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到黃鶴樓的那一天是五一黃金周的第三天，天氣悶熱潮濕，不走路都要出一身的汗。全國各地的人彙集於此，熙熙攘攘，人頭攢動。此時此景，真不是登樓的好時宜。然而，到了武漢，不登黃鶴樓大抵如同到了北京不登長城，不吃烤鴨一樣，會隱隱抱憾，心有不甘的。說來也是機緣巧合，五一本計劃是下江南的，然而蘇州的車票告罄，不得已臨時改了計劃去武漢。上車前匆匆然買了一本熊召政先生的游記《水墨江南》，一來是為解旅途無聊，二來也想稍撫一下不能下江南的遺憾。誰知，翻開扉頁，映入眼簾的第一篇文章竟然就是《登黃鶴樓》！細細一想，不禁莞爾，對呵，武昌也在江南嘛。
黃鶴樓在中國人心中，尤其是中國文人心中，已然不是一座樓那樣簡簡單單。它就像一塊坐標，沉甸甸地牢固在每個人的心頭之上。始建於三國時期的黃鶴樓，命途多舛，屢毀屢建，經過了流光的洗禮，時代的磨難，樓中裝的也不再僅僅是雕梁畫棟，水墨丹青，而是盛滿了詩情，盛滿了畫意，盛滿了濃濃的情結，糾纏在這長江岸邊，久久不能散去。
一千二百年前，李白與崔灝前後腳登上了黃鶴樓。崔灝前半生放蕩，後半生坎坷，一直默默無聞，然而那一日登得樓來，卻才思泉湧，脫口而出“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一剎時，驚煞了半個盛唐！讓大名鼎鼎的李白也不禁感嘆“眼前有景道不得，崔灝題詩在上頭”，然而，話雖如此，李白前前後後還是做了不少以黃鶴樓為題的詩，不過真的就像他所說的那樣，沒有一首及得上崔灝的這一篇。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這是公元七三二年春天，三十一歲的李白和四十三歲的孟浩然在長江岸邊黃鶴樓下，執手告別。李白與孟浩然的這段友誼是中華文壇上的一段佳話。李白對於這位年長自己十二歲的兄長的贊美毫不吝惜：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然而，就是這個“風流天下聞”的孟夫子，不久前剛剛經歷了一段失意，四十歲的孟浩然科考落第，心有不甘，不由發出“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的感嘆。誰知這兩句牢騷卻恰恰被當朝皇帝聽到了，這讓本對孟浩然還懷有敬仰之情的天子大為不滿：“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於是孟浩然灰溜溜地回了家，仕途之夢從此也就灰飛湮滅了。若干年後，到了有宋一朝，無獨有偶，也有一位文人，考場失意，一憤之下，“忍把浮名，換了淺吟低唱。”，結果遭到當朝皇帝的封殺，他便是“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的柳三變，這是後話，在此不表。
李白走的依然是孟浩然的路線，雖然他豪飲高歌，佩劍天涯，但內心深處，仍然充滿了對功名的渴求，對施展報負的期望。公元七五六年，五十五歲的李白投到永王李璘麾下，原本以為一展身手的機會到了，一氣兒之下作了十一首《永王東巡歌》，歌頌李璘的豐功偉績，誰知他上的卻是條賊船，永王反叛兵敗之後，李白也以“附逆”的罪名流放夜郎。
流放途中，經過黃鶴樓。這離上一次與孟浩然煙花相別已是二十六載光陰。故地重游，感慨萬千。聽著從樓中傳出《梅花落》的笛聲，凄慘慘，淚潸潸，仿佛整個武昌城都在一片冰天雪地之中，心灰意冷之下，吟出了那首“一為遷客去長沙，西望長安不見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從此，“江城”便成了武漢的別稱。
李白與孟浩然不過是中國幾千年來傳統文人的兩個代表，中國的文人，他們想做官，想求功名，想出人頭地，但是又要保持自己矜持與清高的形像。這些人做不成官的時候抱怨，做了官，如果官職不大也抱怨，從官場上被趕出來了依然抱怨！翻開中國文學史，百分之八十的篇目期期艾艾，怨聲載道。果真都是“懷才不遇”嗎？我看不然，讓他們都做了官，放在任上，未必能做出什麼利國利民的業績來，倒不如讓他們發發牢騷，留下了不少千古絕唱。
今天的黃鶴樓與李白、崔灝的黃鶴樓可謂人非物也不再是，歷朝歷代的黃鶴樓都經過了樣式與格局的變化。今天的黃鶴樓是一座五層的建築，內部還裝了電梯。然而我更情願拾級而上，內心大抵總覺得這樣更虔誠一些罷。
登上黃鶴樓的頂層，剛才還熙熙攘攘的人流頓時清淨了不少，沿樓四面轉了一圈，將欄杆拍遍。這裡北望中原，南極瀟湘，西通巴蜀，東眺江淮，真無愧於“九省通衢”的名聲。憑欄遠眺，除了唐詩宋詞裡的風花雪月之外，從心底升騰的一股豪氣噴湧而出。誰也不知道若干年後黃鶴樓會變成什麼樣子，是宮闕殿宇，還是摩天大廈？然而無論它的外形如何變化，只要它的魂還在，我們就不會迷失在這長江岸邊。
那一年的三月煙花，那一年的白雲黃鶴。歲月悠悠，詩意依舊，情懷依舊，魂，便依舊！
丙戌年六月廿一補記於知秋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