焉能不復思蜀
一、舊夢兒時粗讀三國，便很自然的便將劉備一方認定成是“好人”，而曹操一方當然就是“壞人”。不料後來，竟看到“好人”一方居然為“壞人”一方所敗，不禁傷心不已，大罵羅貫中胡說八道。再後來偶然見到一張三國地圖，這才知道自己竟然生活在“壞人”的地盤上，憤怒之余，幾乎連自己的祖宗也罵了。
從那時起，四川便成了我的一個夢，成都就是這個夢的中心。我夢想著有朝一日能去親眼看看那座城市，那個曾經生活著我兒時英雄的地方。後來長大了一些，整個身心就頻繁奔忙於各種考場之間，成都也就漸漸從我心中淡了出去。夢終於成了夢，沉入了記憶的最深處。
1997年的夏天，我從西安出發去游三峽，途經成都，只停留了十幾分鐘，沒有下車。隔著車窗，我匆匆掃視了一眼這座曾千百次出現在兒時夢裡的城市。我看到了一叢叢的碧草，看到了一片片的竹林，看到了藍色的頭巾，看到了精巧的背簍，看到了碧波蕩漾的沱江，也看到了江岸上鱗次櫛比的酒廠。可是我沒能去拜訪一下兒時崇拜的偶像們。但是在那一刻，那個兒時的夢突然復蘇了，我知道，我一定會回來拜訪這座城市，圓自己一個多年的夢。
就這樣，七年在一晃眼間飛逝而過。
二、成都印像
5月8日凌晨，列車到達成都。匆匆找了家旅店住下，天色稍亮，我們便出門游覽成都的市容去了。
成都是個平原城市，整個市區呈八卦形，據考證是根據成都平原上的風向變化而特別設計的。史書載，成都建市之初“三年成市，五年成都”，遂取名成都，沿襲兩千余年，從未更改，這在中國的城市中堪稱絕無僅有。
西漢時，成都織綿業相當發達，成為官府稅收中的重要來源，為了便於管理，漢王朝特在此設立官員專門管理織綿，所以成都又被稱之為“錦官城”，簡稱“錦城”。
五代後期，蜀國皇帝孟昶偏愛芙蓉，命百姓在城內遍植芙蓉，每年九月芙蓉花開之際，孟昶便率文武百官登城觀賞，有一年在賞花時曾感嘆地說：“自古以蜀為錦城，今日觀之，真錦城也”。因此，成都又留下了“芙蓉城”的美名，簡稱“蓉城”。至今，芙蓉花仍是成都市花。
成都是個極休閑的城市，休閑得幾乎讓人不舍得離開。這一點只需要在成都呆上幾分鐘便可以感受得到。走在成都的街頭，懶散的陽光透過薄薄的晨霧斜斜的灑在身上，照得人也懶懶的。有個成語叫“蜀犬吠日”，形容少見多怪。可見，連太陽到了成都也變得懶了。曾聽人說過，不到成都不知道自己活得太忙。果然。
立在繁華的春熙路上，看著眼前熙熙攘攘的人流，我們突然產生了一個疑問，這個疑問隨著我們在成都逗留時間的加長而愈發加重：“成都人靠什麼吃飯？”他們的休閑與懶散著實讓我們搞不明白他們都在從事著怎樣的職業。大街上，小巷裡，到處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外地人閑，本地人也閑；老人閑，青年人也閑；女人們閑；男人們也閑。一個個，一群群，一堆堆，閑著喝茶，閑著搓麻，閑著擺龍門陣，閑著立在大馬路上不知道該干點啥！
成都有數不清的茶樓，生意卻都好得出奇，絲毫看不出市場飽和的跡像。茶樓裡有空調，有麻將，有報紙，有雜志，有單間，有雅座。果品茶水一應俱全，甚至連廁所也別出心裁的取名“觀瀑亭”和“聽雨軒”……一切都在竭盡所能的調節著周圍的氣氛，放松著人們的神經。
而我更喜歡那種四川傳統的露天茶館。從我們住的地方出來不遠，便是成都著名的文殊院。香火繚繞，鐘罄聲聲。這裡供奉著唐朝玄奘法師的舍利子。成都人在寺院廂房旁的花叢下支起一個簡單的涼棚，裡面清一色的竹桌竹椅，青花瓷碗，空氣裡彌漫著草木的清香和成都人熱辣的俚語。稀疏的日光和著葉的影子映在茶碗裡，連同時間一起被衝泡得芳香馨人。
這樣的日子怎麼不能讓我們這些奔命於生活前線的人們流連忘返！怎麼能讓我們不在離開之後念念不忘！可真就有人不願意回到這裡。那個異類名叫劉禪。
劉禪的“樂不思蜀”一直是我兒讀三國時最痛恨的一段，但當我親身感受過成都之後，我開始懷疑這個流行了一千余年的指責。雖然人都會貪圖安逸，但人也都是有感情的，包括劉禪。即使洛陽再安樂，也不至於會全然忘記了這片他生活了50余年的土地。除非一種解釋：他是在故意裝傻。
或許劉禪真的很笨，不是個當皇帝的材料，但我怎麼也不相信他會笨到分不清生死，笨到迎著死亡卻仍一往無前。事實上，他非但能分清楚，而且心底實在是怕死啊！古往今來，多少已經繳械投降的昔日人君最終也沒能逃脫勝利者的揣度。秦朝的亡君子嬰，在項羽入關後的第二天便被戳死在鹹陽的大街上，南唐的亡君李煜只因為一句“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便被給趙光義強服了牽機毒，還有朱由榔，這個亡國之後才上任的南明皇帝即使躲進了緬甸人的草棚，也沒有逃過被引渡處死的噩運……41年的帝王生涯，41年的渾渾噩噩，41年的時間雖然不一定能讓劉禪明白應該怎麼樣“當皇帝”，但卻足夠讓他明白“當皇帝”是一件多麼危險的事。故國淪喪，手無寸鐵，身邊除了幾個紙上談兵的酸腐書生，到處都是居心叵測的眼睛。在這種情況下，他除了在裝傻中苟且偷生外還能怎麼樣！面對著咄咄逼人的司馬昭，他應該已經用了他最大的心智了。
悠哉，成都！哀哉，劉禪！
三、武侯祠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杜甫老人家的名句幾乎誤導了我。端著地圖將成都城郊搜索了數遍，卻最終發現這個成都最有名的古跡居然就在整個城市的正中心。
其實杜甫他老人家並沒有說錯，我們到武侯祠看過介紹才知道，工部侍郎當年去過的武侯祠果真就在成都市郊。那個時候，今天的武侯祠還只是昭烈皇帝劉備的惠陵。後來隨著時間的流逝，諸葛亮的祭祠被人們遷到了此處，形成了“君臣同闕宮”的今古奇觀。
雖然名為“同闕宮”，事實上已經很少有人知道這裡是劉備的陵墓了。諸葛亮喧賓奪主的搶占了正殿位置，而此地的東道主劉備則被擠到祠後一方狹小的空間裡，在凄凄慘慘與冷冷清清中，等待著偶爾到此的三三兩兩的游人們的憑吊。
照理說，劉備是君，是主，是四川的實際統治者，而諸葛亮是臣，是僕，是“許以驅馳”的普通官吏。他們兩者是如何完成這不可思議的君臣易位的呢！在武侯祠的題刻裡，有人分析說，是因為諸葛亮以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工作作風，為蜀中留下了一整套國富民強的制度，引導川人過上了幸福安康的生活，以至於蜀中百姓沒齒難忘；而劉備雖然是皇帝，卻享國日短，未能為四川人民留下更多的記憶。民國年間的鄒魯更是用一首詩說得明白：“門額大書昭烈廟，世人都道武侯祠。由來名位輸勛業，丞相功高百代思”。
其實人類的歷史一直就是這樣，為後人所銘記的往往即不是金戈鐵馬的赫赫戰功，也不是刀光劍影的文爭武鬥，而是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是與老百姓息息相關的柴米油鹽。君不見，美國的前總統喬治·布什，在任期間打贏了對伊拉克的海灣戰爭，幫助科威特恢復了主權。這次戰爭的結果間接導致了蘇聯的分崩離析，美國從此得以靠“唯一超級大國”的身份獨霸全球。要說老布什的戰果不可謂不輝煌，但在之後的總統大選中，他還是因為國內經濟的不景氣而慘敗給了克林頓。
這種看法在兩廂陳列的文武官員塑像那裡得到了印證--趙雲竟然身著文官服飾排在了武將的第一位。“武者，止戈也。”老祖宗造字的時候就已經為人心所向安排下了伏筆。這位被羅貫中描寫為百戰百勝的傳奇軍人在百姓心中得到的最高地位，居然是一身儒扇綸巾。歷史就是這樣按照老百姓們自己的意志流傳了下來。
武侯祠裡有一幅對聯，乃是清朝末年白族人趙藩所書：“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時，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一百余年來，這幅被稱為“攻心聯”的名聯就像一眼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智慧泉水，點化著千千萬萬尋找真理的靈魂。
清朝末年，時任甘肅布政使的岑春煊因在庚子國變中護駕有功，晉升為四川總督，成了慈禧老佛爺眼中的紅人。但岑春煊上任後便瘋狂鎮壓當地義和團余部和哥老會會眾，進剿農民起義軍。一時間四川上下怨聲載道，民憤沸騰。為此，岑的老師，時任四川代理監茶道使的趙藩，寫下了這幅對聯，並掛在武侯祠裡用以勸導。
它的上聯用的是當年諸葛亮“七擒孟獲”的典故。意思是說，用兵之道，重要的不在於征戰，而在於攻心。如果能從心理上讓對手臣服，對抗就會自然消除。當時諸葛亮采取了馬謖“攻心為上，攻城為下”的建議，用嚴厲與寬大為懷的心戰戰術最終使孟獲心服口服。
它的下聯則是在講，為政之道在於審時度勢，對症下藥，也就是今天所說的與時俱進，否則政策或寬或嚴都會出現差錯，惹出不必要的麻煩。提醒後來那些治理四川的人，更有那些治理天下的人，一定要引以為戒。
成都的街頭上就有這樣一道奇特的風景，至今仍時能一見：自行車後攜帶的兒童不是坐著而是站在車後的書包架上，腰間用繩子與騎車人相縛。這種做法致使自行車重心過高，實際上是極不安全的，但這卻是成都人規避交通法規的一大發明。原來成都市執行自行車不能帶人的規定，但又規定騎車者可將幼童背在身後。於是聰明的成都人就發明了這種腰間系繩站的像征性的“背”。
1958年3月7日，當時中央會議在成都召開。毛澤東也利用休息時間專門到武侯祠觀看這幅對聯。據說後來在文革中，他對要到四川去工作的劉興元說：“你到四川去工作，你一定要到武侯祠去讀這幅對聯。你讀了這幅對聯，你就知道你的工作應該怎麼做了。”
四、青羊宮
青羊宮距離武侯祠並不遠，是我國著名的道觀。
相傳當年老子騎青牛過函谷，受關令尹喜所托，寫下了洋洋五千余言的《道德經》。老子臨行，告訴尹喜：“子行道千日後於成都青羊肆尋吾”。千日之後，尹喜來到成都，老子騎著一頭青羊從天而降，度其成升天。後人在老子下界的地方建起了一座道觀，就是今天的青羊宮。
進入宮門，裡面香煙繚繞，看得出，香火還是比較旺的。三清殿前，一位道長正一本正經的向游人們講解著什麼。殿裡蹲著一對銅羊，其中一只鼠耳、牛鼻、虎爪、兔嘴、龍角、蛇尾、馬臉、羊須、猴頸、雞眼、狗腹、豬臀，看介紹居然還是賈似道家的遺物。
作為中原文化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的道教，最早起源於春秋時期的道家。這個以“清心、寡欲、出世、無為”為核心的學說，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在為自身的生存與發展而做著艱苦卓絕的鬥爭。這種的鬥爭持續了兩千余年的時間，對手換了一茬又一茬，但它自己卻在“入世”與“出世”的決斷間茫然四顧，猶豫徘徊，而正是這種自相矛盾的混沌，導致這個原本有機會一統江湖的學派最終歸於慘敗。
在道家學說誕生之初，中國曾經有過一段百家爭鳴的公平競爭時代。之後，法家、儒家、雜家、陰陽家、縱橫家紛紛脫穎而出，瓜分了為數不多的幾顆掌握著兵權的腦袋。而在此期間，道家卻在它們的打壓下幾乎完全銷聲匿跡，默默無聞。直到西漢初年，道家學說開始嶄露頭角，一度占據了思想界的統治地位，但是董仲舒的出現標志著包括道家在內的眾多學說在與儒家的鬥爭中一敗塗地。漢武帝在完成了對自己疆土和政權的鞏固的同時，也完成了其後兩千余年中對中國人思想的桎梏。
道家遁入深山，成為與閑雲野鶴為伴的自娛自樂。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東漢末年。公元142年，成都城外的青城山上來了一位名叫張陵的人。他在那裡建立了一種叫做“五鬥米教”組織，利用道家學說擴大著自己的影響。許多年後，“五鬥米教”演變成了“道教”，老子被尊成了“太上老君”，張陵也就成了“張天師”。
然而，變成了宗教的道家傳人們卻並沒有停止在“出世”旗號下積極“入世”的努力。生存在夾縫中的它利用本土優勢與外來宗教，特別是佛教，展開了新一輪搶奪生存權的鬥爭。然而幾個回合下來，它又輸了。即使是被唐朝奉為了“國教”，即使出現了“三武一宗”之厄，面對著大好局勢的它仍然輸了。
在我看來，道教與佛教最大的區別就是，佛教尊崇權威，道教追求真理：佛教通過語錄，用死的玄奧解釋生的艱難，而道教則通過規律，用生的從容解釋死的超脫。所以，道教可以超越人體的極限，但卻不能改變於己不利的規則；佛教雖然容忍謙讓，卻可以創造於己有利的規則。
雍正皇帝說過：“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一句話准確的說明了三教在帝王手中的作用與區別。這也許才是道教為什麼贏不下天下的真正原因吧！
五、杜甫草堂
杜甫老先生是個世界文學史上的奇才。在其顛沛流離的一生中，他的目光裡始終充滿了對國家和人民的憂思，他的筆下始終游走著鬼斧神工的造化，他的身上始終散發著無與倫比的人格魅力。他的面前，是漫天飛雪和滾滾征塵，他的身後，是世世傳誦和代代景仰。他的文字被翻譯成了各種語言，在世界範圍被廣泛的吟詠。他用他無與倫比的筆，完成了中國律詩的巔峰之作，完成了山水與民族命運完美的結合，完成了一介匹夫關注國家興衰的千秋楷模，完成了文人面對窮困潦倒時的經典示範。他的詩超越了單純的文學範疇，被應用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治病的良藥，是驅鬼的神符，甚至是行軍作戰的暗語。
今天，在成都，我們終於可以近距離的觸摸這個傳奇般的名字，聆聽一個偉大靈魂沉重的心音。
杜甫草堂距離青羊宮不遠，當年只是杜甫臨時搭建的一個草棚。
杜甫自己詩中記敘，那時他們一家蝸居其中，每逢雨季，屋裡水漏如注，苦不堪言。因此在去草堂之前，我一直以為草堂是間破敗不堪的危房。雖然真正的草堂肯定不可能存在這麼久，但重建起來的草堂應該不會太走樣--至少應該能讓我們這些後輩後生們感覺他詩中的那些拮據與無奈吧！然而，我們看到的杜甫草堂卻是寬敞明亮，干淨整潔，神采奕奕，讓人絲毫感受不到“床頭屋漏無干處，雨腳如麻未斷絕”的痛苦與尷尬。屋頂上雖然仍裝腔作勢的蓋著茅草，卻厚實的怎麼也不能讓人相信它會在成都的柔風中擅離職守，飛灑江郊。
看過了介紹才知道，原來，真正的草堂早在杜甫離開後不久就湮沒於風雨的洗禮中了，但後人對杜甫的崇拜使得歷朝歷代不斷重建草堂，前後共有五六個版本，而各種版本間卻又大相徑庭。後人大約是不願意讓他老人家再繼續受苦挨凍，就按各自時代最流行的時尚替他重新設計了草堂的式樣，擴大了院落的面積，甚至於在房後堆起了假山，在門前設計了溪水。今天，托他老人家福，我們都已住進了那千萬間廣廈，把他的故居裝修得漂亮點兒應該不為過吧！就連杜甫的鄰居也跟著沾光，被一起粉刷的煥然一新。可惜草堂名字不能改，否則一定得把屋頂的那點兒茅草換成青瓦，給土牆抹上水泥。否則如何能對得起他老人家的在天之靈呢！
從草堂出來的時候我在想，杜甫對國家動蕩的焦慮出於真心，對人民疾苦的痛切出於真心，對詩歌創造的熱愛出於真心，但我們後人對他的崇拜是不是有點過於矯情，有點過於自作主張了！
六、望江公園
成都東門外的望江公園裡，有唐代著名女詩人薛濤的墓塚。她如一座豐碑一樣屹立在錦江之畔，成為這個城市文化，乃至於這個民族文化的一種像征。
據考證，薛濤是長安人，生於中唐大歷五年（770年），卒於大和六年（832年），終年63歲。傳說她一生共寫詩500余首，被人稱為女校書，但其詩作大都佚失，迄今發現的只有區區不足百首了。由於父親早喪，薛濤幼年生活艱難坎坷，16歲時被迫入樂籍。相傳在她八九歲時的一天，父親對著院裡一株梧桐吟詩：“庭除一古桐，聳干入雲中。”小薛濤遂即應道：“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其父登時心下一寒，知道此女將來必入娼門。
薛濤終生未嫁，但在40歲時愛上了另一個著名詩人元稹，成就了中國歷史上一段撲朔迷離的愛情。
望江公園內有池水，有假山，有回廊，還有高高矗立的崇麗閣。崇麗閣又稱望江樓，高約39米，共有四層，上兩層是八角形，下兩層是四方形。登閣遠眺，錦江沿岸的美景盡收眼底。閣內懸著一幅上聯：“望江樓，望江流，望江樓上望江流，江樓千古，江流千古。”卻無下聯。樓下遍植各種竹子，郁郁蔥蔥。據說薛濤生前最愛竹子，大約竹子的剛直與氣節給了她巨大的共鳴。
公園裡還建有薛濤紀念館，裡面陳列著各種與薛濤有關的文物和書籍。我走馬觀花的看了一下，其中有許多是後人考證薛濤生平的文字，內容主要涉及兩點：一是薛濤的愛情問題，二是薛濤的樂籍問題。
關於薛濤與元稹的愛情，著者大多認為是子虛烏有，屬後人亂點鴛鴦譜所致。我對此段歷史知之甚少，不敢妄加評述，倒是對薛濤樂籍的問題，或者准確點兒說，就是對單純的樂籍的問題，很有些感觸。
對於這個問題，有不少人站出來替薛濤辯白，並引用了大量史料，以此證明薛濤的清白，仿佛只有這樣才可以使這位偉大的才女擁有一個完美而光輝的形像。其實我個人認為，薛濤是否入樂籍並不影響她的形像，相反，或許正是因為她有這樣的身份才能寫出那些為後人稱道的詩作來。
縱觀中國久遠綿長的歷史裡，女人們的個性連同她的雙腳一起，始終被男人們層層束縛著，緊緊扼制著，直至完全喪失了上天賜予的本來面目。女人似乎永遠只是這個世界的配角，甚至更慘。她們每一次自我意識的復蘇都會招來以離經叛道為由的斥責和扼殺。
但是卻有一群女人們始終例外，她們執著而堅毅的活著，為自己燦爛而鮮活的生命活著，她們用自己縱情的歡樂和淚水挑戰著這個不合理的世道。正史對她們不屑一顧，甚至大肆污貶，可野史和異史卻把她們當成寵兒，詳如記敘。她是中華文明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是歷史長河裡翩翩舞動的最歡快的那朵浪花。
她們，就是來自煙柳深處的風塵女子們。
說到娼妓，大家往往都會聯想到肮髒惡心的皮肉生意，是人類所能從事的最低賤最下流的職業。可在中國的歷史上，風塵女子可不是隨便什麼人就能干得了的：除了必要的容貌和身姿之外，詩詞歌賦，經史子集，乃至於猜拳鬥酒，世態炎涼，必須樣樣精通。而這些都必須是由刻苦學習和聰穎天資的完美結合才能達到的。因此，這些女子通常是由破落後的大戶人家的後裔擔當。她們經歷過人生的大喜大悲，她們目睹過世事的滄海桑田，她們聰慧開朗，有文化，有見識，善於接受新事物，敢於為天下人所不敢為。比如唐朝的紅拂，宋朝的梁紅玉，明末的柳如是，民初的小鳳仙。比如，我們正在討論的薛濤。
而狎妓也全然不似今天去洗頭房找“小姐”這般粗俗齷齪，那是文人們才有資格做的一樁雅事。在那裡，他們可以對酒和詩，可以引亢高歌，我們有理由相信，那裡是封建禮教束縛下，人類精神世界最後的迪斯尼樂園。中國古代的文人們也在這裡最大限度的調動了自己的創作熱情，完成了一個又一個文學史上的巔峰之作。比如柳永。很難想像，離開了青樓，這位“奉旨填詞”的才子會將他那超人的才華“溢”到什麼地方去！
所以，薛濤是否入樂籍並不重要，至少並不會影響她光彩照人的詩人形像。她就像那一株梧桐，高聳入雲，清高絕世，即使枝頭棲息了各種凡鳥，也不會妨礙她等待鳳凰的決心。
七、永陵
永陵，一座我所遇到過的最怪異的帝王陵。
我說它怪異，不是因為它身處成都鬧市，也不是因為它獨一無二的地上墓室結構，更不是因為它千姿百態的樂伎俑，而是因為這座城市裡居然沒有人確切知道它的稱謂。
中國的帝王陵大多集中在陝西、河南和北京一帶，當地老百姓可能因為時間長了，耳熟能詳，一打聽陵名，馬上就能給你指出方位，更有甚者還能給你講講歷史。可成都人不知道是為什麼，居然沒有一個人知道所謂“永陵”為何物，除非你打聽“王建墓”！
王建，五代時前蜀的開國皇帝，曾為唐朝的利州刺史，唐亡後於成都稱帝，在位11年。史書記載，王建死於918年，享年72歲。他死後即被葬入了成都市中心這座高15米，直徑80米的圓形墳塚裡，謚號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號高祖。然而歲月蹉跎，後人居然沒有記住這個大土包的真實身份，反而將其錯當成了諸葛武侯的撫琴台，以訛傳訛，越傳越訛，直到1942年發掘才得以平反。
我們的計劃裡原本沒有王建墓，但由於一路風塵勞苦，我們臨時決定在成都多住上一天。於是王建墓就這樣進入了我們的行程。
坐在出租車上，我告訴司機：“去永陵。”
“哪兒？”司機一頭霧水。
“永陵。”
“對不起，我不知道。”
“去王建墓。”
“噢！王建墓啊！那裡不叫永陵。”
我們苦笑，不作解釋。沒法解釋。
車到永陵，紅牆森然，金字昭昭，“永陵”二字赫然懸在頭頂，司機卻仍在用強調的語氣好心的糾正著我們：“這就是王建墓。”話裡透著倔強，也透著固執，甚至還透著不屑一顧。據說四川人自古以來就是這樣。可讓我不明白的是，“永陵”二字明明白白的掛在那裡，他們還強些什麼呢！
何只“永陵”，四川人自說自話的怪異行為還有很多。再舉一例。很長一段時間來，我國影視作品中的四川人總是以他們的方言為標志。不論是市井俚俗的小販，還是文質彬彬的官員，不論是城裡的市民，還是鄉間的農夫，一開口必是辣味十足。這種情形在我們親到成都後得到了證實--四川人仿佛都以能說一口四川方言為榮，更確切的說，是以能講一口普通話為恥。即使向一位清純可人的少女打聽路，我們聽到的一樣還是方言。這其實很讓人頭痛，尤其是對我們這樣的初來乍到者。在普通話已相當普及的今天，在信息與人口都高度交流的21世紀，甚至連上海這種以方言為榮的城市都已經開始學習起了普通話，可四川省的8300萬人民仍然在用他們七彎八拐的方言拒絕著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而且至今沒有打算改變的跡像。是單純的倔強使然，還是其他什麼心理在作祟，本人來川日短，不得而知。忽爾想起了清末那些拒絕變革的大臣們，死咬著孔孟的之乎者也，卻對鐵路和電報嗤之以鼻。
永陵墓室分前、中、後三室，王建的棺木就安置在中室棺床上。後室的御床上安放著一尊石刻王建坐像，這是我國目前發現的唯一一尊帝王石像，石像頭戴襆頭，身著帝袍，腰系玉帶，神態安詳。看得出，王建生前應該是一位相貌堂堂的君主。
陵園裡居然沒有游人，空蕩蕩的神道上只有不見蹤跡的鳥兒在歡快的鳴叫著。神道正衝著永陵的墓門，裡面漆黑一片。不知為什麼，妻子說她感覺裡面陰森森的。這是我們以前游覽帝王陵所沒有遇到過的，大約是因為王建的靈魂和他朽爛的屍骨仍存在於這間墓室裡的原故吧！
終於2005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