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季節裡，和同事一起赴紹興游玩了兩天。雖然生長於滬上，但我的祖籍正是紹興轄下的上虞，所以這次旅行對我而言總有些別樣的意味。自來一直有近鄉情怯的說法，臨近故裡之際的確也生出了不少的感懷。一個人地理上的故鄉是便於確立的，而一個人精神上的歸依卻是難以尋得的。
我們來到的第一個景點便是柯岩。柯岩環山繞水，仿佛是江南景色的一個縮影。你說不出他的山石比哪處更陡峭，也辨不清他的湖水比哪處更清洌：吳越的風光就是這麼雋妙，在不動聲色間便顯出了他的韻致。就像那方縮影了柯岩精髓的雲骨石一樣，縱然是古人采石所遺留下的余料，也能斧鑿的如斯清奇。
回溯先秦，其實吳越並非是今人眼中的綺麗之地：三千越甲可吞吳，當年的越中正是勾踐的臥薪嘗膽之處、報仇雪恥之鄉。為什麼演變至今，竟消逝了鋒芒，變得沉靜悠遠了起來。興於憂患、靜於安寧，也許長久的繁榮慢慢磨移了越地的霸氣。然而，在風光旖旎的山水之間，這塊雲骨仍然佇立在這裡。想到許多越中名士，無論是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的右軍，還是茶淫譎虐、書蠹詩魔的陶庵，他們就像這奇石一樣，有著優雅的外表和卓絕的個性。不禁想到，自古以來的士子雖然長期浸潤在儒家禮教的熏染下，卻始終沒有放棄過對個性與自我的追求。也許這種獨立而悠揚的姿態，就是中國士子一直所追求的風骨與品格吧。燦燦詩經、煌煌周易，其中的真旨便是對雅正與致中的推崇。而今天的我們，面對巨大的社會責任和空前的時代使命，又該追求怎樣的一份骨格呢。數千年來，我們接受的點染和摩棱已經太多太多。在這個新的時代，難道我們仍然只是抱守苟且的態度和因循的精神，專注於個人的榮辱和小眾的偏安嗎。站在雲骨下，看著陽光照射在壁仞之上，將石柏虯枝映襯得更加雄健。不知道什麼時候，我們能像這方雲骨一樣，具備直衝霄漢的氣魄呢。
然而，柯岩所擁有的不止是這塊曾讓米芾癲狂的石頭。越行深處，便越領略到其中的韻味。但見左首的河岸上長柳輕拂，沿著鑒湖一路逶迤下來；而另一邊負勢的山崖則在蔓草邊爭相軒邈。走著走著，就踱到了鏡水灣景區裡一個外方內圓的廣場上。在這裡，豎立著雕有世尊、老子和孔子塑像的三根漢白玉柱。柱邊有噴湧、漫流、漏滴而出的各態水形，通過鑿出的細渠流向“彙源池”。這一景觀被稱為三聚同源，像征著釋道儒三教的結合。
這三家一直是中華文化的主流，互相交融卻各有迥異。西人一直誤以為我們是一個沒有統一信仰的民族，只是他們並不真正了解我們的文化始終是一個開放式的多元框架。其實一個民族的信仰，又豈能以是否皈依於一門宗教來簡單衡量呢。世界不停的發展，隨著科技的進步，人類的未來必將進入到一個物質極端豐富和行動高度自由的世界。在這樣的世界裡，也許每個人都能成為獨立的國王。而伊甸園一旦向所有人開啟，極可能引來物欲橫流和價值失衡。就像現在的有些人一樣，物質越滿足精神反而越空虛。如果整個人類都陷入到欲望的漩渦中，那麼恐怕只能面臨與索多瑪和蛾摩拉一樣的結局了。而能與物欲相抗衡，使我們避免陷入歧途的倚靠也許只能是我們內心堅定的信仰了。從古到今，無數先賢都在探索著人類的信仰與終極真理。我想，世界的變換一如眼前的流水，只要生命不息，我們的認識亦將不斷遞進。也許昨天的真理，就會變成今天的迷信。天若有情天亦老，每當我們以為人類將無限接近於永恆的時候，總會引來上蒼一次又一次的哂笑。但淺薄如我者，依然相信：只要我們心中存著對信仰的追求與堅守，那麼我們終能突破這巨大的虛空。人類發展了數千年，無論東方還是西方，至今仍在以公元前凝結的智慧成果作為文化的源流。但是隨著不同文明的碰撞與融合，各種思想和信仰始終處在不停的整合之中。讓全世界的信仰體系從單極走向多元應該正是這個時代的職責與使命所在。這樣的信仰共存，仿佛先秦的百家爭鳴和古希腊的雅典時代一樣，也許更能催發出新的黃金時代。如同眼前的石柱一般，沒有信仰支撐的人格縱然堅固也只是雲泥有垠，而沒有人格護持的信仰即使高聳也難以八風不動。只有建立在信仰之上的品格才能臻於自足和凝固。
伴著這些思緒，和同事們漫步長堤、游覽石橋，一路踟躕到碼頭，開始登舟向魯鎮慢溯。都說春色撩人，而我卻更喜秋景。在靜謐的湖面上，聽著緩緩的水聲，遠處的桂花香若有若無的飄來。忽然覺得此刻是如此的靜好，如同淺酌著一杯微溫的紹酒，又仿佛是沉浸在一個幽香的夢裡。順著瀲灩的波光，我的思緒又蕩滌了開來。不知道謝安從東山去建康的路上，有沒有在這裡遇見過盡興而返的王子猷。而王叔文被貶渝州的途中，是不是也在此感喟過賀知章的《回鄉偶書》。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為什麼在紹興，就能孕育出成群的性情中人呢。也許，和富貴溫柔的蘇杭相比，紹興的骨子裡還斂藏著越人壯懷激揚的血性；抑或，同那塊雲骨一樣，正是這樣的品格造就了這些絕勝於時的人物。魯鎮和我們第二天游玩的魯迅紀念館一樣，比起尋常的江南鎮宅並無特別的不同。之所以盛名，不過是因為人的緣故。而這個人，無論你是來紹興，還是直面中國近現代的歷史，都是不應繞過的。
當一個人在公眾領域裡被塑造成固定的模式時，他最人性的一面往往就被掩蓋了。在這一點上，周樹人和一位早他三百年的同鄉一樣，受到了世人的曲解。明清以降，無數的紹興士子形成了龐大的幕僚群體，以至於發展到了普天之下無紹不成衙的局面。這些士子在主官周圍，閱覽公文、操辦細務；上得窺朝堂，下洞察民情。這樣亦官亦民的身份，使他們在不自知間成為了官府的智囊。因而，吳越士林相比於同時代的其他士子在整體上更具有開闊的眼光與務實的風格。讓人遺憾的是，他們既沒有承擔起為民請命的責任，也沒有遞接過引領時代的使命；只是膚淺的留戀於熱心功名、甘為驅馳的境地裡。畢竟，做客卿、拜幕僚是仕路維艱的無奈之舉。遑論賢愚，他們自然都會帶著怨懟之氣；而才具卓著者，自是狷狂尤甚。徐渭，就是這其中鮮明的代表。
生於明朝中晚期的徐渭，字文長，號青藤居士；信奉陽明心學，崇禪研佛、深究周易，於儒釋道三家皆有所通。在詩文、書法、戲曲和繪畫上面均有獨特造詣。但是這樣一位文武兼備，曾被聘為抗倭統帥幕佐的奇才卻敗在八股文的窠臼下。屢試不中，崎嶇於科舉，以至於徉狂墜獄，坎坷終身。誠如晚明公安派領袖袁宏道對徐渭的解讀：先生數奇不已，遂為狂疾。狂疾不已，遂為囹圄。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是啊，他的痛苦來源於他自身抱負的不得施展，來源於他離奇跌宕的經歷。數百年來，他的滑稽與佯狂的一面始終傳奇於越中的婦孺走卒之間。但是，卻鮮有人了解到他的痛苦更來自於他對家國天下的憂患，來自於他無法掙脫的困境。當一個人能清醒地看清所處的時代卻又無能為力的時候，他必然是痛苦的。從來，做一個不願同流合污的人總是要付出代價的。也許，惟有佯狂或沉淪才能麻痹自我。
徐渭雖然是晚明啟蒙思潮的前驅，但是拘囿於時代的限制，他的苦悶是難以排遣的。即使他的作品匠心獨出、有王者氣，也逃不出儒家士子千古以來對道統的追求。所謂的道統，所謂的載道與傳道，從漢魏一直延永到五四之前，始終牢牢的統治著中國士子的思想。可以說，道統是整個中國封建時代的終極真理。它就像那方壓迫著西西弗斯的巨石一樣，讓一個又一個試圖去解讀它超越它的人殊途同歸，難越樊籬。徐渭，作為吳越士子的代表，作為中國封建時代後期難得一見的兼具氣節與追求、不屈與執著的士子典範，最終仍因為實現不了自身的抱負而淪於狷狂。他的悲哀也折射了明朝晚期沒能像同時代的西方那樣，打破封建桎梏以完成思想啟蒙。而對於道統的破解，更是延宕到五四時代，才由他的一位同鄉革命性地將之具化成鐵屋子的形像而予以打破。如果說對於徐渭的曲解，是限於封建社會的時代局限，將和他一樣具有道統邊緣思想和不依附於封建禮教的士子視為異端的話。那麼，對於周樹人這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同樣也遭遇了今人的曲解。對於他文學家、革命家的形像，我們已共識於心。但對於他作為一個思想啟蒙家，在為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人格塑造和前進方向上所作的巨大推動至今尚缺乏系統的認識。
自鴉片戰爭伊始，在列強的堅船利炮之下中國被迫打開了國門。自此以後，西方文化思想便開始不斷地輸入和衝滌著數千年自成一系的中華文明。這間鐵屋子的打破的確有賴於西方文明的外來撞擊。如果沒有光線從屋子外照進來，裡面的人是難以尋到出口的。在風激雲蕩的大時代，許多人開始向西方尋求救國之道。這其中，有提倡中體西用者，也有主張全盤照搬者。而在探索的過程中，更有不少人習慣性地企望從光線處來尋找和依賴新的救世主。而周樹人的可歌之處，便在於他看清了症結所在。這位仙台醫校的肆業生不但沒有丟棄他治病醫人的信念，而且真正的成為了塑造民族精神的國手。是他，振聾發聵地抨擊了吃人的封建道統所籠罩著的鐵屋子；更是他，駁斥了這些樹立新偶像的愚行，一針見血的批判了歷來想做奴隸不得和暫時作穩了奴隸的國民劣根性。如果將國家比喻成一個人的話，他和徐渭一樣，都看到了巨人身上滿目的瘡痍；但是他和徐渭不一樣的是，他的思維定勢沒有格局在道統之內。作為辛亥革命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親歷者，他已經從鐵屋子裡衝出來了。徐渭生活的時代是難以使他找到出路的，所以他越接近鐵屋子的邊緣便越感受到屋內的腐朽，他只能將絕望寄托到他的作品裡來抗爭這個悖論。而周樹人已經能夠洞悉鐵屋的內外了，當他看到那些他想拯救的人非但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處境，反而更深的陷入甚至重返到鐵屋子裡面的時候。他的無奈、他的悲憤，自然要遠遠大於徐渭那種不能自救式的痛苦。但是，他並沒有抽身而去。面對復古派的攻訐，面對西化派的嗤笑，他橫眉冷對，一個人悲憫地發出了救救孩子的吶喊；面對偽道學的污蔑、面對假革命的詰難，他度盡劫波，引領時代尋求到了拿來主義的藥方。關於周樹人，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談就的。之所以要重提，是因為現今的我們實在有必要從新的角度來理解他，來從他身上獲得力量。今天，有人准備反思這些年來走過的路，有人則又開始了尋找新的圖騰。在這樣的時候，我總會想起周樹人的那段話：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國民是如此，國家亦是如此。要實現國家軀體的強壯是容易的，但是要健全國家內在的精神卻不是朝夕可至的。一個心智不全的巨人比病入膏肓的病夫更加可怕，這股力量無論是被不懷好意的利用還是被無知肆意的揮霍都將引來災禍。
中國在20世紀的上下半葉分別迎來過兩次思想解放，並以此為契機而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之際，我覺得我們缺少的也許正是新一輪的思想解放。東方巨人的軀干已開始趨向偉岸，但是我們的內在精神卻仍在經歷陣痛與激蕩。作為當代知識分子，我們首先就應該拋棄知識分子這個身份。因為知識分子和士子一樣，是一個帶有精英主義的稱謂。而精英主義終將成為威權主義和極權社會的濫觴。從辯證唯物主義的角度而言，任何社會都會存在矛盾與問題。作為現代法治社會中受過教育的公民，我們應該學習周樹人的勇氣，敢於直面矛盾，敢於正視問題，敢於以正直無畏的品格來完成自己的職責與使命，為大眾立功為時代立言。就像周樹人所說的，世上的路是走出來的，在這個信仰自由的時代，思考和行動的人多了，我們離真理的距離也許就能愈發的接近了吧。我們決不能像那些紹興師爺一樣，圖謀自利、淪為幫辦；也不能走回尋求權威的舊路，去樹立新的神像。
歷史總是充滿了這樣的往復，也總是蘊含了那樣的巧合：原來在紹興，徐渭舊宅和魯迅故居位於同一條路上。這兩個越中名人，形成了吳越文化中極具要意的紐帶，他們倆用自己不屈的一生向我們說明了什麼才是真正的品格。向眾人揭示了一條從封建時代的困頓走向近現代曙光的清晰脈絡。其實，瞻不瞻仰青藤書屋和百草園並不重要。我們應該銘記的是他們的精神與風骨。若我們對於這些故居、遺址又恢復到了頂禮膜拜的程度，那何啻於是對他們莫大的嘲諷了。要是這樣的話，我倒希望這些新的雷鋒塔還是倒掉的為妙。
於是，我過魯宅而未入，徑自去憑吊沈園了。來紹興之前，最想看的便是蘭亭和沈園。限於游程，這兩處沒有被納入。其實，有些遺憾也是好的，就像國畫裡的留白一樣，游之不盡才會有再來觀望的興趣。可喜的是沈園也位於舊居左近，便乘空去拜訪了這個文人興嘆之地。正如陸游在《沈園二首》裡所說的一樣，現今的沈園也已非舊池台了。經過近年的修葺，在舊址上添擴了許多新景。傷心橋如今已變成了春波亭，驚鴻去後的秋池裡則游弋著許多白鵝。和所有來沈園的人一樣，在那兩首釵頭鳳前我佇立了良久。兩人的愛情固然令人扼腕，而我卻由衷的欽佩唐婉後來的夫婿趙士程。不要說在禮教拘束的宋代，就是放在今天，能不計較自己的妻子與前夫余情未了，還大度的置辦酒席讓兩人相會，留下古今傳唱的情詞供後人唏噓；有多少男子，具備這樣開明而體貼的胸懷？你能說趙士程對唐婉的縱容裡就沒有深厚的感情嗎？世人都看到了陸游為前妻夢斷香銷了四十年的執著，但是又有幾人知道趙士程面對亡妻、面對亡妻與前夫的那段深情，在憑吊遺蹤的時候會是怎樣的一種泫然呢。可見執著固然值得敬佩，而寬容開明的氣度與環境更難能可貴。如果沒有趙士程的成全和體諒，沒有世人的理解與同情，又怎能留傳下這段千古的佳話呢。僅僅將沈園當成是傷心遺恨的憑吊所在，未免有些淺薄了。我更願意將這裡看成是一處融彙了博大的寬容與高尚的成全的惺惺相惜之地。
出園的時候，看到紀念品商店裡有西泠印社為兩首釵頭鳳所作的拓本，非常歡喜的收藏了下來。在回滬的車上，慢慢打開了卷軸，看著上面黑白分明的印跡：春如舊，人空瘦……不由得想起，在歷史的長卷上，我們又何嘗不是寫滿了許多的錯和莫。然而，昨日終究是不可留的，對於過往的得失，不要再有太多的計較了，那裡面也會有值得拿來的財富。更不要為此而背上沉重的包袱，我們最應該做的是面對前路，去努力成為一張白紙。以雲骨為鎮案，以先賢為楷模，來拓印下這嶄新而任重的一頁。
車窗外的清風吹拂進來，在拓紙上微微的窸窣。撫想這兩天的見聞，潺潺的流水、動人的往事，仿佛正在為故鄉編織著一個不可言說的夢。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再回來，這裡還有我許多沒能成行的記掛。只是一個人若找到了精神上的歸依，他對故土的留戀裡就能少卻許多鄉愁。人生歲月裡，不應總計取那幾枝鳳凰釵；好風長吟的時候自該省得此心安處即是吾鄉。就這樣，含笑著合上了拓本，將它和記憶一起珍藏入懷。
2008年11月15
於龍華墨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