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有喇嘛越多越好的傳統。戈茨坦在《喇嘛王國的覆滅》一書中提到：1737年喇嘛人數占了藏族男性的26%。戈茨坦隨後指出喇嘛教是阻礙西藏社會、經濟發展的桎梏。曾在噶廈政府做過官的藏族著名老學者恰旦次旦平措也說﹕“以前我對宗教就有看法﹐寺廟搞大了，對國家沒有什麼好處。那麼多人，吃著、喝著，那麼多年輕力壯的，不去生產，對藏民族也沒有好處。”１９５９年之後，中央政府為了發展生產，不得不限制西藏的喇嘛人數。盡管如此，如今西藏的喇嘛和尼姑（沒有編制的不算在內）仍然達到了西藏藏族人口的２％。大大超過了佛教國家泰國僧尼占人口比例的0.7%這個比例。為此，政府規定喇嘛們必須自己從事生產，要求僧尼們自己自足。
談到喇嘛和宗教，西藏當地的駐軍對喇嘛的言行應該是最有發言權的。在聖湖邊的巴噶檢查與眼鏡中尉聊天的內容因為頗有刺激性，在2006年的游記裡沒有記錄下來。現在轉述若干與朋友們一起看看當地喇嘛們的面目。“這裡的喇嘛竟然會白天念經，晚上換上西裝用信徒布施的錢跑到附近的縣城裡去嫖小姐。甚至還有的喇嘛會鑽進朝聖的藏族小姑娘的帳篷。如此這般，他們竟然還有厚著臉皮跑到我們的營房裡來，說：牧民的事情他們要管，軍隊的事情他們也要管。看來是曾經作為統治階級的殘余思想還沒死光。”
在薩迦的人民武裝部幾個軍官給我講的都相同：除去了政府的撥款和信徒的布施外，當這裡的寺廟需要什麼東西時，就會敲起寺院的鐘，然後周圍對宗教虔誠的牧民就會為他們送去肉食，酥油甚至整車燒火的牛糞。周圍寺廟中所喝的酥油茶的味道是周邊茶館中所無法比擬的。而有很多接受國家救濟糧的藏族老人會在集市上把分給他們的每年300斤的糧食都賣掉，把得到的錢捐給寺廟。地方政府的很多工作都因為喇嘛的干擾而沒有辦法開展，只好求助當地的駐軍。人武部大約要充當半個縣政府的職能。
日喀則軍分區司令部的藏族參謀告訴我，扎寺的主持在地方政協和官員的思想中還有著很高的地位，他換車的水平和速度，我們軍分區的司令員都沒辦法比。
十年前經過藏北那曲縣的時候，當地政府動員藏民挖蟲草致富時，當地喇嘛告訴藏民說那是“山神的腸子”，挖不得。現在那裡的喇嘛也在孜孜不倦地挖蟲草賣錢。
喇嘛好色貪吃，自古皆然，不過現在的喇嘛好色貪吃也沾了漢風洋氣。三大寺的青年喇嘛如今大搖大擺地穿上便裝去拉薩的錄像廳，看港台和西方黃色錄像；還有喇嘛穿便裝去漢族人開的飯店大吃大喝：地位稍高的喇嘛帶的手表可能一般城市白領都不見得買得起；寺廟主持的手機永遠都是當時最新款的。他們花的可都是信徒供奉的錢。
為了減輕當地藏族群眾的負擔，中央政府幾乎承擔的西藏目前主要寺廟的一切開支。喇嘛們每個月都有幾千元的收入，而每每到了騷亂的時候，衝在最前面的無一例外都是喇嘛們。西藏獨立本是政治問題，與佛教沒有絲毫的聯系。佛經裡面可從來就沒有“西藏獨立”的內容。喇嘛尼姑們雖然不知獨立為何物，但出於對達賴喇嘛的絕對崇拜，自然是“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此言是林彪在文革中吹捧毛老人家的原話，他還說毛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大約達賴喇嘛的話對西藏的僧尼也是一樣吧）。更何況那些高級僧侶們也朝思暮想地要回到處處都有寺廟，人人做喇嘛，信徒如螞蟻﹑供奉如大如山，宗教可以干預政治，三大寺可以決定西藏前途的那個黃金時代。西藏獨立與僧尼的利益就這樣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了。
看看《人民日報》駐拉薩記者劉偉在1987年10月1日拉薩騷亂時，自稱自己是海外華人，代表境外某個媒體采訪一個喇嘛的對話。通過這段對話，我們也許能了解純潔的佛教是如何蕩滌喇嘛們的靈魂的。
問：你贊成西藏獨立嗎？為什麼？
答﹕贊成﹐西藏本來就是西藏人的嘛，我們有達賴喇嘛，漢人有嗎？漢人吃糌粑喝酥油茶青稞酒嗎？我們不一樣。
問﹕你願意當喇嘛？
答﹕當然，藏族人最光榮的就是當喇嘛。
問﹕你對政府的宗教政策怎麼看？你認為西藏人現在的生活還不錯嗎？
答﹕他們漢人把我們西藏的寺廟都毀了，當然該他們修。我們喇嘛不如以前了，以前我們有很多吃的，老百姓供應，噶廈政府也專門供應，現在錢很少，寺廟裡很多值錢的東西他們都拿走了。漢人在拉薩修了很多新房子，但不是我們住的，拉薩城就是修得再好，我們也不需要。我們希望的是到處都有寺廟，人人都可以做喇嘛。漢人沒來以前，我們西藏人和平相處，沒有鬥爭，沒有更多的貪心，貪心多了會下地獄。漢族人把他們的貪心帶來了，也教壞了我們一些藏族。
劉偉還記錄了警察審問一個參加騷亂的喇嘛的對話﹕
問﹕你為什麼要游行，怎麼來的拉薩？
答﹕我們自己來的，我們應該享受我們的一切。
問﹕享受什麼？
答﹕獨立。
問﹕什麼是獨立？
答﹕不知道。聽了廣播，達賴喇嘛在說西藏要獨立，我們喇嘛就要響應。
這兩段對話頗能說明今天西藏喇嘛尼姑的心態。作為出家人，對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與現代化等等一概不感興趣，反而認為通過勞動獲得財富那是貪心，要下地獄。在《你所不知道的扎什倫布》那篇游記裡，我稱喇嘛們為寄生蟲。有網友評論“說喇嘛寄生蟲有點過了。畢竟，宗教嘛，精神領域的，總不能要求喇嘛也成天去放羊放牛吧。”我不知道，喇嘛們飽食終日，既不種青稞，也不養牛羊，要老百姓天天供養，還希望這樣的供養越多越好，期冀這樣的供奉萬世長存。到底誰是寄生蟲？誰更貪婪？？誰應該下地獄？？？
住在達蘭薩拉的“神”的面目，似乎不需要我們多說什麼？而住在扎寺，住在我們身邊的“神”又如何呢？
對十世班禪最官方的評價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者、著名的國務活動家、中國共產黨的忠誠朋友、中國藏傳佛教的傑出領袖”。從藏傳佛教的理論上講班禪達賴應該是互為師徒關系。簡單說，大家都知道班禪達賴都是轉世靈通擔任，現任去世，有下一任，哪一位轉世早，哪位就是師傅，另一位就是徒弟。可惜的是宗教地位從來都不是單純的，在現實生活中，無論什麼“身份”，最終地位是“政治地位”決定的。
班禪從歷史淵源上看，就是因為害怕達賴的勢力一家獨大，不好控制，才設立的。兩個系統間的矛盾與衝突幾百年來就沒有間斷過。由於兩個系統的實力對比，歷來班禪系統都更加認可中央中央政府，而達賴系統卻試圖建立相對獨立的政教合一的西藏。1912年辛亥革命之後，噶廈政府驅逐清軍，達賴開始掌控西藏的政局。班禪的地位從那個時期就開始更受到全面壓制，直到1923年九世班禪被迫出走內地，扎什倫布寺被監管，整個西藏完全聽命於達賴而達到頂峰。
1931年5月，在國民會議上，九世班禪公開發表對於國民政府訓政建設的認識和三民五權的擁戴，支持國民政府的各項主張。班禪“愛國”、“愛教”的傳統從那時就有了淵源。蓋因與達賴集團的實力對比過於懸殊，老窩都被人家端了，不依靠中央政府連西藏都進不去，就更不用說宗教政治地位了。到了我們都熟知的這位“神”，就混得更慘了，連老父親都被達賴集團扣押為人質。所以，隨著西北的解放，“愛國”“愛教”的班禪就又把眼光投到了中央政府的身上。經過中央政府的多方協調與艱苦談判，由超過千人的武裝護送，達賴集團終於同意讓班禪返回西藏。但是在１９５２年４月２８日雙方在布達拉宮見面時，達蘭薩拉的“神”卻給了從青海回到拉薩的“神”一個下馬威。當班禪給達賴磕頭時，達賴不站起來；而且把達賴、班禪互換哈達變成了班禪單方面向達賴獻哈達；同時把班禪的座位變小兩級，放在旁邊。隨行的班禪方面的衛士幾乎氣得要當場開槍，幸虧中央政府的代表出面阻攔才沒有鬧出大禍。事後，班禪方面的人痛哭流涕，說中央政府欺騙了他們。（在班禪回西藏的程序和儀式上中央和達賴集團是有協議在先的，班禪才同意回西藏的）從這件事情可以看出，當時如同喪家犬的班禪的宗教和政治地位。除了“愛國”“愛教” 班禪集團別無選擇。
但是班禪作為大農奴主、大教主，根深蒂固的貴族、宗教、民族情緒一天也沒有改變過。後來針對１９５９年的平叛與民主改革和對宗教的限制班禪都有著本能地抵觸。為此班禪給周恩來總理的長信中對這些政策都有微詞。此信史稱《七萬言書》現在這些文字應該不是保密的內容了，有興趣的朋友也可以去找來讀讀。在信中除了表達對中央各項政策的不滿外，班禪還對他與父親在西藏的地位和待遇問題喋喋不休的抱怨，暗示他的地位遠不如那個當時已經遠走達蘭薩拉的“神”。言外之意是，既然他走了，我便要取而帶之。
達蘭薩拉的“神”患有嚴重的失憶症。１９８９年的騷亂過後，達賴喇嘛迅速對中央政府對話的要求做出了回應，發表了聲明:非常明確地表示自己已經放棄了要求西藏獨立的政治主張。幾個月後的1989年12月10日，在奧斯陸，達賴喇嘛當面接過挪威國王奧拉夫五世遞來的300萬挪威克朗的諾貝爾和平獎的支票時，激動地說：“感謝尊敬的國王，諾貝爾和平獎不僅僅是給我個人的，而且是對我們西藏人為國家自由而努力的肯定。”
我們這邊的“神”似乎也患有相同的病症，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從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６１年，不過９年的時間。班禪就忘記了，他和他父親在新中國成立前，受到達賴集團的排斥，根本得不到承認，也根本進不了西藏。他和他父親在舊西藏一天也沒有威風過。不是中央政府逼迫達賴集團承認他，又派兵護送他進藏即位，給他高官厚祿，讓他和他父親大耍威風，他還呆在他在青海的行轅裡。大約失憶症是兩位西藏的“神”的通病吧？
班禪從１９６６年起在秦城監獄裡度過了９年多的時間，出獄後大有看破紅塵之意，似乎也不再願意當他的“神”了，於是決定還俗，經過中央批准娶了國民黨起義將領董其武的外孫女李潔結婚，並育有一女。到了１９８１年，平反以後，班禪重新出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做“神”的欲望又高漲起來。在1982年6月至8月去西藏視察時，雖然也說了很多反對西藏獨立的話，卻引發了宗教狂熱。單在拉薩和日喀則兩地受其摸頂的藏民達到30萬人次。從進入青海開始，藏民夾道歡迎、獻禮、磕頭、歡呼，規模之大，人數之多為歷史罕見。以致7月6日在大昭寺舉行佛事時發生混亂，踩死一人，踩傷11人。８４年我姑父這個老青藏來北京治療的時候給我講述過當時的場景。“青海和西藏的農牧民很多人變賣全部家產，把１０元一張的人民幣裝在麻袋裡。班禪所到之處，這些藏民將一把把的錢撒在班禪腳前，期望得到摸頂。”他的所作所為被當地的黨政干部大為反感，但是因為中央的政策原因，像我姑父一般的老西藏是敢怒而不敢言。而班禪回到北京卻還認為自治區執行宗教政策是“收”而不是“放”。
時任自治區黨委書記陰法唐（１８軍進軍西藏的時候，張國華為軍長，譚冠三為政委。陰法唐是一個師的政委。屬於資歷相當老的駐藏干部）不同意他的說法。雙方各自向中中央告狀，結果中央批評陰法唐“不尊重班禪”。1983年6月《西藏日報》報道西藏六屆人大會議時，沒有刊登班禪的照片，班禪又向中央告狀，中央批評自治區黨委犯了“政治錯誤”。自治區黨委不得不專門寫報告，由當時參加會議的人大代表說明，新華社幾次拍照班禪都不在場，所以《西藏日報》無法采用班禪的照片與言論。
班禪復出以後，野心膨脹，企圖恢復他往日“神”的地位，想當西藏的太上皇。而提出的最離譜的要求是：兼任西藏自治區政府主席。雖然當時中央政府對境內外的兩個“神”都采取了相當程度的綏靖政策（竊以為是後來藏獨越搞越凶的主要誘因），而這個要求被鄧公一句：“政教必須分離！”而拒絕。由此可見，反對西藏對立，反對達賴喇嘛未必是假。如果達蘭薩拉的“神”回到西藏，斷然沒有班禪的立錐之地，不回到１９５２年以前的狀態就是他的運氣了。而期望著通過反藏獨，來恢復他中斷十多年的“神”的地位和特權到一定是真。
對於班禪人“神”之間的角色轉換和娶妻生女是否遵從了格魯派的教規，是否算破戒無從評論。因為我對佛家的規矩沒有什麼深入研究。只是班禪１９８６年回大昭寺主持祈禱大法會，有相當數量的宗教人事對他的資格有所質疑。班禪自己解釋說：“我不願意遵守某條戒律，自動向佛祖懺悔，脫去袈裟，表示我把這條戒律還給了佛祖，這是終於戒律的做法，是允許的。這叫信佛不辱佛！我不再穿袈裟，但我還是班禪額爾德尼。”有西方記者為此事采訪達賴。另外那個“神”沉吟半晌，只說了句：“他也是個人！”算做回答。
２００１年，我一早去大昭寺拍照片，措欽大殿釋迦牟尼十二歲等身像前，一個年輕喇嘛正在給幾個干部模樣的內地客人在做講解。他的漢語非常流利：
“這是我們大昭寺的鎮寺之寶，也是我們最崇拜的佛像。大家可以拜一拜。但我們在這裡膜拜的不是這尊像，而是一種精神。如果只知道對這木頭敬禮，那麼就沒有理解佛教的精神。這種精神應該是忘我的，無私的。”
“你們當中有共產黨員，我們認為共產主義和佛教是不衝突的。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首先想到的是別人，我們佛教講的也正是這樣的道理，要善於放下私心，放下一個“我”字。佛教說六道輪回，但是天堂和地獄並不一定要死後才能到達。如果人人向善，那麼這個世界就是天堂。如果人心向惡，那麼，此時此地，就是你的地獄。”
這個年輕喇嘛的話讓我深受打動。他似乎比那兩個相互鬥法多年的“神”更有佛心，更有人性，更接近一個“神”。
因為工作的原因，經常往返中英兩國之間。看到過一個親自到過西藏采訪的英國記者寫的文章。其中心意思是：藏族是一個沒有希望的民族，因為他們將智慧和財富都毫無節制地付給了虛無飄渺的佛教。
說心裡話，雖然我是個徹底的無神論者，但是從來不反對宗教信仰。人有信仰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我一直這樣認為。所謂宗教就是要搞清楚人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如來佛祖、真主阿拉和基督耶穌都各有各的說法。從這個角度來看無神論也是一種宗教。所幸的是，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７年，我四次進入西藏。一路走過，那個英國記者的論斷就可以被推翻。因為，以前路邊村莊裡的最好的建築是寺廟。但現在，我看到的是：學校。 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看到西藏像歐美等有宗教信仰的國家和地區一樣，一邊祈禱，一邊發展。更希望，西藏像我曾看到的一幅圖片一樣：一位包頭巾，穿著長袍的阿拉伯人在沙漠裡倚著駱駝，用衛星電話和筆記本電腦上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