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以錨定的靈魂
表演旋轉舞的場所，很像一個洪荒年代的洞窟。穹頂一律裝修成突兀不平的岩石效果。背景燈為幽暗的紅光，觀者圍坐的的鋼化玻璃舞台竟然泛著藍色，所有人的顏面因此形同鬼魅。
最先是九人的樂者登場，穿著玄色的外袍，戴著赭黃的峨冠。二人吹笛，一人提琴，一人揚琴，一人手鼓，一人大鼓，三人歌唱。
一歌者起立吟唱，垂眉叩首，似有無限的傷感與苦楚。五人舞者緩緩入場，皆著黑袍，戴高帽，成環形肅立。此刻，笛聲哀慟，孤獨無助之氛圍遍被全場。舞者緩步趨前，繼而走圓場，右手捫胸，虔誠而凝重。歌者全體提高聲調，舞者脫去黑袍，一身皆素。雙手交叉抱肩，然後引手由肩部緩慢向上，開始逆時針旋轉。旋轉加速時頭部偏向身體右側，拖地長裙舒展成花朵狀，一手心揚向上天，一手心指向地面。五人旋轉減速，再行換位。一人在場中重新起舞，引導余者共同進退。一人自轉，四人公轉。此時，歌者的嗓音漸次高亢，鼓聲亦作激憤。場中舞者步幅加快，飛旋的長裙連成一片白色波瀾。它們不停頓地依次掠過觀者眼前。急驟的飛旋，無法停頓，節奏愈來愈快，天地人似乎融為一體，蒼生靈魂在無休止地飛升—飛升—飛升。
如是再三再四後，樂者節奏趨緩，五個似有無限能量的白色精靈停止在台中。穿回黑袍，跪地叩首。歌者的音調似乎傳達出萬能的安拉的信息，樂者全體起立致禮，舞者依次退場。
旋轉舞者相信萬物無時無刻都在旋轉，人也與宇宙中的星球一起旋轉，人出生至逝世，從年輕、長大、老去，都是一個循環，生生不息，猶如旋轉不停。
神秘的旋轉舞儀式源自同樣神秘的13世紀天才哲人與詩人莫拉維•賈拉魯丁•魯米所創建的蘇菲派分支梅夫拉維教派。據說苦修中的詩人魯米，當年在土耳其中部城市科尼亞定居時，因聽到鐵匠鋪的敲擊聲，而感受到了某種神秘力量，情不自禁地旋轉起來沒有停歇，感受到了與宇宙安拉的對話。
礪志苦修的蘇菲教徒，以泛神論的神秘主義特征而著稱於世。凱末爾改革時期，因為卷入反政府的暴亂，當局用高壓手段取締了這個教派，但今天伊斯坦布爾的旅游區，到處張貼著旋轉舞的演出廣告，藍眼睛、大鼻子的歐洲游客成為主要擁躉。
如果說，旋轉舞演出的遍地開花還更多地出於商業考慮的話，那麼，筆者在行程中感受的宗教氛圍應該是社會變化的某種指針。到處可以看到新建立的清真寺的圓頂和宣禮塔的尖頂，即使是老舊的清真寺，應用新材料的外牆裝潢和新的夜景燈光的裝修也使它們華麗炫目，受人尊崇。所經大小城鎮，共同的景觀是，每天全民定時遵守的五次禮拜時間一到，林立的寺堂裡，高音喇叭共同播放著同一段祈禱詞，雖然我們不懂的其中的含義，但因為有音波傳遞時間差的緣故，聽起來很像抑揚頓挫的男高音二部輪唱，此起彼伏，愉悅著外來者的聽覺神經。
敏感的外國觀察者經常以頭巾指數衡量土耳其的宗教回歸潮的大體走勢。傑妮‧瓦爾德是美國波士頓大學教授﹐對土耳其婦女權益問題有專門研究。 她認為在土耳其﹐基層的民眾堅守伊斯蘭﹐而世俗化只在上層社會流行﹐所以出入官場的人都不習慣看到有女子戴蓋頭﹐但是過去的十年形勢在發生變化。她說﹕“在過去﹐女子戴蓋頭是落後意識的表現﹐頭腦中沒有先進的西方文化﹐是鄉下農民的習慣。根據統計﹐目前土耳其﹐至少有60%的婦女都戴蓋頭﹐成為新的社會風尚﹐戴蓋頭的女子越來越多。”
土耳其近百年來的社會改革曾經把禁止婦女戴蓋頭當做把伊斯蘭信徒從落後意識中“解放”出來，向西方看齊的重要措施﹐而近年來興起的伊斯蘭文化復興運動中﹐各種聲音要求從法律上解除蓋頭禁令，從根本上承認土耳其回歸伊斯蘭的合法性﹐甚至被輿論視為土耳其社會進步不可逆轉的必然趨勢。
延續千年的政教合一的社會結構曾經被土耳其革命與改革的暴風驟雨所摧毀，今天，我們又要唱毛寧的《濤聲依舊》了嗎？
為什麼西方化、世俗化近一百年後，事情好像又要從原點重新開始？
國內宗教---伊斯蘭宗教與西亞中東問題專家學者們的意見大致如下。
國際大背景是，伊斯蘭復興運動對土耳其社會政治文化的持續衝擊與影響。
國內小背景則較為錯綜復雜。主要原因至少有三：一是上世紀初凱末爾激進的社會變革在土耳其宗教勢力比較強大的農村地區引起的強烈反彈；土耳其實際上沒有實現嚴格意義上政教分離，而是建立了一種國家干預型的政教關系，是一種國家管理下的世俗主義模式。二是幾個世紀以來，西方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侵略給有強烈民族自豪感的土耳其人民造成的心理創傷，以及上溯一、二個世紀迄今西方人對土耳其的民族優越感與宗教優越感，在土耳其人心目中對西方化和反伊斯蘭化的反感；三是包括美國等西方國家在土耳其明顯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存在，以及土耳其與歐盟相互關系中歐盟及成員國對土耳其的“不公正”待遇等。
戰後,土耳其在凱末爾主義指導下的現代化過程積累了多種社會和經濟矛盾。諸如社會兩極分化加劇、貪污腐敗日盛、通脹成為經濟發展的痼疾、社會持續動蕩，導致三次軍人干政。凱末爾主義不能回答和解決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諸多新問題。土耳其的知識分子開始懷疑凱末爾主義的現代化道路,轉而在伊斯蘭傳統中尋找解決方法。
筆者旅行途中觀察到，越是大的城市，頭巾指數越低。反之，小的城鎮、遠離伊斯坦布爾的東部農村，頭巾指數明顯升高。多年的經濟發展還不足以改變現存的二元化社會結構。土耳其的城市和農村，分別是世俗化和宗教化的大本營。隨著經濟的發展，大量農村人口湧入城市，理念的差異與碰撞在土耳其社會逐漸顯露。戰後，隨著國家民主化進程加速，農民和他們的進城打工同盟軍開始用自己的多數選票逼迫歷屆民選政府從凱末爾的世俗主義逐步後退、重新邁向伊斯蘭化，有人稱之為民主化的悖論。
伊斯蘭教是和生活最貼近的宗教，也是干預生活能力最強的宗教。它是一種宗教，也可以說是一種生活習俗，社會制度，是一部法律，是包羅萬像的。出生在伊斯蘭世界，天生就是一個穆斯林，宗教貫穿於整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影響力無所不在。
伊斯蘭教的加速擴展也是近年來世界宗教發展的新動態。世界上信奉宗教的人口約為四十億左右，伊斯蘭教人口2006年就已經達到了世界人口的將近五分之一，成為世界信眾最多的單一教派，超過了天主教，緊隨其後的是佛教、印度教、東正教和其他少數教派，不信仰宗教的大約為13億人口，占大約20%左右。據預測，.到2050年，穆斯林將占世界人口的30%。如今，26個國家宣布伊斯蘭為國教，22個國家穆斯林人口占人口多數，160多個國家已加入伊斯蘭會議組織。黑非洲有2億伊斯蘭教人口，約占總人口的1/3，更不用說擁有2億多人口和1370萬平方公裡土地的從阿拉伯世界開始經北非、中東、西亞、中亞、南亞一直延續到東南亞的所謂伊斯蘭教的“綠帶”了。
在這種國際和國內大小背景下認識伊斯蘭教在現代土耳其社會生活中的地位與作用，認識為何土耳其的伊斯蘭人口高達95%以上，我們就不會迷茫，不會誤判，也不會認為凱末爾的遺產已經被一風吹掉。正確的判斷是，任何大的社會改革都不會一勞永逸，也需要反思和整理。這是一個長期發展過程中，激進拉升後的必要調整和回檔。宗教影響在回潮，但世俗化也在發展。現代化沒有中斷，西方化也許難以通行，但西方思想和風俗影響長期存在。正如伯納德·劉易斯所說的，在公共生活的大部分和重要領域內，改革已經完成而且不可逆轉。
世俗與宗教，現代與傳統，效率與公正，糾纏共存在一個社會共同體中，此伏彼起，在新的游戲規則中塑造著發展中的土耳其社會新的面貌。
宗教，的確是一個復雜的社會變量。任何伊斯蘭國家的社會變革都需要和現存的宗教力量進行良性互動。宗教的本質是對其信仰的精神性的終極追求。對於大多數沒有嚴格意義的宗教信仰的中國人來說，了解宗教，認識宗教，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在認識世界並最終認識自己。不了解宗教，就很難深刻認識外部世界的真相與復雜關聯性。
就像我們不一定認同重視人的內心修煉和精神生活的蘇菲教派的教義教旨，但可以去欣賞旋轉舞表演，更不妨礙我們喜愛被許多研究者認為其影響力甚至超過但丁和莎士比亞的天才詩人魯米的詩歌《在春天走進果園》----
如果你所愛的人
擁有火一般的生活
那就和他一起燃燒
在充滿痛苦的黑夜
做一支蠟燭
燃到天明
只要你一路向前
你的身心肯定會
重獲喜悅
你並非孤單一人
你抵得上成百上千
只要點亮你的明燈
因為一團生的火焰
好過
一千個死的靈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