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於我是頗有淵源的，我居住過的兩個城市都在江邊，很小的時候我便經常往來其上，它似乎成了我生命裡不可或缺的某種場景，只須握住它順藤摸瓜便能清晰地找到生活的軌跡，一旦剝離，往事便如沙般從指間散落，變得破碎難尋。
小時候父母在武漢工作，我跟奶奶在上海，那時候去武漢都是坐船，沒直達的火車，逆水上去差不多要三天三夜，感覺是很遠的旅程了。後來在武漢上學，每年的寒暑假都回上海，直到在上海上了大學，依然是船來船往，這條線上我來回跑了不下三四十次了。
最初的長江客輪都叫東方紅XX號，八十年代改成了江申XX（上海港務局的船）和江漢XX（武漢港務局）。九十年代前，長江中下游城市間的交通主要是依靠船運，那時的船總是裝得滿滿的，船票也是極緊張的。我還記得每年夏天去新開河碼頭排隊買票，都是頭天晚上就去，自己帶了折疊的小凳，夜裡隊伍就拉的老長，有打牌吹牛的，或就著昏黃的路燈看書，一如上海人的乘風涼，下半夜就難熬一些，帶一點睡意，最關鍵是快天亮的時候，人已有些睜不開眼，而這時是要發號的：售票處有人出來在排隊的人手臂上用粉筆（印像中是粉筆，可現在想想粉筆寫得上去嗎）依次畫個號碼，一來可以防止有人插隊，二來也可以估算一下票的需求量。畫號的時候總是會發生些許的爭執，也驅走了沉沉的睡意。等到開門賣票的時候，每個人都精神十足的，焦慮地擔心著票的有無，同仇敵愾地指責企圖插隊的人。
到了上船的那天全家都有一種緊張的氣氛，奶奶頭天晚上就燒了菜，通常是不易變質的草醬和油煎的帶魚，是讓帶在船上吃的，船上的餐廳貴且難吃，那時候上海人坐船總是帶不少吃的，自己帶了菜去船上的餐廳買碗米飯（1角/碗）。晚上6點多的船，吃過午飯便忙碌起來：
檢查前一天已打好的行李，討論著最合理的公車換乘路線，房間裡彌漫著濃濃的別離之情，仿佛就此一去不回。及至上了船，送行的人還要隔著碼頭的柵欄頑強地搜索，一旦尋到便頻頻揮手，久不離去，弄得船上的我尷尬無措，心煩意亂。直到現在我依然拒絕送人或被送。唯有例外的一次是從武漢回上海，父親送我至船上，匆匆交待了幾句便下了船，我在船舷目送著他穿過泵船，走上江漢關碼頭長長的石階，父親的身影在高陡的台階上緩緩移動，如電影中的長鏡頭，剎那間脈脈的親情如閃電凌空而至，令我無法動彈，我這時方領會了朱自清在《背影》中的體會。父親平素對我是頗嚴厲的，我想那一刻我是真的長大了。
長江上客輪的構造幾乎是相同的：底層前半部是輪機艙，後半部是五等臥鋪，如火車中的三層鋪，且是大統艙；二層前部是三等艙，和閱覽室，後部是四等艙，船尾是第一餐廳；三層前部是二等艙和駕駛台，後面是四等艙，船尾是第二餐廳，四層是船員的宿舍。第一次上船的人面對紛雜且看似相同的樓梯通道，難免會覺得暈頭轉向。我們通常都是坐四等艙，一個艙房內6張上下鋪的床，船上最多的艙位也是四等艙。三等艙和四等差得不多，只是在房裡少了一張上下鋪的床，換成一張寫字桌和一把靠背椅，另外靠窗的地方多了一個盥洗池，好像出差的多選擇三等，可以報銷，我坐過最便宜的四等艙從武漢到上海是11元，那是在七十年代，後來漲到23，48，在八十年代後期至九十年代末的很長一段時期內，四等票價維持在80到120之間。二等艙在船上只有很少的幾間，在早期那絕對是權利的像征，是不對外售票的，必須有相當的級別才可以享受，艙門口有服務員守著，不讓閑人進入，我曾偷偷溜進去看過一眼，如賓館的標准間一樣，地上還鋪著地毯。後來漸漸也不再神秘，也對外賣票了，93年我曾留意了一下票價，不過240元。
從上海溯江而上到武漢最初須三天三夜，沿途停靠的碼頭大致有：南通，蕪湖，鎮江，南京，銅陵，貴池，馬鞍山，安慶，九江，黃石，武穴直到漢口，從漢口順江而下則快了近一天一夜。我最喜歡夏天坐船，靠在船舷上看著船頭劈開渾黃的江水，翻出犁形的白色浪花，江風撲打著身軀，驅走了溽暑，遠處岸邊的稻田閃閃地泛著亮光，依稀有帶著草帽的農人牽牛緩步其間，如一幅靜默的彩色版刻。最美是黃昏的時候，坐在船尾的欄杆上，看著劇烈翻騰的白浪在身後平靜的江面上築出一條通道，倏忽間又復歸平靜，巨大渾圓的落日靜懸在江面上，水色也如燙金般嫣紅，波光粼粼地亮眼，近岸邊的樹梢抹了淡淡的金黃，柔柔地凝重起來，那輪圓日緩緩下墜，一點點熔化在江中，而水色也愈發的艷麗。
以前船上有閱覽室，有一些翻得破舊的書，總是坐滿了人，也可借回艙房去看，租金好像是一角，把臥具牌當押金，我常去借，看的是《福爾摩斯探案》一類，後來閱覽室取消了，全換成了錄像室，放香港的武打片，生意火暴，每天都是黑壓壓的一片，半夜裡還飄蕩著肉搏時的吆喝聲。在船上唯有的一次印像深刻的看電視是82年夏天的世界杯，半決賽德國—法國，加時賽德國隊換上老將魯梅尼格後連扳兩球，反敗為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