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山林最羨滁，山宜樵木水宜魚。殘碑短石猶存古，贏得天閑此附居。”古人一首七律，道盡滁州山水之形兼備，四時之景不同的無限風光。千百年來，一代名郡滁州背依風景秀麗的琅琊山，卓然於江淮之間。在風景區的豐山腳下，有一處古老的園林，上倚豐山，下臨幽谷，古木參天，山花遍地，這便是自宋代遺留至今的著名勝跡豐樂亭。
關於豐樂亭的興建，歐陽修在《與韓忠獻王書》中告訴友人：“偶得一泉於（滁）州城之西南豐山之谷中，水味甘冷，因愛其山勢回換，構小亭於泉側。”而民間傳說卻略有不同：據說歐陽修在家中宴客，遣僕去醉翁亭前醴泉取水沏茶。不意僕在歸途中跌倒，水盡流失，遂就近在豐山取來泉水。可是歐陽修一嘗便知不是釀泉之水，僕從只好以實相告。歐陽修當即偕客去豐山，見這裡不但泉好，風景也美，於是在此疏泉築池，辟地建亭。因背依豐山，亭名“豐樂亭”，取“歲物豐成”、“與民同樂”之意，歐陽修為此寫下了《豐樂亭記》，並以《豐樂亭游春》一詩記載與民同樂之盛況：“紅樹青山日欲斜，長郊草色綠無涯。游人不知春將老，來往亭前踏落花”。
豐樂亭建成以後，歐陽修寫信給好友梅堯臣，索文留記，又得到任職揚州的同僚韓琦所贈名花細芍藥十株，分植亭畔泉邊，還從州東五裡外的菱溪以“三犢曳二輪”，移來五代十國時所遺怪石二塊“立於亭之南北”，“以為滁人歲時嬉游之好”。另外在豐樂亭東南數百步的山坡上，又建醒心亭，亭成時逢曾鞏來訪，便請曾鞏作記，留下了文壇的一段佳話。
亭成以後，游人紛至，加之稍後的醉翁亭落成並著文，一時間，三亭三文名滿天下，千百年來不獨文人騷客來此感懷吟詠，各色游人歷代不絕，“滁之山水得歐公之文而愈光”。
繼豐樂亭、醒心亭建成以後，歷代以來陸陸續續在景區多有開發，明代尤甚。亭區內先後建有保豐堂、九賢祠（均在豐樂亭院內），大觀亭（在豐樂亭南山坡上）、來遠亭、壯懷亭、金聲亭（均在豐樂亭南山坡上），以及時若亭、繹思亭、王陽明祠等二十余處建築，景區規模日漸擴大。清末，鄉賢薛時雨重修醉翁亭時，一並重修了豐樂亭。諸多建築中，豐樂亭自不必說。比較著名的有九賢祠和王陽明祠。九賢祠（即今之危樓）內祭唐代滁州刺史李幼卿、韋應物、李德裕、李紳、韓思復和宋代滁州知州王禹偁、歐陽修、張方平和曾肇等九人；王陽明祠又名王陽明講學處，王陽明在南太僕寺任職時曾在此講學布道，一時間，弟子雲集，該祠即為頌其功德而建。
自宋以來，文人墨客競來探幽，尤其是明代在幽谷附近設立了直屬中央管理馬政的太僕寺（後更名為南太僕寺），許多文人相繼來滁為官，留下了大量的詩文碑刻。其中以宋代大文豪蘇軾所書的《豐樂亭記》大字碑刻，最為珍貴。亭中一口數千斤重的大鐘、明人尹夢璧所作“滁州十二景”詩畫石刻，亦為亭中至寶。可惜因為時代的變遷，建築損毀，文物流失。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破壞嚴重，許多珍貴文物被當作“四舊”，或焚毀，或砸毀，房屋倒坍，林木被砍，美麗的豐樂亭幾成廢墟。
現在的豐樂亭，為一長方形亭院，院牆有正門及左右側門。正門門額嵌明代在滁任南太僕寺卿的蕭崇業所題“豐樂亭”三字磚刻。院內有三進建築，第一進便是豐樂亭主亭。原亭為16立柱挑檐翹角的四方亭，現亭為1996 年重修。亭內有歐陽修《 豐樂亭記》、《 醉翁亭記》 等書法作品懸掛於左右兩壁。第二進為保豐堂，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滁州知州陳則清主建。取名保豐，意在保佑年年豐收。原堂幾經興毀，現堂為1989 年重修。第三進為危樓。危樓前有左右廂房，各為三間平房，左名棠舍，右名芥舟。 危樓曾名九賢祠，後名危樓，取高聳之意。現樓兩層，上下各三間，均為1996 年重建。亭院內另有碑刻若干，著名的蘇軾書《 豐樂亭記》 大字碑刻兩塊，即立於院內的左側。院落內外，較珍貴的古木有古銀杏、古龍柏、古黃楊等，枝干蒼勁，形姿優美。
亭院外左側的山坡上，有1999年始疏浚並整修的山泉一眼，名“幽芳泉”，取《 豐樂亭記》 “掇幽芳而蔭喬木”句意。泉上有亭，因泉名之為“幽芳亭”。亭院外右側的山坡上，有明、清時期的摩崖石刻數塊，散布於林木之間。其間一塊元代至正年間所立的蒙漢雙方摩崖石刻較為特別。
紫薇泉在幽谷之中，泉水清澈，久早不涸。紫薇泉原名幽谷泉，宋元佑二年（公元1 087 年）滁州知州陳知新重修時，改名“紫薇泉”。泉上原有碑，“文化大革命”中被砸毀，但泉水仍常年湧流不息。
1962年7月27日，豐樂亭曾被省裡列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列入琅琊寺、醉翁亭的保護範圍。1963年滁縣文教局曾派人對古建築群加以修復，後毀於文革。1974年以來，有關部門違規在豐樂亭景區新建了油庫，景區從此變為禁區。現在的景區是20世紀90年代由滁州市文化部門重新修建的，規模已較鼎盛時期大為縮小，所存文物亦寥寥無幾。好在還有一點過去的模樣，只待油庫搬遷，便可重見天日。
作為一處山水園林的建築群，豐樂亭本身並沒有多少特別值得推崇的地方。值得關注的倒是它的首建者歐陽修的赤子情懷以及文抒胸意的《豐樂亭記》。
回首歐公生活的那個年代，北宋帝王一方面重用、信任文人士大夫，特別有意識地從貧寒階層選拔人材。使得一大批出身貧寒、門第卑微的知識分子能夠進入領導核心階層，出將入相，真正肩負起“治國平天下”的歷史使命。另一方面，北宋帝王又故意在士大夫中間造成相互牽制的局面，努力使個體平庸化，這就使得有理想、有才華的士大夫備受壓抑，屢遭挫折，壯志難酬。這是歐陽修一類渴求在仕途上有積極作為的宋代士大夫們的共同悲劇。
大浪淘沙之下，寄情山水者有之，忘情佛老者有之，縱情丹酒者亦有之。“貶官任上無所事”，成了許多貶官自感懷才不遇，看重一己身名利祿，無所作為的開脫之詞。
有志之人屢遭貶謫，難免郁郁，這其實是人情之常。同樣是貶任地方，作為京官鴻儒的歐陽修來到地偏人簡的小郡滁州，心理落差不可謂不大，只是他比一般人更為心胸開闊，視一己的壓抑為無物，表露得非常委婉。歐公素有宏志，希望對國家、對百姓有所貢獻，在扭轉宋朝貧弱痼疾的事情中有所作為，因而積極面對政事，剛直敢言，不畏譏饞，也因此獲罪外貶。但正如《宋史·歐陽修傳》稱其“天資剛勁，見義勇為，雖機井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於再三，志氣自若也。”
比起天才橫溢的蘇軾來，歐陽修有他更像一個政治家的一面，而不單純是一個感性、審美、詩意的文學家，他更加注重政史之事，關注現實，關心民生疾苦，積極追求儒家的理想。歐公來滁以後，效防前賢、“寬簡”治政，倡導農桑，築城強兵，很快收到了明顯效果。到任的第一年，全州歲物豐成，民心喜樂。在滁州任上的第三年，滁州先澇後旱，由於日常“勸農節用，均豐補欠”，災年裡不但沒有飢民逃荒現像，反而實施了興修城隍（無水城壕）的大工程，不能不說是歐陽修勤政的結果。在旱災之年，受傳統鬼神文化影響，歐陽修也數次率州民上豐山漢高祖廟祈雨，其中一篇祭文寫道：“當天事之時，不能勤民於農，而亡（無）備災工具，一月不雨，使民惶惶，又不自責以修其闕而輒於神。賴神聰明，知厥過之在吏，閔斯民之哀，賜之豐年”，大有唐代韋應物公知滁州時“身多疾病思田裡，邑有流立愧俸錢”的仁政遺風和愛民情懷。
作為和《醉翁亭記》並稱姊妹篇的《豐樂亭記》，名是寫景，更多的是述政，表層抒寫作者的山林之樂；次層抒寫作者與民同樂，並自我肯定在滁州建立的政績；深層則表現出作者以從容、淡定的心態坦然面對人生遭際，體現出一種積極有為、樂觀曠達的精神。從兩文中透露出的是作者政治上和創作上不凡的識見，更體現出作者獨特的人格魅力。
千百年來，歐陽修之所以備受敬仰，除了其作為文壇領袖開了一代文化先河，還有重要的一點就是和範仲淹一樣具有開闊的胸襟。“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進也心系民生，退也心系民生，一生勤勉於政事，絕不懈怠，以與民同樂為己任，顯示出系民樂於己心的大儒情懷。可謂上源大同社會理想，下導和諧社會理念，和我們今天所倡行的建立和諧社會有異曲同工之處。
“世間奇山川如琅琊者，何限第以處於偏州下邑，無名勝士如幼卿者黼黻之，故潛伏而無聞焉。且幼卿固能使琅琊聞於一方，自非歐陽公之文，安足已達於天下。或謂文辭無關於世，果定論耶？公以道德師表一世，故人樂誦其文，不然，文雖工未必久傳也。”明代宋濂之述評，可謂一語中的。
(豐樂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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