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的老家叫東溝
那一次是參加馬背軍刀和山蠅組織的自虐活動，爬完山順著小徑往下走的時候，領著小隊伍打頭陣的這兩伙計忽然就停住了，松散地跟在後面的幾位美眉只見他們半蹲在路邊，饒有興致地盯著什麼在看，手中比比劃劃的，臉上閃著興奮的光芒。一直到拉在後面的幾個人都跟上來，他們還在看。我們幾個也忍不住圍上去湊熱鬧，想看看到底是什麼好玩的東東弄得他們那麼興致勃勃，走近了一看，原來是兩頭豬。
我也盯著那豬看了一陣子，卻沒看出那豬和普通的豬有什麼區別，好生納悶兒，問道：不就是豬嗎？有啥值得那麼細瞧的啊？不會是來歷不凡的克隆豬吧？！旁邊的阿雪就說：他們從小到大就沒見過豬，當然覺得稀罕了！我這才恍然大悟，哈哈，原來他們都是只吃過豬肉沒見過豬跑！這一幫子人除了我和阿雪，就都是在滋潤的北京城長大的，一個個白白淨淨皎皎嫩嫩，典型北京人的氣質；好幾個七十年代後半段兒生的，要是家裡沒有農村的親戚，那豬啊羊啊的也就恐怕只在電視裡見過了！他們只在電視裡見過豬，和我只在電視裡見過南極的企鵝一樣，見到實物難免新奇興奮了！畢竟是一群童心未泯的大孩子啊。
那時候，我就想，哪天要寫寫爸爸的老家，一個叫東溝的村莊，在那裡我耗掉了從小到大的無數個寒暑假，至今還有些七大表哥八大堂姐的親戚生活在那裡。在那樣的村莊裡泡大的我，當然看著看豬稀罕的人稀罕了。別說見過豬跑，養豬喂豬殺豬甚至豬生病豬下崽兒，哪有我沒看夠的呀。
（一）
東溝是一個七十年代初人口大約300多的小村莊。我的祖父曾經是那裡的村長，據說是位儒雅善良有學問而受人尊敬的人，只是我從沒有見過他，因為在我還沒有出生的時候，他就於六十年代初著名的“三年困難時期”因貧病交加而離開了人世。爺爺和奶奶都分別是在他們十幾歲的時候從朝鮮半島來到當時還沒有界定為中國國境的豆滿江以西的，爺爺是在1908年，奶奶是在1920年左右。後來他們成家定居的東溝等地就歷經日、俄、偽滿洲統治等歷史與政治的變遷，成了新中國的吉林省境內，那裡的居民按照自願原則大部分加入中國國籍，成了中國境內的朝鮮族人，少數人仍然保留著朝鮮國籍。
爺爺奶奶育有三男二女，父親排行老四，是最小的兒子。東溝那村莊別看小，朝鮮戰爭的時候竟出了30多名烈士，幾乎每家每戶都有個兒子陣亡，有的人家上前線的兒子甚至不只一個，生還的寥寥無幾。朝鮮戰爭的時候，中國人民志願軍當中朝鮮族人有大約一萬人，絕大部分都陣亡了。我的大伯父就犧牲於朝鮮戰爭，卻不是以志願軍的身份，而是以朝鮮人民軍的身份。
我無意評說歷史與政治，卻永遠詛咒為了一己的貪婪與獸性而肆意發動戰爭、制造人間慘劇的肮髒殘忍虛偽的政客與政府。古今中外有史以來，多少無辜的生命僅僅為了個別統治者膨脹的野心與利欲就成了人類自相殘殺的游戲中的冤魂？“醉臥疆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不要對我說什麼愛國主義不愛國主義的吧，除了少數高官厚祿的人借助戰爭而為自己的人生增添了光環外，有誰還記得那些被當作能動的武器抑或只是武器的一部分而被活活葬送了血肉之軀的大部分中層以下的官兵？歷次戰爭中生還的人又有幾人後半輩子得到了妥善的安置？尤其是那些傷殘者！而那些失去了親子的家屬們又有誰曾經過問過嗎？！
大伯父在東溝長大，十六歲到黑龍江打工時被日本兵抓去強征入伍，送往前線的途中冒死逃跑，九死一生徒步回到了東溝。日本投降後，十七歲的大伯父考入當時的東北人民軍政大學，以第二期學員的身份畢業。當時的吉林分校第二期學員約300名中絕大多數為朝鮮族，其中半數以上人畢業後受金日成政府的邀請到了朝鮮。大伯父就是這樣去的朝鮮，1947年到朝鮮後進入新義州軍官大學學習，畢業後就職於某炮兵部隊。1950年，二十二歲的大伯父已是上尉軍銜，指揮著某炮兵部隊投入朝鮮戰爭，打響戰役一個多月後與家中失去通信聯絡，直到戰爭結束音信杳無。祖父生前多方打聽大伯父的下落，未果；祖父去世後，父親繼續艱苦的尋找，終於於1975年得到一紙公函，認定大伯父為陣亡烈士。
除了大伯父，祖父一家其他人的生活也都或多或少受到過戰爭的影響。二伯父也在東溝長大，大學畢業後在黑龍江的密山某兵工廠工作；珍寶島戰役前後，兵工廠內遷至遼寧省凌源縣，二伯父一家從此定居在遼寧。父親大學期間，226部隊醫院成為珍寶島戰役的後方醫院，父親響應黨的號召為傷病員無償獻血，正值三年困難時期，由於輸血後嚴重營養不足而患上肺結核，差一點就休了學。排行最大的大姑母則是日本侵略軍的受害人，由於從小學就接受殖民地教育而講得一口流利的日語，對日本殖民者的窮凶極惡刻毒至今記憶猶新。
東溝整個村子都是朝鮮人，很多戶人家的身世都與祖父家頗有雷同。也許是因為經歷過戰爭的磨難，那村莊民風很是淳樸，七十年代的農村生活頗為艱苦，印像中那裡卻洋溢著和平年代的安康氣息，村民們彼此相處和睦，文化大革命的風浪也沒有滲透到那個角落裡。父親的親兄弟姐妹早都離開了那個地方，奶奶也隨父親和我們一起生活，我小時候那裡的親戚們其實是父親的堂兄弟姐妹，他們卻一直與父親的兄弟們來往如親兄弟。我們小孩子當然不懂得什麼血緣的遠近，反正去那裡他們都對我們很好，也就樂得年年去玩、年年去吃一陣子難得的大米飯。
（二）
記得我們最常去的是大堂伯父家。大堂伯父雖然輩分上是我們的伯父，歲數卻相當於我們的爺爺輩，對我們也像爺爺對孫子孫女“隔輩親”似的疼愛有加。大伯家是典型的白灰牆草屋頂的朝鮮式農舍，屋檐下總有三兩個燕子壘的巢，由於那燕巢往往是口兒小肚子大的半個葫蘆狀，我小時候就以為燕子是以那個小小的巢為通道進而鑽入房頂，占據著整個三角形房頂的巨大空間。屋檐下有好幾道門，直接通往各個房間，也代替了窗子兼備采光功能，不像漢族人家的房子屋與屋之間以走廊相通。冬天的時候，門的兩邊總會掛著編成一兩米長大串兒的干紅辣椒、干苞米棒子、干大蒜頭、干苦姑鳥什麼的，那苦姑鳥則是專門給我們這些走親戚的孩子們留的。
到了東溝，一整個寒假就可以吃大米飯。那時候城鎮裡窮啊，大米是按每人每月二斤供應的，有老人和嬰兒的家庭略微多一些，普通人家有錢也沒地方多買大米，何況也沒錢。菜嘛大抵還是和城裡一樣的白菜蘿蔔土豆老三樣，卻偶爾可以吃到山兔子、烤麻雀什麼的葷腥，還可以經常吃到自家發的黃豆芽，平日裡還有零食 — 炒黃豆，或者爆米花。不過即使沒有那些花樣，光是能吃到不摻粗糧的白米飯就已經很讓我們覺得幸福無邊了。
過年的時候，要是在東溝，當然就吃得更好了。往往會殺豬，一大家子包括左鄰右舍在內，都美美地連吃好多天肉湯。在東溝，誰家殺豬都不會光自己家吃的，總要送一些給前院後院左右鄰舍的人家分享，送多少當然看平日的交情，可是再少也得有個三四斤，當然不過秤了，就憑感覺割一塊兒用個瓷盆兒端著就給鄰居送去，送完回來還拿那個瓷盆兒端下一塊兒肉送給另一戶人家。殺完豬要用豬腸灌制米腸，把豬腸子清洗干淨，在豬血裡和上江米、配上拔蒿之類的香料灌進豬腸，再把腸用白線系上口，蒸熟了切成一小段兒一小段兒，蘸著蒜醬吃。這米腸稱得上是朝鮮人的風味食品了，因為漢族人也吃灌腸，腸裡面灌的卻全是豬血，叫作血腸，我吃過，很腥吃不慣，感覺沒有從小吃到大的米腸好吃。
年節的時候，或逢喜事花甲壽慶，自家做的豆腐也是不可多得的美味。那時候農村好像家家都有一具磨盤。自家制作豆腐的全過程，我在東溝看了很多遍，以至於到現在我都很熟悉做豆腐的工序。有時候，大人們做豆腐，我會執意要求在旁邊幫忙，能做的無非是用湯勺兒舀泡好的黃豆添到磨石的漏孔裡，磨盤每轉一圈兒就加一勺兒黃豆。等豆子磨好了，就會先煮上一大鍋豆漿，一大家子人先每人喝上一大碗香香濃濃的加了白糖的甜豆漿，那絕對是不折不扣的綠色食品。
在東溝最開心的莫過於趕上誰家的婚禮或還甲大壽了。那時候親戚也多，印像中好像每年都有人家有類似的大典。准備婚宴或壽筵是個很復雜的過程，需要好多親戚們湊在一起忙乎個一兩月的。婚禮和賀壽都是按照朝鮮人的傳統風俗舉行的，從儀式、日期、服裝、彩禮到吃的用的，樣樣也少不得精心的籌劃。直到現在，農村的婚禮仍然沿襲著傳統的習俗，城裡卻漸漸走了樣兒，變成了朝、漢、西洋三結合的大雜燴兒。我們這些孩子們，就管不了那麼多了，只顧眼睛盯著好吃的就成了。
朝鮮人的婚禮上，新郎和新娘是要分別單獨享受一個宴桌的。新郎桌上的佳肴要由新娘家備齊，新娘桌上的則要新郎家配制。數典忘祖的我是記不得那麼些規矩習俗繁文縟節的，我自己的婚禮也是因為嫁了個漢族而任隨了婆婆公公的擺布，所以到了現在對自己民族的傳統婚禮就完全沒有了成體統的知識。唯一記得的就是那些如今和全世界的美味佳肴一樣並非只有隆重禮宴時才吃得到的特色飲食。印像中，我那些東溝的大娘大姑大姐們個個都是勤勞賢慧又擅長制作傳統美食的能家好手。
打糕、月亮糕、松糕和發糕是朝鮮人傳統婚壽宴上四樣少不得的主食。現在滿大街都賣的打糕是機器軋出來的，口感和柔韌度遠遠不如手工打出來的好。手工制作的打糕是要先把江米蒸成不精不糙口感適中的飯，再把那些飯放入巨大的原木做成的兩邊開口的槽，再拿木頭制成的大圓錘打成的。男人用錘子打飯，女人就坐在槽邊翻，像和面似的，以免那飯從槽開口的兩頭向外溢出。男人的木錘抬起的瞬間，女人的手就落到槽中翻一下；男人的木錘落下的剎那，女人的手早已縮回到了放在一邊的水盆中，在水盆中蘸一下手，以免打糕太粘翻的時候把手粘住；等男人的木錘離開槽，女人的手又及時地伸入槽中。錘起手落，錘落手出，極為默契、和諧而有節奏。往往一次做很多打糕時，會有兩個男人同時站在木槽的兩頭，用兩把木錘你一下我一下地打打糕，女人的手就要掌握兩把錘子都抬起的間隙，趁機去翻騰那變成打糕過程中的米飯團，三個人的配合也自成流水，從無閃失。我小時候就在旁邊痴痴地看大人們做打糕，內心裡總要從最初提心吊膽地擔心女人的手會萬一被木錘砸著、到最後總是納悶兒那些女人的手何以那麼機智靈巧，末了兀自暗暗地驚嘆一番。
江米飯做成了打糕，可以在常溫下十多天都不變壞。如果天冷，可以凍起來保管一整個冬天。打糕是要蘸著又細又干的紅豆沙吃的，那豆沙和漢族人做豆沙包的豆沙不完全一樣，主要區別在水分和糖分的多少上。豆沙包的豆沙是細膩而濡濕的，有很多的糖分；蘸打糕的豆沙卻不能放太多的水和糖，那樣豆沙凝成一團兒就不容易附著在打糕上；如果水放得太少，豆沙又容易干成一盤散沙狀，所以那水分和糖分都要不多不少恰到好處，個中的道理想來和漢族人做菜講究火候是一樣的。
月亮糕是把江米粉兌上適量的水蒸成粘粘的糕狀，再把那粘糕像擀刀削面皮一樣捻成大大的薄皮，然後用圓形的玻璃杯口切成一個一個的圓形糕皮，最後包上配好的豆沙餡兒，輕輕地一合就成了圓潤的半月形，那粘糕皮千萬不能像包餃子似的使勁捏合。做月亮糕的豆沙餡兒裡糖分和水分比蘸打糕的豆沙要多，和豆沙包的餡兒很接近，口感也基本一致。
松糕是用大米粉蒸出來的，是豆沙與米粉相間的三層，最上面也是撒了一層豆沙，蒸出來是和鍋一樣大小的一整塊，用刀子豎切成一片片方型，再盛出來。做松糕的豆沙放很少的糖，水分也特別少。做松糕是先把大米粉均勻地攤開在罩簾布上，約有兩公分左右厚，再一把把抓著豆沙撒上大約一公分厚的一層；再往上鋪一層大米粉，然後又是一層豆沙，這樣一共是三層，切出來的松糕是七八公分高的紅白相間的三層方塊片。蒸的過程中水汽會上騰，把豆沙和大米粉粘合在一起，吃起來口感蓬松細柔。
發糕也是用大米粉做的，其制作原理和方法與饅頭相似，個頭卻比饅頭小了許多，配料也是大米粉而不是麥面粉。先把大米粉發酵，再蒸成玻璃杯口大小的圓形，最後往做好的雪白晶瑩的發糕上一一地點三五粒兒彩色的芝麻，看起來玲瓏剔透、吃起來略甜微酸。我小時候最開心的就是纏在奶奶或者大娘身邊，看著他們往發糕上點芝麻，點好了芝麻就把發糕整整齊齊地碼到一個巨大的盆裡，我呢就從中挑那芝麻點得最好看的，用手一指說“要那個”，奶奶或大娘就把我要的那一個拿給我吃，吃完了我就再挑再指，就這樣沒完沒了地吃，一直到媽媽不知從哪兒走過來喝斥我妨礙大人干活，我極其不情願地離開，肚子其實已經撐得圓圓的了。
所有這些糕點的制作我其實都只是在大人旁邊看過一個大概，真要讓我動手做，我只有逃跑的份兒。如今東溝的大伯大娘大姑們差不多都已作古，我們這一輩兒人也大多到四方各謀生路去了，生活方式一代比一代大相徑庭，東溝就越來越難得一去了。吃到記憶中那些由親戚們手工制作的雪白可人的糕點，真的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新郎新娘的喜桌除了這些傳統的糕點外，還少不了一只燒熟的大公雞，脖子用筷子支撐著，頭顱高高地昂起。還有各種水果、菜肴，要分門別類擺上滿滿一個五六張長桌拼起來的大長桌，而且要往上壘個幾十公分，碼得越高越多越好。那些食物其實都是擺樣子的，新郎新娘真正吃的是埋了雞蛋的米飯。一對新人要合吃那碗飯，新郎則要負責以最快速度用筷子把飯裡埋藏的雞蛋找出來，大概寓意是早生貴子或者早日挖財進寶之類的吧。從喜桌上撤下來的食物據說是沾了喜氣福氣的，要分門別類裝到各種容器裡，再每樣一點打成無數小包，分送給參加完婚禮離去的人，類似漢族人送參加喜筵的客人包著喜糖喜煙的紅包。我們小孩子最樂得在大人們忙著撤喜桌的時候，繞在一邊討得若干水果或餅干、糖之類的零食。
老人在還甲大壽上也要享受類似的喜桌，由兒女門供奉；其規模與食品的花色和婚禮的喜桌大同小異，桌上的食品也是要分送給前來祝賀的親朋。通常那些沾著喜氣的食品不會全部都分送完，或多或少總會有剩余，那些好吃的會保存在儲物間的某處一直到很長時間之後，大人們會在高興的時候拿出來賞賜給小孩子。
我記得最得意的一次是因為和鄰居家的女婿辯論得勝，大堂姐獎勵了我一大捧不記得是誰的喜桌上撤下的餅干和玻璃紙包的糖。東溝都是朝鮮人，會說漢語的很少，我們這些在城鎮居住的孩子講得一口流利的漢語，那裡的鄉親們覺得很新奇。鄰居的女婿是在外地上班的，也是在過年才來丈人家串門兒。有一天鄰裡們聚在大堂伯家裡的時候，那個女婿就用漢語逗我，專門撿些嚇唬人或氣人的話來惹我，那時候我五歲或六歲吧，被他激得又氣又急，唇槍舌劍地與他辯論，搜腸刮肚地找話反駁，和他足足嗆嗆了半個小時，到最後小臉兒憋得通紅、淚水在眼眶裡打了好幾轉，硬挺過去了，就是沒有被嚇倒！總算堅持到那人告訴我其實他是在和我開玩笑。大伯一家人和鄉鄰們聽也聽不懂，只覺得有趣，看了半天熱鬧，最後一致誇我是堅強對敵不服輸的好孩子。
（三）
東溝的回憶就是這樣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斷。還沒上學的時候，去一次就能呆一兩個月；上了學，就差不多不是寒假就是暑假裡至少去一次，寒假去得多一些，因為夏季農忙時去了沒人照管我。細想起來，在東溝呆著的大部分時間裡，所做的也就是隨著大伯出入牛棚了，因為大伯那時是生產隊的牛倌；或者就是看著大娘熬豬食喂豬，少有的幾次是跟著當獸醫的二表哥看他給豬扎針。有時也難得地連叫帶鬧跟著二伯家的小堂哥去滑冰撬，那些堂哥表姐們最小的也比我大六七歲，都嫌我小不願意領我玩。偶爾坐在屋裡看到遠處的山路上駛過一輛罕見的機動車，就覺得那車是橫空出世的怪物，呆呆地出神半天。這些與平日不同的細節對我而言都曾經是愉快的享受，以至於至今都難以忘記。
因為這些在東溝度過的日子，我雖然在城鎮裡長大，卻覺得對農村的生活熟悉到了家。對豬牛雞呀的生活習性，也能略知個一二。有限的對自己民族風俗與傳統的知識，尤其是那些傳統食品制作方法的了解，也大多來源於那個階段的耳濡目染。和現在的孩子們說起這些，他們會把我當古董。
的的確確，像我這樣的童年，對現在的孩子們或是對在京滬這樣的大城市裡長大的年輕人而言是越來越陌生了。那些都畢竟是上一個世紀的事情了。因為這些東溝的回憶，我的生活與思維也好像注定了屬於上個世紀。也因為這些我與東溝的淵源，我這個人是注定了無論是生活在哪裡、抑或是嫁了什麼民族的男人，都徹頭徹尾從骨子裡往外從生到死是個地地道道的“高麗棒子” 。哈哈，我樂意！我就是在東溝混大的高麗棒子！
2003年2月6—8日（舊歷正月初六至初八）
於大連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