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座城市，不論是否建有城垣，都應該有自己的歷史紀元，即誕生之日。當然，這種歷史紀元，有的已被後人確認而列入慶典，有的因文獻失載，記載混亂或存有爭議等原因未被後人公認而有待於將來論定確認。確定城市歷史紀元的標准主要有兩種，一種是以建城之日為准，另一種是以設治之日為准，即以最早由中央政府自主批准設立的最高行政機構之日為該地之歷史紀元。前一種標准，對於曾經建有城垣的城市來講，自然是首選的方式，但它對於從未建有城垣的城市來講卻不適用，因此又產生了後者。不過，事物是復雜的，曾經建有城垣的城市，並不完全采用前一種標准，也有以設治為准的。可見確定城市歷史紀元的標准雖然主要有建城與設治兩種，但相對來講，往往以設治為准。當然，也有例外，如哈爾濱市就是典型。 關於哈爾濱市城市歷史紀元，1991年末《新晚報》曾經發起過討論，討論的結果，產生了三種說法。除了設治一說外，還有中東鐵路說（指1898年6月9日的興工修建或1903年7月14日的竣工之日），另有哈爾濱市開埠之說（1905年12月22日）。持這三種之說者（以持中東路一說者居多數）爭論很久，最終沒有定論，不了了之。
當時，我本人正忙於其他課題的研究，沒有參加這次討論。直到2001年6月哈爾濱關道衙門遺存被世人發現，我應邀作了實地考察，並又查閱了許多有關文獻，才對哈爾濱市歷史紀元作深入的研究。通過研究，我認為，不能采取中東鐵路之說。這是由於中東鐵路是沙俄殖民者對華政治侵略、經濟侵略與軍事侵略的產物，其修建曾給我國東北人民帶來深重災難，對於我國人民來講，可稱是民族恥辱的像征，因此盡管它的修建對哈爾濱市的形成與發展起過促進作用，但這種有損於我國國家權利，並以廣大華人血淚為代價的促進作用，只能體現在客觀方面，而不是沙俄殖民者主觀願望的反映。更何況哈爾濱市的形成與發展還有其自身的許多因素（內因），並非僅靠中東路這一因素（外因）。因此不能把哈爾濱市的形成與發展完全歸功於中東鐵路，更不能把該路之興工或竣工之日作為哈爾濱市的歷史紀元，以迎合沙俄的政治需要（沙俄統治者就曾以哈爾濱市的締造者自居，於1898年將哈爾濱市更名為“松花江市”，還將中東鐵路興工之日稱之為“哈爾濱的誕生日”，可見其政治需要與政治野心）。此外，出於同樣的原因，將日本殖民者逼迫清政府簽訂的《會議東三省事宜附約》中規定哈爾濱等地開埠通商之日（1905年12月22日）作為哈爾濱市歷史紀元，也是不可取的。這樣，哈爾濱市的歷史紀元，只能是，也只有設治一說最為可取。
談到設治，名實相符的設治應該是指在沒有外國干涉下由我國中央政府自主批准設立的哈爾濱最早最高的行政機構而言。根據這一標准，作為近代城市意義上的哈爾濱市，哈爾濱關道才是最權威的標志與最佳的選擇。當然，在此之前，哈爾濱市也曾出現過由中央政府批准設立的最早最高行政機構，即1898年5月31日設立的吉林鐵路交涉總局（按哈爾濱市當時歸吉林將軍管轄）及1902年1月設立的黑龍江鐵路交涉總局。但這兩個交涉局實質是在俄人干涉與控制之下的行政機構，因為它的人事權與財權均由俄方控制與操縱。這一點在中俄簽訂的《吉林鐵路交涉總局章程》及《黑龍江鐵路交涉總局章程》中有明確反映。內中規定該二局最高長官總辦、會辦之委派與調動，中方不得自行處理，必須得到俄方之“斟酌”（即取得俄方認可），或由俄方推薦。該二局“一切經費”，由俄方提供，即每年給吉林局“吉林市平銀六萬兩”，黑龍江局“江平銀”四萬兩。可見此二局的大權已完全由俄方操縱與控制，根本不是中國自主獨立的行政機構。這一點連清政府與清朝官吏都有清醒的認識。1902年4月清政府指出，該約“第八條關於用人要政，竟任外人干預，未免有礙主權”。1902年10月黑龍江將軍程德全也指出：“鐵路交涉各局，經費不行自籌，悉仰給於公司（指俄方控制之中東鐵路公司）……已屬有損國體，而俄人以撥款之故，竟視該局（指吉、黑鐵路交涉局）為伊辦事。而設藉為口實，在局員之自好者，尚不能不委曲周全，設派員不得其人，轉不免為彼所用，尤為非計。”由上可見，這種有損國體，“為彼所用”，人事與財政大權均為俄人控制的鐵路交涉總局，盡管是由中央政府批准（實質是被迫批准，因為清政府曾與俄方交涉過，取消俄方在人事上的干預權，但被拒絕）的哈爾濱市最早最高的行政機構，但連清政府與清吏都難以接受，何況作為後人的我們！這樣，稍後於該二局的哈爾濱關道就理所當然地成為哈爾濱市設治之標志。
自從中東鐵路興工後，哈爾濱成為中外人士雲集之地，成為東北重要商埠與南北交通樞紐。為了辦理吉、黑兩省“鐵路交涉，並督征關稅”，1902年吉林將軍長順曾奏請設立哈爾濱關道（亦稱濱江關道），未得到清廷允准。次年，中東路全線通車，交涉與征稅事宜日繁，1905年10月5日（九月初七），吉林將軍達桂與黑龍江將軍程德全再次會同奏請添設哈爾濱關道，並奏請以候補知府杜學瀛試署道台之職。10月31日（十月初四），得到清廷批准。1906年正月，杜學瀛被達桂、程德全飭任新任。5月11日哈爾濱關道正式啟用關防（官印）。杜學瀛上任後，在傅家甸四家子（今道外區北十八、十九道街）擇地開工建立官署，次年7月竣工，共用中錢30萬吊。
綜上所述，哈爾濱關道是在沒有外國干涉下由我國中央政府自主批准設立的哈爾濱市最早最高的行政機構，杜學瀛是由中央政府自主批准任命的哈爾濱市最早最高的行政長官。這種機構的設立與長官的任命，有其特殊意義，因為這是哈爾濱市名副其實的設治之始，也就是哈爾濱市的歷史紀元。
哈爾濱關道衙門（也就是當地老百姓稱呼的道台府），民國年間已變為民居，經過近百年滄桑，漸漸被人遺忘，並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但一組我國傳統形式的大堂與兩側附屬廂房及部分監獄，還保留完好。當地居民張樹波等人發現後，曾邀請我於2001年6月去作過考察。事後我寫出《關於哈爾濱關道衙門遺存亟需保護與開發的建議》，並由對我省歷史文化極為重視的省旅游局寧士敏局長，以省旅游局［2001］39號公函的形式轉呈哈爾濱市政府，“請在實踐中予以重視”。這一建議得到程幼東、趙書然副市長的重視，作了批示，使這一處已列入老城改造規劃的重要歷史遺存避免了即將拆毀的命運。但由於市規劃局認為目前無資金，其保護與開發只能再等數年，致使保護之事不了了之，開發更為遙遙無期。但由於該遺存處於尚未改造的危棚戶區中，道路狹窄，消防車根本無法進入，倘若一旦發生火災，就會使這一珍貴遺存灰飛煙滅，因此我認為目前亟應采取非常措施，首先予以保護，以後再予開發。
總之，作為哈爾濱市名副其實的歷史紀元，1905年10月31日由中央政府自主批准設立的哈爾濱關道，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而且這座道台府衙門遺存今已發現，主要部分又保留完好。基於此，我建議：
（一）市政府能否將1905年10月31日明確定為哈爾濱市歷史紀元（事前可召集有關專家作再一次的論證）；
（二）2005年10月31日為哈爾濱關道設立百周年，可否在該日舉行哈爾濱市建城百周年慶典？這一舉措有利於我省旅游新資源的開發，有利於提高哈爾濱市在海內外的知名度，對於哈市的招商引資，拉動省城經濟的發展，是十分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