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英俊帥氣的瑞典皇宮衛兵；不是設計精美的宜家產品；不是偉岸威武的瓦薩號沉船；不是斯德哥爾摩市政廳裡金碧輝煌的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不是梅拉倫湖的旖旎風光；甚至也不是瑞典前首相奧洛夫·帕爾梅（1986年）、瑞典外交大臣安娜·林德（2003年）先後遇刺身亡的悲劇。盡管這種負面新聞所透露出來的瑞典領導人的日常生活平民化的正面信息令我們這樣一個長期封閉、官本位充斥社會各層面的國度大為驚異。
在斯德哥爾摩，讓我感動的是一位普通的華人女導游。或者說的更准確點，是她講述的在國人的正統觀念看來難以理解和同情的家事。
她是我們一行人參觀市政廳時的地陪，矮矮的個子，十分隨意的衣著，微微發福的身材，一口地道的廣式普通話，實在是貌不出眾。沒想到接下來在談到大陸來的形形色色旅游團的不文明舉動時，她語速加快，話鋒一轉————
“我的老家在天津，爸爸是個海員，跑遍了世界各地，見識了各個國家的風土人情。他很早就對國內的局勢不放心。1949年前，他把家遷到了香港。後來中英協議歸還香港，我們又一次舉家移民到瑞典。這裡不像大陸，國王對老百姓好，大家平等相愛，生活的非常幸福美滿。我們當年走對了路。。。。。”
五月初的北歐，春風才剛剛露頭。在略有寒意的斯德哥爾摩街頭，聆聽到這種平素難得與聞的異端見解，實在是如雷灌耳。
西漢·戴聖的《禮記·檀弓下》曾經給後人講述了“苛政猛於虎”的故事。而這位女導游父女兩代人半個世紀內兩次遷徙的故事，其內涵可能更加豐富。
從她本人中年仍兼職當導游的身份看，從其父跑船的經歷看，她的家庭大約不屬於達官巨賈、軍警憲特之列，不是通常意義的“階級敵人”，也不可能如傳統教育認定的，她們一定對“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充滿刻骨仇恨”。她們像《望鄉》中的阿歧婆那樣，執著地背向自己曾經眷戀過的故國，遺棄的應是肆虐其中的戰亂、紛爭、貧窮、困苦；她們堅定地面向一個嶄新的但又陌生的樂土，他們企盼的必定是一個富裕、平等、和諧、文明的新世界。
由於近代以來的積貧積弱，從明清以降，不管統治者如何橫加干預，國人大規模的海外移民從未止步。但是，像這位女導游一家，在兩次社會轉變關口，毅然選擇漸行漸遠的故事令人深思。我們的編劇、導演們早已習慣了“欣逢盛世、天子聖明”之類的阿諛逢迎套路。他們總是習慣性的把改革開放、興辦特區等舉措當成個別領導人的個人意志來頌揚。下一次，當他們准備再次吟唱“春天的故事”的時候，不妨請多聽聽類似的斯德哥爾摩的春天的故事，認真想一想，中國如果不走這條歷史的必由之路，人民答不答應？當人們大規模用腳投票的時候，倒行逆施還能維持多久？是人民的要求、人民的意志、人民的願景、人民的選擇推動了歷史，還是其他什麼更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