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觀看了奧運會比賽之後，8月13日，我乘CZ6279航班，從首都國際機場起飛，經過1小時40分鐘的飛行，到達哈爾濱太平機場。哈爾濱8月的陽光雖然不如南方的那樣烤人，但紫外線的灼射依然讓人覺得皮膚有些火辣辣的。無論是在北京還是在哈爾濱，天空都是碧藍如洗。看起來，為了奧運會而進行的治理環境的臨時措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當然我也清楚這些臨時措施的負面影響。
從機場坐民航班車到哈爾濱火車站。車站的擁擠和混亂讓人一下子對這個城市產生了一些不太好的印像。在車站附近找到了朋友聯系的為我訂票的招待所的老板，拿到當天下午由哈爾濱去海拉爾的A33次臨客的車票。這個老板的收費還算合理。如果沒有她幫忙訂票，我是不可能在這樣的旅游旺季如此順利地買到去海拉爾的車票的。
這裡的火車站與其他任何一個大城市的車站一樣擁擠。進大門的時候要擠，由車站入口到候車廳需要途經售票處（不知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設計），然後還要比平時多進行一道安全檢查（據說仍然是奧運期間的臨時措施）。經過漫長的等待，終於得以上車。下午5點多，列車從哈爾濱站開出。
雖然是臨客，車體又是老舊的22B型，但經過改造的車廂並不像原來想像的那樣髒亂，相反，除了沒有空調之外，覺得各種設施並不比現在的25G差，而且列車員的服務也還比較到位。車開得很快，第二天凌晨4點就到達海拉爾車站。
家在海拉爾的朋友因為沒有找到車，所以到車站接我晚了一點。我不得不在北方的寒風裡等了半個小時。在這半個時間中，幾乎所有到海拉爾旅游的游客都被旅行社接走了。朋友到達的時候，太陽已經從東方的地平線上露出了頭。我們在車站附近吃了一點東西，然後租車前往南屯。
南屯外的草原上有一座蘇聯紅軍烈士墓。碑文是這樣寫的：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無條件投降。當海拉爾地區日本關東軍主力被擊潰後其殘余散兵走投無路，有兩個日軍士兵鑽入南屯（巴彥托海鎮）河東南壩地洞，被附近的牧民發現。蘇軍獲取此情報，迅速派出裝甲部隊，從東西兩側面包圍了地洞，並派出幾名尖兵接近洞口。日本兵拒不投降並從洞口向蘇聯士兵射擊。6名蘇軍士兵中彈犧牲，日本兵一個被擊斃，一個被俘。事後，蘇軍將6名士兵的屍體（其中有一名尉官）運到南屯路東（今伊敏路東）今服務樓後側埋葬，上立一木制碑，碑下面用俄文書寫6名烈士的姓名及生平。
離此不遠，還可以見到一座抗日志士紀念塔。塔的背面刻著幾位志士的名字：凌升、福齡、春德、華林太、沃興太、沙德爾圖。
凌升，達斡爾族，字雲志，姓莫爾丁氏(漢姓孟氏)，呼倫貝爾副都統貴福的長子，生於1886年即光緒十二年(一說生於1885年)。清末至“九·一八”事變前，曾任呼倫貝爾地區索倫右翼代理總管、額魯特旗總管、呼倫貝爾副都統公署左右廳會辦、左廳廳長、奉系東北保安司令部和蒙古宣撫使顧問等職。1931年“9·18”事變發生後，凌升對即將成立的“滿洲國”抱有幻想，參與“建國”活動，以為由此可以擺脫地方當局的統治和恢復昔日的副都統衙門，故作為呼倫貝爾地區的代表，隨其父貴福赴旅順，請溥儀出任“滿洲國”的皇帝。1932年3月，“滿洲國”成立後，貴福任參議府特任官參議，凌升任興安北分省省長。幾個月後，海拉爾發生蘇炳文抗戰事件，凌升對此表示同情。“滿洲國”成立後，日本加緊其吞並我國東北的政策，從中央到地方的所有統治機構都委派掌握實權的日本官吏。凌升在逐漸看清日本人的本質後 ，把日本參事官和派來的副職當作陪襯和客人，有事願商量就商量，不願商量就不予理睬；不通過他批准的事，一律不承認；對日本人堅持己見，不唯命是從，甚至連關東軍派駐海拉爾特務機關長的話也不聽。因此，在日本人的眼裡，他是“不老實的人”。日本在加緊推行政治統治的同時，曾於1932年10月組織偽滿政權的官員到日本觀光並參拜各地的“天照大神”神社，凌升以其是日本人的神社而拒絕參拜。當偽滿政權的官員紛紛將自己的子女送往日本留學時，他又讓自己唯一的兒子—— 時在長春“滿洲國”宮內府任侍衛官的色布精太退職，送往哈爾濱鐵路政法大學學習俄語。
1935年6月，以偽滿為一方，以蒙古為另一方的“滿洲裡會議”召開，會議的主題是“哈拉哈廟歸屬問題”。凌升作為偽滿一方的首席代表出席了會議。但是，他卻沒有自由發言權，發言內容需由名為代表實為日本特務機關長的齋藤正銳決定。凌升對此極為不滿，提出異議並與齋藤發生爭辯。日本原企圖通過凌升窺探蒙方動態，進而拉攏蒙方代表，卻因他如此態度而不達目的，指責凌升不為日滿效力，心無誠意。
1936年3月，偽滿在新京(長春)召開興安四省省長會議。在這次會議上，針對日本帝國主義對“滿洲國”的“國策”，凌升進行了猛烈抨擊：反對日本從其內地向興安四省派開拓團的移民計劃；不同意將日語做“滿洲國”的“國語”；反對日本官吏把持蒙旗實權；反對把內蒙古東部地區劃為興安四省。由於言詞尖銳,道理切中要害，弄得主持和指導會議的日本官員不知所措，怒不可遏。他們當然不會接受，也無法忍受凌升對日本侵略者的“滿洲國”既定“國策”的攻擊，加之凌升過去的一些種種表現，已經引起他們的不滿，如果任其下去後果將非常嚴重。因此，日本軍方下決心搬除其推行殖民政策的絆腳石。
為防止地方勢力，即主要是凌升部下和興安北省少數民族的反抗，還在會議期間，即3月下旬，日本軍方開始在海拉爾、南屯、西屯 和莫和爾圖等地戒嚴，由日本特務機關和憲兵逮捕凌升的親信及部下，先後拘捕20余人，3月29日，凌升由新京返回海拉爾，下車後即被日本憲兵以“ 通蘇通蒙被疑者”名義逮捕，一同被捕的還有他的秘書官兼日語翻譯華林泰(福明泰胞弟)。
凌升等人被捕後，在海拉爾日本憲兵隊隊部受到嚴刑拷打，但他們誰也沒有承認日本人所羅列的罪狀，沒有供出任何“通蘇通蒙”的 事實，也沒有連累其他人。在拷問中，凌升一人承擔責任。4月12日，凌升等6人被移送新京，在軍事法庭上，他們仍未承認任何罪行。4月14日,凌升等人被褫奪勛章與紀念章。日本關東軍司令部遂於4月19日發布《凌升等通蘇通蒙公報》，判處凌升等人死刑。4月24日，凌升、福齡(達斡爾族，生於1889年)、春德(達斡爾族，敖拉哈拉，生於1894年)、華林泰(達斡爾族，敖拉哈拉，生於1898年)等4人在新京南嶺慘遭殺害。
在朋友的家裡喝到了地道的蒙古奶茶，並學到了做奶茶的方法。只是不知道這方法拿回廣州之後還能不能用得上。
租了一輛豐田花冠離開南屯到伊敏鎮。選擇住在伊敏，是因為海拉爾到了夏季之後，游客激增，市裡的酒店和招待所價格高得離譜，而伊敏這樣的地方卻基本不受影響。途中經過巴彥呼碩，那裡有著名的大敖包。四周有蒙古包、勒勒車等，全都是內蒙古草原上特有的東西。在那裡的旅游點向馬倌租下一匹馬，然後隨意地在山坡上漫步。在山頂上環顧四周，在藍天下，是一望無際的草原。蜿蜒曲折的伊敏河，似乎是在嫩綠草原上的一條閃著亮光的緞帶。草原上牛群旁若無人地慢騰騰地走著。然而帶我們游玩的馬倌說，伊敏河這一喧景區已經賣給一個私人老板了。今後如果再到這裡來，也許就要買票了。
半個小時的騎馬顯然不能夠讓人盡興。應當說50元半小時的價格確實不算貴，不過我們實在是沒有太多時間在這裡停留。差不多一個小時之後到達伊敏。住在金紫荊旅店。一個小小的旅店，價格非常的優惠（當然也是因為朋友家在附近，與這裡所有的人都很熟悉）。這裡沒有公共交通工具，可以利用的只有微型面包車，車費比起城市裡的公共汽車要貴一些。伊敏小鎮上的餐館供應的當然都是當地口味的飯菜，不過南方人應當很快就能適應這裡的口味，價格如果按南方的標准來衡量，當然是非常便宜。
伊敏是一個小鎮。如果沒有華能電廠的存在，這裡可能仍然只被人當成是小興安嶺余脈結束的地方，一片能夠放養牛羊的地方，也許連個蘇木都不夠級別。現在電廠在這裡蓋起漂亮的職工宿舍。所有的樓都不高，但看上去很厚重。非常鮮艷的紅色屋頂給人留下很深印像。下午乘車到753高地，在這裡可以看到伊敏及其周邊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