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3、9/5 蘭州—敦煌蘭西高速的青海段路面非常好，車輛也很稀少，彎彎的湟水多次從公路下往返穿過。而進入甘肅段，明顯山體都是光禿禿的，路面狀況也不如青海段的平整了，這可能和兩省的道路框架有關吧。
蘭州市是個沿黃河而建的城市，東西狹長，南北很窄，但是城市的繁華程度遠遠超過了西寧，到蘭州後游覽了黃河母親像、中山鐵橋、水車，坐羊皮筏子漂了黃河、時間關系沒有去白塔山。
羊皮筏子俗稱“排子”，是一種古老的水運工具。它由十幾個氣鼓鼓的山羊皮“渾脫”（囫圇脫下的羊皮經浸水、暴曬、去皮、扎口、灌入食鹽和香油等一系列的炮制工序制成），並排捆扎在細木架上制成。羊皮筏子有大有小，最大的皮筏用600多個羊皮袋扎成，長12米，寬7米，6把漿，載重量在20至30噸之間，黃河邊供游客乘坐的羊皮筏子都是用13只皮胎采取前後4只中間5只的排列方式綁扎成的小筏子，重20多斤，能坐5個人。
現在，羊皮筏子已經成為黃河特色旅游項目，劃羊皮筏子的水手被稱為“筏子客”，他們都是有多年經驗、深諳水性的老“把式”。我們買完了票，“筏子客”扛著筏子走到河邊小碼頭，將羊皮胎朝下放進水中，在木架子上鋪幾塊墊子，等我們盤腿坐好了，他也坐下來開始劃槳，筏子便離開碼頭，順水漂流。據說過去做“筏子客”非常危險，是在刀口浪尖上討營生，因此有很多講究，比如不能說“破”、“沉”、“碰”、“沒”、“斷”等不吉利的字，首次出行還要掛紅、放炮、焚香、祭奠河神。現在會劃羊皮筏子的人越來越少了。
現在黃河的水情不像從前那樣險惡，為了游客安全，羊皮筏子也只在比較淺的水域行駛，因此坐筏子的感覺也少了些驚心動魄。坐在筏子上，低頭就能看見黃河水從羊皮胎的空當中悠悠穿過，向下一伸手穿過木架子就能撩到涼涼的河水，更奇妙的是筏子隨著水波蕩漾晃晃悠悠，乘客卻不會被水打濕，有點“我自端坐，任他風浪”的味道。河面上涼風習習，渾黃的河水打著漩渦緩緩東流，河心小島上蘆葦搖曳，河對岸的山上白塔峭然屹立，看“筏子客”使出“壓”、“抓”、“提”等招式劃槳，聽他高亢地扯著嗓子唱幾句顫悠悠的“花兒”……這一切都使人感受到黃河的獨特韻味。
因為在蘭州時間太短，除了羊皮筏子讓人記憶深刻之外，其他的感覺都不深刻。當天下午乘K9667（1755/0814）軟臥赴敦煌，在火車站正好遇到大批的民工赴新疆采棉花，那場面真是相當壯觀了。
晚餐在火車的餐車上解決，東西一般，價格感覺還行。
D4、9/6（上） 敦煌—鳴沙山、月牙泉列車在大約行駛了14半小時之後，在早晨8點15分抵達敦煌火車站站，敦煌火車站落成於2008年7 月4日，離開敦煌市區只有4.5公裡，以前到敦煌坐火車要在柳園火車站下車，然後再坐385公裡的汽車才能到敦煌，旅途勞頓非常的辛苦，現在火車直接可以到敦煌，免除了這些舟車勞頓。
早餐後行李寄放在車上，直接去鳴沙山和月牙泉。鳴沙山位於距城南五公裡處，因沙動成響而得名。山為流沙積成，沙分紅、黃、綠、白、黑五色。漢代稱沙角山，又名神沙山，晉代始稱鳴沙山。其山東西綿亙40余公裡，南北寬約20余公裡，主峰海拔1715米，沙壟相銜，盤桓回環。沙隨足落，經宿復初，此種景觀實屬世界所罕見。
在鳴沙山群峰環繞的一塊綠色盆地中，有一泓碧水形如彎月，這就是月牙泉。歷來水火不能相容，沙漠清泉難以共存。但是月牙泉就像一彎新月落在黃沙之中。泉水清涼澄明，味美甘甜，在沙山的懷抱中嫻靜地躺了幾千年，雖常常受到狂風凶沙的襲擊，卻依然碧波蕩漾，水聲潺潺！
月牙形的清泉，泉水碧綠，如翡翠般鑲嵌在金子似的沙丘上。泉邊蘆葦茂密，微風起處，碧波蕩漾，水映沙山，蔚為奇觀。對於月牙泉百年遇烈風而不為沙掩蓋的不解之謎，有許多說法。有人認為，這一帶可能是原黨河河灣，是敦煌綠洲的一部分，由於沙丘移動，水道變化，遂成為單獨的水體。因為地勢低，滲流在地下的水不斷向泉中補充，使之涓流不息，天旱不涸。這種解釋似可看作是月牙泉沒有消失的一個原因，但卻無法說明因何飛沙不落月牙泉。
月牙泉，古有“沙井”之稱，在城南７公裡鳴沙山北麓。東西長218米，南北寬54米，平均水深５米左右。泉形逼肖月牙，漣漪縈回。泉內生長有眼子草和輪藻植物，南岸有茂密的蘆葦，四周被流沙環抱，雖遇強風而泉不為沙所掩蓋。因“泉映月而無塵”、“亙古沙不填泉，泉不涸竭”而成為奇觀。相傳泉內生長有鐵背魚、七星草，專醫疑難雜症，食之可長生不老，故又有“藥泉”之稱。
據說，月牙泉早在漢代就是游覽勝地。唐代這裡有船舸，泉邊廟宇。泉南岸原有一組古樸雅肅、錯落有致的建築群，從東向西計有娘娘殿、龍王宮、菩薩殿、藥王洞、雷神台等百余間。各主要殿宇有彩塑百尊以上，所繪壁畫數百幅。重要殿堂均懸置匾額、碑刻，如“第一泉”、“別有天地”、“半規泉”、“勢接昆侖”、“掌握乾坤”等，書法雅俊，堪稱上品。當時這裡亭台樓閣，廟貌輝煌，宮廳柱廊，臨水而設。林木蓊郁，泉光與山色相映，古剎神廟，繞以常年香火。歷代騷客游玩，吟詩詠賦，揮毫者不乏其人。史載，漢元鼎四年（前１１３年），漢武帝得天馬於渥窪池中，後人疑月牙泉即漢渥窪池，遂立一石碑曰“漢渥窪池”、“四面風沙飛野馬，一潭之影幻游龍”。由是，奇特的月牙泉更增添了傳奇色彩。
歷史上的月牙泉不僅“千古不涸”，而且水面、水深皆極大。有文獻記載，清朝時這裡還能跑大船。20世紀初有人來此垂釣，其游記稱：“池水極深，其底為沙，深陷不可測。”月牙泉在有限的史料記載和詩詞歌賦中，一直是碧波蕩漾、魚翔淺底、水草豐茂，與鳴沙山相映成趣。直到1960年前，泉水沒有大的變化，最大水深9米，湖水面積22.5畝。
70年代中期當地墾荒造田抽水灌溉及近年來周邊植被破壞、水土流失，導致敦煌地下水位急劇下降。從而月牙泉水位急劇下降。月牙泉存水最少的時間是在1985年，那時月牙泉平均水深僅為0．7至0．8米。由於水少，當時泉中干涸見底竟可走人，而月牙泉也形成兩個小泉不再成月牙形。這使得“月牙泉明日是否會消失？”成為許多人關注的焦點。此後，敦煌市采取了多種方式給月牙泉補水。
從2000年開始，敦煌市采取應急措施，在月牙泉周邊回灌河水補充月牙泉水位，使月牙泉暫時免於枯竭。
2004年的水位下降至1.3米，泉水面積減小到7.8畝。目前，月牙泉水位在1米左右回旋，如果不進行根本性治理，月牙泉這一世界級遺產將面臨干涸枯竭的危險。
隨著國家開發銀行2000萬元貸款落實到位，月牙泉水位下降應急治理工程也將於2006年年底開工。 將通過“節水”、“補水”、“引水”等多種方式來解救月牙泉。
1994年1月10日，甘肅省鳴沙山─月牙泉風景名勝區經國務院批准列入第三批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名單。
由於周邊地區生態惡化，從20世紀60年代至今，敦煌市鳴沙山月牙泉水位總下降幅度達6至7米，水域面積大幅縮減。為拯救鳴沙山月牙泉這一神奇的大漠景觀，總投資4100萬元的月牙泉水位下降應急治理工程，於2007年初正式啟動運行。應急治理工程在月牙泉周圍修建四個滲水場向地下滲水，通過提高月牙泉周圍的地下水位，保持並提高月牙泉的水位。這一工程已於2008年5月完工，月牙泉水位得到穩定並逐步提升。
關於月牙泉、鳴沙山的形成還有一個故事：從前，這裡沒有鳴沙山也沒有月牙泉，而有一座雷音寺。有一年四月初八，寺裡舉行一年一度的浴佛節，善男信女都在寺裡燒香敬佛，頂禮膜拜。當佛事活動進行到“灑聖水”時，住持方丈端出一碗雷音寺祖傳聖水，放在寺廟門前。忽聽一位外道術士大聲挑戰，要與住持方丈鬥法比高低。只見術士揮劍作法，口中念念有詞，霎時間，天昏地暗，狂風大作，黃沙鋪天蓋地地而來，把雷音寺埋在沙底。奇怪的是寺廟門前那碗聖水卻安然無恙，還放在原地，術士又使出渾身法術往碗內填沙，但任憑妖術多大，碗內始終不進一顆沙粒。直至碗周圍形成一座沙山，聖水碗還是安然如故。術士無奈，只好悻悻離去。剛走了幾步，忽聽轟隆一聲，那碗聖水半邊傾斜變成一彎清泉，術士變成一灘黑色頑石。原來這碗聖水本是佛祖釋迦牟尼賜予雷音寺住持，世代相傳，專為人們消病除災的，故稱“聖水”。由於外道術士作孽殘害生靈，便顯靈懲罰，使碗傾泉湧，形成了月牙泉。
鳴沙山和月牙泉是大漠戈壁中一對孿生姐妹，“山以靈而故鳴，水以神而益秀”。游人無論從山頂鳥瞰，還是泉邊暢游，都會騁懷神往，頗有“鳴沙山怡性，月牙泉洗心”之感。
整個景點一圈下來，需要3個多小時，10元一雙的鞋套還是應該租的，同時80元/人的來回騎駱駝也是非常值得的，我們在駱駝隊的終點站嘗試了爬一座小沙山，往上爬3步，就要往下滑2步的情況，讓我們在登上幾十米高的小山丘時，個個都氣喘吁吁，慶幸沒有選擇徒步上山。
返回敦煌市區的路上，解決了午餐，因為大家都消耗得不少，所以這頓飯是幾天來吃的最香的，一頓風卷殘雲之後，驅車去賓館，順利入住五星級陽光沙洲酒店。
D4、9/6（下） 敦煌—莫高窟在酒店洗了個熱水澡，去掉粘在頭發上的細沙，小憩一會便又重新出發，下午是我最神往的敦煌莫高窟了！
敦煌莫高窟是甘肅省敦煌市境內的莫高窟、西千佛洞的總稱，是我國著名的四大石窟之一，也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藝術寶庫。莫高窟谷稱千佛洞，這裡並不是指有一個千個佛或一千個洞窟，佛語泛指有許許多多的佛和洞窟。
莫高窟位於敦煌市東南25公裡處，開鑿在鳴沙山東麓斷崖上。南北長約1600多米, 上下排列五層、高低錯落有致、鱗次櫛比，形如蜂房鴿舍，壯觀異常。它是我國現存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的古典文化藝術寶庫，也是舉世聞名的佛教藝術中心。1987年12月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據莫高窟的碑文記載，公元366年，有位叫樂尊的僧人雲游到鳴沙山東麓腳下，此時，太陽西下，夕陽照射在對面的三危山上，他舉目觀看，忽然間他看見山頂上金光萬道，仿佛有千萬尊佛在金光中閃爍，又好像香音神在金光中飄舞，一心修行的樂尊被這奇妙的佛光影景像感動了，他認為這就是佛光顯現，此地是佛祖的聖地。於是樂尊頂禮膜拜，決心在這裡拜佛修行，便請來工匠，在懸崖峭壁上開鑿了第一個洞窟。此後法良禪師等又繼續在此建洞修禪，稱為“漠高窟”，意為“沙漠的高處”。後世因“漠”與“莫”通用，便改稱為“莫高窟”。
從前秦建元二年後，佛門弟子、達宮貴人、商賈百姓，善男信女都來這裡捐資開窟，歷經十六國、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歷代的興建，形成巨大的規模，現有洞窟735個，壁畫4.5萬平方米、泥質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的佛教藝術聖地。近代以來又發現了藏經洞，內有5萬多件古代文物，由此衍生專門研究藏經洞典籍和敦煌藝術的學科——敦煌學。但在近代，莫高窟受到騙取、盜竊，文物大量流失，其寶藏遭到嚴重破壞。1961年，莫高窟被公布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1987年，莫高窟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是中國四大石窟之一。
莫高窟是古建築、雕塑、壁畫三者相結合的藝術宮殿，尤以豐富多彩的壁畫著稱於世。敦煌壁畫容量和內容之豐富，是當今世界上任何宗教石窟、寺院或宮殿都不能媲美的。環顧洞窟的四周和窟頂，到處都畫著佛像、飛天、伎樂、仙女等。有佛經故事畫、經變畫和佛教史跡畫，也有神怪畫和供養人畫像，還有各式各樣精美的裝飾圖案等。莫高窟的雕塑久享盛名。這裡有高達33米的坐像，也有十幾釐米的小菩薩，絕大部分洞窟都保存有塑像，數量眾多，堪稱是一座大型雕塑館。
莫高窟的導游一般都是研究院的研究生來擔任，考慮到人呼出的二氧化碳對壁畫會產生破壞和腐蝕作用，所以每次參觀只能隨機參觀10個洞窟，但是藏經洞和洞窟編號第九十六號的洞窟是一定能參觀的，九十六號窟始建時僅有四層樓，後五層是後來修建的，內有一尊大佛，是世界“室內第一大佛”。
對於藝術鑒賞，自感沒有慧根，但是當你站在敦煌的壁畫前，你還是會發出由衷的感嘆，但是她的殘缺和破壞，也讓人觸目驚心！藝術的分析早有專家寫書來進行介紹了，在回上海後，專門摘錄了一些敦煌的破壞情況，看了之後，令人扼腕嘆息！詳見附注1。
我是余秋雨先生的粉絲，去敦煌前又專門看了一遍《道士塔》，在莫高窟售票處前面，果然看到了一座淡黃色的塔佇立在莫高窟陳列館前，在我停留的數分鐘內，沒有看到還有其他人在注意到它。細細看了一下塔上的文字，原來是王的徒子徒孫們用來紀念王圓箓的，墓志上記錄了他的功德。他們建造了莫高窟眾多塔中最大最高的一座，將一個道士以及他的所有功過歸還給了大地。關於王圓箓的情況詳見附注2。
真是：敦煌千古事，苦樂誰心知？
D5、9/7 敦煌—嘉峪關—上海早晨7點半准時從敦煌出發，踏上去嘉峪關的380公裡行程，約5個小時左右，抵達嘉峪關市。
嘉峪關是明代萬裡長城西端起點，始建於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先後經過168年時間的修建，成為萬裡長城沿線最為壯觀的關城。嘉峪關關城1961年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一批全國文物重點保護單位。1965年以關名建市。
嘉峪關長城主要分為嘉峪關西長城、東長城和北長城三部分。其中西長城指討賴河墩到關城達懸壁長城的一段，全長約15公裡。東長城從石關峽起經野麻灣向東北延伸至新城堡，全長約25公裡。北長城從嘉峪關新城堡往東，到酒泉下古城與通往山海關的長城相接，全長2000米。
嘉峪關關城是明代長城的一座重要關隘，素有“河西第一隘口”之稱。關城雄偉壯觀，由內城、外城、羅城、甕城、城壕組成。內城是關城的心髒，設軍事指揮部門。
外城修築於明嘉靖年間，外城牆長1263米，門在城東北，稱東閘門。
內城牆高9米，加垛牆1.7米，總高10.7米。6米以下為黃土夯築，6米以上用土坯加築。歷經六百多年，牆體雖有剝落，但大部份仍然完整牢固。相傳，修築城牆用的黃土，都是經過認真篩選和加工制作的，首先將選好的黃土放在青石板上，讓烈日烤曬，將草籽曬死。嘉峪北段長城下出土的“長城工牌”，上面詳細記載了當時修長城的分工情況。“長城工牌”現陳列在嘉峪關長城博物館內，“工牌”為石質，正面刻：“弟（第）一工起”，背面刻有“蔡止梅起”，下面刻有修長城各工程隊隊長的名字。修築工程結束後，要進行嚴格的驗收：在距城牆一定距離內，用箭射牆，如果箭頭射不進去，證明城牆堅固合格；如若箭頭射入牆體，則證明工程不合格，要進行返工重建。如此嚴格的長城工程管理制度，保證了長城工程的質量。
內城戲台是清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嘉峪關游擊將軍袋什衣主持修建，系當時守城官兵、城內居民及過往商旅的娛樂場所。其形制為典型的中國傳統古典戲台。由木制屏風把前後台分隔開，屏風正中央繪制八幅人物圖，是人們熟知的“八仙”內容。頂部為中國傳統圖案“八卦圖”，“八卦圖”是中國古代思想文化與科學的綜合反映。兩側是一組風情壁畫，內容是寺廟的和尚及尼姑庵的尼姑及尼姑豢養的尤物。這些繪畫內容在其它戲台上是非常少見的。戲台兩側書寫有對聯：“離合悲歡演往事，愚賢忠佞認當場”。對聯高度概括了古往今來人間世事的演義變化及戲曲演出場所的功能作用。
文昌閣，始建於明代，重建於清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樓閣為兩層兩檐歇山頂式建築， 底層兩邊為單間鋪房，四周立紅漆明柱18根，形成回廊。內為面寬三間、進深二間的官廳。四面裝有花格門窗，上部繪制山水人物彩畫80余幅。此閣在明清時為文人墨客會友、吟詩作畫、讀書的場所。到了清代末年成為文官辦公的地方。
嘉峪關游擊將軍府，也稱游擊衙門，初建於明隆慶年間，後來成為明清兩代鎮守嘉峪關的游擊將軍處理軍機政務的場所。現在的建築是1987年在原建築的基礎上恢復修建的，為兩院三廳四合院式，占地面積為1755平方米，建築面積808平方米。
在嘉峪關古代軍事史上，游擊將軍府不但是嘉峪關長城防御體系的指揮中心，而且是朝廷統治地方、檢查商旅使者往來、聯系西域和中亞及各少數民族的樞紐機關。
游擊將軍府復原陳列以歷史史料為依據，以現有建築為框架，以超級寫實主義雕塑（高分子仿真雕塑）為主要形式，深入細致地展現了嘉峪關游擊將軍的生活史跡。
嘉峪關游擊將軍府陳列分為兩個部分。前院以議事廳為中心，著重展示古代游擊將軍及文武官員指揮御敵、簽發關文等情景。後院是游擊將軍及家眷生活的場所，生動形像地表現了游擊將軍及其家眷的生活場面。陳列從人物生活入手，內容嚴謹、科學、准確，高分子仿真人物栩栩如生，使人有身臨其境之感。
在嘉峪關還流傳一個歌頌古代工匠的傳說。說是明朝修嘉峪關時，主管官員給工程主持人出難題，要求他預算用材必須准確無誤。在工匠們的幫助下，工程主管人進行了精確的計算。結果工程竣工時，所備的磚瓦木石恰恰用完，只剩下一塊城磚，稱為“定城磚”。現在這塊磚仍放在會極門(西甕城門)門樓檐台上，我們未能免俗，也慕名去看一看這“定城磚”，聊發對古代工匠的聰明才智的敬佩之情。
現在的嘉峪關景區內，還有新建的長城博物館，值得一看。
嘉峪關機場很小，候機廳感覺像是長途汽車站， 乘坐的FM9214晚點了半個小時18點左右才起飛，經停西安後，晚上十點半抵達上海浦東機場，這次的旅行結束，期待國慶的西藏之行。
附注1：莫高窟的破壞情況莫高窟在元代以後已很少為人所知，幾百年裡基本保存了原貌。但自藏經洞被發現後，旋即吸引來許多西方的考古學家和探險者，他們以極低廉的價格從王圓箓處獲得了大量珍貴典籍和壁畫，運出中國或散落民間，嚴重破壞了莫高窟和敦煌藝術的完整性。
1907年，英國考古學家馬爾克·奧萊爾·斯坦因在進行第二次中亞考古旅行時，沿著羅布泊南的古絲綢之路，來到了敦煌。當聽說莫高窟發現了藏經洞後，他找到王圓箓，表示願意幫助興修道觀，取得了王的信任。於是斯坦因就被允許進入藏經洞揀選文書，他最終只用了200兩銀兩，便換取了24箱寫本和5箱其他藝術品帶走。1914年，斯坦因再次來到莫高窟，又以500兩銀兩向王圓箓購得了570段敦煌文獻。這些藏品大都捐贈給了大英博物館和印度的一些博物館。大英博物館現擁有與敦煌相關的藏品約1.37萬件，是世界上收藏敦煌文物最多的地方，但近年來由於該館對中國文物的保護不力甚至遭致失竊，因而受到不少指責。
1908年，精通漢學的法國考古學家伯希和在得知莫高窟發現古代寫本後，立即從迪化趕到敦煌。他在洞中揀選了三星期，最終以600兩銀兩為代價，獲取了1萬多件堪稱菁華的敦煌文書，後來大都入藏法國國立圖書館。
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向一些學者出示了幾本敦煌珍本，這立即引起學界的注意。他們向清朝學部上書，要求甘肅和敦煌地方政府馬上清點藏經洞文獻，並運送進京。清廷指定由甘肅布政使何彥升負責押運。但在清點前，王圓箓便已將一部分文物藏了起來，押運沿途也散失了不少，到了北京後，何彥升和他的親友們又自己攫取了一些。於是，1900年發現的五萬多件藏經洞文獻，最終只剩下了8757件入藏京師圖書館，現均存於中國國家圖書館。
對於流失在中國民間的敦煌文獻，有一部分後來被收藏者轉賣給了日本藏家，也有部分歸南京國立中央圖書館，但更多的已難以查找。王圓箓藏匿起來的寫本，除了賣給斯坦因一部分以外，其他的也都在1911年和1912年賣給了日本的探險家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1914年，俄羅斯佛學家奧爾登堡對已經搬空的藏經洞進行了挖掘，又獲得了一萬多件文物碎片，目前藏於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
近代，除了藏經洞文物受到瓜分，敦煌壁畫和塑像也蒙受了巨大的損失，目前所有唐宋時期的壁畫均已不在敦煌。伯希和與1923年到來的哈佛大學蘭登·華爾納先後利用膠布粘取了大批有價值壁畫，有時甚至只揭取壁畫中的一小塊圖像，嚴重損害了壁畫的完整性。王圓箓為打通部分洞窟也毀壞了不少壁畫。1922年，莫高窟曾一度關押了數百名俄羅斯沙皇軍隊士兵，他們在洞窟中煙熏火燎，破壞不小。1940年代，張大千在此描摹壁畫時，發現部分壁畫有內外兩層，他便揭去外層以觀賞內層，這種做法後來引發了爭議，直到現在依然爭論不休。
附注2：敦煌道士王圓箓（轉載）王圓箓（約1850～1931），祖籍湖北麻城縣。他本人出生在陝西，因家鄉連年災荒，生活所迫，出外謀生，流落於酒泉。在此期間入道修行，人們稱他為王道士。後雲游敦煌，登三危山，發現莫高聖境，感慨萬千，急呼“西方極樂世界，乃在斯乎”。所以他長期居留於此地，奉獻了他的後半生。
眾所周知，王圓箓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道士，而莫高窟又是佛教聖地，歷來都是佛教徒活動的地方。然而，世事就是這樣捉弄人，偏偏把一個道士安排在佛窟裡，讓太上老君的弟子為釋迦牟尼效犬馬之勞，這陰差陽錯的安排委實古怪離奇。更令人不解的是，不知是王圓箓道士的行為感動了佛祖，還是無意的安排，佛窟裡的秘密卻讓一個道士來發現，奇人遇奇事，出現了戲劇性的結果。
王道士走進莫高窟的時間大約在1892年左右。當時他已近不惑之年，看到神聖寶窟無人管護，一片殘破，受到嚴重的自然和人為的破壞，一種強烈的使命感，使他自覺自願擔當起了“守護神”的重任。他四處奔波，苦口勸募，省吃儉用，集攢錢財，用於清理洞窟中的積沙，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費了近兩年的時間。清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這一天，王圓箓揭開了藏經洞這個秘密。王道士的墓志上是這樣寫的：“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則有小洞，豁然開朗，內藏唐經萬卷，古物多名，見者多為奇觀，聞者傳為神物。”
王道士發現藏經洞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說必然性，是因為他走進洞窟，雇用人員清理洞窟中堆積多年的淤沙，踏踏實實做了大量的具體工作，只有清除淤沙，藏經洞的洞門才能顯露出來。說偶然性，是因為王道士當初清除洞窟淤沙，不是為了要發現什麼，而是為了保護洞窟，發現藏經洞完全是偶然的。
可以說，無論什麼人發現藏經洞都是一種貢獻，都是一個了不起的重大發現。因為藏經洞的發現就預示著“敦煌學”的產生。王圓箓發現了藏經洞同樣有功，而不能視為過錯。至於有人說應該在某個時代發現合適，那純粹是一種主觀主義的一廂情願。試想，假若在“十年浩劫”中發現世藏經洞，其後果又怎樣呢？
事實證明，由於藏經洞的發現才引起人們對莫高窟的重視，因此在40年代就成立起專門的保護機構。否則，對莫高窟的保護不知要推遲多少年，造成的損失更是無法估量。
藏經洞發現之後，王道士盡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應該做的一切。他首先徒步行走50裡，趕往縣城去找敦煌縣令嚴澤，並奉送了取自於藏經洞的兩卷經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引起這位官老爺的重視。可惜的是這位姓嚴的知縣不學無術，只不過把這兩卷經文視作兩張發黃的廢紙而已。王道士只好碰壁而返。
1902年，也就是發現藏經洞的第三年，敦煌又來了一位新知縣汪宗翰。汪知縣是位進土，對金石學也很有研究。王道士把希望寄托在這位有學問的知縣身上，企盼著他能解決好藏經洞的保護問題。王道士再次登上了“三寶殿”，向汪知縣報告了藏經洞的情況。汪知縣當即帶了一批人馬，親去莫高窟察看，並順手揀得幾卷經文帶走。可嘆的是這位汪知縣僅僅留下一句話，讓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經洞。從此再無下文。
兩次找知縣沒有結果，王圓箓仍不甘心。於是，他又從藏經洞中挑揀了兩箱經卷，趕著毛驢奔赴肅州（酒泉）。他風餐露宿，單槍匹馬，冒著狼吃匪搶的危險，行程800多裡，才到達目的地，找到了時任安肅兵備道的道台廷棟。這位廷棟大人稱得上是個有學問的人，他倒是仔仔細細地看了，但他既未估量這些文物究竟有多麼大的價值，也沒有考慮如何保護藏經洞，只不過是從書法的欣賞角度瀏覽了一番，最後得出結論：經卷上的字不如他的書法好，就此了事。
王道士一次次苦口婆心的求助，完全是在對牛彈琴。
幾年過去了，時任甘肅學政的金石學家葉昌熾知道了藏經洞的事，對此很感興趣，並通過汪知縣索取了部分古物，但目的是為了充實他正在撰寫的《語石》一書。葉在《語石》一書中說：“先後寄貽宋乾德六年水月觀音畫像，寫經卷子本、梵葉本各二。筆畫古拙，確為唐經生體，與東瀛海舶本無異。”可以看出，葉昌熾對藏經洞古物的鑒定是非常正確的。遺憾的是，他沒有下決心對藏經洞采取有效的保護措施。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檢點經卷就地保存。這一決定和汪知縣當初的說法一樣，都是把責任一推了之。王圓箓無法可想，又鬥膽給清宮的老佛爺寫了秘報信。然而，大清王朝正在風雨飄搖之際，深居清宮的官員哪望能顧得上這等“小事”。王圓箓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無音信。
1907年斯但因第一次來到莫高窟之時，王道士已伴隨藏經洞又度過了7個春秋。在這7年中，除官員拿走部分經卷外，王道士對藏經洞看守得很緊，散失的卷子很少。斯但因為了看到日夜盼望的藏經洞，想了很多辦法接近王道士，但王道士避而不見，弄得斯但因束手無策。後來他了解到王對唐玄奘非常崇拜，便把自己裝扮成唐玄奘的信奉者，並欺騙王圓箓說他是沿著唐玄奘西天取經的路來的，這一招很靈，是宗教信仰把他們的思想溝通了，所不同的是，王圓箓是一個真誠的信奉者，而斯但因顯然只是為了達到騙取藏經的目的。斯坦因曾這樣敘述：“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對面新建涼廊上的繪畫有顯明的證據，所畫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傳說……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國話向王道士述說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著他的足跡，從印度橫越峻嶺荒漠，以至於此的經過，他顯然是為我所感動了。”“那天早晨將通至藏有瑰寶的石室的一扇門打開……卷子緊緊地一層一層亂堆在上，高達十尺左右。”“道士自被我開導以後，於是很熱心地將卷子一捆一捆抱了出來。”這次斯但因用200兩白銀就換去了24箱子遺書和遺畫及其它文物5大箱。斯但因歷經1年多時間，才晃晃悠悠將這些寶物運到了倫敦大英博物館。但是中國的國門是大開的，沒有任何人過問。
據分析，當時王道士把經卷賣給斯但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長達7年的時間裡，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視，而且是逐級上報，但無人過問，致使他灰了心。二是為了完成他的宏願，清掃洞窟，修建三層樓，架設木橋。三是唐玄奘溝通了他們的思想，斯坦因這個探險家追求事業的精神感動了他。因此他雖則思想極為矛盾，極不願意外國人將這些文物帶走，但在無奈的情況下，也只好讓了步。
按理說，斯坦因走後就應該引起中國人的重視，尤其應該引起官方的注意。然而，中國的官方毫不在意。官方的態度使王道士更加放心地可以隨意出售藏經洞的文物。1908年法國的漢學家伯希和來到了莫高窟，從王道士手中賣走6000余件寫本。由於希伯和精通漢文，所以他挑選的卷子更有價值。希伯和將這些遺物運往法國時，在北京將其部分卷子裝裱，並且在六國飯店展覽了這些文物。1914年斯但因再次來到敦煌，又從王道士手中賣走經卷600多件，裝滿了5大箱。在此期間，日本的桔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國的鄂登堡，美國的華爾納等人先後從莫高窟買走了不同數量的經卷。這些人如此行事，也從來沒有受到任何限制。當時一批又一批的外國學者不遠萬裡來到莫高窟探寶，可不知中國的學者都到哪裡去了。
敦煌卷子流散於國外，自然是傷害了中國人的自尊心，站在民族利益的角度去看，這是一個損失。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流散於國外的敦煌卷子都是由國家級的博物館、圖書館收藏，並得到妥善的保護，無一損壞現像。而中國則出現了另一種現像。在1907年斯坦因到來之前，無論王道士怎麼吶喊都無人重視，當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傳於全世界之時，當朝命官這才懂得了其重要價值，但他們不是考慮如何地保護它，而是千萬百計竊為己有。因此，一時間偷竊成風，敦煌卷子流失嚴重。有人拿著求官，有人拿著賣錢，有人納入私囊。可以說，這是敦煌卷子自發現以後最大的劫難。1910年清政府作出決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運往北京保存。在運送的路途中，幾乎每到一處都失竊一部分，即便“十年浩劫”中敦煌本地也曾有一捆捆經卷在抄家時被抄了出來，其下落可想而知。大量經卷的散失，曾經使王圓箓感到非常痛心，因為藏經洞是他發現的，多年來在他保管期間從未發生過無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奪，又如此貪心，使他感到極大的憤慨。所以，當1914年斯但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後，王圓箓對他說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話，《斯但因西域考古記》是這樣記述的：“說到官府搬運他所鐘愛的中文卷子致受損傷，他表示後悔當時沒有勇氣和膽識，聽從蔣師爺的話，受了我那一筆大款子，將整個藏書全讓給我。受了這次官府的騷擾之後，他怕極了，於是，將他所視為特別有價值的中文寫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在王圓箓看來，他寧肯把全部卷子賣給斯坦因完整地保存起來，或是由他自己保管，也不願讓卷子受此劫難。究竟是誰保護了敦煌卷子，又是誰損害了敦煌卷子，王圓箓自有他的看法。
藏經洞自1900年發現，至今已有百年的歷史了。王道士苦守莫高窟30多年，把畢生精力奉獻給了本不屬於他的聖地，辭世也已67年了。如今，莫高窟一片興旺，敦煌學遍及全世界。按道家的戒律，道士死後不該建塔，舍利塔只是佛家的專利。然而，王道士走進佛窟，入鄉隨俗，他的徒子徒孫為他修建了這座莫高窟最高最大的塔，墓志上記錄了他的功德。當我們看到佛家之地高高矗立的這座道土塔時，心裡有難以言狀的感慨。但願我們正視那段歷史，對王道土有公正的評價，以慰他在天之靈。王圓箓是一位平平常常的道土，但他的人生經歷並不平凡。他是個文盲，在他的一生中不僅與普通百姓經常接觸，而且與不同階層的官員也打交道。不同尋常的是，他與斯坦因、伯希和這樣著名的學者周旋時，不卑不亢，處事有序，實在不容易。作為一個人錯誤是難免的，但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以好與壞這樣極端的詞語評價一個人，功就是功，過就是過，功過是非應該明確。王圓箓是一個很平凡的人，我們不能以一個完人的標准去審視他。如果站在歷史的角度去看待歷史問題，或許才能得出客觀公正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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