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
萬惡的殖民主義？
提到英國，我的腦中就會閃現出一句字眼——“萬惡的殖民主義”，那是我的學生時代老師們經常義憤填膺說的話，接著老師就會歷數英國的種種罪狀，如“鴉片戰爭”、“賠款割地”、“租界”、“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對殖民地的壓榨等等。可當我帶著滿腔義憤回到家時，我的三哥卻常常面帶憧憬地向我介紹英國的另一面——海德公園，一個以言論自由而聞名於世的地方，言語中流露的盡是對那裡的向往。沒多久，文革開始了，我與三哥都入獄了，四個月後他就被暴政殺害，而海德公園“肥皂箱”的故事卻深深地烙在我的心靈深處。因為後來我在獄中遇到了許許多多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他們常常只因一句對現實稍有不滿的話，就被以莫須有的罪名而鋃鐺入獄。現實的殘酷與三哥的理想使我更加向往這片言論自由的島嶼。但我內心依然對英國存有幾分疑問：大英帝國衰退的真正原因是什麼？英國的價值觀是什麼？它為什麼甘願充當美國的副手？英國曾對世界起過什麼作用？英國撤離殖民地給這些國家帶來了什麼變化？就這樣，我帶著期盼、敬仰和疑惑踏上了去英國的旅途。
一架飛機換八億件襯衫
我們第一站是倫敦，它是英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交通中心和首要工業城市。倫敦市是世界十大都市之一，人口717萬，城內的十二個市區稱內倫敦，以外的二十個市區稱外倫敦。倫敦城加上內外倫敦，合稱大倫敦市，面積則達1580平方公裡。倫敦也是古跡名勝最多的城市，白金漢宮、唐寧街10號(首相府)、議會大廈、大本鐘、“倫敦城”、大英博物館、聖保羅教堂、威斯敏斯特教堂、格林威治天文台、海德公園和馬克思城。從市中心特拉法爾加廣場去各主要景點，徒步均不超過45分鐘。英國約有一千個獨立的博物館，如維多利亞和艾伯特博物館、影視、猶太人、倫敦地牢及許多私人博物館，其中近八百個是國家提供贊助的。如果游客想仔細觀賞，在倫敦呆上一個月都看不過來。六千萬人的英國，有五千多個公共圖書館，有二百個國家級藝術培訓中心。而所有這些公共文化活動中心都是免費的。倫敦是世界領先的藝術中心，每年有650個國際專業藝術節在英國舉行，其中愛丁堡國際藝術節是世界上最盛大的藝術節之一。英國人喜歡各種各樣的音樂，從古典到搖滾，從鄉村到流行，從爵士到民間、還有銅管樂隊和世界音樂。每年舉行的利茲國際鋼琴比賽和加的夫世界歌唱賽都吸引了全世界優秀的青年藝術家。
我們的車行駛到倫敦金融區，它像美國華爾街一樣聞名世界，英國企業數量遠比美國少，但在金融、保險、投資等行業的管理水平與人才，卻不比美國差，金融區每平方公裡曾創下十億英磅產值的紀錄。這裡有全世界最著名的銀行、各國金融機構，世界規模最大的金融、保險、股票、投資、期貨等都聚集在這裡。在金融領域，英國跟美國完全可以媲美。我們乘的巴士在下班高峰時緩緩經過金融區，看到一大群下班人流從金融街各大樓湧出，經過滑鐵盧大橋去停車場，巨大的停車場開出一輛又一輛寶馬、法拉利等名車。導游羅先生說：你們不要小看這些金融街出來的白領，他們可是倫敦最富有的一族。
英國是個老牌工業大國，狄更斯的小說從小就給我留下“霧倫敦”的深刻印像，可現在的這裡我卻連根煙囪都看不到，我們到的幾個主要工業城市，也不見有工廠冒濃煙。問導游羅先生，他笑著回答：“都跑中國去了。”早年倫敦是個工業和碼頭繁榮的城市，倫敦碼頭曾是英國的生命線，環境污染加上氣候，造成長年大霧，“霧倫敦”就此聞名。今非昔比，英國工業已從過去那種嚴重污染環境，大量消耗資源的傳統產業，開始轉行發展為金融、電子技術、高科技生物、信息服務等產業，留下的傳統舊工業也大多搬家到第三世界去了。羅先生說英國人學聰明了，許多國際品牌都在中國加工，拿回國起碼加幾倍甚至十倍價格獲利。英國人拿一架空客380飛機，可調換在中國生產的八億件襯衫，可生產這八億件襯衫從紡紗到染色所造成的環境污染又需要多少投入呢？現在英國大城市都是白雲藍天，而工業化造成的空氣、河流與土地的污染都跑到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去了。
“忘恩負義”的英國人
導游安排我們坐大巴一路看倫敦。英國不愧為老牌帝國，與世界各國有關聯的故事真多，許多街、建築都有典故。雄偉壯麗的聖保羅教堂是世界第二大教堂，二戰時德國空軍轟炸倫敦，最厲害時每晚平均200架次飛機、連續57天對倫敦進行狂轟濫炸。聖保羅教堂周圍的高層建築幾乎都被炸毀，唯獨它奇跡般地依舊挺立在倫敦上空。希特勒多次想摧毀這座保佑英國精神的聖殿教堂，但每次德軍空襲時，就有無數勇敢的市民爬上教堂四周的屋頂，點燃柴草引出濃煙，偽裝被擊中以此來騙過德空軍，英國空軍也為保護聖保羅大教堂在倫敦上空與德國空軍進行殊死搏鬥。可以說聖保羅大教堂是倫敦保衛戰的縮影，所以至今教堂在倫敦人的心中都是無價之寶，是上帝保佑英國的神靈。
車子經過英最高法院，羅先生指著對面空軍教堂的外牆，叫我們仔細看，倫敦人仍保留著二戰時炸彈留下的密密彈痕作紀念。我想起二戰中當整個歐洲幾乎淪陷在法西斯手中時，是丘吉爾這頭雄獅領導著英國人民苦苦守護英倫三島。他的雪茄煙和地圖，連同他常用的“V”形手勢，深深留在英國人和歐洲人的腦海中。每到緊要關頭，英國人總能聽到首相丘吉爾那稍微沙啞的極具煽動性的演說通過BBC電台傳到千家萬戶。1939年二戰爆發，丘吉爾發表了著名的講話：“我沒有別的，只有熱血、辛勞、眼淚和汗水獻給大家……你們問：我們的目的是什麼？我可以用一個詞來答復：勝利，不惜一切代價的勝利，無論多麼恐怖也要爭取勝利，無論道路多麼遙遠艱難，也要爭取勝利，因為沒有勝利就無法生存。”下議院最終以381票對0票的絕對優勢表明了對丘吉爾政府的支持。法國投降後，丘吉爾又對國民說“讓我們勇敢地承擔義務，這是光榮的時刻”。德國向蘇聯宣戰當晚，丘吉爾再次向全國民眾發表講話，稱現在必須與從前的敵人蘇聯合作：“在過去的25年中，沒有一個人像我那樣始終一貫地反對共產主義。但是這一切和正在我們眼前展現的情景對照相比，都已黯然失色了……任何對第三帝國作戰的個人或國家，都將得到我們的援助。任何跟著希特勒走的個人或國家，都是我們的敵人”。二戰時他利用與美國總統羅斯福良好的私人關系，使英國在最關鍵的時刻，獲得了美國大量的軍事支持。珍珠港事件發生後，原本處於中立的美國也參戰了。丘吉爾告訴英國人民，勝利已經不可扭轉，他冒著被德國潛艇襲擊的風險，訪問了美國。1942年1月1日，丘吉爾代表英國和美、中、蘇共同在《聯合國宣言》草稿上簽字，為戰後的世界作出規劃。之後丘吉爾又出席了雅爾塔會議、波茨坦會議，與羅斯福、斯大林等領導人多次會面，商討戰後世界局勢。戰爭中丘吉爾與斯大林的關系是十分特殊的。丘吉爾是著名的反共分子，但是在二戰中卻願意與斯大林合作對抗納粹德國。1942年8月丘吉爾親自訪問莫斯科，向斯大林保證盟軍很快就會在歐洲大陸開辟第二戰場，減輕蘇聯獨自面對德軍的壓力。盟軍的諾曼底登陸行動開始後，斯大林向丘吉爾表示感謝祝賀，稱這次行動是“戰爭史上從未有過足以與之模擬的事業”。
二戰結束時，作為反共老手的丘吉爾馬上急劇向右轉，提出要恢復德國的實力，共同抵御共產主義在歐洲的擴散。那時丘吉爾在英國國內的威望和權勢已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但他沒有把握住英國人民的情緒，卻一意孤行。在接下來的大選中，英國人竟出乎意料的放棄了丘吉爾這位大功臣。在民主國家無論有過什麼光環的人物，只要違背民意，人民會立刻淘汰他。因為二戰後的英國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恢復生產、發展經濟，以解決多年戰爭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困苦和貧窮，英國人擔心丘吉爾的注意力和雄心仍然是在歐洲和世界範圍內壓制共產國際、忽視英國實際上的苦難與現狀。而當時英國工黨提出了建設福利國家的號召和目標，這對戰爭剛結束一貧如洗的英國社會有著極大的吸引力。按理說英國人不應該在勝利後把這位民族英雄這麼快就忘記，其實這並不是英國人忘恩負義，恰恰說明了英國人的智慧與民主意識之成熟。民主原本就不可能一直依靠某一個偉大的領袖，更重要的是要保持制度的正常運轉。歷史也無數次證明，當一個偉人的功績無限大時，離專制其實只有一步之差。只有讓德高望重的丘吉爾暫時下台，才能使英國不至於因個人威望過高而可能導致新獨裁的產生。當時一向傲然自是的丘吉爾曾為此痛苦不已，可冷靜以後他引用希腊作家普魯塔克的話坦然地說：“對他們的政治領袖無情、忘恩負義，是偉大民族的標志”。事實也證明了，人民並沒有忘記他的豐功偉績，在下一屆的大選中，英國人又再一次選擇了丘吉爾。丘吉爾晚年曾多次提到建立一個統一的歐洲合眾國的設想，1953年英女王授予他最高榮譽嘉德勛章，並封為倫敦公爵以表彰他為英國所作出的貢獻。同年，丘吉爾又以其所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獲諾貝爾文學獎。2002年英國全國舉行一個最偉大的一百名英國人調查，丘吉爾獲選其中。反觀我國自1949年以後，偉人遲遲不能走下歷史舞台，人民迷信、盲目地相信偉人的能力和良心，結果領袖的獨裁狂熱症一次又一次致使國家與人民遭受重大災難，黨內又陷入了新一輪的權力鬥爭中。這或許也是我們國家在近現代的歷史上幾次走向民主卻又每次都夭折的一個重要原因吧。
“小氣”的英國女王
我們由特法爾加廣場穿過威風凜凜的海軍部拱門，便來到一條寬敞舒適的大道，街道兩側樹木茂盛，卻遮掩不住一幢威嚴莊重的大建築——大道盡頭，有一幢帶有白色陽台，為優雅花園所環繞的豪宅，舒緩幽靜，氣派中不失文雅，這便是白金漢宮。該街道上的建築物，均為英王室所有，到這裡，就已經跨入王室圈了。大家驚訝：“啊？！這就是王宮？沒有嚴密的防護，隨便扔一塊石頭就能打碎一塊玻璃（當然是不可能這樣做的）。”這種開放式的庶民性的姿態，與一般印像中的王宮總覺得有很大的不同。
導游帶我們去參觀溫莎城堡，它是世界上王室所居住的規模最為龐大的城堡，現在仍是英國王室的住所，這座石建築的威嚴氣勢，總使人追憶起歷代英王們的權力與光榮。據說：溫莎這個名字是羅馬時代取的，當時這裡仍是座小城，位於泰晤士河一段曲折蜿蜒的岸邊，被稱作彎曲的河岸。泰晤士河既養育了倫敦，又為英國王室構築了溫莎這片領地，真不愧是偉大的河流。溫莎城堡所在的城市被稱為“王城”，它的歷史比城堡還要悠久。走在城中的石子路上，這種傳統與自豪的氣氛便會撲面而來。
英國人崇尚節儉的生活，英國王室也不例外，英國女王常掛在嘴上的一句話就是英國有名的諺語：（節約便士，英磅自來）。據說自維多利來女王以來，王宮裡的家具從未換過。每當夜深時，英國女王會穿著白睡衣走過白金漢宮的大小房間，關掉沒有熄滅的燈，她不願自己的家有任何微小的浪費。女王只用印有查爾斯王子紋章的牙膏，因為這種特制的牙膏可以擠得一點不剩。其實節儉的英國女王可能比阿拉伯的石油富豪更富有，據說其財產價值不下二十五億英磅，還有至少二十億英磅的倫敦交易所的股票，還擁有許多藝術珍寶和其它地產。不過，每逢一些重要的節日全國歡慶時，王室又會大肆花費，舉辦各種慶典，極盡豪華和鋪張，以向公眾顯示王家威儀，給民眾以極大的趣味和快樂，以至於政府支付的俸祿都不夠用，女王還要拿出私人的錢墊付一部分。可見女王的節約並非小氣和吝嗇，而是考慮如何把錢花費在最合理及最需要的地方。
在英國處處感受到女王陛下受人敬愛的故事，聽說有一家報社曾進行過一次與論調查，題目是“如果英國廢除君王制你會指定誰為總統？”其結果，第一位是女王，支持率為80%，首相只列第四位，支持率僅為2%。其實這種調查本身體現了英國人愛開玩笑的天性，因為女王是不可以被廢除的。羅先生說，女王作為大使訪問世界各國，特別是現英聯邦的一些地方，該國家的貿易收支狀況都會好轉，足以說明女王在英聯邦的威望。
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建立君主立憲制的國家，女王所轄的權限範圍很廣，她可以將領土讓給他國，可以解散政府和軍隊，還可以把海軍船艦一艘不剩地賣掉，甚至可以使全體國民成為貴族或使所有囚犯獲得自由。但君主在英國並非就意味著獨裁，光榮革命後形成的“王在議會，王在法下”的的原則，使君主立憲政體大大削弱了國王的權力。國家權力的中心在議會，議會是國家的最高立法機關，由內閣掌握行政權並對議會負責，法律上賦予英王的權力都由內閣和議會行使。國王是國家元首、聯合王國武裝部隊總司令和英國國教的世襲領袖，君主處於“統而不治”的地位，而作為國家的像征的地位更為突出。英國人認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會休止。”我深深折服於英國人的智慧，他們竟然把專制君主制改造成捍衛民主制度的力量，把需要嚴加控制的無限君權變成了維護人權、民主、反對政治獨裁的有利武器。古老的君主制到了英國人的手裡又煥發了新的生命力，同時又為那些至今仍深受君權獨裁的國家提供了極好的走向民主的範例。在英國是王室產生權威，女王在非常時期（如二戰）站出來，像旗幟一樣召喚民眾的認同和團結。而首相是利用權威進行治理，像布萊爾所說“人民需要的是女王，不是我。”一代又一代英國政治家，一方面努力維護女王的神秘、遙遠、尊貴；另一方面則努力使社會制度越來越直接、簡潔、有效。女王與政治家之間心照不宣和心有靈犀，使英國作為最古老的現代國家能夠度過歷次危機並運轉至今。
海德公園的遐想
我們的巴士多次經過海德公園，我向導游一再要求去看看，在我慫恿和影響下，團裡的知識分子也表示願意放棄購物行程實地去感受一下。海德公園“演說角”起源於1855年，當時英國人還沒有集會自由，就到海德公園裡來“出出氣”，慢慢地成了一種“習慣”。人們在每個星期日的下午來這裡，自帶裝肥皂的廢木箱作講台，所以這裡也稱“肥皂箱上的民主”。設想一下，一個政府不怕批評、不怕號召被推翻、並歡迎無論是誰都可以在演講角把自己的想法、觀念、甚至批評政府的看法，用自己喜歡的語言盡情表述，這個政府需要有多大的勇氣！這個傳統已保持了一個半世紀，英國歷屆政府一直開明地保護這小小的自由論壇，也從來沒有因為這裡的反政府言論而引發騷亂，當然，英格蘭場（秘密警察）更無權干涉。
第二天周日上午，導游把我們帶到海德公園的演說角，公園裡冷冷清清的，我們沒有看到肥皂箱，也沒有看到人演講，倒是看到一幫中國的法輪功學員，三女二男，發現我們是大陸來的游客，拼命向我們發宣傳品並拉我們去聽他們的演講。團中不少人怕事躲避，我與幾個知識分子上去聽了大約十分鐘，一個法輪功學員在激動地講“九評共產黨”，不遠處有個英國警察坐在長凳上看報。導游說如果平時有人來演講的話，這兒是一堆一堆的人，有的人會講對上帝的信仰，有的人會批評首相布萊爾，有的會抗議美英對伊拉克的戰爭，還有就是中國的法輪功。不過再怎麼樣，如今的海德公園已經完全沒有昔日“自由論壇”聖地的風光，倫敦人已經不再看重“演講角”，甚至有的人把到這兒來演講的人看成“瘋子”。
海德公園“肥皂箱”的沒落並沒有讓我失望，相反我更感受英國人的自由與寬松的政治環境，也許絕大多數的英國人已經不需要通過這種方式來表達對社會的不滿和捍衛自己的權利了吧。在歷史上，英國的海德公園曾激勵過無數封建獨裁政權下的有識之士和愛國學生效仿。以中國為例，從北洋政府時期的“五四運動”、到國民黨時期南京大學生上街演講呼吁國共合作、再到新中國文革結束前發生的“天安門廣場四五事件”和後來的“六四運動”，都仿效了海德公園的模式。我曾無數次夢想，中國何時能有一個像海德公園這樣的屬於人民自由演講的論壇。一個國家和社會，人民能不能自由公開地批評政府和政府的高官，是最簡單判斷一個國家是否民主的標志。如果中國有個海德公園，我三哥劉文輝就不會成為文革第一位殉難者；如果中國的北京、上海都有“演講角”，有“肥皂箱論壇”，也不會有成千上萬追求獨立思考的中國人坐牢或被殺。世界上一切事物中，人的生命是最寶貴的，而在中國僅僅為了言論自由就要殺掉這麼多人。為控制言論自由，最高領導會精心策劃一個“陽謀”，把中國五十五萬知識分子，當毒蛇抓起來關在籠子裡，試圖讓他們永遠閉嘴，這種現像也只有獨裁政權下才會發生。換個角度說，海德公園正是英國人的一項偉大的遺產：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1844年，馬克思流亡到英國，在這裡寫成了反對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資本論》。1845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又在倫敦參與籌建了共產主義者同盟，並撰寫了標志共產主義誕生的文獻《共產黨宣言》。英國能接納容忍馬克思在倫敦定居三十年，讓他制訂一個批判和推翻資本主義的烏托邦計劃，建立他的共產主義學說，這個被我們一貫醜化的英帝國主義在一百六十年前都不怕人民言論自由，以寬容之心接納對待異議人士，而我們所謂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社會為什麼如此害怕人民獨立思考？如此害怕人民言論自由呢？
八百年劍橋和牛津
在英國，劍橋與牛津齊名，都是世界著名學府，都有近八百年歷史。牛津被稱為“大學中有城市”，而劍橋則是“城市中有大學”。劍橋大學成立於1209年，著名的康河橫貫其間，共有三十五個學院，錯落地分布在只有十萬人左右的小鎮上，各具風格和獨立的個性。劍橋大學是公有制，由國家撥款，學院為私有，自負盈虧，所有學生的教學由大學負責，學院負責學生生活和業余輔導，大學與學院相輔相成，經濟上獨立。劍橋大學校長與牛津大學校長都由英女王的丈夫菲力普親王擔任。美國《時代周刊》公布當年世界名校等級評估分類排名：劍橋大學教育質量第一、科研質量第一。聯合國及有關權威機構在評議世界前十名最優秀大學名額中，幾乎都被美國壟斷，但英國這二所名校卻一直榜上有名。據說在劍橋與牛津評定一個學院的高低，主要是看二樣東西，教堂與圖書館收藏量。英國人認為：教堂代表一個學院的精神和靈魂，藏書代表學院的知識量。
我們在導游帶領下，步行走進劍橋大學，劍橋最有名的建築是劍河上的一座木橋，這座橋因為當年留學劍橋的中國詩人徐志摩的《再別康橋》一詩而名聲大振。三一學院是劍橋最大最有名的學院，大門左邊草坪上，有一棵矮小的蘋果樹，據說它就是當年牛頓悟“道”的“菩提樹”。盡管劍橋保存許多中世紀的建築，但就整個劍橋的外觀而言，仍是明快而且現代化的。同為名校，氣氛卻不相同。牛津以人文及社會科學見長，劍橋則在自然科學領域中人才輩出。就一所大學來說,劍橋大學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的人數之多為世界第二，共25位，其中多是來自卡文迪什研究所的物理、化學領域的學者。也許正是這種傳統，才給劍橋城營造出一層理性而樂觀的氣氛。劍橋不僅是培養英國精英和領導人的搖籃，還培養出許多英聯邦國家的領導人，如印度前總理尼赫魯、拉吉夫·甘地、馬來西亞前總理拉赫曼等人。劍橋學生以刻苦自覺而出名，整個小鎮彌漫著濃重的尊師重教風尚，傳統在這裡得到尊重。劍橋學生入學要宣誓：“我現在己成為劍橋大學的一名學生，我要刻苦學習，致力於劍橋的發展，以劍橋為榮——”。每次頒發獎學金，要舉行盛大的發獎儀式，而當舉行畢業典禮時，則由校長率領全體得到學位的學生在劍橋鎮“游行”，接受市民的夾道祝賀。
與美國的精英大學（主要是私立）不同，牛津是公共機構，這座大學城有三十九所學院，一萬六千五百名學生，其中五千名是碩士博士生，有130個國家的四千名精英分子在此留學。如今在牛津教師隊伍中有83位皇家學會會員、125位英國科學院院士，如此多的傑出人物，可見它研究力量的雄厚。這所名校培養出英國和其它國家的很多政治人物，如撒切爾、布萊爾、克林頓、李光耀等人。羅先生指給我們看一座古老壯觀的建築，說這是希爾德尼亞辯論廳，在牛津畢業、在學術各領域有傑出貢獻的人如諾貝爾獎獲得者，都會到這裡參加典禮，先遭圍攻責問，然後辯答，從而一場反駁、論證的偉大理論正式宣告誕生。
其實，一所大學的成功恰恰在於它是否保護與推崇獨立思考。中國蔡元培時代的北大就是這樣一所學校，它做到了海納百川，使得來自世界各地、古今中外的思想都在大學的天地間發生碰撞、交流，因此造就以後那麼多深深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偉大思想家。而牛津、劍橋的歷史更是說明了大學乃是自由思想的發源地，應該保護和倡導，只有如此方能造就世界一流的大學，才會培養出一流之人才。記得有許多海外華人學者有個共識，中國的大學什麼時候取消校黨委制，不把大學作為培養工具的搖籃，讓學校學術思想自由獨立發展，那時它們才有可能進入世界一流大學的行列。
同行的大學和司法局干部
在此不得不提一下這次行程中與我同房的大學干部。在機場他們就給我介紹了這先生，是上海某著名高校的一位處級干部。送行的人還當著我的面塞給他一個紅包，當然李先生也客氣地推了一下，但最後還是拿了。經十天的早晚相處，我才知道李先生是該校外事出入境辦公室主任。李先生自豪地說，他出國一般都是公費，從不掏腰包，而且單獨住，這次也是旅行社硬請他出來玩的。跟我同住是破例，塞給他那個八百美元的紅包算是補償。李先生隨身帶了三部手機，我問他出來放松還不忘工作？他笑著告訴我，每年這個時候，也就是高考發榜招生前，他都要逃出上海避風頭。因為他是一個手中有實權的人物，掌握著該校出國留學、進修、考察、學術交流等的報批權。學校除了幾位權勢人物如黨委書記、校長以外，底下的人都要拍他的馬屁，就是校領導出國也都是由他一手操辦或陪同。他所在的單位是上海第三大涉外單位，每年進出國的人數超過千人，他的三部手機分學校、家庭、社會。這段時間他們學校及附中、附小都在報名錄取學生，他如果在上海是無法安寧的，家門非被踩破不可。唯一的出路就是逃到國外，這次到英國已是第二次。我不解學生家長為何要找他而不找校長？他又笑著說：“講不清。”因為掌握招生的干部教師每年都能以考察名義出國，而報批工作都是他一手操辦的，加上許多領導不方便辦的事他都可以去辦。作為回報，內部留給他一些可以支配的活絡名額。
與李老師相處的半個月使我眼界大開，一句話：中國高校的知識分子，特別是教育干部也奢靡。他們穿的衣服比我們商人的都顯眼，出手也非常大方。與他的交談中得知了不少高校知識分子“扒分”、賺錢的手段和訣竅，真是五花八門。自從這幾年的教育改革產業化後，為高校的老師大開方便之門，在中國賺錢遠比在外國容易，以至於海外一些學校聘請他們出去都不願意。他們熱衷於搞自己課題的“自留地”、搞各種各樣高額收費的企業家講課班、研修班。加上大學資源豐富，年年擴招的研究生又是他們這些教授可以無償使用的“打工仔”。照理講研究生是屬於精英教育，不是大眾教育，盲目擴招必然造成學歷泡沫化，可是金錢的誘惑力壓倒了高校教育的良知。從李處長嘴裡我還知道，當今大學裡用公款買文憑、混文憑已泛濫成災。研究生進修班普遍濫竽充數，考試舞弊、甚至根本沒有考試就發學歷資格證書。光2004年中組部調查了67萬名處級以上干部，就發現每40名至少有一人文憑有問題。
我出國常遇到不少大學教授與名牌中學的高級教師，知道他們個個很富有，做家教、“背豬玀”、“開圓桌會議”忙得不亦樂乎。從前毛澤東貶低知識分子為“臭老九”，今天“臭老九”們正揚眉吐氣為錢而瘋狂，他們沒有過多精力再關心正常的教育質量，錢的誘惑遠高於育人師德。在上海經常聽年輕教師說：在學校校長是“老板”、教師是“打工仔”、學生是“客人”。在現在社會的環境下要培養出一些有誠信與愛心的學生，一個字“難”！試想，如此功利的大學校園怎麼可能培養出優秀的人才呢？
在牛津下榻的旅館裡我們碰到一群來自東北司法局的干部，在異國他鄉，老鄉相遇自然也十分親熱，隨意聊起來。得知他們一行以考察名義訪問英國十八天，實際在牛津學習交流三天，劍橋二天，其余時間游遍了英國。我們真“羨慕”他們，因為他們的團費是我們的幾倍，吃喝玩樂的規格當然比我們自掏腰包的人強多了。問他們在英國學習交流收獲如何？幾個干部說，英國老了、落後了、比不上美國，城市現代化建設也比不上中國幾個大城市。問他們對英國司法感受如何？幾個老干部又說，兩種制度沒法比、沒法學。有個女干部自豪地向我們炫耀，他們每年都公費出國，改革開放以來幾乎每個干部都跑遍第一世界去考察學習。她指著帶隊的書記說：他公費到過三十五個國家。我們團內一位退休的大學教授自嘲地對我說，“劉先生你是我們團裡到過國家最多的人，可還是比不上那書記大人，還少一個。”我苦笑著回答：“當然，因為他們是人民的領路人，自然要跑在前、跑得多。”我心想，我們老百姓自費出國旅游花的是自己掙來的辛苦錢，國家干部公費考察花的是人民的血汗錢，兩者根本沒法比。我自費出國已三十多次，碰到這類干部不在少數，我常為中國人民悲哀，每年上繳國庫的稅錢，要白白花掉多少來供這些干部出國游山玩水？來供這些干部一飽眼福和口福？而反過來，如果這些人真能學到一點對人民有益的東西，花掉點人民的血汗錢那還不算冤。有時我也有點阿Q想法：中國人花上幾千億不冤！讓每個做官的輪流出國去看看，就算是木偶或者是那已經僵化的腦子，總能分辨出一些黑白好壞吧！總比在家裡用公款“你好我好大家好”，吃掉幾千億還合算，還劃得來吧。
古老的約克
吃完早餐後我們就去一座中世紀的古城——約克，它是羅馬人於公元71年創建的，被諾曼人征服之後，這座城市得以急速發展，而今已成為大城市和英格蘭北部的宗教中心。漫步在約克街頭，我仿佛看到一部英國的歷史，城牆是羅馬時代奠基的，中世紀的城牆環繞城市，各條小路兩側均是木結構的房屋，許多建築雖說都已有400年至600年的歷史，但至今保留完好，還彌漫著中世紀的氣氛。約克被英國人認為是最適合居住的地區。說實話作為上海人，我們曾為市政府保存了外灘這段殖民租界時代的建築叫好和自豪，但到英國一看真羞愧，英國人對歷史性建築的保護意識如此強烈認真，像上海外灘這樣的保護建築在英國的普通城市隨處可見。另外，在倫敦等大城市，為了保護古建築已制訂了不少有效的法規，例如不准某地區造高樓，不准拆建任何古建築。我們親眼目睹在倫敦市區的街面，現代化樓房建成後，把古建築的原貌牆面整體再移植上去。在英國，我們深切感到他們在保護歷史、古跡、文化、傳統方面可謂不遺余力。約克就是典型，整條街面的房屋，鮮艷的紅磚建築都是維多利亞時代的產物，不同時代的文化共生、相互融合、十分有趣。我們的汽車停留在中世紀老火車站的停車場裡，現在那裡也已變成世界上最大的火車博物館。
我想起曾招待過一個在海外居住了半輩子准備回國買房養老的華僑，陪同他在上海看了幾天，以為他一定會對上海的高樓大廈稱贊，誰知他看後感嘆地說：“沒了，什麼都沒了！舊上海二三十年代的殖民文化、建築街道都改朝換代了，這已不是我想安度晚年的故地。”後來老華僑走了，我卻一直在深思，我們不少中國人為城市改革開放建造的高樓大廈洋洋得意，可西方發達國家為什麼中止呢？適度的城市改造是需要的，可是像現在這樣生活在水泥森林裡，過去大多數的文化歷史建築都拆毀了、傳統遺跡都消失了，難道這就是社會進步嗎？難道說這就是人民幸福了嗎？我跑了三十多個國家，看到一點事實，在城市建設中，我們在走西方遺棄的工業革命老路，人家在總結後拋棄的東西卻被我們撿來而自得其樂，中國的領導者們為什麼那麼不喜歡反思呢？
導游帶大家登上城牆，便可以見到約克大教堂那莊嚴的身姿，近處則有烏斯河橫貫市區緩緩流過。約克大教堂是全英最大的哥特式建築，十二世紀初動工，直到1472年才完成，耗時250年。高高的天井、白色的粗柱、絢麗的玻璃畫，在陽光下熠熠生輝。身處教堂中，即使不是基督教徒，也會有種不可思議的神聖感受。教堂縱深160米，為歐洲最寬的哥特式教堂正廳，大西窗玻璃其華麗的鑲窗設計為心型，故此窗以“約克郡之心”而廣為人知。屋頂浮雕描繪了基督和聖母瑪麗亞的生平，左側一幅名為“五姐妹”的彩色玻璃畫在陽光照耀下煥映出沉靜的光輝，美侖美奐。正午，教堂的鐘樓報時，音色美妙的鐘聲響徹全城，震撼人們的心靈。人們來此教堂做禮拜的傳統已保持了十三個世紀，我也不禁駐足片刻，去體會基督徒們靜思基督、感受天父的恩澤的氣氛。
教堂在英國的歷史上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是接近神的追求。在英國遍布各地的大小教堂、寺院、修道院建築令人嘆為觀止，不論是坐落在大城市或鄉郊小鎮，其別具匠心的設計及裝潢無不教游客嘖嘖稱奇。高聳的尖塔、巍峨的鐘樓、灰白的石塊、紅磚，顯示了教堂與別處不同的特色。教堂的大門經常敞開讓游客入內參觀，沒有商業運作痕跡。欣賞光線透過彩色玻璃幻變出渾如彩虹般的光芒，以及巧奪天工的石砌地板、登上拱頂俯瞰教堂內外的景致，都給人以悅目賞心的樂趣。英國有很多個性鮮明的歷史人物都脫胎於英國的宗教歷史，包括在英國發動新教改革的亨利八世，充滿神秘色彩的聖帕特裡克，“獅心”王理查德等。在英國的古建築中，我看到的數量最多、保存最完美的就是教堂，這說明什麼？這個民族有信仰，也尊重自己的信仰和傳統。
“日不落帝國”
一路上我們碰到許多美國人、歐洲人、印度人，南非人，而碰到的亞洲人中又大多是日本人、新加坡人、香港人和台灣人，在牛津劍橋大學區和機場還看到不少美國、日本、香港的青少年暑假團，聽說每年有大批學生旅游團到英國一些名校宿舍體驗生活。我們問羅導：為什麼這些人特別愛跑英國？他說，因為有許多國家原是英國殖民地，宗教文化、語言教育、法制法規、都受英國影響，或有的國家干脆原封不動搬用沿襲。這些國家的人去英國與我們有根本不同，其語言原本一樣，多數自由行，他們來英國旅游是去了解歷史、尋覓淵源。
十八世紀中葉，由於政治、經濟及技術方面逐漸成熟，英國興起了一場產業革命。隨著蒸汽機的發明，各種機器的使用，到十九世紀中葉的維多利亞時期，英國成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工業國，在生產及貿易方面躍居世界首位。這個當時世界上最著名的海軍大國，到處推行炮艦政策，奪取海上霸權，擴張殖民地，搜刮別國資源財富。在海外統治的地域遍及歐、亞、美、非、澳洲，當時它侵占了比本土大150倍的殖民地，號稱“日不落帝國”。那時一個英國就能對抗整個世界。到了19世紀末期，由於美、德等國的崛起，英國逐漸失去了優勢。後來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受到重創，大英帝國國力日漸衰落。原屬本土的愛爾蘭島，其南部的26個郡在1921年脫離聯合王國，成立“自由邦”，1937年宣布為獨立共和國。二戰結束後，由於被經濟衰退所困擾，殖民地成為英國經濟的負擔，英國必須做出選擇，是繼續地輸血維持還是拋棄轉而將有限的資金投入到本國的發展？英國最終選擇了放棄。殖民地紛紛獨立，但獨立後的英殖民地大部分都選擇留在英聯邦之中，大英帝國逐漸演變成現在一個組織松散的英聯邦。
二戰後，英國的地位與財力，跟美國越拉越遠，世襲貴族出身的老牌英帝，只能老實聽從新貴兄弟的調遣與使喚，盡管心裡不爽，但也確屬無奈。可他們無論從宗教、血統、基督精神或價值觀來看，兄弟倆則完全是一致的。而最關鍵的是，他們都同樣推崇自由、民主，平等，推崇基督的價值與基督的普世精神。這或許是為什麼在當今的國際舞台，英美兩國能始終保持一致的重要原因之一吧。英、美過去對世界格局起到巨大作用，今天同樣如此，只是美國老大的地位更加突出罷了！如果說，英國將自己的民主制度撒播在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殖民地；美國就是在繼承了英國的這一傳統的基礎上，不僅從外部進行制度的推廣，更是將民主與憲政的精神和基督的普世主義推廣到了更大的世界範圍。正是在二者前後相繼的努力下，將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政治改造成民主與憲政的制度，使那裡的人民能夠擁有人權和民主自由。同時，他們又對世界上的那些獨裁流氓無賴國家造成了巨大的威懾作用，為維護世界的秩序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就拿伊拉克戰爭為例，專制獨裁者薩達姆是個無賴，他可以隨意侵吞弱小國家，可以在國內隨意搞民族宗教清洗，可以把國家石油當私產任意揮霍，可以對人民濫殺無辜。美國要教訓這流氓無賴，英國盡管內部反對聲不少，政府還是調兵遣將緊跟。美英出兵大捷，活捉了專制獨裁者薩達姆。當然，盡管出兵有理有據，只可惜占領軍卻查不出化學擴散武器。在西方世界，什麼都講證據，不管你總統或政府權力有多大，如果由於缺乏證據，政府哪怕做成了好事，獲得了勝利果實，也脫不了欺騙、愚弄民眾的干系，英首相就差一點被人民趕下台，美國的國防部長也成了替罪羊。盡管目前英國的經濟形勢有所好轉，但仍舊面臨失業率、通貨膨脹率和犯罪率偏高，及是否加入歐共體與貨幣聯盟等許多問題的困擾。但以“不變為榮”的英國人，也在悄悄發生著脫胎換骨的變化，現在也正努力地進行著新的變革。
大英帝國在世界上曾留下許多殖民地，我們一直攻擊她是萬惡的殖民主義。幾十年來中國人一直喜歡把任何事物都絕對化，要麼把所謂意識形態“敵人”講得很爛，攻擊得一無是處；要麼又把意識形態的“朋友”吹得天花亂墜，說成“同志加兄弟”，從來不客觀中肯。
從殖民地的角度來看英國，可以說是毀譽參半。英國掠奪殖民地的資源、進行人口販賣，獲得了自身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所需的人力、物力。同時，英國為殖民地留下了更好的基礎設施，給當地帶來了先進的科學技術與投資、商業管理模式，促進了經濟的發展與生活水平的提高，殖民地也獲得了英國的法律框架與國際性的語言英語。在殖民地脫離帝國獨立之前英國都會試圖將它的議會民主制留給殖民地人民，雖然並不是所有的時候都獲得成功。中國人可以想想：如果英國推行的是萬惡的殖民主義，那麼昔日這些英殖民地應該是世界上最窮困潦倒的國家。恰好相反，它們大多數比中國富裕、民主。許多殖民地獨立後還保留著英國留下的所謂“萬惡的殖民制度”，仍舊留在英聯邦大家庭裡，依舊敬重英女王。當年香港回歸談判時，照理說流離失所100年的游子回歸母體應該興高采烈，可是恰好相反，許多香港人反而是提心吊膽。談判再談判、艱苦馬拉松的談判。幸虧鄧小平開出了一帖中西結合的良藥：“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才結束了談判。但令人奇怪的是：這場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逃港風潮一直沒有很好平息過，為什麼富裕起來的大陸人始終想望香港？記得1958年偉大領袖對中國人民說：“十五年之內一定要趕超英國”，半世紀過去了，我們趕超了嗎？
另一方面，作為世界資本主義的發源地，英國的崛起和發展曾經對世界歷史與文明的發展產生過巨大的推動作用，對於人類歷史的功績不容抹殺。
從政治制度上講，英國是最早建立資產階級民主框架的國家，1640年發生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它對整個歐洲和世界的意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裡是這樣評價的，17世紀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和18世紀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並不是英國的革命和法國的革命；這是歐洲範圍的革命。它們不是社會中某一階級對舊政治制度的勝利；他們宣告了歐洲新社會的政治制度。……資產階級的勝利意味著新社會制度的勝利，資產階級所有制對封建所有制的勝利，民族對地方主義的勝利，競爭對行會制度的勝利，財產分配制對長子繼承的勝利，土地所有者支配土地制對土地所有者隸屬於土地制的勝利，教育對迷信的勝利，家庭對宗族的勝利，進取精神對游俠怠惰的勝利，資產階級法權對中世紀特權的勝利。……這兩次革命不僅反映了它們本身發生的地區即英法兩國的要求，而且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反映了當時整個世界的要求”。馬克思還說：“資本主義發展的一百年超過人類歷史的總和”。而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又比法國大革命早了整整一個半世紀，其對整個世界、人類歷史的意義就顯得更加重要。
從社會經濟發展的角度看，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完成工業革命的國家，對整個世界都曾產生過巨大的影響，不論是鐵路、郵政系統，還是議會制度等，都給世界各國學到很多東西。特別是在工業、人權與貿易方面，英國都比歐洲早開始且成就卓然。
十八世紀以前，人類的生活方式實質上與古代人的生活方式並沒有太大的差別，用木頭蓋房子，交通運輸靠馬車，靠風力來推動帆船。工業革命後，金屬和塑料補充了石塊和木頭；鐵路、汽車和飛機取代了牛、馬和驢；蒸汽機、內燃機和原子動力代替了風和人力。舉蒸汽機一例，它的歷史意義，無論怎樣誇大也不為過。它提供了治理和利用熱能、為機械供給推動力的手段，使人類不再依靠大自然提供動力。可以說，十八世紀，是英國引領了整個世界在發展。牛頓的萬有引力“四大原理”宣告了科學時代的到來，人們這樣形容他的發現——“上帝創造了人類，而牛頓發現了上帝創造世界的方法”；工業之父瓦特的“萬能蒸汽機”，是企業家博爾頓與發明家瓦特的天作之合——在當時哪個國家能造出工業化的機器，哪個國家就會成為世界經濟的領跑人；而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貫穿英國自由市場經濟史，他指出了“市場規律”這隻控制經濟的“看不見的手”。他們三人在英國把生產、技術、科學推到高峰。
試問，又有哪個資本主義國家在人類歷史的轉折點上，在政治制度、經濟發展與科學技術上做出的貢獻可以與英國相提並論呢？
“萬惡的殖民主義”之惡名該平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