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極權死地而後生
——東歐六國行
2009年8月我去了東歐六國，這是我第六次去歐洲，前五次走訪了中歐、北歐、西歐、南歐、二十國。這次計劃走東歐原社會主義十國，目的想了解東歐解體後現狀。因為國內的旅游者大多對東歐不感興趣，組團困難，拖了很久才成行，而且因為某些原因，漏掉了像波蘭等東歐重要的國家。我不死心努力與中旅商量，希望單獨安排我去那些尚未加入歐盟，未獲得申根權的國家，如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磨了二個月還是困難，遺憾之中只有匆忙去了東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亞等六國。
（上）蘇聯極權控制下的東歐
匈牙利事件
蘇聯尚未瓦解之前，匈牙利雖然也是屬於蘇聯控制集團國家之一，但其經濟社會表面卻較其他國家，諸如波蘭、捷克等國活躍得多。自從上世紀五十年代中葉，匈牙利民眾多次群起反抗蘇聯控制，都被殘酷鎮壓。
匈牙利的政治災難比東歐一些國家來的早，1947年斯大林改變了政治主張，要求東歐各國共產黨盡快將國內其他政黨排擠出聯合政府，加速共產黨一黨執政的進程。自稱“斯大林最好的學生”的匈共領導拉科西·馬加什，馬上取締國內其他政黨，他獨掌大權，推出所謂“拉科西主義”，其實就是“斯大林主義”在匈牙利的翻版。他被吹捧為“英明領袖”、“匈牙利偉大的兒子”、“人民的領袖”、“傑出的思想家”等等。黨和政府的文件、新聞媒體及文藝作品對他的歌頌達到肉麻的程度，在為他歌功頌德中有兩句肉麻的詩詞：“風兒停止了喧嘩，好讓人們聽清拉科西的講話”；“最好的父親拉科西，勞動人民熱愛你”。拉科西全盤蘇化：大搞個人迷信，獨斷專行；宗派主義嚴重，殘害干部與群眾。在那個時代，拉科西的指示在匈牙利就是聖旨。他伙同其幫凶格羅、雷瓦伊和法爾卡什（匈牙利中央政治局委員）結成匈牙利“四人幫”。主宰著黨內外一切事務的決定權，黨和政府工作全在他們的掌控之中。“四人團伙”在清除了社會上的“階級敵人”後，根據莫斯科的指示又把鬥爭矛頭轉向黨內，又制造了一系列冤案清洗不忠於他們和蘇聯的其他政黨領導，捏造各種罪名把他們投入監獄。
拉科西和毛澤東一模一樣，怕威脅到自己地位，都把自己的二把手接班人往死裡整，一個炮制著名的“拉伊克案”（拉伊克為匈牙利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另一個制造“劉少奇案”。兩人都美其名：為了提高全黨的“警惕性”，防止修正主義復辟。拉科西和毛澤東一樣，大肆制造群眾性恐怖政治運動，當時全國竊聽與告密盛風。用批鬥、抄家、關押、強制勞改等一切手段對待他們認為不牢靠和不同政治見解的所謂“階級異己分子”。在1953年6月之前，在這個共有950萬人口的國家，竟有150萬人受到過起訴，上百萬人被關進荒涼的“古拉格群島”式的“拘留營”。
其中中國人最熟悉的是“匈牙利事件”。每個上年紀的中國人都清楚，在毛年代中國老百姓只要非議歐洲社會主義明燈：阿爾巴尼亞與羅馬尼亞，講不滿霍查與齊奧塞斯柯庫的言論，一定會當反革命論處。同樣誰敢為“匈牙利事件與納吉總理”講句公道話，一定也會當反革命分子抓。
1956年10月2月，蘇共二十大對斯大林全面否定之後，東歐各國共產黨出現了持不同政見者。在匈牙利民族的愛國主義者將不受匈牙利人歡迎的共產黨領導人馬加什·拉科西拉下台。當時布達佩斯爆發了聲勢浩大的群眾示威游行，隨後演變為流血衝突。蘇聯兩次派兵鎮壓，史稱“匈牙利事件”。當時西方大國正忙於應付蘇伊士運河危機，所以並沒有介入此事。在十天中衝突雙方有2500人被打死，而匈牙利抵抗蘇軍入侵在戰鬥中死亡的人就更多了，有25000多人。
占領布達佩斯後大鎮壓開始，僅蘇軍直接抓捕的就有5000多人，其中包括860名學生。這些人被當成“戰爭罪犯”押往蘇聯勞改營做苦役，其中有450多人死在蘇聯。在蘇聯顧問建議下，匈牙利政府判了15000多人反革命叛亂罪，229人被公開處決，一些人遭秘密處決。其中1958年1月19日一個夜晚，布達佩斯就有2000多納吉支持者被捕，並且在當天夜裡，大部分人被集體秘密處決。當時一片白色恐怖，大約20萬難民逃離家園到西方避難。蘇聯隨後逮捕並以反革命叛國投敵、軍事嘩變的罪名判處納吉和其他領導人絞刑。1958年6月14日，納吉在最後一次審判時，留下了他最後的政治遺言。納吉說：“我曾兩次努力在我國維持社會主義這個詞的榮譽，那是1953年和1956年。第一次時，拉科西出來反對我；第二次時，反對我的則是蘇聯的整個武裝力量。在這個由熱情和仇恨構成的訴訟中，我必須為我的思想而犧牲我的生命。我願意奉獻它……我相信，歷史將宣判殺害我的劊子手。將來應由殺害我的人來替我平反昭雪。”最後一句話納吉說錯了，是人民為他平反昭雪的。
布拉格之春
上年紀的中國人都知道，我們的報刊媒體是封殺和嚴禁傳播“布拉格之春”的真相，反而大張旗鼓宣傳教育這是一場共產主義復辟的運動。事實真相是1968年1月，捷共中央召開全會，改革派領導人杜布切克當選為捷共中央第一書記。他上台後公開向蘇聯模式挑戰，大膽進行改革，拉開了“布拉格之春”的序幕。4月，捷共中央通過了《行動綱領》，提出了改革的主張：改革黨的領導體制，實行有計劃的市場經濟。公布後，一石激起千層浪。正當捷共加緊籌備召開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以便全面開展改革之時，蘇聯黨政軍領導接連訪捷，對捷施加壓力，反對捷共的改革，並在各種報刊上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對捷共領導進行攻擊。雙方在多個場合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8月，蘇聯集合華沙條約四國幾十萬軍隊，准備占領捷克斯洛伐克全境。20日深夜、正在開會的杜布切克接到國防部長楚爾的電話，“華沙條約五國的軍隊已經從各個方向越過了邊界。他們馬上就要占領我們的國家。”杜布切克們幾乎驚呆，中斷了會議。他說：“我以一個共產黨員的名譽起誓，我做夢也沒有想到，兄弟黨竟然會采取這麼卑鄙的手段來反對我們。這是捷克人民最大的悲劇。我一生都致力於蘇捷友好，想不到竟遭到如此的對待！”此時，布拉格上空，已經隱隱約約地聽到了蘇聯飛機的鳴聲。接著，侵略者的坦克一輛輛地從安東諾夫運輸機巨大的肚子裡爬了出來，駛向布拉格的每個角落。21日清晨，蘇聯軍隊衝進了杜布切克的辦公室，逮捕了杜布切克，將他送往布拉格機場的一架飛機，同時被押上飛機的還有總理切爾尼克、國民議會主席和幾位黨的高級領導人。他們隨即被押解到莫斯科。
此時的捷克斯洛伐克像引燃了的火藥庫，全國各地都掀起了大規模的反抗蘇軍侵略的群眾運動。路標改變了方向，村鎮改了名稱，使蘇軍像無頭蒼蠅一樣到處亂撞。全國上下“堅壁清野”，使蘇軍陷入困境，飢渴難忍，只好挖土豆，摘野果吃。查理大學19歲學生楊·帕拉施，為抗議蘇軍占領捷克，在瓦茨拉夫靜坐抗議，為了讓人民悟醒，最後自焚而死。在楊·帕拉施烈焰焚身的23年後，人民終於觸摸到了渴望已久的自由，這位大學生被奉為布拉格之春的烈士。
開始蘇聯並不准備和杜布切克等人談判，准備另外組織新內閣。但蘇方的計劃得不到捷總統斯沃博達的承認，最後只好作出讓步，釋放杜布切克等人並允許他們參加最後階段的會談，簽署了臭名昭著的《莫斯科議定書》。在議定書中，捷克斯洛伐克領導被迫接受了蘇聯占領“不是干涉內政”，是“保衛社會主義”，待捷克斯洛伐克局勢“正常化”後，蘇軍即撤走的“說法”。8月27日，杜布切克、總理切爾尼克和總統斯沃博達一起飛回布拉格，杜布切克仍被放在捷共第一書記的位置上，但1969年4月，蘇聯下令免除了他的黨中央第一書記職務，由胡薩克接任。胡薩克上台伊始，首先否定了1968年的改革，隨即，捷共開始黨內清洗。這次浩劫，包括杜布切克在內共有50余萬共產黨員遭到清洗，占全黨總人數的1／3。全國數以萬計的人被開除公職，70%的各級領導人被撤換，全國有200余萬人遭株連，約20萬人被迫逃亡西方。蘇聯用六千輛坦克扼殺了這場改革，捷克從此進入其現代史上最黑暗的時代。
（中）解體
波羅的海之路
我們的導游叫郝衛兵，，近四十歲，是一位移居在匈牙利的華人，畢業於哈爾濱某大學。到東歐第一天我就送給郝導自己寫的一本政治游紀《新海國圖志》，他連翻了幾個晚上後對我說：劉先生，你寫了一本有意義的好書！你是我這幾年接待最特別、有獨立思想的人。我直接告訴他：自己這次來東歐目的是想續寫《新海國圖志》，希望他能提供方便。並請他幫忙，每到一個國家替我找一個居住十年以上的華僑約談，他一口答應。但告訴我，按這裡規矩約談是需要付錢的，價格不低，我也一口答應。從此他暗中對我很關照，幫我約當地華人見面，讓我經常單獨離隊。
我與他談起這次東歐之行羅馬尼亞、波蘭等一些很重要的東歐國家沒能成行的遺憾。郝導告訴我：其實你應該去了解一下波羅的海三國。因為目前這三國正在慶祝二十年前獨立紀念日，很熱鬧，有不少你感興趣的活動。他說昨天這裡報紙都刊登：20年前的今天即1989年8月23日，在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中被劃為蘇方的波羅的海三國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立陶宛，出現了一幅莫斯科不曾料到的壯觀畫面，占三國人口40％的大約200萬人，扶老攜幼、手拉手組成跨越三國、綿延600公裡人鏈，要求擺脫蘇聯的統治，重獲自由獨立。人鏈從愛沙尼亞首都塔林一直延續到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一個個普通人平靜的比鄰而立，手拉手，舉著向往自由的橫幅，構成了一道堅不可摧的和平意志長城，這就是歷史上的“波羅的海之路 ”，又稱“自由之路”。
70年前，蘇聯與納粹德國在莫斯科簽訂的秘密條約規定：蘇德共同瓜分波蘭，德國同意蘇聯吞並波羅的海三國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及羅馬尼亞的比薩拉比亞地區。1940年6月15日，蘇聯紅軍入侵立陶宛並將其吞並，次日蘇聯紅軍又侵占了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28日占領了羅馬尼亞的比薩拉比亞和布科維納的北部地方，從此波羅的海三國開始了它們的苦難歷程。蘇聯共產黨為了對那裡實現徹底的統治，首先對三國文化、政治、法律等領域的精英人士動手，因這些人具有自己的分析判斷，最不容易被獨裁者的謊言欺騙。於是蘇共對這些各國精英采取了最直接的解決辦法——從肉體上消滅。7月11日深夜，蘇聯秘密警察一次性殺害了超過2000多名立陶宛知識分子。同一時間,在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36萬社會精英人士被放逐到西伯利亞勞改營，而當時拉脫維亞全國人口不到200萬。在此後一年時間內，大約12,000人立陶宛人被共產黨關進監獄，其中大約5,000人被殺害。在1940年蘇聯紅軍入侵前，立陶宛人口有310萬，1953年人口再次普查時只剩260萬了。
郝導曾去過波羅的海三國，他告訴我這三國值得去看，自從分離獨立後，他們的經濟發展遠比俄羅斯好，巳進入發達國家行列，被吸收進入歐盟。
天鵝絨革命和顏色革命
1989年11月17日發生的“天鵝絨革命”，為捷克斯洛伐克長達41年的共產主義畫上了句號。天鵝絨革命是與暴力革命相對比而來的，指沒有經過大規模的暴力衝突就實現了政權更迭，如天鵝絨般平和柔滑，故得名。捷克斯洛伐克在1989年之前就有不少要求民主的游行活動，10月，哈維爾作為“公民論壇”的主要領導人物，參與了這場革命。當時首都布拉格出現超過10萬人的游行活動，而且之後每天都有游行活動向政府要求結束共產黨統治，11月，哈維爾當選為捷克斯洛伐克總統。這場革命從頭至尾沒有打碎一塊玻璃窗，沒有點燃一部小汽車，沒有任何衝擊政府機關部門的激烈行為，所以稱“天鵝絨革命”。
東歐的解體除了捷克稱天鵝絨革命，其他國家通稱“顏色革命”。一般有兩種不同的界定。一種是比較寬泛的定義，是指21世紀初期一系列以顏色命名的以和平的、非暴力方式進行的政權變更方式，除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烏克蘭的“橙色革命”、吉爾吉斯斯坦的“黃色革命”外，還包括伊拉克的紫色革命（伊拉克民眾選舉時，塗了紫色墨水按手印，故名）、黎巴嫩的雪松革命（雪松為黎巴嫩國樹）等，甚至還包括一些其他地區國家的政治變革。另一種是比較狹義的定義，專指某些獨聯體國家近兩年來以和平的、非暴力方式進行的政治變革。
匈牙利事件在世人心中是一個無法抹去的記憶，隨著東歐共產主義的解體，1989年1月底，匈牙利宣布“1956年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一場人民起義”。事隔五十年匈牙利人民沒有忘記納吉，稱納吉是“為拯救國家而鬥爭”的民族英雄，並為他舉行國葬。7月匈牙利又通過憲法修正案，決定將匈牙利人民共和國改稱匈牙利共和國。實行總統制，確立多黨議會民主制和市場經濟，在國家機構中體現分權原則，取消馬列主義政黨在國家機構中的領導作用。 匈牙利宣布把每年10月23日匈牙利人民起義爆發日作為國慶節之一。對匈牙利革命，冷戰時期有兩種基本的看法。西方認為這是一場革命，是匈牙利人民對蘇聯的控制和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反抗，是為了實現從“極權制度”向“民主制度”的回歸。而當時中國則大肆宣傳教育黨內外同志，並認定，“匈牙利事件”是一場敵視社會主義制度的反革命勢力與國際帝國主義相互勾結、裡應外合的結果，目的是要顛覆社會主義制度，復辟資本主義。不知今天在還原歷史真相時，我們那些被愚弄的國人又如何看待“匈牙利事件”？
東德：推倒專制之牆
1989年11月9日，東德宣布開放整個柏林牆。一時間，人們瘋狂的湧向柏林牆。三天裡有75萬東德人逃往西德。一段時間，有900萬東德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人瘋狂的湧向西柏林。終於第二年11月底，柏林牆全部拆除，東西德之間的圍牆夷為平地，二十八年的人為阻隔就這樣消失了。東西兩德合並後，文化經濟迅速融合。拆了柏林牆，催生了東德經濟復蘇，東德的私人企業大多是1991年起步，現在雙方表面上已經看不出誰是誰，到底是一個民族，同根生。在柏林郝導幫我約談移居華人學者李先生，他在當地大學教書，是個對德國歷史有研究的人，交流中我最感興趣的是想了解東西德國統一後的情況，及“德國統一的後遺症”問題。李先生告訴我：東德曾被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稱為“社會主義的櫥窗”，是東歐各國中經濟發展水平最高、民眾生活最好的國家。盡管如此，它當年的人均GDP僅為西德的1/4，職工收入為西德的1/3，勞動生產率僅為西德的30%，進出口貿易為西德的1/10，科技水平落後於西德20年。東邊是“勒緊褲帶增加生產”，西邊是建立“福利國家”的社會保障。從1945到1961年，總人口1664萬的東德竟然有350萬人逃往西德，也就是說超過1/5的人口流失，而且其中許多還是各種人才。為了阻止這場“逃亡潮”對東德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構成了極大的衝擊，於是建起了柏林牆。但是，高牆的修砌也並沒能阻隔人們對西邊的向往，從1961到1980年，又有近20萬人成功逃亡，但許多人“越獄”失敗，喋血高牆，演成無數慘劇。”1989年柏林牆倒塌前這段時間，東德當時的經濟狀況是很糟糕的，非常依賴於西德的援助。自然環境也不容樂觀，很多河流污染得非常嚴重，水上都泛著化工廢料的泡沫，東德政權幾乎是沒有任何希望進行自我改革。在那種情況下，1989年劇變時，東德游行隊伍高舉的口號就是：“我們要像西德人那樣生活！”東德政府想用坦克來鎮壓當時都不敢，他們知道鎮了這些要求折除柏林牆的抗議民眾，就不可能再得到任何方面援助了，所以最後推倒柏林牆幾乎沒有流血。柏林牆的故事，說明一個真理，一個政黨不管你把自己制度吹捧得多麼美好，只要你的百姓拚命想外逃，就表明這個社會制度是非常糟糕。也應證東德社會主義跨台是必然的，只僅僅是時間快慢問題。
宗教和民族解體南斯拉夫
斯洛文尼亞是個小國，人口僅200萬，可人均GDP已超過3萬美元（中國的十倍），屬於歐盟中上游高度富裕國家。
斯洛文尼亞是屬原南斯拉夫時期六個加盟共和國當中最富裕的一個，它的經濟發達程度和生活水平遠遠高於塞爾維亞七倍，所以鬧獨立最早。南斯拉夫領導人鐵托於1980年逝世後，斯洛文尼亞政府就開始自行進行一系列的政治、經濟改革，並於1989年9月通過修正案，重申斯洛文尼亞加盟共和國脫離聯邦的權利。1991年南斯拉夫解體，斯洛文尼亞地方民族主義高漲，要求獨立，在西方支持下成立了一個新國家。南斯拉夫隨即派兵向斯洛文尼亞宣戰，但十天內便在斯洛文尼亞的抵抗中撤退，雙方基本沒有傷亡，史稱十日戰爭。10月，斯洛文尼亞議會通過斯享有從南分離出去的民族自決權的修案。1990年7月斯議會又通過“國家主權宣言”，同年12月，公民投票贊成斯洛文尼亞獨立。斯洛文尼亞共和國就從原南斯拉夫分裂出來了。
造成這一分裂過程不得不追究到一個人，鐵托統治南斯拉夫約35年時間是南斯拉夫後來戰爭悲劇的源泉。南斯拉夫原來結構相對比較簡單。主要是三部分構成。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塞爾維亞三部分。此時的塞爾維亞，占南斯拉夫大部分的人口。鐵托不屬於塞爾維亞族人，為了方便自己的統治，鐵托想方設法削弱塞爾維亞力量。從塞爾維亞分出了黑山、馬其頓、波黑。又在剩余的塞爾維亞部分，內部分了兩個自治省。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和科索沃自治省。鐵托創造了南斯拉夫民族概念，這個無中生有的民族概念，其效果是分化了各民族，主要是分化了塞爾維亞民族，這個政策不是促進了民族融合，而是破壞了民族融合，這些措施較大的削弱了塞爾維亞。使南斯拉夫各部分力量比較均衡，沒有處於絕對優勢的部分。它有利於維護鐵托的獨裁統治。鐵托只想到自己的統治方便，沒有考慮南斯拉夫的長遠存在。給南斯拉夫釀成了難以挽回的悲劇。波黑人口構成主要是塞爾維亞族，有信仰東正教的塞爾維亞族人，有信仰伊斯蘭教的塞爾維亞族人。鐵托為了分化削弱塞爾維亞族人，創造了一個新民族穆斯林族。把信仰伊斯蘭教的塞爾維亞族人稱為穆斯林族。這個創造危害深遠，徹底分裂了塞爾維亞族，帶來了後來的血腥鬥爭。
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人也屬於斯拉夫人，但信仰天主教，南聯盟其它地區斯拉夫人信仰東正教。宗教是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從南斯拉夫分裂的潛在因素。南斯拉夫號稱歐洲的火藥桶，內戰導致幾十萬人的死亡，鐵托的行為是這些人死亡的最終源泉。一個人給一個國家帶來如此大的悲劇，鐵托算一個。國家分裂不分裂無所謂，也無所謂好壞。問題是，分裂帶來的戰爭很有危害，是真正的悲劇。我在東歐參觀的最多項目就是教堂、皇宮、古城堡或博物館，這裡幾乎包含了歐洲的一切歷史與人文價值和精神。歐洲人信仰上帝，就把最精美的建築，最豪華的裝飾帶給了教堂。歐洲人的文化傳統也充分體現在百年歷史的教堂中，在歐洲有顯耀身份的人才有資格葬在大教堂，如國王、主教、名人。每逢周末和節日教堂都擠滿人。它代表著這個國家、民族、人民的信仰、精神和靈魂。不要說廣大的人民，就是各種背景派別的政黨都離不開宗教的支持和理解。東歐解體教訓東歐國家的劇變不是偶然的，有各個方面歷史、政治、經濟上的原因。加上西方價值觀念，和宗教普世主義進行的意識形態，信息文化滲透，及西方的經濟貸款、貿易和技術援助，都起了重要作用。在冷戰時期，蘇聯對東歐國家的高壓控制，使蘇東之間的矛盾不斷積累加劇，戈爾巴喬夫上台後為了緩和同美國與西歐的關系，放松與改變了對東歐的控制。他的東歐“新思維”政策，推動了東歐各黨的改組、分裂和蛻變，於是東歐長期積累起來的各種矛盾總爆發，劇變自然產生。作為一名基督徒，我想談一點宗教層面的感受。有人說“拯救人類的一條主要路線，就是承認文化與宗教差異的事實，掀起仇恨的惡浪是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的。要學會在不同的人、不同文明之間、不同宗教信仰的代表之間開展對話——這就是當今的任務”。東歐的七十年的教訓，不正是在蘇聯的操盤下，不承認各國文化和宗教的差異，強行統一在共產意識形態裡，掀起種種民族與階級仇恨與鬥爭產生出最後的變天結果。我是個基督徒，這十年走訪五十多國家，一直在尋求一個問題，基督的普世主義和價值觀對世界各國究竟起到怎樣作用？東歐行前我曾通過香港教會朋友找到在東歐斯洛文尼亞學習的香港神職人員杜先生。我跟他的緣分出自我寫的第一本書，《風雨人生路》在香港發行時，曾受到香港教會觀注，因為書中述寫文革中大陸教會受迫害的許多真實情況，特別是我坐十三年政治牢獄相遇到的一些神職人員死難經歷，香港青年基督教會曾向我要去二百本書，他就是拜讀我的書才與我聯系上的，因為他父親解放初就在上海徐家彙天主教堂當神甫，後逃去香港，我書中寫到的主教龔品梅及神甫張宏根與盲人修士金林生一些人，他父親都非常熟悉親密，在導游幫助下我在斯洛文尼亞約見到他。
我向他討教東歐宗教問題。他告訴我：東歐除波蘭與斯洛文尼亞大多數是天主教外，其他都屬於東正教，也稱基督新教。東歐宗教本來就非常普及有影響力，打開歷史你就能看到，歐洲的多次戰爭都是因宗教引發。在東歐社會主義七十年統治中，各國在建設過程中的一個重要任務便是消滅宗教，使本國早日成為無神論國家。共產主義政府在報刊上地公開指責宗教反動，用漫畫等形式醜化正常的宗教活動，用行政手段封教堂，毀壞沒收宗教財產，並大規模拘捕傳教士。首先蘇共領頭，在50年代赫魯曉夫繼斯大林後同樣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的反宗教運動，不僅關閉了大約全國2/3的教堂、70%的神學院以及大部分修道院，而且把不接受政府領導的宗教狂熱分子成千上萬投進集中營。例如在阿爾巴尼亞，這個擁有教徒達全體居民70%以上，宗教歷史有1,400—1,500年的國家，1967年官方就宣稱：阿爾巴尼亞所有的宗教活動場所一律關閉，包括2169座教堂、清真寺、修道院和其它宗教機構。自稱阿爾巴尼亞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無神論國家。1967年並強行通過法規，今後不管信仰什麼宗教都要受到處罰。誰要是敢於舉行宗教節日活動，就會失去工作，並被送入監獄；為小孩舉行洗禮儀式，判三年徒刑，甚至不准給新生兒用宗教名字命名等等。當時東歐各國都紛紛效仿，但是對宗教迫害沒有達到他們預期目的，群眾對宗教信仰依然存在。結果是取消了面上的宗教，反而加強了地下的宗教，打擊了信仰者的心靈，卻加劇了心靈的信仰，適得其反。
東歐的解體宗教起了一定作用，由於蘇聯與東歐各國宗教力量原有的雄厚基礎，加上執政黨的宗教政策的失誤，西方基督普世價值觀的影響，使得宗教力量起到了加劇東歐政局動蕩和政局演變的作用。在1989年的東歐劇變中,東歐一些國家的宗教勢力的活動十分引人注目。羅馬尼亞從強迫遷居托克什神父開始,引發了全國性的流血衝突；波蘭團結工會在教會勢力的支持下掌握政權；前民主德國的反對派在教會的支持下迫使共產黨政權步步退讓，直至失去執政地位。其他各國的解體同樣如此，宗教起了重要作用。所有這些都表明，宗教在東歐的政治生活中仍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一個民族與國家的復興是離不開宗教的。解體前東歐各國的宗教信仰是被無神論共產主義打壓與禁止的。解體後宗教信仰比今天的中國發展得更普及與凶猛，東歐像西歐人一樣同樣離不開教堂，宗教是一個民族的脊梁，是公民美德的孵化器，而國家的管理者都把基督新教當作國家的治國之本，當作國民道德的基礎。民主、人權的深意正在此中，基督教的偉大力量及宗教文化的意義也在這裡。
喜歡看歷史書的郝導告訴我，你與東歐人交談過去，你就會了解到：今天東歐人最痛恨過去年代，東歐這些國家對原蘇共是深痛惡極，他們對過去生活從不留戀，對變天後的俄羅斯也沒有好感，甚至連帶著中國。
（下）新生西德“大輸血”在參觀東柏林地區時，我們發現還保留許多強烈意識形態色彩的地名和建築：卡爾·馬克思大街、馬克思恩格斯廣場、倍倍爾廣場、李蔔克內西大街、盧森堡大街、蔡特金大街等。在馬克思恩格斯廣場上的馬、恩大型塑像也仍然聳立，接受左翼民眾的瞻仰。在著名洪堡大學主樓正廳內也仍然鑲嵌著馬克思的名言：“哲學家的任務是解釋世界，而重要的是改造世界”，俯視著來往樓內的莘莘學子。我們團中共產黨干部看到這些場景，都很興奮感動起來。我心裡好奇：中國官員們還算是真正馬克思主義的信奉者嗎？中國正在盛行的權利交易改革難道把他們改造的還不夠徹底嗎？
我們團中有些寶鋼集團高工曾在統一前到過這裡，他們告訴我：這裡確實發生了驚人的變化。當時他們考察東德柏林南郊著名的鐵西工業區，到處是火柴盒式樓群構成的蘇式舊建築，昔日一大片煙囪與廠房現在都無影無蹤了。變成完全是一片綠化帶中，稀疏的獨戶住宅群，綠影扶疏，清波蕩漾的“古城”。我們的旅游車一路上沒看到“私有化的大工廠”，看到的卻是美輪美奐的巴洛克式“古”建築：聖母大教堂、宮廷、古堡城……座座有古風，很多雕塑都被精心“做舊”，有點“風化”的模樣。聽說這都是劇變後這20年間復建的。如果沒有介紹，誰會想到這一大片“久歷滄桑的古城”其實不久前還是“東德的鐵西區”？現在東西德整體已區分不出來。劇變之後德國政府為了重建東德，采取一步到位的“輸血”政策，以龐大的財政支持包攬了整個東部地區的經濟改革，從1991到1999年，西部向東部“輸血”高達7740億馬克，為東部建立起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前東德公民的個人存款可以按1：1的比率兌換成西德使用的馬克，這為前東德提供了其他東歐國家所無法企及的優勢，於是僅用了五年時間就全面實現了經濟轉型。前東德因為由統一後的德國政府包下來“買斷”，因而成為整個前蘇東陣營中轉軌代價最小，復蘇最快的一員。最後西德人花了超過10萬億歐元的巨大財富，才逐漸拉平東西之間的差距。盡管西德對東德大輸血，也無法解決東西德統一的後遺症。首先體現在經濟層面，因為東德的企業缺乏競爭力與員工素質普遍底下，統一後馬上造成大批企業倒閉或被西德企業合並，東德工人大量失業。根據統一商定的《回歸法》實施，被共產黨曾收為國有的土地必須歸還給分裂前的原地主而交還給西德人，統一後的德國專門成立一個托管局來接管與處理東德留下的財產。托管局最重要的是吸引外資來接收，當時托管企業共14600家，其中800家返還給當地政府，2000家返還給收歸國有前的原業主，對8000家企業進行私有化，剩余的徹底破產清算，總共簽訂了33500個合同。當時東德人總感覺只是不公平的折價收購，認為自己已成為二等公民，造成嚴重的“失落感”。他們原來期待，只要東德納入資本主義體制，就能夠享有與西德一樣水准的富足，但統一後的現實，使他們的這種期待沒有馬上實現。西德為了照顧東德，作出了巨大犧牲，為了拉這個窮兄弟，拖慢經濟發展二十年。從原來世界經濟排名第二降至第十五，每人國民所得從3萬8千美元降至2萬2千美元，也因此喪失了提振景氣的能力。這一切東德人開始並不領情感恩，相反抱怨、指責西德人缺乏同情心，只知道要錢，對同族人傲慢和吝嗇。而西德人則認為東德人已被社會主義制度慣壞了，懶惰又不會做事，過度依賴西德人，是缺乏獨立性與自發性的人，給多少幫助都無濟於事。但東德人抱怨歸抱怨，問到他們真的希望回到過去嗎？絕大多數前東德人不會這樣認為。一些前東德人自嘲說：“過去我們過的是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柏林牆一倒，我們倒進入了‘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指高福利制度）了！但我們唯一沒有體驗到的就是‘資本主義，因為西邊的資本家寧可去‘剝削土耳其勞工，也不願來這裡‘剝削我們。”東西德統一最應該要感謝的是美國人。因為在東西德國統一問題上，除了美國是極力支持外，歐洲許多國家都是反對的，特別是周邊國家，憂慮德國統一後會出現一個巨大德國，給他們帶來壓力。歷史告訴我們：德國日爾曼民族的特性：是執著到底、堅持價值觀、它的思維是直線不轉彎、還有點傲慢。在歷史上這個民族的徹底性特別強烈，在關系民族統一問題上徹底，二次世界大戰犯罪與反思（悔恨）也徹底。所以今天在有些政治敏感（西藏、新疆與人權）問題上，跟中國鬧矛盾爭吵程度都要超過美國與日本。
四虎市場
在捷克的中餐廳溫州項老板告訴我：九十年代是東歐市場的初級階段，由於政策的開放，加之中東歐國家劇變，中國商界突然湧現出一個特殊的群體——來自中東歐的"洋倒爺"。他們或乘飛機、或坐火車，吭哧吭哧手提肩扛地將中國貨“倒”到物質窮乏的外國出售。一時間，他們“一夜發家”的神話讓許多中國人怦然心動。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重重關山一旦衝過，後續者的腳步就會無法停息。一些有膽量的中國人緊隨"洋倒爺"們的腳步率先衝出國門，沿著東歐人開辟的新"絲綢之路"，開始了中國人的"西行之路"。20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國人“進軍”東歐，最先選中的不是大國，而是中歐小國匈牙利。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布達佩斯已發展成為中、東歐地區物資集散地，當時只要便宜，不管產品質量，假冒的壞風氣很濃，到東歐的華人幾乎都是老板身份，由於物價的低廉，勞動力的便宜，生活在這裡，比起世界各地的華人都更自在。
在中匈兩國間開通直達航班後，盡管匈牙利面積只有9萬多平方公裡，人口不足1000萬，但足以讓剛剛落腳的中國人驚訝不已：匈牙利的市場太有利可圖了——帶過去的中國小百貨和服裝幾乎被一搶而光，轉眼間就可賺到幾倍的錢。
消息一傳十，十傳百，大批黃皮膚黑眼睛的中國人像潮水般地湧入，中國人在首都布達佩斯市內開辟一個規模龐大的華人“四虎市場”。顧名思義就是四只老虎的意思。著名的“四虎”市場，每日客流量達三、四萬人之多，一時成為歐洲地區最大的批發市場。在這個市場裡做買賣的主要是華人，也有一小部分越南人、蒙古人、阿拉伯人和匈牙利人。大家帶來的價格便宜、品種豐富的小商品，改變了東歐市場物資短缺的狀況，繼而由小商品發展為大集裝箱進出口貿易。這裡和中國內地任何一個集貿市場沒有什麼大的區別。來自國內不同身份的人，從下崗干部到農民，紛紛以商務考察或旅游為名來到東歐國家。他們有的是想以這裡為跳板前往西歐，有的是想在這裡發財，每個人都在尋求生存的位置。很快，由於大量的中國商品如潮水般湧進，這個小小的市場很快處於飽和狀態。
在郝導介紹下我相識了在斯洛伐克開飯店的上海人朱老板娘，她告訴我：94年他們夫妻在匈牙利受損後混不下去，才轉移到這裡落地生根。十幾年小商品批發生意風險重重，為了保險她們夫妻分二塊做生意，她開中國餐館，丈夫汪先生也是上海人，現在匈牙利經商，開貿易公司，利用在東歐近二十年生意人脈，跟國內一家外貿公司聯手做生意。汪先生也曾在“四虎市場”經商十多年。搞批發是短平快行業，進行這項工作需要憑借對市場的觀察分析，到各公司去辦貨，然後以最快的速度送到各商業點，從差價中獲取利潤；"練攤"是大部分人采取的方式，每天從批發商手裡接過需要的貨物，在固定的地方或臨時尋找合適的地址，將商品擺出，任憑顧客選擇。他發過橫財、受過打擊，如今退出批發市場生意，老實選擇與國內聯手的貿易生意。
他回憶：1993年匈牙利政府提出兩年將要創收2億5000萬福林，為達到增收金額的幅度，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新政策。比如不論公司是否贏利，均要征收稅費，具體辦法就是計算你進貨和售出之間的差額，據此收取費用，如果公司不再虧損，你還需交納所產生的利潤稅。從6月12號開始各種各樣的檢查不斷，而且範圍很廣，從稅務、衛生許可到工作許可、營業許可等證件一樣不差的查。許多華人商家的生意受到影響，有的甚至連續幾天營業額是零。8月25日匈牙利四虎批發市場又受到嚴格的檢查，警察、海關以及稅務人員聯合行動，市場上大約有三分之二的商位關門避查，整個市場空空蕩蕩，滿目凄涼。對這些檢查，商人們議論紛紛，害怕的心理顯而易見。正像一位華商所講的，大家的生意都是半黑半白，經不起查，現在只是混口飯吃，發財的是少數人，湊合著干吧。由於匈牙利政府對中國人采取了一些限制性做法，幾萬商人選擇轉移陣地，開始向其他中東歐國家進發，先是捷克、波蘭、保加利亞，羅馬尼亞，隨後又輻射到南聯盟、波黑、馬其頓等地。
朱女士說：在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亞等國都有大大小小華人開的數不清中餐館，這大大豐富了當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也鼓了中國老板的腰包。但現在互相竟爭太激烈，拚命壓價，菜肴的質量越來越差，當地人已經沒有像從前那樣喜歡吃中歺。她說：外國人吃飯沒有時間，三點鐘感到肚子餓就進來吃，你正摸不清他們是在吃中飯還是晚飯。開飯店工作時間太長競爭太激烈，似乎這種辛苦行業只有中國人能適應。華人開餐館多，越南人開小超市多。現在有的中國人干脆把餐館開到了戰混後的科索沃，只要每天有錢可賺也敢去冒險。
汪先生說：像匈牙利這些國家經過12年的經濟變革，已成為世界上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它已走出陰森黑暗的隧道，見到了亮光，走上了持續增長的道路。它為中東歐轉軌國家做出了榜樣。在淘金年代布達佩斯這個城市，僅中文報紙就有十幾份，中國商店裡，你可以買到品種繁多的中國食品，也有中國人在這裡做菜農，讓你每天都能吃到新鮮的中國蔬菜。中國人開的理發店、美容店、中醫診所、書店、音像店、帶卡拉OK的中國飯店……，有時候，你真的會以為自己不是在國外！而當你抬起頭，仰望那些羅馬式、哥特式、巴洛克式、文藝復興式及混合古建築與雕塑時，才恍然意識到這裡是千真萬確的歐洲！
盡管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雙邊貿易額不是很高，但卻具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中方始終占有較大的貿易順差。以九十年代淘金高峰中國海關1998年統計數字為例，中匈貿易額為4.1億美元，中方順差為3.84億美元；中捷貿易額為2.92億美元，中方順差達2.4億美元；中波兩國貿易額為8.15億美元，順差為7.03億美元；中保貿易額為4799萬美元，中方順差4490萬美元……出現上述情況的原因，一方面在於中國商品物美價廉，相當具有競爭力，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貿易順差很大部分是中國的"倒爺們"用辛勞和汗水換來的。隨著越來越多中國人的到來，問題出現了：有對中國商品質量的質疑，有日益嚴格的居留規定，要應付當地形形色色的官僚，甚至是生命受到威脅。經過最初的欣喜之後，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注意到，他們的生意越來越難做。商人們看到："以前做買賣是利潤高、銷量少，不管貨發得怎麼樣，是不會虧本的，而且都會慢慢地賣掉。現在是銷量大、但利潤薄，貨發不好就有積壓，風險非常大。"新形勢的出現，又加速了各國政府推行的收緊政策。對中國移民采取了嚴格控制，從居留延期一年縮到半年甚至三個月，警察經常隨便到中國人居住與工作地檢查，並見到中國人就查護照，無居留的當即帶走，蓋上黑章，限期離境。
“一只螞蟻”市場
在奧地利，從俄羅斯經商逃出來的華人蔡老板告訴我：他在“一只螞蟻”市場經商八年，今天中國商人在俄羅斯又重入九十年代匈牙利四虎市場的陷阱。一只螞蟻市場准確的名稱是莫斯科切爾基佐夫斯基集裝箱大市場，形成於上世紀90年代初，占地200多公頃，因地處該市東區的伊茲梅洛沃小區而又被稱為“伊茲梅洛沃市場”，中國人習慣按諧音叫“一只螞蟻”市場，或統稱“大市場”。這裡是莫斯科乃至歐洲最大的服裝鞋帽等日用品批發市場。在這裡經營謀生的主要是中國人、越南人、土耳其人和獨聯體國家的人，至少有20萬各國商人在那裡從事商業活動。參與整個大市場管理經營的俄羅斯和外國公司有20多家，大多背景復雜，有黑社會摻雜。其中最大的管理公司就是俄億萬富豪捷爾曼·伊茲梅洛夫旗下的ACT集團，“灰色清關”正是伊斯梅洛夫吸引大量國外商品進入俄羅斯，積累財富的重要手段。蘇聯解體之初，俄羅斯急需進口大量便宜貨品。鑒於俄海關清關手續繁瑣，關稅混亂，為鼓勵進口，簡化海關手續，俄羅斯海關委員會允許清關公司為貨主代辦進口業務。這些公司與海關官員聯手，以低於法定關稅水平的價錢將貨物運入俄羅斯市場。清關公司將貨櫃清出關後就拉到商人指定的倉庫，但是不出具任何單據證明。後來，此清關方式被推廣到海運、鐵運和汽運，統稱為“灰色清關”。
伊茲梅洛沃市場的整治行動是俄羅斯政府加強管理能力的一個重要表現，打擊寡頭伊斯梅洛夫也是其目標之一。俄羅斯黑幫公司控制著在大大小小的市場，俄內務部的一份秘密資料顯示，全聯邦主體十分之一在黑幫控制下，他們所控制的“影子經濟”已經占全俄羅斯經濟總量的20%-25%，已經威脅到俄羅斯國家安全。包括盤踞在著名露天批發市場‘一只螞蟻’市場的黑幫。包下市場的黑幫公司將改裝的集裝箱攤位高價轉賣給租戶。“原來不到一萬美金的攤位，經過多年炒賣，已經狂飆到約15萬美金”。僅此市場有數萬個攤位，計算下來，每年有上百億美金的“黑金”流向了黑幫的腰包。俄羅斯杜馬安全委員會副主席格裡山可夫說，蘇聯解體後，黑幫在俄羅斯像花兒一樣怒放。舉二例：2005年3月12日,俄稅務警察將中國溫州20家出口企業鞋子強行拉走，達100多個集裝箱，價值8000余萬元人民幣。2008年9月11日，俄總檢察院偵查委員會突然對該市場采取強制行動，共查封集裝箱約6000個，重量約10萬噸，貨物總價值約20億美元。其中也有大批中國商人貨物。該市場經常抓幾百中國商人，鎖在警察局的鐵籠子裡，“喊到誰的名字誰去交錢”。不肯交錢的被警官拿出手槍威脅，最後商人建議說，不如每天固定給警察交保護費 。官商腐敗、內外勾結造成俄羅斯普京總統與莫斯科市長都下令嚴查該市場，據說涉案金額高達2000萬美元以上，牽涉人員分布在俄聯邦調查局、內務部、總檢察院、海關總局等各強力部門。
在與東歐新移民交談中，不少頭腦清醒的商人深有體會地說：外國政府整肅市場的行為，不能說是針對中國商人的，而中國商人最不應該的是把從國內市場風行的那種不誠信，騙、假行為那一套理所當然帶到東歐來。中國商人在這裡的影響是正反兩方面的，一則給當地帶來了廉價商品，二則讓當地人認為中國就是出次品爛貨的地方，三則中國人的吃苦耐勞刺痛了這些懶散的民族。蔡先生感嘆說：中國商人只知掙錢不知承擔社會責任，不懂得捐錢，不知道錢的社會價值，中國商人應正當合法經營，融入主流社會，承擔社會義務，這才是現今要做的。
自在自然
在東歐，我發現城市星期天商店都關門，街上冷靜人少，都開車到鄉下去了，路上車輛頂部到處能看到被固牢的自行車。他們追求生活質量習慣享受生活，休息日追尋回歸大自然，喜歡騎車運動鍛煉。在東歐習慣在飯店與小超市加班加點的只有從中國來的大陸人。歐洲人渡假就選一個地方，住下後會靜心追求質量慢慢享受生活。
在斯洛伐克，許多小村莊散落在狹長的山谷裡面，馬兒和羊群悠閑地吃草。參觀那傳統風格的村莊，聽聽他們的音樂與民謠，品味他們的特色食品，使人有一種返璞歸真的感覺。斯洛伐克有歐洲所有別的國家所擁有的旅游資源，雖沒海，但是它的湖泊卻非常美麗。在樹林的環抱中，碧綠的湖水倒映著遠山和近處的山間別墅，湖中閑蕩著天鵝、野鴨，宛如一副經典的美麗油畫。清新的空氣，滿眼的綠色，讓人流連忘返。斯洛伐克的民風純樸，不論是城市還是鄉村，老百姓見到外來的客人，都會熱情迎接。
在去奧地利路上，我們在斯洛文尼亞某小鎮參觀一年一度的集市，小鎮很小，圍繞廣場中心，前後左右每條街道都擺滿了攤位，有的是開著旅行車來擺攤的，大多是來自外鄉的人來湊熱鬧。集市主要展銷以手工木制品為主的各類家具或工藝品，樸實的家庭用具，純手工制品。街上迎面走來一群又一群穿著民族服裝的人，一路彈彈唱唱的，節日的氣氛很濃重。露天酒吧生意很好，旁邊烤肉攤炊煙裊裊，來趕集的人可以不買東西，但一定會來喝上一杯當地釀成的啤酒花，投入這樣熱鬧的氣氛。導游告訴我們：斯洛文尼亞人的教育文化相當發達，基本上都受過非常良好的教育。你們不用怕趕集人多雜亂，擔心錢包，這國家的治安非常好，是一個犯罪率極低的國家。我想起來前在網站看到美國《讀者文摘》雜志，在全球32座城市進行一項考驗城市居民誠實度的測試，測試結果發現，最誠實的居民來自測試中最小的城市——斯洛文尼亞的首都盧布爾雅那。在這座只有26.7萬人口的小城裡，丟失的30部手機當中有29部最終物歸原主。
廣場文化在歐洲很盛行，東歐許多著名城市往往建在河邊上，而城市中心一定有一個寬闊的廣場，廣場四周都是漂亮的古建築，廣場中央必有雄壯的名人雕塑像和華美的泉水池。每逢周末和節日廣場上擠滿人，有各種各樣民間表演、演唱、宗教與慈善等集會。一天結束人散後，不會留下一堆垃圾，這種自覺文明的習慣與大陸中國人完全不同。
東歐人對環保的意識遠比中國人強，生活環境整潔沒有一點拉圾，社區馬路上拉圾筒分類清楚。雖然歐洲工業化早已完成，現在環境污染很少，自然生態良好，可是歐洲人保護自然環境意識還是很強烈自覺。在東歐一路上就我看到二點足以證明，一個是到處能看到風力發電；到處能看到人們在新修建的自行車道上行駛。
漫長的“民主私有化”
在捷克導游幫我介紹一位華籍學者黃先生見面，他曾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大學，在當地大學教書，現在退職做翻譯寫書工作。黃先生告訴我一些東歐人生活現狀：捷克交通很方便，平均每戶家庭1—2輛汽車，人均工資在2萬克朗（6—7千人民幣），每月吃花費大約在2—3千、住房4千。青年18歲學校畢業如找不到工作，可以找政府領失業金。東歐教育是全免，十三年制（小學6年中學7年）加四年大學。東歐教育方式普遍學英美，注重培養獨立性，提倡愉快學習，不強求做聽老師話的好學生和聽父母話的乖孩子。東歐孩子從小接觸政治，接受公民權和自由民主化的教育，中學生就開始對政論評頭論足，大學生基本上就會叮著政治人物的竟選綱領，發表自己不同聲音和看法。而東歐政治人物為了報答選民，常為社區建造一些公共設施，籌款建獎學金與慈善基金。東歐老人基本上六十歲退休，每月政府發退休金平均也在二萬克朗左右，到死為止，醫療保險免費。
東歐解體後，各國都經歷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漫長過程。在制定法規、私有化、控制價格、取消對外貿易的管制法令和通貨自由兌換方面，都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宏觀經濟發展也正逐漸穩定。東歐許多國家比俄羅斯發展要快，船小好調頭，它們基本上私有化，原有的國有化都賣掉。像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拉伐尼亞等國，貧富差距都不大，政府主要采用調節稅來控制，富人最高交稅要達60%，但他們不在乎。東歐人開始學習西歐與北歐，加強自覺納稅意識，因為體制的改變，讓他們看到：交給政府的稅金有監督、公開化、有回報，不像過去一筆糊塗賬，錢用那裡去都不知？因為納稅有明顯回報，他們習慣捐錢，可以抵稅。
黃先生說：東歐各國的“私有化”無不經過一個利益有關各方反復討價還價的“分家談判”過程，工會、農會、商會、左派、右派、中派、國企、私企、外企、控股者、中小股東，……無不直接結社或通過政黨代理人提出訴求。不僅私有化立法要經過左右派爭論、議會辯論乃至全民公決，立法之後私有化的具體實施也十分復雜。許多企業的私有化談判經年累月，尤其是與工會的談判更為艱巨。他們的“民主私有化”雖然“交易費用”大，私有化不管成效如何，基本上都是在各自不同的國情下，各利益有關方面討價還價反復博弈的結果，並不只是意識形態的產物。
在中國有人評價：東歐的轉軌是“激進”的“休克療法”，甚至攻擊東歐“自由主義罪該萬死”。反過來稱贊中國的改革則是“漸進”的，讓“大家長”（政府）管著好，一黨專制具有比東歐民主化更有“效率”的優越性。事實上中國改革三十年整個的過程是以鐵腕方式隨意處置公共資產，中國采取的所謂“漸進改革”表面短期內增長比較快，但隱藏與結累了許多問題與矛盾，將來可能會發生很多問題。如果有個什麼風吹草動，改革由於‘公正性危機’而翻船的可能性，比東歐要大得多！東歐各國采取徹底的自由化道路，現在雖然付出了代價，但是從長遠看，將來會得益。黃又分析：今天東西歐成了貧賤夫妻。主要是歐盟東擴，勢如破竹。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是‘錢’，整個顏色革命不費一兵一卒，就把幾個前蘇聯加盟國搞定，用的其實也是錢。顏色革命幾乎是明買明賣，大量西方投資湧入，西歐以‘銀彈’進軍，其實也是利己利人。東歐經濟底子差，加上遺留下的社會主義制度陰影作用，西方流入資金，在官僚系統中花個干干淨淨，如今西歐大國水深火熱，東歐各國也成了貧賤夫妻。今天東歐總共欠西歐1.7萬億美金的外債，超過本地區2008年gdp的總和，而且是短期債券，今年就要還4千億美金，相當於總產值的三分之一。一場世界級金融危機，讓東歐各國嘗到苦頭。一夜之間十幾年的經濟改革成果付之流水，解體後東歐各國頭腦發熱，紛紛向西方信貸，並無節制擴張，欠下巨額外債，財政嚴重赤字，今天外資逃離，貨幣貶值，老百姓倒霉。危機對華人同樣影響大，餐飲業、批發商都受嚴重衝擊。幸虧東歐人學西歐，改革開放後建立了完善良好高福利保障體系，否則人民將很慘。這次全球金融經濟危機，使整個歐洲正在步入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但同富裕的西歐相比，中東歐各國在應對這次危機時處於更加弱勢的地位。這些脆弱國家不僅僅是經濟發展處於危險之中，甚至還有他們的政局穩定。沒有人希望上世紀30年代的夢魘再次上演。危險如此之大，所以歐盟各國領導人一致認為現在是“非常國際危機”。贊同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資金資源加倍至5000億美元，用以幫助應對中東歐國家所面臨的危機。東歐雖然取得了一定成績，但還面臨眾多問題，產業結構不合理，管理機制落後，法制不健全等深層次問題突出，要理順經濟生活中的這些關系絕非易事。正因為如此，東歐的經濟恢復之路沒有像人們想像的那樣通暢。但人們有理由相信，隨著外部政治、經濟環境的改善，中東歐國家會逐漸找到感覺。東歐六國行讓我感觸較深的另一件事是過境，我走了五十多國家，對過境一直很留意，因為過境前後過程中往往麻煩，也能反映出不同國家的差異和不同文化風俗。但我完全想不到東歐過境輕而易舉，穿越六國沒有下車檢查一下，沒有看到一個邊防人員。如果不是導游告訴我們，這裡曾是邊防海關與檢查站，誰都想不到一眨眼自巳巳出國到了別一個國家。記得早幾年我去歐洲，盡管歐盟國家間進出方便，可是多少總有形式上的關卡海關，今天幾乎無影無蹤。這正是歐盟共同體的先進成熟標志，不需要邊防警察，自由往來，充分表現現代社會的文明、富裕和諧。更讓我體會深刻的是今天的東歐幾乎與西歐看不出明顯的差異，包括建築、環境、人文等等……。歐盟無國界，為東歐提供了良好的環境，與國民素質的提高。東歐拚命在學習慕仿西歐，特別在社會法制與福利保障體系上花了很大待價，換來的是走向成熟，逐漸縮小了與西歐文明法制社會的差距。而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離歐洲的文明程度差距還是很遠，就拿一個簡單的道德標准“誠信”來說，我看不是幾十年，甚至有上百年的差距。問題的根本在於我們的改革僅局限於經濟，就好像一個人穿著有錢的外表，內心素質沒變一樣。
我們團中有不少離退休的共產黨干部，特別是寶鋼集團與上海鐵路局知識分子干部都去過歐洲許多國家，甚至在改革開放前夕為引進技術就來過德國學習考察，個別人七十年代末還到過東德與捷克，東歐情況他們略有所知。我與他們交談後才知，畢竟是中國知識分子還是有共同語言。我發現，他們的“東歐行”在內心裡多少想解一個結，昔日的共產主義兄弟國今天究竟怎麼樣？東歐變天是好還是壞？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與他們比究竟誰走的更對？我知道他們內心非常矛盾與痛苦。從他們一路親眼目睹走來，不斷贊嘆的簡單評語中，“不錯！真不錯！東西歐看不出差別！”仿佛找到答案：這裡良好的生存環境、富裕和諧的生活、自由民主化社會，才應該是我們學習追求的目標。
東歐之行結束的路上，他們個別人也願意與我這個有獨立思考的人，在共產意識形態問題上作深入探討。首先我與他們對“改革開放”有不同解讀，我認為改革開放必須兩條腿走路，像東歐一樣經濟與政治同步走。‘改革’就是‘改錯’，改建國後一系列“反右”、“大躍進”、“文革”等等政治上根本性重大錯誤。‘開放’就是‘解放’出長期束縛在中國人民的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條條框框的牢籠。光走經濟建設這條路僅僅只能帶來表面上的繁榮與富裕，不能從本質上解決國家、民族、人民長期遺留下的問題。‘改革開放’說白了，就是要否定這些長期誤導中國人民的思想理論。我認為今天改革重點應該是政治程面，對像就是過去錯誤的毛式社會主義。
他們告訴我：東歐解體開放前，也是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吃大禍飯，生活與用品按計劃供應。國家物資奇缺，當然也沒有民主與自由化，開放前官僚主義與腐敗同樣存在，老百姓敢怒不敢言。解體前在匈牙利人民眼中，電冰箱、電視機、各種家用電器都是小資產階級的奢侈品，而今天它已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普通不過的用具。中國盡管比東歐先一步改革開放，但我們沒有他們徹底，我們僅僅跨出經濟體制改革這條腿，也取得了自認為的輝煌成就。我們至今沒有像東歐一樣跨出另一條政治體制改革的腿。這缺一腿蹺腳式的改革，已經造成不良後果。
有人說：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看得到的金字塔和看不到的黑箱，改革三十年，經濟利益己經在黨的策劃和主持下重新進行了分配，財富的占有和權力的占有成正比。無權的農民和農民工及城市下崗工人，以肉身構築財富與權力的金字塔。這在不久將來是要付出代價的？東歐就是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