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山西大同，家離雲崗石窟大約20華裡。記憶中的雲崗石窟除了一些老舊的照片的提醒，是和一個故事連在一起的。那年我7歲，和弟弟妹妹在雲崗石窟的最大的佛像前游玩，父母和叔叔阿姨們在不遠的地方聊天。這地方，對於我們簡直太熟悉了，熟悉得已經失去了再次仔細參觀的興趣。
那年還是四人幫剛剛粉碎沒幾個年頭，改革開放還沒開始呢，卻也有一些外國游人也在附近游覽著。
我們幾個小朋友玩得開心，笑聲吸引來了一個人，他彎下腰，對我們嘰裡咕嚕地說著我們聽不懂的話，並把相機對著我們比畫著。母親和阿姨過來了，那人撇下我們，和母親說著什麼，母親也是一臉的茫然，只是看著他那張和我們沒什麼區別的臉。
那人急了，想了半天，掏出紙和筆，以另一種方式和母親交流。母親看著他寫的東西，支離破碎的偏旁部首是什麼意思她不懂，可少數完整的漢字已經能讓她了解到那人的意思。原來他是覺得我們幾個小孩天真可愛，要給我們拍幾張照片。
於是我們幾個小朋友就站在了一起，他又拉來了一個我們不認識的小姑娘和我們一起。照片拍好，他要媽媽留下地址，說會把照片寄給我們的。母親留下了地址。
過了很多個日子，大家都淡忘了這件事。有一天，一封發自日本的信到了父親的手裡。可信在到父親的手上之前，就已經被拆開了。父親還因此受到組織的調查，問父親和這日本人有什麼關系和往來。
本來一件讓人高興的事情就這樣被弄得非常不愉快，甚至引起了父母的爭執。父親認為母親不應該留地址給這日本人的，母親說她怎麼知道會惹出這麼多的麻煩。盡管信中那個叫河西清光的日本人說希望能和我們保持聯系，父母都沒了回信給他的興致和勇氣。
這是我第一次和外國人打交道。十幾年後，由於專業的關系，我就經常和老外打交道。雖說再沒了父母當年的煩惱，可我依舊不自覺地謹慎小心。
前幾年，有機會重回我的出生地——大同，我當然又去了雲崗石窟。那裡的大佛沒什麼太的的變化，只是風化了一些。游人多了很多，一批批的中外游客來往著。有幾個小孩子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們正被一個外國人拍照，他們的父親，一個說著不大流利卻也正確的男子正和老外交流，我看見他留下了地址。希望他的孩子的記憶中的雲崗石窟沒有我那樣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