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愁二百年
我們在土耳其的行程從伊斯坦布爾開始，也從伊斯坦布爾結束。
這個閉環式的匆匆行旅，由布爾薩到棉花堡，再到以佛所，再到帕加馬古城，然後經特洛伊古城回到伊斯坦布爾。
媚麗的秋韻惹人遐思。澄明如洗的碧空，藍中透綠的海浪，粉黛媚人的愛琴海晚霞，連同那些依山造勢的古羅馬圓形劇場，形單影只屹立於荒野的古希腊石柱們，又可以引發多少懷古的幽情？
只是在歡愉中有顧盼，在欣喜中有惶惑，在物我兩忘的情境中有期期牽掛。直到回到伊斯坦布爾，在藍色清真寺高大身影旁邊真真切切地看到她的容貌，一顆心才最終踏實下來。
不愛江山愛美人？非也。她的名字叫做---賽馬場。
如果要講到伊斯坦布爾賽馬場上空的詭異風雲，就必須先提起300多年前在它遙遠的北方鄰國奧匈帝國首都維也納城下的兩次攻防戰役。如同在中國，你要深刻認識廣州黃花崗烈士的碧血，就不得不先去虎門瞭望鴉片戰爭的烽煙。
1697年，當蘇丹穆斯塔法二世率領大8萬大軍占領貝爾格萊德、逼近維也納附近時，他並不知道奧斯曼帝國與歐洲列強500年對抗的重要轉折點已隱隱浮現。
9月11日，向山塔城堡撤退中的奧斯曼人試圖從橋上渡過提塞河，渡河到一半，歐根親王統帥的奧匈帝國軍隊突然逼近，60門大炮齊聲轟鳴，奧斯曼軍幾乎全軍覆沒，陣亡3萬余人，損失全部火炮和輜重，37位帕夏戰死，蘇丹本人丟盔棄甲，拼死外衝才幸免於難。戰爭失敗有多方面的原因，重要一點是武器裝備已明顯落後於人。戰場上的失敗，表明停滯不前的奧斯曼帝國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實際已經落後於孕育著工業革命和新社會制度的歐洲。後來有人將世紀之交的"山塔之戰"與150年後的中英"鴉片戰爭"的意義相提並論。
突厥鐵騎高歌西進的歷史進程悄然終結。一個日益走向衰落的老大帝國，現在開始嚴肅思考，如何應對一個日新月異的歐洲文明的長期挑戰。
賈誼《過秦論》中那句話說得好----“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
《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理阿諾斯先生曾經提到一位奧斯曼先賢，歷史學者
卡提比·舍勒比，指出他“發現了歐洲的知識進步與海外擴張的聯系。在他1657年臨死前出版的最後一部作品中，舍勒比警告他的人民，如果不放棄教條主義，他們將很快會‘用張得像牛眼一樣大的眼睛來看這個世界。’”由於家境貧寒，舍勒比沒有機會接受正規的高等學校教育，他也因此沒有染上奧斯曼精英階層那種典型的膚淺教條、閉目塞聽、自我膨脹的情結。在舍勒比眾多的著述中，有一本篇幅短小的海軍手冊，這是他針對1656年奧斯曼艦隊在海上遭遇一次慘敗經歷有感而發而編寫的。他在書中強調了掌握地理學和地圖測繪學的必要性。
斯塔夫理阿諾斯接著寫道----他的預見是先知先覺的。在他身後土耳其人仍然像其他非西方人一樣固守著他們的宗教蒙昧主義，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隨1683年圍攻維也納未果，奧斯曼與歐洲的關系大變，不久後的《卡洛維茲條約》開始了大片領土喪失的歷程。
帝國後期對伊斯蘭傳統的頑固堅持幾乎表現在生活的每一個方面，比如不准設立公共時鐘，以免使清真寺阿旬報時的傳統受到危害。不能穿西式服裝，穿西服似乎意味著向基督教投降。西方的建築、繪畫、家具、用品等等都被看成是異端邪物，誰企圖引進它們就一定是背棄祖宗。在所有這些對西方文化的抗拒背後有深刻的思想根源，即奧斯曼對西方的優越性。這種優越感是建築在早期軍事征服的勝利之上的。在軍事上的優勢已失去之後，文化上的優越感卻被頑固地發揚光大。
由蘇丹們主導的改革在18世紀初姍姍來遲。
1718年，通常被認為是改革的開端之年。艾哈邁德三世（彼得大帝的同時代人）將國事交付開明派人物達烏德·易蔔拉欣帕夏治理。同年6月開始軍事改革。1719年，在維也納派駐了第一位帝國大使。1720年，建立了伊斯坦布爾第一支消防隊。1721年任命駐法國大使時，蘇丹要求其及時彙報歐洲的動向。大維齊（首相）則要求他們透徹理解西方的文明制度，並指出哪些適合於帝國。為了有利於新思想新知識的傳播，艾哈邁德三世廢除了長期以來在奧斯曼帝國境內不准印刷書籍的禁令。為了向歐洲學習，艾哈邁德三世率先追求法蘭克方式與風格，他養花玩鳥，並請法國名畫師為自己畫像。18世紀初，郁金香盛開於首都伊斯坦布爾，因艾哈邁德酷愛此花，並在後宮專設有郁金香花園，因此他的這些初級階段的改革舉措被稱為“郁金香改革”。
1722年，伊朗薩菲王朝發生王位繼承權的戰爭。1726年，艾哈邁德三世准備出兵干預。但是已經八旗化的大爺兵---加尼沙裡步兵（近衛軍）拒絕出戰。這些內戰內行的利益集團發動了兵變，艾哈邁德被廢黜，後來，改革力量的主要人物大維齊易蔔拉欣帕夏也被殺害。奧斯曼帝國第一次改革就此草草結束。
長期作為帝國行政管理體系之重要支柱之一的奴隸制近衛軍傳統（古蘭制）的瓦解，是促使帝國衰落的重要因素之一。"古蘭"制的精髓是從異教徒奴隸中培養忠實於蘇丹的戰士和官吏，避免突厥貴族壟斷國家行政和軍事大權。這些以特殊方式培養出來的基督徒後代，從小被強制接受伊斯蘭教倫理和價值觀教育以及軍事訓練，完全成為蘇丹個人的奴隸，他們雖然享有特權，卻不允許出現違背主人意志的行為和思想，甚至沒有資格使子女繼承財產和地位。後來，貴族們采用種種手段擠進近衛軍，改變了這個階層的性質，使之成為屢次危及蘇丹權位的王朝保守勢力的後盾。
改革的第二次卷土重來是依靠蘇丹塞裡姆三世的推動。
1791年，從年輕時就對歐洲的進步感興趣的蘇丹召集政界、軍界、宗教界代表人物22人，研究危機，商討對策。提出仿照歐洲方式改造舊軍，建立新軍，以挽救帝國的危機。1792～1796年間，塞裡姆三世頒布一系列後來被稱為“新秩序”的改革法令，任命了一大批開明人士，實行軍事、財政事務的新條例，建立軍事工程學校，按歐洲方式組建和訓練新軍。1805年，塞裡姆三世為擴充新軍，實行普遍征兵制，近衛軍團預感特權被削弱，於魯米利亞嘩變，前往平叛的新軍被擊敗。為避免事態擴大，緩解矛盾，塞裡姆三世撤消改革派首領的職務，任命近衛軍團首領為首相。1807年5月，一批抗拒改編的士兵再次嘩變。叛軍在既得利益集團的支持下，把大批改革派人士拉到這個廣場上砍頭，一時間血流成河，全城色變，這就是著名的賽馬場兵變。5月29日，近衛軍團逼迫塞裡姆三世退位，他被囚禁在王宮內。帝國的宗教大法官宣稱，蘇丹的改革完全與伊斯蘭教規不相兼容。
美國歷史學家、斯坦福·肖教授認為，歐洲的思想在這個階段並沒有在這個帝國扎根，但它留下了種子，等待下一時期開出真正的花朵。
坐落在藍色清真寺與索非亞大教堂之間的古羅馬賽馬場，現在游客們能夠看到的是長方形的廣場和如潮的人流，還有一座從尼羅河運來的高大埃及方尖塔。在廣場另一端，遙相對應的，是一根已經殘缺的蛇形青銅柱。這只邪惡的巨獸原高8米，共有三個蛇頭，現在只剩下5米高的蛇身了，難道這是一種歷史的隱喻嗎？
馬哈茂德二世(1808～1839年)是實行改革的又一位蘇丹。
他吸取以往改革失敗的教訓，首先強化自己的權力，然後低調穩步推進。1825年5月，他頒布一項法令：在保留近衛軍團的同時，抽調部分兵員補充新軍，意在逐步削弱近衛軍團。近衛軍團不甘示弱，再次聚集賽馬場發動兵變。早有准備的蘇丹，調來大炮將其全殲，這叫炮轟賽馬場，歷史仿佛完成了一個輪回。6月17日，他宣布廢除禍國殃民的近衛軍團，以“穆罕默德常勝軍”取而代之。
馬哈茂德二世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建立警察部隊，擴建新軍，成立軍事院校，聘請歐洲教官，提高文官地位，提高國家行政效率等。這些改革措施在局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831年7月，創辦了第一個土耳其語言的報紙《大事概覽》，19世紀60年代初，獨立經營的報業出現並迅速發展，《協商報》、《君士坦丁堡雜志》、《自由報》等紛紛出現。1827年，建立醫學院，1831—1834年，建立帝國音樂學院和軍事科學院，1858年，建立第一所女子中學，1869年，建立女子職業學校。特別是1859年成立的作為文官訓練中心的米爾基耶學院，這個高等教育單位中的第一所純文科學校，始終是知識界的重要中心，也是孕育新思潮的一座溫床.。
19世紀30年代，統治階層內部出現了一批受過西方教育的文職官員。他們穿西服，講外語，躊躇滿志，醉心歐化，代表人物是曾任外交大臣並多次出任首相的穆斯塔法·拉希德帕夏。1839年11月，拉希德首相以帝國新任蘇丹阿蔔杜·馬吉德的名義，在御花園裡對各部大臣、伊斯蘭教高級法官和各國外交使節宣讀了由他起草的蘇丹敕令，史稱花廳御詔。
敕令宣布：保障帝國全體臣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和個人尊嚴；實行固定稅率，廢除包稅制度；實行新兵役制度；所有的人，不分宗教信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敕令還譴責了官吏的腐敗、受賄行為，決心嚴懲腐敗分子。從此，帝國進入了立法、司法、行政改革時期。法制改革旨在削弱伊斯蘭法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以世俗法律取而代之。1841年，拉希德首相計劃仿照法國法律制定一部商法，但遭到抵制，暫時未能實行。1847年，設立民法刑法混合法院，證據和審判程序搬用法國法律制度，法官人數歐洲人占一半。1850年，頒布獨立於教法的商法。1851年，頒布了重新修訂的刑法典。1855年5月，宣布廢除非穆斯林屬民(被保護民)必須繳納人丁稅和不得攜帶武器的傳統法規。1858年，新任首相阿裡帕夏上任後，又進行了一些改革。上任伊始，頒布了新刑法。1860年改組商務法院。1861年和1863年，分別頒布商業程序法和海洋商業法，成立世俗法院。
1869年～1876年間編纂了一部民事基本法，即著名的“奧斯曼民法典”。 1876年12月23日，阿蔔杜勒·哈米德二世宣布實行君主立憲制，然而，憲政下的議會運行了僅僅兩年就被蘇丹下令叫停，礙於國內外壓力，多年後議會再度召開，但只具有花瓶式的作用。至此，刑法和民商法，完全世俗化，不再受伊斯蘭教法的制約；伊斯蘭教法僅局限於穆斯林的婚姻、繼承等方面。
這些時斷時續的改革，雖然推動了傳統社會的改造，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國家政治體制由軍事封建制向中央集權制的轉變，也推動了國家向近代及現代國家體制的轉變，開辟了憲政體制和世俗化的方向，但治標不治本，最終未能挽救奧斯曼帝國這個“歐洲病夫”。
而且，“情形往往是這樣的，統治階級允許改革只是為了在強敵面前挽救帝國的需要。一旦危機過去，他們就會行動起來破壞改革。”
清末民初一代先進知識分子泣血呼吁的“瓜分豆剖”的悲慘結局雖沒在中國落地，卻在遙遠的奧斯曼版圖生根了。到一戰結束的1918年，地跨歐亞非的大帝國被歐洲列強及各種政治力量陸續肢解出近40個民族國家。百年昏睡中，一個又一個行省獨立分離出去，就像一片片魚肉被刮離魚身。
蕭功秦教授評論清末改革有一句很到位的話----“屈辱越大，統治的正當性相應地喪失越大，到最後整個國家進入了被瓜分狀態以後，才想到大幅度改革，那時王朝的統治正當性已經流失殆盡了。”
重讀游疑在歐亞之間200余年的奧斯曼帝國改革史，同樣經歷了清末70年蹉跎歲月的中國人不免唏噓，卻十分熟識這些劇烈震蕩、反復角逐、波詭雲譎的場景。
這塊古老的土地上，多元文化沉澱交集，悠遠歲月深邃回響。欲在一塊塗抹著斑駁傳統油彩的陳舊畫布上，描繪出新鮮秀麗的摩登肖像，誰有如此回天神功？
《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現代土耳其作家奧爾罕。帕慕克的自傳性作品。全書充滿了強烈的憂傷之情，宛如一首幽怨的挽歌，纏繞著暮氣沉沉的伊斯坦布爾。
全書的題眼是"呼愁"。作者反復強調和闡釋這個土爾其字眼，它是一種“無人能夠或願意逃離的同一種悲傷，最終拯救我們靈魂並賦予深度的某種疼痛。”
值得我們中國人感同身受並反復吟詠的是這樣的痛楚----“奧斯曼帝國瓦解後，世界幾乎遺忘了伊斯坦布爾的存在。我出生的城市在她兩千年的歷史中從不曾如此貧窮、破敗、孤立。她對我而言一直是一個廢墟之城，充滿帝國斜陽的憂傷。我一生不是對抗這種憂傷，就是讓她成為自己的憂傷。”
一位網友在讀後寫道----在奧爾罕.帕慕克的筆下，伊斯坦布爾是他一個人的城市。但是，其中的感觸和情緒卻是所有擁有輝煌過去，在傳統和現實中劇烈碰撞的人們的共同感受。無論你身在伊斯坦布爾還是北京，廣州抑或喀布爾，都能體會到相同的"呼愁"，只要你也有一樣豐富和細膩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