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曾是多年來一個神聖的名字，這簡單的兩個漢字，承載著其建城幾百年來的歷史風雨、往昔沉積。在異域人的眼中皇城北京和首都北京也最能傳達給世界這個遠古的和未來的“中央大國”所具有的歷史、人文、民情及時代信息。在2006年的夏秋之交，終有機會花數天時間近距離地體驗這座千萬人口泱泱都城的脈搏呼吸。
從穗到京之後對北京城市總體的第一印像就是地域廣袤、樓距開闊、道路寬敞。這是相對於上海、廣州的顯著特點——於此兩地老城區的建築開發已經達到見縫插針的地步，只有在城市的新區比如浦東、番禺才會有如此寬闊的城市空間感。另一個不同就是新建築的層高都不高但體量不小地塊面積很大。有一天晚上我特意乘車在三環上兜了一整圈，真切地感受到北京城建鋪攤的規模。有人形容北京城現在隨著環城路的環環外擴就像一個比薩餅由6寸到9寸再到12寸不斷地越攤越大，這也是北京相對於上海、廣州所擁有的天然優勢——這兩個城市地域外擴發展的空間已經受到周圍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其他城市同樣高速發展的制約，而北京就沒有這個問題。
北京的這種城建尺寸讓初到此地的人不由自主地感到國都的氣勢和城市的宏大。說實話，相對於上海和廣州，站在北京的街道上，抬頭可以望見更多的雲天，也可以更明顯地享受到風的穿流。
對於北京城的建築規劃得失我留意耳聞閱知過許多。最經典的事件就是建國初期梁思成上書中央要求原樣保留北京老城然後另外擇地興建新城行使首都政治行政經濟等功能，這在國外是有過先例的例如巴黎。但是他的方案被否決了，原因是國家百廢待興、財力有限，只能在老北京的基礎上興建新城市。於是舊的城牆被拆掉了，天安門前的廣場及周圍被重建了……等等，新的北京漸漸地替代老的北京。梁思成心有不甘不停尋找各種機會向上表達他的思路，最終讓他和以他為代表的一幫規劃、古建專家在隨後而來的各種運動中吃盡了苦頭。
可能就在梁思成因此受到責難並被改造靈魂深處的同時，在地球另一面的古巴由卡斯特羅領導的革命取得了最終勝利，建立了又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卡斯特羅在哈瓦那沒有去改動前政府留下的城區，而是在旁邊建了一個新城。即使在當時的中國人看來他的新城也難說現代，但他完完整整地保留了老城。相對於北京，這是一個後例，而此時北京的城市規劃趨向已經不可逆轉了。
在2005年9月14日的《中國經濟時報》上有一篇專題文章《尋找國家大道》，文中對梁思成的學生、現中國文物學會會長羅哲文進行了專訪。他對於天安門廣場的重建依然是耿耿於懷——無庸置疑他的老師當年也是如此。羅會長告訴記者，天安門廣場原來是一個“T”字型廣場，形成於明代，又名“天街”。廣場兩側宮牆之外，明代時集中布置了宗人府、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工部、欽天監、五軍都督府、太常寺、錦衣衛等衙署；清代襲之，仍為權力機構所在地。這些中央行政機構通過天街與皇城、紫禁城連為一體，像征著皇帝擁有最高權力。廣場南端為中華門，門內東西兩側沿宮牆之內一丈多遠，建有聯檐通脊、黃瓦紅柱、帶有廊檐的千步廊，東西相向各百十間，其北端分別折向東西，各34間，共有144間平房，作為存放文書檔案的地方。“如果這一片古城可以留存至今，那將是世界上惟一得以完整保留，規模最宏偉、氣勢最磅礡的歷史文化名城，就連今日之巴黎、羅馬也難以企及。”羅會長對此不無惋惜，並且對現在北京依然在舊城核心區求大求新求異的建築規劃取向表示了深深的擔憂和無奈的心情。“90年代東方廣場在建設前期就受到了強烈質疑與反對，當時好多老專家和院士聯名上書反對建東方廣場，但沒有成功。”參與過聯名上書的羅會長告訴記者，東方廣場所占地本來是劃撥給外交部蓋辦公大樓的，沒想到變成了商業用地。相較之下，2000年國家大劇院所引發的爭議更為熾烈。羅會長回憶，當時有100多位專家聯名上書要求重新論證國家大劇院方案，但也沒有成功。
在一個無風的傍晚，我登上了北京古城中軸線的最高點——景山，向南俯望故宮。在落日的余輝返照下，一片片金黃如霞的屋面從近至遠舒展地鋪開直到視力的天際線，皇城浩蕩，氣勢恢弘，。但在天際線上，可清晰地辨認出兩座於此迥然有別的建築盤踞在視線的右上角。一是人民大會堂，再就是形如巨蛋、銀光閃耀的國家大劇院了。人民大會堂尚有中國傳統的建築元素，因此與故宮的視覺反差不至於過大，但我個人認為它的高度似乎高了一點，使故宮這種平鋪的整體感覺產生了突變。而國家大劇院無論從形狀、色調、建築風格都與周圍故宮及中南海的皇家建築、園林形成了強烈的反差，猶如一艘龐大的天外飛碟降落在故宮皇城的領空。我所學專業是結構，與建築規劃似不沾邊，但只從普通國民的直覺而言，對於國家大劇院能否與巴黎埃菲爾鐵塔一樣經過時間的洗禮後從城市異類變成城市像征的前景，我有不可避免的懷疑。可能這就是東西方文化沉澱的差異，美籍華人貝聿銘在羅浮宮門前做的玻璃金字塔很快就得到了法蘭西大眾的認同，而法國人安德魯在天安門前做的巨蛋中國人卻怎麼看怎麼怪。
作為一個在基建系統混的人，大抵也知道許多建築業內專家對於近年來國內大中城市日益時興的所謂城市標志建築和建築設計國際招標有些看法。建築外貌優劣的評判並沒有絕對的標准，城市標志建築和建築設計國際招標的最終結果往往體現的都是當地最高權力層的意志。在追求城市現代化的進程中，國外發達國家設計人標新立異的建築方案似乎更能引起執政者的興趣和所謂國際大都市包裝形式的需要。於是在北京，除了法國人的巨蛋，我們還將看到瑞士人的鳥巢（國家體育場）、荷蘭人的變形體（中央電視台新樓）。我曾輾轉聽聞某位建築設計大師用一比喻來表達自己對此的看法，大意如此：荷蘭人弄了一孔幾十億的怪洞，瑞士人造了一個幾十億的鳥巢，引來了一只法國鳥，在天安門廣場前下了一個幾十億的巨蛋。
這位下蛋的法國人安德魯在國內的另兩大城市上海和廣州皆有其手筆，也都是城市重要標志：上海是浦東機場，廣州是新體育館。而在此君執筆的巴黎戴高樂新機場出現結構塌陷事故的新聞傳回國內後，著實讓京滬穗三地緊張了一陣，直到有權威機構出面宣稱安德魯在國內的建築經過嚴格檢算證明結構是絕對安全的。對此我認為從結構專業的角度來說，隨著空間結構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現今任何一個建築師靈感閃現所產生的奇思妙想通過結構大師的努力和電腦的運算都大致可以在理論上實現，無非是付出高昂的造價而已。
但很多結構專家也在擔心這樣一個問題，即這種愈演愈烈的標志建築、個性建築除了要付出比以前多得多的經濟代價外，其理論上的結構安全性是否能真正經得起各種不可預知的因素影響。比如材料品質的不穩定性，自然災害的不確定性，畢竟這類建築在空間結構形式上受建築外形的限定都是唯一的單體，沒有前例的實際數據可鑒，理論上可行的東西未必在實踐中萬無一失。另外我看還有一個重要因素不能不提，就是此類建築的施工時間往往受到業主的限定，大都少於合理的定額工期，由此也導致施工方在建設過程中難以保證100%地履行施工規範而造成質量隱患。最典型的事例就是“亞運工程”中工期最短的體育博物館，當年和所有的“亞運工程”一起獲得了“特別魯班獎”，但短短的十五年之後便出現了下沉、開裂等質量問題。
信馬由韁，從規劃講到施工，扯得有點遠了。回過頭再來看一下《中國經濟時報》那篇文章《尋找國家大道》中對中國管理科學院區域發展研究所張乃劍所長的采訪。張乃劍認為東西長安街現在的問題是發生了功能定位的錯位，出現了諸如東方廣場和國家大劇院等與長安街功能不協調的超大型商務建築，很多商業建築甚至包括“總部基地”、金融街也在往長安街上擠，加重了長安街原有的功能負擔，統一的風格被撕裂。商業行政中心區和商務中心區的積聚不僅造成原有民族建築被破壞，而且超負荷的人口對長安街的承載能力形成很大壓力，導致交通擁堵——相同的道理，這也是北京舊城核心區甚至國內其他大城市老城區經常產生交通堵塞的根源所在，我認為。
有一天晚上在街上閑逛的時候，我發現了皇城根公園：一處舊城牆基礎的遺址，已經被完善地保護起來，建了一個下沉式的廣場可以讓人近距離地去觸摸這些歷史的痕跡。很多事情的改變是無法逆轉的，圓明園遺址公園對於國民是愛國主義的教育基地，而站在此處城牆的遺址旁時，卻讓我說不出感慨還是唏噓了。
(故宮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