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巴蜀雙城記
高 虹
重慶的人文地理特別容易孕生出少年氣盛的自命不凡。年輕的心總是與這個城市火熱的氣氛 合拍一些。長江嘉陵江邊一站，不由地就吟哦出“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之類的 華章樂句，不由地便有了“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的豪邁衝動。
記得我在重慶讀小學時，老師帶了一幫學生去鵝嶺公園看菊展，齊聲朗誦的是唐末農民起義 領袖黃巢的詩句：“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明明是吟詩賞花的雅事，也弄得 金戈鐵馬、殺氣騰騰的“滿城盡帶黃金甲”!還讓稀嫩的嗓子故意羼些痰音，顯得篤厚一些 。夜登枇杷山，看萬家燈火，兩江彙流盡踏足下，於是又忙著把闌干拍遍，感慨“無人會， 登臨意”，其實豈止是無人會，胸中一片亂七八糟的生命原始衝動，自己也未會。
重慶夏季別名“火爐”，冬季雅號“霧都”，而山高路不平是四季皆然，
確實不是居家過日 子的好地方。但越是生存境況不佳的地方，倒越容易生長出鋪張的激情、不凡的志向，這大 概正可以印證一句老生常談——逆境出英雄吧。
城市到底出了多少英雄這很難說，但英雄的豪邁氣概卻溢滿了這座水深火熱的城市。這表現 在市民階層，你可以看到街頭巷尾的小小口角轉眼便升級為大動干戈，雙方比試著誰更能逞 強稱霸。最初的事由完全不重要也完全被忘記了，重要的是此時此刻決不能輸這口氣，非要 拼個你死我活。重慶人常用一句話評價某人：那崽兒有點亡命。口氣中絕無一絲貶意。亡命 之徒誰都覺得可怕，而重慶人表達的卻可能是一種敬佩。
這種英雄氣概在文化人那裡，大多表現為精神的無限擴張，向往不平凡，拒絕平常心。從小 他們戴著紅領巾去歌樂山“中美合作所”、白公館渣滓洞前掃墓，高聲朗誦“我願在烈火與 熱血中得到永生”。他們真的認為自己是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對“世界是你們的”這種慨 然允諾信而不疑。他們是魯莽的理想主義者，注定要磕磕碰碰吃很多苦。直到年齡大了，英 雄也就有些老了。
閑適的都市
成都是一座以“閑適”聞名的都市。
成都的“閑”，在以生活節奏緊張為時尚的現代社會很有些遭人物議。外地朋友來到成都， 主人立即呼朋引類，輪番款待。茶肆酒座，細品漫議，為主為賓，好不快活。結果客人臨走 時留下評論：你們成都好悠閑，慢悠悠的生活節奏，只怕在此長住，人就要變得懶散了，做 不成什麼大事。主人面面相覷——這話怎麼說的?好茶好飯全喂白眼狼了。還有那心智糊塗 的本地人，“蜀奸”似的直點頭：是呵是呵，我就是被這種生活給耽誤了。言下之意，他只 要是東出夔門西越劍門，立馬就成龍成鳳如何了不得了。
此言甚不合孤意。悠閑並沒有什麼不合適的，它甚至是生命最佳狀態(之一)。我總想將奧地 利作家茨威格的一段話廣為傳播。那是他把塞納河畔的維也納和它的近鄰德國作了一番比較 之後所說的一段話。大意是這樣：沒有那種對安逸舒適生活的享受意識和審美意識，就不是 真正的維也納人。維也納人並不“能干”，也沒有緊張的生活秩序，只能願意享受生活，並 為此搞出了卓越超群的音樂和藝術。問題在於：維也納人的閑適和享樂使他們產生出了如瓦 格納、勃拉姆斯、約翰·施特勞斯這樣的藝術長河中的巨星，而成都的閑適產生的是什麼呢 ?茶館裡的清客、街頭上的混混兒、麻將桌上的高手、說東家長西家短的長舌婦。值得在某 種意義上稱道的惟有因閑適而格外發達的各種小吃。
看來，藝術和文明的前提確實需要閑適和富足，但閑適和富足並不鐵定產生藝術和文明—— 如果市民骨子裡缺少一種追求精神、追求美的深刻本能的話。
於是，成都的閑適終竟是應該遭致非議的了。
平民的樂園
曾經聽聞一位老成都眉飛色舞地描述當年坐落在市中心的皇城古都風貌，雕梁畫棟，城門森 嚴，十分威風氣派，哪是現在的粗陋而毫無特色的展覽館能望其項背的。他痛斥在“文化大 革命”中拆毀皇城興修萬歲展覽館的劉吉挺、張西挺是千古罪人，這夫妻二人在“文革”期 間給四川造成許多災難。老成都的那份痛心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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