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是討厭羅大佑的。確切地說，是討厭過羅大佑的。那是高二和高三之間的暑假，也是我一生中最短的暑假----一半時間在學校補課，另一半時間在家裡做題。不要以為我是個需要補課的孩子，從小到大，我的成績一直位居三甲之內。補課這種事，就像人們總是攝入過量的蛋白質和脂肪卻缺少礦物質維生素一樣，一方面營養過剩，一方面營養不良，以至於小胖墩越來越多。我一直是個標准的聽話的用功的好學生，在學習上很樂於當一個這樣的小胖墩，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話題扯遠了。在那個夏天破壞了我這種好感覺的是邵武，羅大佑，還有王傑以及他們制造出來的噪音。
邵武是我弟弟，我一直對他直呼其名。他從小就仿佛是為了映襯我的存在而存在似的，除了點小聰明，我所具備的優點和長處他一概沒有。後來他沒能進入重點而是進了職校。
就是這個人，把羅大佑這種異類分子帶進了我的生活，帶進了我們沒有空調的家（這東西在當時尚屬稀罕之物），在那個燠熱的夏天和知了一起聒噪著，一遍又一遍，沒完沒了。
那絕不是一種能讓人安心看書的聲音，而我又是一個對聲音、光線、色彩很敏感的人。邵武對我的抗議置若罔聞，我於是認定他這是一種基於嫉妒心理的惡作劇，在討厭他的同時理所當然地把左腔左調大舌頭的羅大佑和聲嘶力竭天下最傷心的傷心人王傑一並討厭上了。對後者的討厭延續至今，看來他是永無翻身之日了。
那個夏天被迫聽到的歌一首也沒記住，或者說我自以為沒記住，除了一首，《之乎者也》
之所以記住了是因為惱羞成怒，我覺到了嘲弄。而今事過境遷，我接受了這嘲弄。
一晃十年過去了。十年間，我從內到外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對羅大佑的看法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在我心目中完成了一個從小人到高人的轉變。
造成這轉變的主觀原因是自我發現和覺醒，客觀原因是一個我很喜歡的人，而他很喜歡羅大佑，他的女友也很喜歡羅大佑，愛屋及烏，不甘示弱，於是我也喜歡上了羅大佑。
這種例子不勝枚舉。比如，文子喜歡吃爆米花，於是在我心目中它從垃圾食品變成了物美價廉；他聽陳升，於是我也聽陳升，並總結出一條定理：“如果一個男人又不好看又走調，他會被說成有思想有料；如果一個女人又不好看又走調，她只會被說成是無可救藥。”
其實走調有黎明的走法，也有羅大佑陳升的走法。就像一樣是葡萄，能釀出酸澀難以下咽的劣質葡萄酒，也能釀出醇厚回味悠長的上等葡萄酒一樣。後者的走調聽在耳裡不知怎的會釀出一種憂傷，在激昂的曲調裡也好，在歡樂的曲調裡也好，這憂傷貫穿始終，揮之不去。雖然常聽不清楚大舌頭們唱的是什麼，但境界是到了。王國維不是說了嗎，“詞以境界為最上”，“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優劣”，同樣是唱《愛的箴言》，潘越雲是小境界，羅大佑是大境界。
一樣的月光，照在十年後的那個夏夜，照在羅大佑身上，照在八萬歌迷身上，也照在了更多無法親歷現場的人身上。青春在逝去。沒有什麼是比這更好的紀念了。也許還有高曉松，但他成不了一代人的偶像甚至是楷模。
左近有人帶了歌本和手電，顯然是有備而來並且一首不落地從頭唱到尾；還有一群穿白衣服的男孩女孩，在月光下舉著蠟燭，像一群聖潔的大天使，比起唱最後一曲《明天會更好》同樣穿白衣服的小天使們，我想，他們更清楚自己在做什麼；比起當年那個討厭羅大佑的好學生，他們更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