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給和我一起拒絕日貨的兄弟們——獻給同游承德的朋友們
承德不大。
從火車站出來，看到城市在群山的臂彎裡，注定了是一副瘦削的身材。像在市區，其實步行即可，走走花費不了多少時間；如此行程就很簡單，半天避暑山莊，半天外八廟，足矣。
處在長城外的高原邊際，這便意味著一種可能，中原王氣與關外民族邂逅的可能。承德，這個最初叫作“熱河上營”的小村子，幸運地被歷史選中，成為全盛的清帝國鎮邊招遠的大舞台。
……
避暑山莊，熱河泉。就是這一眼不凍泉，才有了“熱河”這個名字。時光倒退到1703年，威加海內的康熙大帝看中此地，開始興建行宮，作為去圍場木蘭秋彌的歇息之處，從此，“熱河上營”在地圖上消失，代之以一個新興的城市。
應該說， 從一開始，承德就烙上了一個朝代的印記，因為中國的其它城市，很少有這麼誕生的。這個印記是如此之深，使這個城市曾經的繁華都源於這個朝代的興盛，我們稱之為“康乾盛世”。
當時除了北京，這裡是清帝的另一個駐蹕之處，用現在的話說，是陪都，即使比不得京城那麼大，但一個避暑離宮，廣納湖區、平原、山地，也自有其風流之處；而且，因為地理位置的關系，這裡很自然地成了安撫塞外王公貴族的活動中心。在這方面，外八廟是極好的見證——
普寧寺，碑亭，有記述平准葛爾部叛亂的碑碣；
普陀宗乘之廟，碑亭，立有記土爾扈特部從伏爾加河回歸的碑碣；
須彌福壽之廟，為從西藏遠來、參加乾隆壽辰的六世班禪而建；
普樂寺，為來到避暑山莊朝覲皇帝的哈薩克、維吾爾、柯爾克孜等少數民族瞻禮而建；
……
那是一個可以高唱《大風歌》的時代。因為“一寺能抵十萬兵”，山莊外這些藏式的、漢式的廟宇，便是那些守四方的猛士，任它大風起兮，疆土自安然無恙。這時候的承德，無疑比北京幸福，它更現場地感受著疆域遼闊、國家一統的豪情與光榮。直到如今，在山莊、在外八廟，不論是當地人的介紹，還是游人的交談，都依然可以捕捉這個城市的甘甜記憶。
城市的故事就像日歷，總有翻頁的時候。翻過盛極一時的那些時光，承德也有了自己的憂傷。
避暑山莊，“煙波致爽”殿，名字別致清雅，然而1860年，鹹豐在此批准了和英、法、俄等國的《北京條約》，恥辱過後，自己也病死於山莊內。承德遭遇的不幸，由此發端。
這是一段不可避免的歷程，大清帝國造就了它，從全盛到凋零，承德必須接受脫胎換骨的痛楚，不過這也給了它重新確立個性的機會——成為熱河省省府。但接下來會是愉快的經歷麼？
普陀宗乘之廟，大紅台。在承德最刺痛我的場面，卻是鎖定在這裡。這個“小布達拉宮”是乾隆借自己和母親的生日產生的政治創意，登上大紅台的最高一層，看到大殿鎏金頂上劃痕累累，問過之後，才知道是日本人占領期間爬上去用刺刀刮的，因為每片鎏金瓦有黃金3錢。
無言。嗚呼！
……
因此忍不住想起了承德是如何被占領。比之鹹豐的敗家手筆，這可能是一段更不為人記起的史實。
1931年，九• 一八事變。
1932年，日本在長春扶植了偽滿洲政權，開始盯上熱河。當時熱河省主席為湯玉麟，是張作霖的拜把子兄弟，也是草寇出身。在他的治下，承德及熱河省的情形可想而知。
危局當前，受愛國人士的推動，宋子文趕到北平與張學良商量熱河防務。為了鼓舞士氣，兩人攜隨從一行親赴承德，致辭、動員、表決心、發通電，等等等等（請注意，當時的張學良還毒癮未戒）。
宋、張等人離去不多日，日本人開始大舉進攻。戰局方開，熱河守軍便開始潰退，一發不可收拾。而那位省主席忙著調用大量軍車，搬運私產，准備放棄。當湯玉麟帶領他的眾官員及家屬退走時，還從未看見過一個日本兵。
1933年3月4日午後，日軍先頭部隊128名騎兵入城，進占承德——僅僅128人！
……
於是，這個戰事的結果之一，就是令今天的我們看到了現在這個鎏金頂。曾經指點江山的承德，在33年的那個冬末，先是隨著張學良、宋子文的匆匆來去，上演了一場誓死抗日的鬧劇，做足了秀；等到日軍的炮火打來了，該是高潮的時候卻匆匆地謝了幕。
呸！
對於傷痕，總是遮掩的多。對於回憶，經過有選擇的遺忘，總是甜蜜的多。在重新煥發活力的承德，我分明感覺著一遍一遍回味著甜蜜，苦澀的時候實在是少，如果不是自己硬去揭開一個傷疤，甚至可能連苦味都沒有。我不喜歡這樣。
中國人多有不愛去提起痛處的習慣，但這不應該成為忘記的理由。當海那邊的施暴者做出無辜的模樣，好像什麼都已經不記得，我不敢想像如果受害人自己也忘記了過去，這將是怎樣的悲劇？
歷史的事實必須一再重復，因為謬誤也正在不斷散播——這可以讓已經倦怠的我們保持清醒、保持警惕、保持仇恨。我自己更願意仇恨，因為這本身就是一種活力。
說實在的，我不能肯定，現在是否每個同胞都願意記起這些事實，不過，倘若真有人要忘記，那就送上這篇小文作為絕唱吧。用魯迅先生的話說，為了忘卻的紀念。
2002/7/24 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