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永州行 柳子最關情
陶公故裡催人急，
嘉木蔥蘢醉浯溪；
永州古來風景異，
半為瀟湘半柳子。
江湖常獨立，風物正凄然。故人憔悴最關心！
在祁陽浯溪和芝山柳子廟遭遇兩場突如其來的豪雨，讓此番原本心儀已久、有備而來的永州之行，愈發別具情致、饒有韻味。漫長而苦短的人生之路有風有雨，有時還要風雨兼程：“浯溪之子”陶鑄晚年的悲劇性命運，令人扼腕為之動容；而唐代文壇大家、政治改革家柳宗元一生的坎坷際遇，尤其是他在湖南永州度過的堪稱年富力強卻又藉藉無聞的十載仕途生涯，則幾乎讓今人感同身受為之動情。
凝視持卷端坐、神態安詳的柳公塑像，透過窗外如煙的風雨，耳邊已然隱隱聽到這裡一千多年以前的風聲、雨聲、讀書聲，柳司馬卻永遠聽不到一千多年之後的暴風驟雨和雷霆萬鈞了。恰如當初柳司馬帶著一股不無留戀與惆悵的心情，離開永州回到長安聽命一樣，正在進行大規模修整的柳子廟，也將讓嘉木帶著一絲絲遺憾與一點點失落的情緒，回到長沙永懷柳子。但嘉木還能重來此地一償夙願，而柳司馬再也無法回到永州，重溫他無限衷情的瀟湘山水，只能飽嘗“夢裡不知身是客”的寂寥滋味。
來到芝山人們可以發現，柳宗元《永州八記》筆下和當年“瀟湘八景”中的不少勝跡，早已是有名無實物非人昨，惟獨柳公之斐然神采，英氣猶存音容宛在！踏著足下這條柳司馬可能曾經走過甚或非常熟悉的青石小徑，頭頂滂沱大雨徐步前行拾級而上尋訪柳子廟，確乎有一種無法言喻、難以言表的心境。兩旁民居幾近接連不斷的大紅門聯，雖然無讓人暇細賞，卻給人一種揮之不去的強烈感受縈繞心頭：千余年來惠澤後世厚重深遠、綿延不絕的這種歷史人文環境，未嘗不是柳司馬蔭被來者的一種有力佐證。不知柳先生在蟄居永州的十年當中，是否品嘗過這裡辣中帶酸、酸裡夾甜、香穌綿長的東安仔雞，以及色香味俱佳的永州血鴨；可以想像的是，清淡而又不失可口的素炒三絲，或許就是柳司馬最為熟悉的佳肴之一，因為柳司馬在永州十年的清苦與恬淡，實在是可想而知。
距離柳子廟咫尺之遙、位於瀟水之濱的望江亭，想必是柳公當年常去之地。在此憑欄把酒臨風高歌，管它青天白日還是濁世滔滔，皆可悠然自得不亦快哉：瀟湘永州實在是一個山水怡情、琴棋書畫、詩酒風流、養生終老的好地方，只恐柳司馬難得擁有這樣一種好心情。司馬先生是北方的河東（今山西永濟縣）人士，大唐王朝的政治重心也在長安（今之西安），他在萬般無奈之下“北雁南飛”的心，究竟是要北歸的。有朝一日仕途上的卷土重來，或者最終的落葉歸根，肯定是柳司馬謫居永州十年當中一個不曾輕變的夢想。但令人稍感訝異的是，正當而立之年的柳公來到永州十年之後離開此地，竟然沒有留下什麼醇酒風流、才子佳人之類的趣聞逸事傳布於後世。
說來也不奇怪，“永州之野產異蛇”本來就是柳宗元對他謫居之地的最深印像之一，只是可惜不見柳公在其後加上一句“美女蛇也”的千古驚奇。一方面這固然表明柳司馬是一個頗具政治操守和生活情操的基層官員，另一方面這也許就是柳宗元終生戒慎恐懼、苦涉仕途而不果的真實寫照與無奈心懷。當柳宗元貶黜十年“期滿”之後，滿懷喜悅地從永州回到長安“述職”時，卻不曾料想自己竟然像個皮球一樣，很快便被踢得更遠，又“發配”至湖南以南、比永州更為荒遠的廣西柳州。而在柳州履任四年之後，柳宗元為他無比忠貞的王朝奉獻出了自己生命的最後一刻，到底還是客死他鄉歿於任上。柳氏不無悲劇色彩的一生，由此付之於四十七歲而未知天命的英年早逝，並終歸以“柳柳州”、“柳刺史”的名號劃下了一個余韻不絕的悠長句點。
十年啊！柳宗元就這樣把自己一生和仕途當中最為寶貴的一段黃金時光，交付給了他曾經無限傾心、一度飽含寄托的永州山水和如畫瀟湘。所幸乃在，“瀟湘不負柳公，公亦不負瀟湘”；不幸乃在，那時國家的政治重地和經濟中心，是長安，是中原，而絕不是自古即被視為“荊楚南蠻之地”的湖南及其永州。柳宗元在永州的任何政績與一切作為，對當時的統治者而言，也許是微不足道乃至可有可無的。從不出半年即告失敗的“永貞革新”的一員衝鋒陷陣的主將，到一名被貶黜至遙遠邊陲的失意的政治改革者，柳宗元很快從“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的顯赫角色，轉換至“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尷尬地步，個中五味雜陳堪稱刻骨銘心。更讓人情何以堪的是，甚至在柳宗元初貶為民風剽悍但物阜民豐的邵州刺史（邵州即今湖南邵陽）的赴任途中，又被加貶至更為偏遠的永州，致使後人不時發出“邵州痛失柳刺史”的長懷嘆息。
但這一切的一切，並不妨礙柳宗元來到永州後展現出來的良苦用心和體恤民瘼；而永州的山山水水與當地樸實淳厚的民風，也給柳宗元自己帶來了“樂與從焉”的無盡快慰。今世今時人人皆可言而決非人人皆可為的所謂“水乳交融”之干群關系，柳宗元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身體力行地開始實踐了，堪當後來之鏡鑒。盡管如此，略顯平淡快意不多的十年外放記錄，仍讓人不難理解柳宗元內心“安知今昔是何夕”的凄楚與哀痛，他郁郁寡歡的苦悶終日也不難想像。在形勢比人強的現實環境中，柳宗元只能以諸多憤世嫉時、感人憂國的曼妙辭章（無論其思想性還是藝術性，都得到了後人的極高評價），來抒發心中的時不我予，來排遣那段有夢無情的歲月。吊詭的是，柳宗元曲折的仕途經歷和個人境遇，與他生活在中唐時期由盛而衰的國家命運，是何其相似乃爾……
記得還是在20世紀70年代初的1971年，章士釗先生關於柳宗元詩文的專著、洋洋灑灑逾百萬字的《柳文指要》，不僅得到了毛澤東本人的大力支持順利出版，而且也有幸成為十年“浩劫”期間國內出版的唯一一部真正嚴格意義上的學術著作。又是一個十年！後人終於在不經意間以一個“灰蒙蒙”的十年，呼應並喚醒了柳宗元在湖南永州度過的那個風雨交加、沉睡已久的十年。千載而還真可謂“柳文不朽、柳公不死”：不朽的是柳宗元的曲水流觴和文采風華，不死的是柳宗元的傲岸人格和親民風骨……後世今人厚柳如斯牽念若此，綜其一生懷才不遇、抱恨以歿的柳公定當笑慰於九泉！
朋友嘗問嘉木緣何無人隨行，孤身南下體驗“江湖常獨立”之落寞。嘉木微笑以答：柳公尚且如是，何況後生孺子！作別永州、謁辭柳公之際，嘉木心中不無愴然幾近涕下，遂作文以記之：
風雨永州行，
瀟湘最關情；
千秋柳子廟，
萬古一長嗟！
湖南邵陽 南國嘉木謹識
20020808凌晨於瀟水之畔永州會賓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