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傾聽來自瀘沽湖的聲音五(轉載自周華山的《無父無夫的國度?》)

作者: naximan

導讀傳統摩梭與現代文明看似水火不相容,實則在交流中互相修正重建。譬如落水原本每天四餐,即早上七時起床先喝酥油茶,九時許吃早飯,下午二、三時勞動回來吃午飯,晚上九時許完成整天勞動才吃晚飯。現今便因為旅游而統統改為早午晚三餐。而且傳統摩梭人時間觀念模糊,現轉為早晨八時必須到沙灘聚集,七時半吃早餐,午晚飯也因為工作關系而固定在十二時與六時半� ...

傳統摩梭與現代文明看似水火不相容,實則在交流中互相修正重建。譬如落水原本每天四餐,即早上七時起床先喝酥油茶,九時許吃早飯,下午二、三時勞動回來吃午飯,晚上九時許完成整天勞動才吃晚飯。現今便因為旅游而統統改為早午晚三餐。而且傳統摩梭人時間觀念模糊,現轉為早晨八時必須到沙灘聚集,七時半吃早餐,午晚飯也因為工作關系而固定在十二時與六時半許。而逢星期一落水村的騎馬與劃船隊便會工作對換,故現今落水人的時間意識鮮明,對日期也異常敏感,因為與勞動安排、經濟收益、個人閑余時間直接掛鉤。必須強調的是,落水村旅游業完全以家屋火塘作單位,看似公眾商業行為,實則充滿家屋意識。譬如湖思茶室負責人唐斌就表示:“來摩梭地方做生意,成敗關鍵不是商業頭腦是否精明,而首先在於與主人家的相處,過去外省人來開店大多敗興而歸,問題首先出於與主人家相處,其次是與其他家屋以至村委會相處。我們初來開店,便有許多摩梭人來幫忙,前陣子游客稀少,摩梭房東便主動免我們幾個月租金,這在外面城市簡直不可思議。”

唐斌表示若把外面商業社會的經濟與法律規律,強加到摩梭地方,必定焦頭爛額:

“落水村看似商業化,其實充滿傳統摩梭味道,凡事都要看老人家以至村民的看法,與商業世界截然不同。譬如這裡的外商每個月都要交繳五十元環境保護費,去年當我要求村委會公開費用的用途時,對方卻說‘公開與否我們的事’,根本不是按市場規律辦事。另一次村委會阻止我們出租單車,爭論時甚至有人說:‘不是我們請你來落水,是你們自己來的,若不喜歡這裡,可以滾!’我當時氣憤,但後來又回想,這種家族為本的待人處事,卻又令我們非常溫暖,譬如絕不會有人收保護費,村民酒後從不鬧事,村民付錢有多無少,我們有事時村民主動幫忙等等,有如活在母系大家庭,不像外面商業世界冷冰冰。”

最後,隨著每天大批游客來訪,落水村的生產與生活模式出現重大變化。首先是整個經濟狀況的改觀。落水村人均收從1992年的436元,至1996年急升三倍至1240元,原本低於同期麗江地區(546元)與雲南省(618元),四年之內卻高於麗江地區(864元)甚至高於雲南省(1011元)的人均收入。(參看《雲南統計年鑒》、《寧蒗縣統計年鑒》)旅游收入已占據落水村家屋總收入的九成。1991年以前落水村民的人均收入只有二百元,人均糧一年約二百公斤。據寧蒗縣旅游局局長汝享濃布估計,目前單是劃船騎馬與鍋莊舞的每人每年平均收入約為三萬五千元。落水村旅游淡季(一、三、四、十一、十二月)每人每月平均至少有一千元,而春節、國慶、五一等節日更收入不菲。譬如筆者在2000年勞動節在落水村,就發現連續四天落水村二千多個旅館的床位徹底爆滿,單是牽馬與晚上鍋莊舞的每人每天收入最高達一千一百元。至於家庭旅社,每年平均收入二萬元,難怪落水早成為整個麗江地區的富裕村,即使放諸北京、上海大城市,每年五至六萬元的家庭收入尚算不錯,更何況落水當地生活費遠遠低於城市。

落水村已經從以耕作與捕魚為主,轉為主要靠旅游業為生。過去十年,約有四分之一耕地變為旅館建房之旅游用途,而在靠湖的下村,四十家屋只有兩家因為位置阻隔、車路不通而沒有把家屋改為家庭旅館。家庭旅館大多請小工或親友幫忙,每家平均兩人。大量游客來訪,令勞動力嚴重緊張,每天必須派一人參加白天騎馬、劃船,晚上跳鍋莊,不過所賺的錢除少數作個人開支,就會統統給當家人。落水村村民從1998年以前的每天四餐包谷飯,改為出外購買大米。木楞房已普遍改為水泥牆與瓦片屋頂,但母屋頂仍多是黃板木。豬槽船從捕魚、撈蝦、運柴禾雜物與走婚工具,改為接待游客,而原本一棵樹挖成供兩三人坐的豬槽船,已成為五六棵樹木造成供十多人坐的獨木舟。收入增加、經濟改善、也令人們更注重下一代的教育培養,追求生活質量,年輕人普遍不再追求人口眾多大家庭體制。筆者訪問了十位落水年輕人,六人表示將來只想有一個孩子,其余四人謂推遲到不能再推延,才考慮。沒有一人想生多過一個孩子。

由於勞動力緊張及經濟改善,落水村從八十年代全村飼養山羊近三百只,綿羊一百五十只,到九十年代未再沒有任何家庭養羊。但豬只因為游客對豬膘肉和腊肉的大量需求而有所增加。過去每家一年殺四、五頭豬就足夠全年食用,現在置有大型家庭旅社的家庭,每年殺十多頭豬仍捉襟見肘。

經濟富裕又讓摩梭人更有條件保存與發展傳統文化。譬如落水村六十五戶摩梭家屋,共有九個家屋送喇嘛兒子往印度學佛,比例約為七分之一,超過永寧地區的比率(約十分之一),關鍵是經濟,單是機票與路費已經四、五千元,而且考取拉叉、結史等職位皆需要巨款,超乎永寧許多家屋的經濟能力。落水村目前只有八家摩梭家屋沒有正式經堂,都是剛分家成小家庭,或正准備修經堂。經堂設置比率(80%)遠高於永寧摩梭(65%)。關鍵就在於經濟差距。永寧人普遍承認,家境貧困便難以修建經堂,尤其經堂要求嚴格,不能輕率,動輒需要上萬元,非貧困家庭所能承擔。而活佛出生於落水,並每年春節回來,無疑令人們對佛更為虔誠。

落水村修房子的頻率,同樣是永寧地區之首。當地人表示,過去五年落水村每天都有人在修房子。另方面,重修房子已成為近年摩梭人之間的互相競爭與炫耀。譬如在偏遠的山區者波上村,筆者在2000年春節再訪時發現四十五個家庭中其中有十四家在最近兩個月內在修房子,比率高達三分之一。這再顯示摩梭人對家屋之重視,以至經濟狀況一旦改善,便會把精力與金錢放在家屋。落水村格則大龍就表示:

“若家屋修不好,在摩梭人裡是很沒面子的,因為意味著家庭欠團結、力量弱、不齊心。我這幾年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修建這個家屋,任何其他事情都是次要。”

近年落水村修房子已經從村內每家派一人來幫忙,改為聘請四川摩梭工匠。但我們不能就此斷定落水人已變成商業化。首先,落水家屋的勞動力相當緊張,每年三百六十五天都要接待游客,不像永寧山區一年有六、七個月農閑,可以輕松地互相幫忙。而過去摩梭絕少分家,平均十年以上才修房子一次,建屋修房便成為村中大事,村民都爭相幫忙。但落水村近年每天都有人修房子,若按照往昔俗例,家屋每天都要派人到其他家屋幫忙,會變成上班式天天勞動,實際上不可行。而且目前落水修建的家庭旅社已相當復雜,從兩層變成三層、四層,還要落地玻璃窗,要求較民房煩雜,需要專業木匠隊伍。許多房屋更是外商來投資修建,修房子變成純商業行為,當地摩梭自然不會按習俗來幫忙。

正因為從外請小工只是實際需要,而不是因為村內家屋矛盾而拒絕幫忙,故此建屋豎立架子那天,村內家屋還是按例派一人來幫忙,正式入住那天的宴席,每家更必定派代表兼送煙酒禮物。可見落水村修房子新模式所呈現的,不是對傳統摩梭相互合作幫忙之否定,而是因著現代社會的簇新處境,而重新自我調節與更新,即結合現代社會之經濟模式,其傳統文化仍然充滿生命力。

落水的急速發展與變革,常淪為永寧其他摩梭人的批評對像。但所有文化都需要發展,人類文明得以進步,就因為把過去封建吃人禮教不斷革新。摩梭也需要自身的現代化進程,問題是變革什麼、保留什麼?是摩梭人主動變革,抑或被主流商品市場牽著鼻子走?以摩梭最重要的葬禮為例,落水在1993年年就開會決定不再送豬膘肉給村民,以節省金錢、勞動與精力。其實,永寧也有相應變革,2000年瓦拉片村委會決定葬禮不再送豬膘肉給村民以免浪費,每家必須送五斤米給主人家以幫忙,喇嘛念經不能超過三天,而過去送騾、馬、牛給喇嘛的做法早已在永寧消失,凡此種種都是合理合情的變更,不應看見摩梭生活或風俗起變化就想當然批評為漢化變質。關鍵是變革的方向。

至於落水放牲口之分工合作,舊有互助模式並沒有隨旅游業而改變,依舊是每家每兩個月派一人連續兩天負責村內之牛馬管理,每次由兩家各派一人,每年五月到九月則輪流每次由四人上高山住十二天,負責全村的牛只。

最後,落水村雖算富裕,卻沒有其他急速發展地區所出現搶、偷、劫、殺等犯罪。村內過去十年只出現三宗傷人案,而且都被視作極之害羞。搶劫從沒在村內發生,至今家庭旅館的母屋,平日都不會上鎖;而十年前游客剛到那裡時,落水旅館的房間都不上鎖,摩梭人真初向游客解釋民風純不可能出現偷竊行為,後來游客堅持城市隱私與安全規律,落水人才讓步把房間上鎖。每天約一百位游客到訪,但犯罪率卻是零,治安從來不是問題,夜不閉戶、老有所依、少有所養、殘有所愛。可惜這些美德已受到嚴重侵蝕,2000年10月落水就有外人潛入家屋偷取七千多元,令原本已經從出入自如的木門改裝為鐵門的落水村民,更為惶恐與防避;千百年來夜不閉戶、熱情分享之傳統也難以抵御“現代文明”的巨大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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