者都知道，陽光斜照時的早上和傍晚，是以光與影來表現自然和人的攝影藝術的最佳時刻。我當然好奇朝陽下的鳴沙山又該是什麼樣子。所以選在早上去了。可惜這次運氣不佳，沒有朝霞，天空的襯托一般。我沒能照下幾幅滿意的景色。
我沒有再訪莫高窟。強光會破壞窟內的壁畫色彩，弱光倒不會造成損害，卻還是讓你進去看了跟什麼沒看差不多。聽說黨河岸邊能保護石窟少受風沙的幾排大樹，近年因要修些什麼建築而鋸掉了一些。不去也罷，省得看見就要上火：敦煌的保護是無條件的，怎麼能這樣呢？三危山本身就在沙山間，樹木極少。就是從綠化角度考慮，也不能砍樹。後來在一個偶然場合，見到已故常書鴻先生的夫人李承仙女士和常先生的兩個依然熱心保護敦煌的公子，還有來自敦煌的書畫家紀永元先生。談起此事，大家皆不勝唏噓。
如果第三次去敦煌，也許我還會去鳴沙山，還要在傍晚去。莫高窟也要再去，看看那些樹究竟怎麼一回事。我更要去的，是新近開放的相鄰的安西榆林窟。據說不比敦煌莫高窟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