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法國大革命到中國文革
行走在“公義”與
人道主義的分水嶺
新中國成立後，“革命”成為最輝煌最耀眼的詞。“法國大革命”、“巴黎公社”，都是中國人從小接受馬列主義教育的課題。在我的學生時代，地理歷史課中的法國，雅各賓派的丹東、羅伯斯庇爾等革命家就遠比凡爾賽宮更吸引我的眼球。當年，三哥在上海文化廣場走上了中國式的“羅伯斯庇爾斷頭台”，我作為革命暴力的幸存者，也是經歷了十三年九死一生的地獄生活才平反出來，因此對暴力革命有特別切身的體會。
法國大革命——顛覆者被顛覆
早在17世紀，英國的工業革命和民主憲政就給歐洲吹起了春風。幾乎所有法國啟蒙運動的思想家都熟知英國，可稱為英國自由主義思想家洛克的忠實信徒，如伏爾泰、孟德斯鳩，都避居過英國。越來越多法國人清楚知道海峽彼岸的英國人生活在自由的政治制度下，當了解了陽光，就不堪忍受黑暗、忍受專制統治，於是革命浪潮如山雨而來。1789年7月3日，巴黎人民奮然起義，14日，攻占了巴士底獄，揭開了法國大革命的序幕。那時，巴士底獄裡面只關了7個人，攻打時倒死了87人，為什麼法國人民一定要攻打它？因為在法國人民心目中，巴士底監獄已成為法國封建專制統治的像征，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就曾兩次關押在這裡。巴黎人民拆毀了巴士底獄，在其舊址上建成了巴士底廣場，並把拆下來的石頭鋪到塞納-馬恩省河的協和橋上，供路人踐踏。
正如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提倡的，“社會契約”就是為人民大眾，契約不取決於財富與國王，而是給人民革命的權力。法國大革命的內在原因就是人權。人們形容盧梭死後從靈柩裡伸出一隻手，點燃了一把火，法國大革命爆發了。人民開始認識到自己是人，人生而平等，自由人權必需維護，財產不可侵犯，不應該聽從君王隨心所欲擺弄。攻占巴士底獄後，代表新政權的制憲會議通過《人權和公民宣言》（即《人權宣言》）。宣言闡述的核心就是“自然的、不可剝奪的和神聖的人權”。
可是，以人權為起點的法國大革命在建立政權後為什麼又走上瘋狂殺人的地步、最終上演出了一幕人間地獄呢？
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斷頭台。6月，以羅伯斯庇爾與丹東為首的雅各賓派執政。1793年春天開始，巴黎成了一座革命氣息和恐怖氣氛交織的城市，激進的革命舉措讓法國遭逢另一種絕對的統治——群眾專政。在巴黎，從抄私人住宅沒收貴族用品開始，當街燒書、燒畫、燒一切舊制度文獻，發展到造反奪權，占領原政府機構，封閉原有報紙新聞。革命需要殺人，但是，面對革命，群眾的激情日漸走向極端，失去了控制。一天，羅伯斯庇爾帶著一個警衛員，上街視察革命後的形勢，人們馬上認出了羅伯斯庇爾並激動地圍住他，七嘴八舌地說革命中“流的幾滴血還沒有把人民的臉蛋染紅”，“斷頭台工作太慢了”，吵吵嚷嚷要為了建立新的道德社會繼續革命，加速殺人。羅伯斯庇爾看著人們因激情泛紅的臉說：“你們要遵守法律！”“法律是什麼？” “法律就是人民的意志。”羅伯斯庇爾回答。“我們就是人民，我們不要什麼法律，我們的這種意志就是法律。”
進入1794年春天，恐怖主義呼聲更加高漲。馬賽軍事委員會宣稱：“法律的刀刃每天都應切下一些罪惡的頭顱，斷頭台工作得越繁忙，共和國就越鞏固。”1794年6月10日，在羅伯斯比爾堅持下，又通過了擴大恐怖的“牧月法令”。根據“內心確信”原則，一方面簡化了審判程序，取消了預審，也不須傳訊證人，另一方面，大大收縮司法獨立權限——任何被告在沒有經過救國委員會和公安委員會行政部門審查的情況，不得免於審判，不得釋放。經過兩項改革，司法權力抽空，成為執行行政權力意志的盲目工具。因為盲目，執行得更為凶猛，審判的對像大大擴展，“人民之敵”的範圍大大擴展，包括：准備復辟王國、奴役和解散國民公會的人；軍事上出賣祖國利益的人；幫助法國的敵人的人；欺騙人民的人；敗壞國民士氣的人；傳播虛假新聞的人；不誠實的商人；亂用公職權力的人；通過叛亂性文字迷惑公眾輿論的人；削弱革命原則與共和國原則並阻止這些原則發展的人；傷風敗俗腐蝕公眾良心的人。所有這些罪人，一旦被“內心確信法”（如有物質證據則更好）坐實，只適用於一種刑罰——死刑。七周之內，僅在巴黎就有1376人死於非命，平均每周達196人，殺人最多時每天達50人。一年之中，3.5萬人被處決，而這其中85%的人都是平民。
在這期間，革命元勛丹東先被送上了斷頭台，身為革命政府公安委員會主席的丹東，簽署過不少殺人的命令。然而，革命家丹東最終被自己發起的革命和人民法庭送上了斷頭台。最後，羅伯斯庇爾自己也嘗到了斷頭台的滋味。這裡應了無間道裡的那句話：出來“混”的，遲早有一天要還的。西方啟蒙運動的直接結果就是法國大革命，這是一個抵擋上帝、人性之惡全然釋放從而血流成河、當權者一撥比一撥恐怖的時代，在這個時代，最具有像征意義的莫過於革命者將巴黎聖母院改名為理性殿，也莫過於１７９４年牧月２０日，盧梭思想的實踐者羅伯斯庇爾登上最高主宰的聖壇，親手點燃了像征人的理性的無神論塑像，人不再崇拜上帝而開始崇拜自己和自己的理性。但是，“革命所許願的啟蒙精神被視之等閑，它的人道主義觀點也被忘卻。暴政風靡著全社會。”正如羅伯斯庇爾說：“沒有恐怖的美德，是軟弱的；沒有美德的恐怖，是有害的。”恐怖淹沒了褻瀆上帝的法國革命者，羅伯斯庇爾的頭顱也被斬下。褻瀆上帝的人類並沒有隨著法國大革命的隱退而減退高抬自己理性的努力，瀆神者從法國人又轉移到德國人，又從德國人那裡轉移到俄國人中國人和日本人，瀆神的人和瀆神的國家終於引發了兩次慘絕人寰的世界大戰和中國十年文化大革命。就這些國家的思想來源講，人的思想的驕傲—理性主義是其中的罪魁。而這個思想的集大成者就是黑格爾與馬克思。
黑格爾，這個自詡為啟蒙運動的繼承人，卻成為兩個現代左右法西斯主義的深層思想資源，正如對現代西方哲學作出巨大貢獻的丹麥人克爾凱郭爾所說：“我在黑格爾哲學前面發抖，就像生命在死亡前面發抖一樣”。 後來德國的法西斯、俄國的斯大林主義、日本的軍國主義、中國的毛澤東思想，資源都來自黑格爾。正是由於這種抵擋上帝的人的理性主義在作怪，法國、德國、日本、俄國、中國一系列的大革命、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世界革命、文化大革命，才走上了一條迂回曲折的崛起道路，這些國家血的經驗和教訓從反面說明了，一個人、一個國家如何背棄上帝、踐踏基督信仰，它所導致的後果多麼地慘重。這些慘痛的歷史教訓不能不引起中國當政者的深思。
今天的法國人是理智的，他們建立了巴黎革命博物館，公布了一切殺人檔案，許多法國學者寫書、拍電影教育國民不要重蹈覆轍，包括普通老師都會把這段傷心欲絕的罪惡歷史拿來教育後代。
巴黎公社—人民公社
我在法國參觀巴士底獄遺址時，看到前方立著一塊牌子，上面寫著：“大家在這裡跳吧！“我卻跳不起來，想起三哥劉文輝及許多被槍殺、被關死、被逼瘋的政治犯難友們我心痛得會流淚。站在巴士底，我的思路清晰地回憶起十年文革，中國人正是復制學習了法國大革命的一幕。1966年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的語錄天天響徹雲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中國八億人口、不鬥行嗎？”。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毛澤東曾多次提到建立“中國的巴黎公社”，忠於毛澤東路線的“四人幫”心領神會，馬上利用控制的上海工人造反派發起了“一月革命”風暴，奪取舊市委的政權，上海誕生了全國第一個“巴黎式的人民公社”。在北京的毛澤東高興地寫下“人民公社好”，於是上海成立了“人民公社革命委員會”。一場中國式“巴黎公社革命”在上海與全國拉開序幕。為了更快更徹底鎮壓“階級敵人”，乾脆成立了三位一體的“公檢法”革命委員會。
殺人和被殺同樣都是“自由”的代價。1967年3月我三哥就成為文革血祭第一人，他被中央文革直接點名，經上海三個“四人幫”成員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批准，從案發到走上斷頭台的短短四個月時間，被暴政以“從重從快從嚴”的方針，為配合慶祝中國第一個上海“巴黎公社”成立大會，在上海文化廣場召開萬人大會時，公開槍殺了。從此，上海文化廣場成為以後十年裡教訓上海公民的著名殺人場所，一場又一場萬人公判會後，暴力革命派就會押著五花大綁的所謂反革命分子，在鬧市區游街，隨後送刑場殺一儆百給上海公民看。
三哥在遺書中這樣描述對他的“審判”：（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四時許，我在法警強力馴逼之下，在不大於五平方的私堂與外人隔絕，由檢察院一人給我檢察院起訴書，五分鐘後仍由他代表中級人民法院宣判我死刑，立即執行。僅隔二小時左右，高級人民法院就傳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事實上，我的上訴書剛寫好，高院“高明”，未蔔先知，如此猴急，只能證明我使他們十分害怕，惟恐我多活一天來反抗他們的殘忍，此外說明披法袍的法者是多麼“遵紀守法”啊！莊嚴而鄭重的法律程序總是到處被他們強奸。
文革以上億人的政治瘋狂，以階級鬥爭打倒“封資修”為名，實行大規模的階級滅絕政策，令千百萬天真的紅衛兵青少年成為打手、凶手，逼迫老師、知識分子、走資派、宗教人士、一切階級敵人，走上自殺、被打死、被折磨死、被武鬥死的一幕又一幕慘劇。面對這一幕，當時公安部長文革紅人謝富治公開說：“過去規定的東西，不管國家還是公安機關，不要受約束。群眾打死人，我不贊成，但群眾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住，就不要勉強——”。他的講話流毒促使全國掀起殘害四類分子的暴行，事實證明一旦恐怖踩穩道德的基石，那就是道德災難，恐怖手段便會百無禁忌，為所欲為。1966年的恐怖紅八月，僅北京市內就有1700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8月27日至9月1日，幾天之內，郊區大興縣“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即有325人被殺害，年齡最大者80歲，最小者僅滿38天，其中有22戶全家被殺絕。而我當時被關押的上海第一看守裡的那些等待判刑的反革命未決犯，他們的罪名幾乎與法國大革命時代雷同：想復辟資本主義的人（共產黨干部）；反對文化大革命的人；傳播一切海外消息的人；頑固不化堅持信仰宗教自由的人；沒有劃清界限跟海外親戚通信、偷聽海外電台的人；反對人民公社革命委員會的人；不聽毛主席話不讀毛主席書、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人。那個年代，像法國大革命時期一樣，只要通過“內心確信法”原則，不需要什麼物證，就可以“享受”簡化了的“公檢法”一條龍服務，判刑、坐牢、送勞改、直至上斷頭台。
法國大革命殺敵人也吞食了大批革命者，而中國文化大革命同樣從殺階級敵人開始，走上吞食大批共產黨高級干部、最後發展到要了國家主席劉少奇等人的命。羅伯斯庇爾與毛澤東一樣，不需要證據，憑個人直覺就可以指控任何一個反對者與看不上眼的人，而恰恰這樣兩個“直覺敏銳者”又是大權在握！造成社會與黨內人人自危，如湯澆蟻穴一片慌亂。結果兩場大革命釋放的都是道德災難，無視每個人的權力，無視人的保障。法國大革命雅各賓暴力專政期，有1700多人上了斷頭台；蘇聯1936年到1939年大清洗中有1500萬人被害；中國文化大革命暴力專政期究竟多少人被害？永遠是密中之密。文革後，當時中央副主席葉劍英在總結文革罪惡時，沉痛地說：“十年文革中國經濟損失八千億、死傷二千萬、株連了一億中國人。”究竟是誰背後操作控制了這人間地獄的一幕，使一個有悠久文化歷史的文明古國的民族變成一群嗜血的野獸呢？最後被押上審判台的是自稱雅各賓派的馬前小卒“四人幫”、“林彪集團”，而真正幕後操縱者是世人皆知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十年文革浩劫猶如一場巴黎公社鬧劇，當年的跳梁小醜“四人幫”像革命狂人羅伯斯庇爾一樣最終走上斷頭台。被愚弄的中國人到今天為止，還搞不清全世界民主國家的人民都知道的一個普通真理，“人的生存、人的尊嚴高於一切，而決不是所謂革命、理想、國家高於一切。”
如果說英國引導世界看到了自由的魅力，那麼法國大革命卻用流血引導世人發現平等的重要性以及平等的真正內涵——我們最多只能做到機會的平等，無法做到每個人都像機器人一模一樣。這使我聯想到毛時代的種種可笑的事情。其實，毛就是想創造一個所謂的“沒有任何剝削階級”的理想烏托邦。在這個社會裡，一切都圍繞著“人人平等”來計劃。從法定的工資制度，從糧食的配給供應，從思想界的清洗（知識越多越反動），從消滅一切過去的剝削階級，甚至到文化大革命中對那些老干部及他們的子女的清洗，無不指向“平等”。但問題是，付出這麼多的代價、死了那麼多人，我們真的得到了理想中的“平等”嗎？
二十多年改革開放，中國社會又產生了新的四大階級。“奴民階級”過去界定在“地富反壞右”，現在包括新的失權群體、異見人士、非法族團等；“平民階級”是人數眾多的市民和村民，基本特點是財產匱乏，社會地位低下，喪失政治權利，都在中國社會金字塔結構下面；“官僚階級”是個體系，他們除正常收入外，社會地位和掌握的政治權力帶給他們超常的“收入的機會”；“權貴資本階級”，改革開放的產物，主要是辭官為商者、官僚親屬子女、與官僚聯營合伙者、民間資本的官商雙面人。由於有官權作靠山，他們占有資源、資本、信息、權益四方面的優勢。他們暴富速度世界罕見，帶有空前的貪婪、瘋狂、殘酷、血腥的特征，對國家的政策影響越來越大。令人不解的是：國內的許多民眾懷念毛時代，覺得那時候沒有貪污、沒有兩極分化、沒有權錢交易。在廣大懷念毛的人中，除了有用心已喪失權力的少數毛派分子外，存下就是被欺騙的廣大下崗工人、民工等社會弱勢群體。其實這種想法是一種無知幼稚的念頭，頂多說明人們對時下社會諸多現像的不滿而已。既看不到前面的希望，又對當下極為無奈，於是集體選擇了逃避、退縮。其實，毛時代並沒有像人們想像得那麼美麗一片鶯歌燕舞，首先毛時代同樣有特權，毛的生活遠比當時的普通人來得奢華，全國為他建造的別墅無數，但這還只是一個小小的側面。又如毛的稿費在那時就是天文數字，他把全國的精英全部打倒，規定全國人民只能讀一種書——毛語錄和毛文集。至於他個人的生活更是只能用腐化來形容。另外，那時大家都很窮，社會上也沒有什麼資源，權力和資源牢牢地被控制在毛的手上。所以，不是沒有貪官，而是根本沒有東西可貪。而更多的錢全被毛慷慨用於貢獻“世界革命”了，這是一個天文保密數字，老百姓永遠不要想知道。毛澤東仿佛總覺得人吃飽肚子就容易變修反動，“窮則思變、富則修”，是他著名論調。可以說，毛本人無論怎麼談共產主義，但他始終走不出中國傳統專制的藩籬。他最擅長的是用階級鬥爭這把達摩克利斯劍，一直高高地懸掛在中國人民的頭上。所以，今天的人們所想念的只是自己心裡編造的毛而已。改革開放後，越來越嚴重的二極分化趨勢，是對一部分富起來卻沒能帶動另一部分人也富起來人的嫉恨；也是對當今社會缺乏真正有效的監督機制的痛恨，於是懷念毛的情感就這樣產生了。
佐拉——知識分子的良心
我們參觀了位於巴黎市中心塞納-馬恩省河左岸的拉丁區先賢祠，它於1791年建成，是永久紀念法國歷史名人的聖殿。它原是路易十五時代建成的聖·熱內維耶瓦教堂，被收歸國有脫離宗教後，改為埋葬偉人的墓地。先賢祠中的藝術裝飾非常美觀，其穹頂上的大型壁畫是名畫家安托萬·格羅特創作的。先賢祠內安葬著伏爾泰、盧梭、維克多·雨果、愛彌爾·佐拉、馬塞蘭·貝托洛、讓·饒勒斯、柏遼茲、馬爾羅和大仲馬等72位對法蘭西做出非凡貢獻的人——其中11位是政治家。享有這一殊榮進先賢祠，必須經國民議會討論，最後由總統簽字。最後一位大仲馬在法國還曾激烈大討論過，由於意見不同，最後由希拉克總統出面裁定：認定大仲馬是“和平的火槍手”，這就是法國人對思想和文化的尊重。反過來也說明：一個擁有偉大思想的國家才能進步，法國人終以卓爾不群的氣質走出自己的道路。
參觀先賢祠我特別想到了佐拉，以及那件舉世聞名的冤案。當時，法國政府發現本國的情報常常外泄，非常惱火。於是，在極度武斷的情況下，逮捕了一位猶太軍官，認定是他所為，並判處終身監禁。而後來的各項證據顯示：此事與那位軍官並無瓜葛。特別是當真正的間諜被抓獲時，真相大白——他是無辜的。可是，由於這位軍官是猶太人，所以當時的法國政府就是不願意放人。正在這個時候，佐拉站了出來，大聲呼喊著，要求政府釋放這位可憐的人。其實，佐拉本人並不認識這位軍官，可他憑著一個知識分子的良心，憑著對真理與公義的信念，憑著對每個人的愛，獨自一人“控訴”整個法國政府。從此，他被無情地拋入到歷史的旋渦中。有許多人詛咒他，有人甚至於威脅要殺死他，但也有不少優秀的知識分子堅定地與他站在一起；還有更多的人被他的《我控訴》所深深折服。最後經過長期的堅持鬥爭，法國政府終於釋放了猶太軍官。真理勝利了。這不只是佐拉的勝利，它更宣告了現代知識分子的誕生——知識分子應該成為“社會的良心”，而絕不是只關心個人的安危與得失。正如後來的法國總統希拉克在紀念佐拉時所說的：正是由於佐拉以一個知識分子的良心來挑戰整個時代的錯誤，才有著今天自由、民主的法蘭西。由此使我不禁聯想到我的三哥，他也選擇了佐拉當年的道路，以一顆知識分子的良心和巨大的勇氣，抱著大無畏的精神說出了文革的真相，並啟示人們認清真相。反省當今中國大陸的學術界、思想界，還能有幾人有這樣的胸懷？還能有幾人可以掙脫名與利的誘惑，甘作“社會的良心”？今天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是改革開放的得益者，絕大部分人被金錢封著了嘴巴，金錢比良知更實惠。大陸有多少知識分子還是真正的“知識分子”？有多少知識分子還有自由的思想、獨立的人格、以及作為知識分子的尊嚴？他們不是忙於在“核心期刋”發文章、出“專著”，就是評教授、當博導、拿特殊津貼、爭科研經費。中國的學院派知識分子是到了清點“人性財富”的時候了！可是不管怎樣，我相信：真正的公義是對每個個體權利的尊重和捍衛，真正的知識分子是對這個“公義”永遠的堅持，哪怕等待自己的是血雨腥風！
法國大革命第一次確立了民主政治作為人類政治生活的唯一信仰。作為歐洲最早資產階級革命成功的國家，法國也是暴力革命的先驅，法國大革命激發其後整個世界近二百年的革命狂潮。可我始終在深思：法國革命到底給人類與世界帶來什麼？革命帶來了無私和美德；革命使人們膽大妄為甚至胡作非為；革命激發人們的自私，使他們為哪怕最可憐的一點蠅頭小利就投入到一場殺人的運動；革命破壞了原有社會秩序，給年輕人以前所未有的機會，從而促使野心家層出不窮。革命使理想主義彌漫整個國家，人人不滿意現實，人人都期望按照自己的願望改造國家，而人們實現自己的理想時都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革命帶來屠殺，先屠殺反革命，後來屠殺革命者自身。革命破壞了法治和基本社會秩序，革命帶來長期的混亂和新版獨裁政權的崛起。其實，無論是最初的資產階級革命，還是巴黎公社，還是其它一波一波的革命，他們始終都在“公義”和人道的分水嶺上苦苦掙扎、尋覓。而歷史向我們展示了，只有當我們把公義建立在人道的基礎上，才有可能獲得真正的公義和博愛；只有我們拋棄遠遠的愛，拋棄愛“抽像的人民”，回到基督愛每一個人的精神，公義才是值得我們為之奮鬥的。後來的史實也向我們一再證實，有多少無辜生命是被“抽像的人民”給殺死的。這大概就是法國大革命帶給我這個經歷過暴政的人的啟示吧。
法國終於以血的代價走出了這個死胡同，但後面的蘇維埃、毛時代的中國等卻繼續著暴力革命創造新世界的神話，我們真是應該深刻反思啊！我的祖國也曾苦苦在“公義”與人道主義分水嶺間徘徊不前，一次又一次的慘劇向我們訴說了這個血的教訓：只有人道主義才是真正走向民主與富強之基；只有愛每一個人，才能得到真正的平等與自由；同時，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中國知識分子，心甘情願地選擇做“社會的良心”，對得起“知識分子”這個稱呼，不要讓人民幣封了自己的嘴，對得起時代給予我們的重托！最後，祝福我的祖國早日達成所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