載2004年10月8日科學時報
瀘沽湖地跨四川與雲南兩省，以其如夢如幻的自然風光以及獨特的母系家園文化而聞名於世。就在這神奇秀麗、引得無數游客流連忘返的瀘沽湖岸邊的咫尺之處，正有一片片“山花”在怒放；在那千百年的古樹林之間，正流淌著一條疑似滾滾天上來的三千尺“花河”…… 瑪——達（摩梭語的感嘆詞）！如此的“山花”爛漫。
可那裡卻漸漸變成垃圾之河！地獄之河！
編者按：
本文作者趙畫兒，滿族，曾先後從事記者、編輯、攝影、專欄寫作、廣告公司藝術總監、自由撰稿人等工作。為大陸及港台等地的多家周刊、月刊和報紙提供文字和圖片。現居深圳。
2002年，她開始在四川與雲南交界處的摩梭人聚居區，對其母系家庭形態、本土宗教、教育及醫療等方面進行田野調查。
2004年初，在田松博士的鼓動下，開始共同關注瀘沽湖的“垃圾”問題。本文是趙畫兒供本報專稿，提供了觸目驚心的事實。關於現代生活方式與垃圾問題，我們將繼續辟專欄探討，歡迎讀者參與。
瀘沽湖畔的垃圾是以極其粗暴的姿態闖入我的視野的。2004年2月的一天，我從地處雲南境內的瀘沽湖畔的落水村出發，圜湖到對面的四川左所，再前往四川的木裡藏族自治縣。一路上湖光山色，美不勝收。但是，當汽車經過裡格村的背後時，忽然出現的景像把我驚呆了：在緊臨路旁的一大片山凹裡，漫山遍野鋪滿了垃圾，一群牲畜在垃圾堆裡拱食，路旁的樹上也都掛滿了花花綠綠的塑料袋，迎風飄舞……瑪——達（摩梭語的感嘆詞）！在人間瑤池的咫尺之處竟會有如此不堪入目的肮髒所在？！我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心理上也無法接受這樣的事實。自此，我與田松博士的跨時空合作，進入了實質性階段。
2004年2月20日，當我完成了木裡的采訪工作，回到瀘沽湖，便急不可待地來到裡格村，拍下了一組讓我目瞪口呆的照片。
裡格村與落水村
裡格村坐落在瀘沽湖的裡格半島上。人民公社時期這裡只有7戶人家，90年代初也只有13戶，2000年達到了26戶。從2001年到2003年，建造了12座有20間左右客房的二層樓客棧。上百年古老的木楞房，已經被一座座簇新的、越來越大的木瓦房客棧所取代。普通間已經落伍，標准間的檔次也在不斷飆升。戶戶開門迎客，家家大興土木。截至2004年5月止，裡格村已有客房床位200多個，在建床位約150個。這個過去只接待零星“散客”的小村落，現在日接待游客的最高紀錄已達200多人次。按全年日平均游客人數70人來計算，加上本土居民161人，外來常住人口近30人，每天至少有260人生活在這個村裡。那麼，這兩百幾十號人每天所產生的生活污水和垃圾都去向了何處？
答案正如我所見到的那樣：垃圾飛揚在山間，污水直入瀘沽湖。
拍完了裡格村的垃圾現場，我想到了開發更早、規模更大、游客更多的落水村。我馬上請了當地的朋友做向導，去尋找落水村的垃圾場。
近兩年我一直在木裡藏族自治縣屋腳鄉的一個古老村落裡做田野調查和攝影工作。每次進入都是先到麗江，再到瀘沽湖，然後騎馬翻山前往目的地。落水是我在瀘沽湖的中轉站，而每當在山裡工作一段時間，也常會出來在落水做一下調整。時日一久，對於落水有了很多了解，同時也有了深厚的感情。
落水村是瀘沽湖雲南地域的游客集散地，是瀘沽湖畔最熱鬧、產值最高的村子。整個落水村被一條小馬路分成上、下兩村，下村依湖邊而居，每戶人家距離湖水均不到20米。上、下村共有86戶人家，本地居民498人，外來常住人口370人。目前旺季時日接待游客高達3000多人次，全年日平均接待游客約500人次。整個落水村現有賓館、客棧78座，擁有床位約3500個，其中規模最大的賓館擁有100個床位以上，規模最小的客棧也有近20個床位。正在建設的賓館、客棧有8座，床位近500個。再加上正在進行擴建的賓館、客棧，保守的估計，落水村的日接待能力將達到4200人次以上。毫無疑問，落水的垃圾問題要比裡格嚴重得多。
在朋友的帶領下，我很快找到了落水的垃圾場。它就在寧蒗到落水的公路邊上的一個山溝裡，距落水村約4公裡。由於地勢低，路邊有茂密的樹林遮擋，如果不是特意來找，很難被發現。每次垃圾車來到這裡，就是在公路邊直接把垃圾翻倒下去。我們艱難地下到溝底，朋友說，村裡從沒有人下來過。
這是一條從天而降的垃圾之河！讓人觸目驚心的垃圾之河！
整個一面垂直高度有一百多米的山坡上已經堆滿了垃圾，腐臭的味道嗆得我們難以呼吸，止不住的嘔吐。通過目測，這片垃圾山距離瀘沽湖的直線距離已經不到1000米了。不難想像，衝刷垃圾的雨水的必然去向就是瀘沽湖。
據當年負責清運垃圾的村民阿丁阿汝介紹，從1998年起，落水村的垃圾開始了集中傾倒。平日裡每家每戶把垃圾存在自家的大筐裡，每星期一由村裡派一輛1．5噸的農用卡車到各家各戶去收集。旺季時，每周收三四車垃圾，多時至五六車；淡季時，每周收兩車。保守一點估算，瀘沽湖每個月產生的垃圾在15～18噸，每年的垃圾數量在180～200噸，而六年來的垃圾總量已達800～900噸。除去自然降解和被人拾揀及被牲畜撿食的，至少還剩余700噸。
從垃圾溝裡爬上來，心情沉重極了，回村裡的路上我們都沒有再說一句話。
放眼望去，瀘沽湖依然是那麼美麗迷人，湖面上波光粼粼，飄蕩著幾葉木舟，船上的人正在撒網捕魚，炊煙從湖畔人家的木楞房頂裊裊升起，在落日的余輝裡，一切是那麼恬靜、怡然……多麼美的一幅畫啊！這一天，恰逢落水村舉行每年一度的托拉法事，全村的老老小小、男男女女都聚集在了碼頭，十幾位喇嘛擺開了頌經的道場，村民們在虔誠地燒香磕頭，人們是在為新的一年祈福。碼頭上洋溢著一片祥和、溫暖的氣氛。人們做夢也不會想到正有一條盤踞在湖畔森林之中的惡龍在吞噬著他們祖祖輩輩賴以生存的聖湖。我在碼頭找到了村長，只扔下了一句話：“忙完了過來找我吧，有東西給你看。”
當村長和幾個村民在我的筆記本電腦上看到了垃圾現場的照片時，完全蒙了，他們不斷地問我：這是什麼地方啊？
自淨的能力？
1998年以前，落水村的垃圾集中填埋在村後的一個山坳裡，直到填得不能再填。在通報了上級環保部門並再次獲得了將盡快修建垃圾處理場的承諾後，臨時將垃圾傾倒在了現在我們見到的地方。誰也沒有想到，這臨時的一倒竟是6年。
固態的垃圾隱藏在山林之間，那麼液態垃圾——污水呢？每年的5月至10月是瀘沽湖的雨季，這兩年的雨季恰巧都被我趕上了，我也就不幸地領略了污水管道爆裂造成的污水四溢和刺鼻的惡臭。
落水村的老村長腊故魯汝告訴我，1999年，雲南省環保局曾撥款500萬元為落水村修建了污水處理系統，2001年開始啟用。然而，這套系統用了不到3年，便因為質量問題屢屢爆裂。爆裂處的污水在村民的田裡肆意泛濫。更有甚者，還有一些污水直接流到了湖裡。
2004年5月22日，我在落水村的污水處理廠看到，抽來的污水先後進入三個過濾的池子，然後再進入幾個大罐子裡。當我打開那幾個本應埋在地下，卻因為資金短缺一直裸露在地表的大罐子時發現，罐子裡所謂處理過的水依然是黑色的。我還了解到，處理廠的工作就是“運用技術”強行讓那幾個罐子裡的黑水滲入土壤。然而，每天如此這般地往地下灌水，早已超出了土壤所能承受的限度，水不停從地表冒出來，在村民的地裡橫行。
讓污水滲入土壤，就等於先污染地下水層，然後通過循環再進入湖裡，這不可避免的將給湖水造成難以愈合的“內傷”。由於各種原因，瀘沽湖的水質正日益惡化，村民早就不敢直接飲用湖裡的水了。
滯後的管理
瀘沽湖畔的旅游開發是在80年代後期由落水村的村民自發搞起來的。人間仙境般的湖光山色，母系氏族的家庭結構和沿襲至今的阿夏走婚制，很快成為了中外游客追蹤的熱點。於是，家庭客房，小客棧，普通間，初具規模的客棧，標准間，頗具規模的賓館……越建越大。游客為瀘沽湖帶來了現金，帶來了現代化，同時，也帶來了現代化的垃圾：可樂瓶、啤酒罐、膠片盒、衛生巾、塑料袋等等。瀘沽湖的環境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
村民格則多吉說：“我們這裡所有的旅游接待和環境保護，政府的管理都是滯後的。他們最有力的管理就是收門票，每位游客41元，每年的門票收入是七百多萬。過去我們向政府建議：把門票收入的10％返給我們，我們自己修建和完善基礎設施。但是政府不願意。他們如果給我們10％，垃圾處理場和污水管道我們早就搞好了。”
格則多吉還說：“光是這條村莊的規劃就已經做過三次了，聽說每一次都要花上一兩百萬，請很多專家來，但規劃完了也就完了。我參加過兩次規劃會，全村每戶派一個人參加，縣裡各部門、旅管委也都參加。但後來那些規劃都作廢了，因為規劃永遠跟不上實際的發展。我們這裡是先有了游客，縣裡才成立了旅游局，旅管委也是這一兩年才成立的，是我們老百姓自發地先搞起了旅游以後，政府才成立那些部門。政府除了收費以外，我們看不到別的。那麼多年收費，從來沒為我們做過任何基礎設施的建設。每次去找，他們都會說：‘會有人來搞了，馬上就要搞了。’但到底要等到什麼時候，我們永遠也不知道。”
沉重的思考
看到我所拍攝的那組照片，村長和在場村民的震驚不亞於我。6年來，他們周而復始地用翻鬥車將垃圾從路邊倒下去，誰也沒有下去看，也不去想垃圾倒下去以後的情形。游客們坐在大小巴士上，無緣看到隱藏在深溝茂林中的滾滾髒物，也無緣嗅到直衝心肺的股股惡臭。恐怕少有人會想到，在瀘沽湖這樣的地方，已經出現了這麼嚴重的垃圾問題。
與田松博士的相識是在2003年9月的麗江東巴國際藝術節上，我們的相識讓彼此都深感慶幸。當時他是北京大學哲學系的博士後，在會上作了一個轟動的發言。垃圾問題是他做科學人類學考察時特別留意的一個對像。得知我將再次前往瀘沽湖，他一再要求我找到落水和裡格堆放垃圾的地方。於是開始了我們跨時空的合作——我們曾在不同的時間，以不同的角度調查過同樣的地方。拍攝了第一組照片以後，我在電話裡告訴了他我所看到的一切，談到了我對瀘沽湖環境前景的憂慮。田松博士詳細地介紹了他的理論，並對下一步的調查提出了建議，特別強調要搞清楚垃圾問題在達巴教這一摩梭本土宗教裡是否有什麼說法。此後，我又幾次對瀘沽湖畔及周邊的一些村落的垃圾問題現狀、村民對垃圾的看法進行了調查。
實際上，瀘沽湖的普通百姓對這片山水的熱愛遠遠超出我們的想像，有很多傳統的風俗和禁忌保證了他們和環境之間和諧的關系。從現代人的宏大敘事角度看，他們的“環保意識”是非常強的。這或許是因為，他們比任何人都體會到瀘沽湖優美的環境是他們生存的根本。20世紀80年代初，落水村率先開發旅游，村委會嚴格實行了處理垃圾和污水的各種措施，如：每家的垃圾先在自家院內焚燒，不能燒的再拉到山裡集中填埋；每家必須在自家院內挖一個污水滲漏池，全部污水都必須倒入池中。
格則多吉無奈地說：“過去我們這裡沒有標准間，沒有廁所，也沒有這麼多游客，而且我們控制洗衣粉的使用，不能用含磷的洗衣粉。我們每一家都必須在院子裡挖一個污水坑，讓髒水自然滲漏，那時候也沒有多少污水，只是一些生活污水，在自家的院子裡就都消化了。垃圾也很少，無非就是一些破衣服、舊鞋子之類的，沒有塑料的東西，燒了以後就做肥料了，哪裡舍得扔啊！再說破衣服舊鞋子能有多少？都是補了又補的，一穿就是很多年，每家的這種垃圾一年最多會有一兩筐。”
老村長腊古魯汝說：“垃圾倒在那個溝裡一年以後，我幾次到縣環保局，催他們建垃圾處理場。我是政協委員，在政協會上我也提了議案，他們給了回復，說准備搞垃圾處理場了，投資幾百萬，馬上就搞了。但是我今年又提了議案，還是沒見他們搞。我在提案裡說：一要保護瀘沽湖的自然環境，二要保護我們的摩梭文化。如果這兩樣東西不能保護的話，我們這裡很快就會沒有旅游價值了。”
2004年6月5日，世界環境日這一天，中央電視台新聞頻道《共同關注》欄目以《誰在污染瀘沽湖》為題，首次報道了瀘沽湖的垃圾問題現狀，在當地引起了強烈反響。村民格則大龍對我說：“央視曝光是我們瀘沽湖在全國引起轟動的最大的一件事了，如果政府不能趁機把瀘沽湖的污染問題解決了，那以後也就沒有什麼希望了，我們只能等著它變成一個臭湖。”
應該說，央視曝光後，當地政府確實有所觸動：落水村的垃圾河經過整整20天的焚燒和填埋，已不見蹤影，聽說好心的行政村書記還把部分不能焚燒無處填埋的垃圾拉回到自家後院埋掉了；工作組挨家逐戶地檢查其排污管道是否暢通；湖邊的路上安裝了垃圾筒；污水處理廠的電力供應得到了加強……然而，政府到底是否能從根本上解決或改善瀘沽湖目前的污染狀況？至少就目前的情況看，答案並不能讓人樂觀。
2004年6月24日，寧蒗縣委辦公室副主任王鴻軍把我帶到了新的“垃圾處理場”。他說：“現在瀘沽湖的垃圾都運到這裡了，我們會在這裡焚燒，然後填埋，填埋後還會在上面種草、種花、種樹。”我望著眼前那個長度寬度深度都遠遠低於我對它的期望值的土坑，無論如何也難以想像它就是政府的解決方案。
6月28日，傳來這樣一個消息：瀘沽湖整治小組在新的垃圾處理場召開現場辦公會時，附近的村民前來抗議。他們說：“憑什麼你們治理瀘沽湖的垃圾，卻又來污染我們這裡？”當地百姓說，新的垃圾處理場正位於他們附近三個村的水源上方。
離開瀘沽湖前，我又一次來到裡格，試圖在田松博士當年照片的同一個機位再拍一張。然而，即使我拿著照片對比，我也無法確認他當年的機位。我們曾認真地對比了我們相隔四年的照片，山還在，山的紋理還在，而村子，幾乎完全是一個新的了。
毫無疑問，瀘沽湖垃圾問題的解決還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田松博士認為，這涉及到傳統與現代化的關系問題，涉及到我們采取什麼樣的生活方式的問題，而不是簡單的技術問題。他甚至認為，瀘沽湖的垃圾是不可避免的，無論政府怎樣重視，都是不可能徹底治理的。我贊同田松博士的觀點，現代化是需要付出代價的。人們想當然地認為自己可以將一種“更現代”“更文明”的生活方式引入到傳統生活之中，卻沒有意識到，要付出的代價究竟會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