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關其實，這次旅行完全是為了兌現兩年前曾經對丈夫許下的一個諾言。那時剛剛結婚。對旅行和戶外運動的熱愛是我們決定共度一生的最重要的理由。而俄羅斯 — 我曾經在那裡度過六年青春歲月的國家、一個同時擁有美麗的自然風景和偉大文化的國家 — 成為我們第一個要一起攜手同游的地方。我們的蜜月是在俄羅斯遠東明珠貝加爾湖度過的。十天的旅行給丈夫留下的是震撼，他沒想到俄羅斯的自然風光如此遼闊壯觀。他總是喜歡同朋友們喋喋不休的說起那次旅行的感受，甚至計劃著在那裡造一條帆船。看到他如此鐘情俄羅斯，我決定再向他展示俄羅斯另外一種魅力。於是我向他保證：2003年俄羅斯最偉大的城市聖彼得堡建城300周年的時候，我會帶他去感受具有歐洲文明的俄羅斯。
我花了將近兩年的時間策劃這次旅行，僅僅是為了再給他一個驚喜。一切的一切都在我的計劃中有條不紊的實施。可誰知北京突然成為“非典”疫區，許多人都被迫取消了遠游。朋友們紛紛詢問我們是否還繼續執行我們的計劃；而莫斯科的大學同學熱尼亞也打來電話：她已經為我們買好了莫斯科大劇院的芭蕾舞票，但是她對我們是否能來也表示質疑。幾乎所有的朋友們都悲觀地預測著我們的俄羅斯之行。
恰在這時，24日下午，得到消息：我們居住的樓中13層（我們住在4層）有一個老人因為在北醫三院住院而被感染；緊接著晚上就來了一輛120的救護車，穿著隔離服的醫務人員接走了老人的妻子；可是卻沒有封樓。25日，我們拿到了簽證。反復考慮，征求了同行的4位朋友的意見，最後還是決定出行。可誰知，25日下午，我們回到家，卻被樓下傳達室的員工攔住，並告之：老人的女兒居然從醫院回來，並出現發燒跡像，一個小時以前才被120接走；現在樓道還未消毒，先不要進入。那天，幾十位居民被迫在樓下苦等近三個小時才被允許回家。之後，我們對家裡進行徹底消毒到深夜。那一個晚上，我覺得異常煩悶，往日倍感溫馨的小屋卻令我感到壓抑。26日一早，我們出去辦事。一開門，濃重的過氧乙酸的味道撲面而來。我帶上口罩，扣上帽子，又把泳鏡帶上，飛快的沿著樓梯奔了出去。到了樓下，發現鄰居正在往隔壁的樓裡搬家。雖然，他們不是因為“非典”才搬家，可是卻還是讓人覺得像是大逃亡。26日下午回到家，我的心情非常緊張。接著又開始消毒。到了晚上，居然開始發低燒：37度2。心寬體胖的丈夫也有些擔心，慌忙咨詢我們的醫生朋友。被告之：因為緊張，人的體溫可達到37度5。這稍稍令我們感到安慰。那天晚上，我堅決不看電視新聞，我怕那一串串的數字會導致我的體溫高漲。27日一早，我們倉皇逃離。臨走，丈夫還將大量的84分別倒在衛生間馬桶和廚房的水池中。
一行6個人早晨9：30在機場集結。沒有選擇大廳碰頭，下意識就覺得那裡的“非典”病毒應該比較多。大家在停車場開了一個小型“預備”會。准備好機票護照等文件，之後扣上口罩疾步進入大廳。大廳人的確多，可能都是“外逃”的。俄航托運處幾條長長的人龍讓人以為是在搶購口罩，各種尺寸的箱子擺滿了一地。排隊的人多是俄羅斯人，其中有一些是帶著孩子的父母。隊伍移動的很慢，幾乎所有的俄羅斯人都會因為超重而去補交罰款。他們帶的東西五花八門，日用品居多，甚至有一個用海綿和膠帶裹的嚴嚴實實的健身器都被扔上了行李帶。整個一“大搬家”！
我擠到前台去打聽在俄航工作的的同學，他已經為我們預留了座位。俄航的工作人員都很忙，沒有人理睬我。這時一個面容憔悴的中國人急急忙忙擠了過來，著急的對一個俄羅斯工作人員說道：“我是隨上一班飛機抵達莫斯科，被拒絕入境；於是隨下一班返回，可是行李卻找不到了。”俄羅斯的同志沒有聽懂，可我卻不禁心頭一驚，急忙詢問原因，被告之無原因；又問：”你是不是發燒？”一聽這話，此君差點跟我急。最後又了解到：該航班一共被拒6位，全部持旅游簽證。我更是咯噔一下，我們也是6個，也全是旅游簽證，今天不會拿我們“做法”吧。簡單地把這位倒霉蛋的話翻譯給俄羅斯工作人員後，急忙翻身回去通告我的團員，大家一下全傻了！情急之下，我打電話去莫斯科，在當地時間早晨5點種，熱尼亞的丈夫巴羅特迷迷糊糊的拿起聽筒。我簡明扼要的說了一下剛剛得到的信息，讓他們速做打算。這時在俄航工作的同學已經回來。我竄到他面前，他看了我半天才才認出帶著口罩的我。我向他咨詢剛剛得知的“噩耗”，他漫不經心的說道：“不太可能吧？”。但是我還是覺得危險，做了最壞的打算。本來大家逐漸放松的心情一下子又開始緊張起來，每個人的額頭上都滲出細密的汗珠。為了避免麻煩，大家減少了托運的行李。不過，這麼一折騰，我的體溫居然也不高了。
出境的手續很是順利，只是幾個穿白大褂的大夫和一架測量體溫的儀器叫人覺得怪怪的。
一小時後我們乘坐的飛機衝向藍天。
同學給我留的座位很好-不僅空間大，同時除了“空乘”幾乎沒有任何人來回走動。可是，8個小時航程我們大部分都用來考慮如何對付俄羅斯海關人員。每一個細節我們都不放過，就連入境的順序都仔細琢磨了一下。最後，我為每一位同志寫了一張“求救卡”，上面是熱尼亞在莫斯科的電話，萬一我們被迫分開，大家只好自救了。我真慶幸有熱尼亞這樣的、又懂中文還很熱心的朋友。另外，我堅持把手機給了丈夫（我們只帶了一部），因為他一點俄語都不懂。總之，“萬事具備,就差被拒”！這時，一名中年婦女向我們打聽，是否可以看見貝加爾湖。我們告訴她已經過了，又安慰她：“您回來的時候，還可以看到。”說完之後，同行的小鄭一臉無奈的苦笑道：“如果lucky的話，今天晚上我們就可以看見了！”
8個多小時後，我們的飛機平穩地降落在莫斯科謝列梅沃國際機場。透過舷窗望去：莫斯科的天氣和我們此時的心情一樣陰沉沉的。著陸後，機上的老外開始鼓掌。據說這是歐洲人的習慣，可是在這個特殊時期，似乎又反映了他們逃離“疫區”的欣喜。
我們隨著人流下了飛機。先給熱尼亞打了電話，她已經在外面等我們了。她說：已經問過在海關工作的朋友，覺得我們被拒的可能性很小。這稍稍給了大家一些安慰，但是依然不敢造次，排在後面准備見機行事。中國人開始過關了，前幾個比較順利，但是到了第十個，開始有人被要求在邊上等待。因為有一條白線隔著，怕讓人覺得中國人沒規矩，所以沒敢上去打聽，—這更加劇了我們的不安。
終於輪到我們了，我第一個走過去，拿著我們的集體邀請函。高高的櫃台後是一個冷若冰霜的金發女子。經驗告訴我：這樣的同志不好對付。果不其然，她要求我重新填寫出入境卡，我於是解釋到我的護照上已經有一份填好的——這是幫助我們辦理簽證的小姐給我們填的。金發女郎一把撤掉這張紙，然後斬釘截鐵地說道：“這個，沒用！”我匆忙收拾起我的護照和文件，落荒而逃。等到我們都填好了出入境卡，已經不剩幾個中國人了。小鄭、可征和端木三個女孩已經迫不及待的分別站到不同的通道接受驗審，但是一會都被要求等待；剩下2個男士還在觀望。我選擇了一個黑發女子的官員，她雖然和藹的多，但是也沒有直接讓我們過去——她拿著邀請看了一下，然後讓我指給她看是哪6個人。同志們很配合，馬上顯出可憐兮兮的樣子。這時一位瘦高的男性海關官員走過來接過邀請函看了一下，冷冷地用英語問道：“誰懂英語？”我剛要用俄語與他交涉；這時小鄭已經衝上去，要知道她可是專業學英語出身。小鄭告訴他我們是來旅游的，聽到這，他問道：“你們住哪裡？”“在莫斯科住在朋友家。”“住在朋友家？”這位官員困惑地打量了一下我們大家，他肯定以為我的朋友是開旅館的，要不然家裡怎麼會住得下6個大活人。小鄭也看出他的疑惑，連忙補充道：“現在我們的朋友就在外面等我們，如果需要，您可以打電話給她證實。”她流利的英語和有條理的回答很快另眼前傲慢的男士露出緩和的表情。他似乎又想了想，最終一揮手：“放行！”這時大家才如釋重負，緊張的情緒一掃而光。
我最後一個出關。出關之前，發現剛才那位海關官員正在與一位中國男子糾纏不清。為了給他一個好印像，我主動要求為他做翻譯。原來，他看到這位中國男子一直走來走去也不出關，不知道他有什麼問題；而這位男子因為不通俄語以為自己被拒絕入境，正在大聲向已經過關的同伴求救。海關官員告訴我，讓中國男子出示邀請函。在檢查完該男子的邀請函後，他很不耐煩的說道：“他早給我看邀請函不就得了。”說完，一揮手—放行。中國男子對我千恩萬謝地走了。而這位俄羅斯的海關官員很禮貌地對我說道：“謝謝！再見！”並友好的衝我點了點頭。我剛剛緩和下來的心情因為這個微笑而變得更加燦爛起來。
飛機“落地”兩個小時後，我們推著行李車出現在熱尼亞面前。她長長地出了一口氣說道：“我真的以為你們已經被拒絕入境回中國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