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暴藍
Tuesday, 25. July 2006, 01:03:05
以下是我的觀念，作為對同一個疑問的統一的解答，我把它寫在上一期的三聯生活周刊上。 NO1. 商業化與不淳樸 我的耳朵怎麼可能不起繭子？自從來到雲南瀘沽湖畔的落水村，開了這家天空之城客棧，無論是旅行團還是自助客，都日復一日孜孜不倦地在我跟前嘮叨：
唉，這裡也商業化了。
據我統計，緊隨其後的結論有99％的可能是：不淳樸了。
這一感慨足夠反映當下旅行者的基本觀念。旅行社大力推出的生態旅游項目成為市場熱門，盡管行程安排一般都頗為可疑；自助旅行的人們更是熱衷於言必稱生態，行必說環保，還衍生出了若干不成文的自助游守則，“除了照片，什麼也不帶走；除了腳印，什麼也不留下”之類。
國際生態旅游協會曾有一個定義：生態旅游是具有保護自然環境和維護當地人民生活雙重責任的旅游活動。說起來似乎並沒有反對商業化的意思，但是到了旅游者這邊，當你在完全不搭嘎的旅游區買到一模一樣的紀念品；在南轅北轍的目的地均能發現茶葉、藥材與銀器；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中赫然發現粗制濫造的人工景觀；以及經常發生的缺斤短兩、以次充好乃至假冒偽劣、各種謊言……難道不是商業化魔鬼的如山鐵證？於是，商業化三個字成了旅行者們嚴重鄙視的導致民心不古的罪魁禍首。
具體到瀘沽湖，我聽到的問題也是千篇一律。為什麼當地的摩梭人，平日也不穿民族服裝？他們竟然從容不迫地穿著最時髦的衝鋒衣，還知道在摩托車上貼個“熊出沒”？去老摩梭的核心傳統建築祖母房中家訪，竟然還要送禮物或者繳費用，傳說中的熱情招待不見了，住的摩梭木楞樓中全是席夢思彩電衛生間一應俱全的標間，原始村落哪裡去了？劃船、牽馬、篝火晚會都是明碼標價！
盡管我喝不到大果粒酸奶，買不到塑料臉盆，據此對自己所在村落的商業化落後程度極為不滿，還是根本無法反駁旅行者關於過度商業化的集體判斷。
他們不知道衝鋒衣對於四季常刮大風的瀘沽湖極為合適；不知道出了相對富裕的落水村，同為瀘沽湖四周的很多自然村落有人家窮得一年中很長時間只能吃土豆；不知道每日在祖母房中主持大小家務的老阿媽煩透了游客腆著臉詢問走婚的話題，關於走婚在祖母房中完全是禁忌；不知道每家每戶每天派出一個人劃船、一個人牽馬、一個人跳舞，所有收入全村人平分。
是的，他們不知道，全部的結論，都只是醞釀自短暫的往返。積極一點的會在旅行之前上網做功課，得到一些過期的或者見仁見智的傳說與指南，絕大部分游人實踐的旅游方式不過是上車睡覺、下車尿尿、景點拍照，回家一問，除了搖頭評點商業化真沒勁，啥也不知道。
並且，貧窮落後的景像仿佛才能激發某些游人享受自己的同情心，滿足於窺視、施舍的情緒快感中。一旦發現，對方好像不那麼需要幫助與憐憫，那一定是太商業化，因為他們挖空心思想的是賺錢，而不是唱支山歌給你聽。
每天來往與麗江與瀘沽湖之間的高快大巴的司機唐師傅，跟我一樣是耳朵起繭的聆聽者。對於大同小異的商業化評論，他總是搖搖頭說：“以前摩梭人沒有廁所，都上果園解決，住的便宜啊，你們說條件太差了，受不了，住宿搞好一點，會有更多人。現在貸款修了標間，有衛生間啊，貴一點，你們又說不原始了，不喜歡。鬼知道你們城裡人喜歡什麼。”
另一個有趣的例子是瀘沽湖所在的永寧地區溫泉的變遷。上個世紀中期，摩梭人的溫泉還是不分男女、沒有圍牆的天體“澡塘會”，是摩梭人休憩、玩耍、交流的重要場所。直到游人的闖入，對此大驚小怪的反應令摩梭人害羞，橢圓形的溫泉池從此開始被一堵矮牆半分成男女浴池。但是，最早的矮牆只是“意思”一下，男女溫泉池還是相通的，隨著游人越來越多，那面小矮牆越來越高，池中剩下的相通部分最終也被一根大原木擋住了。溫泉最終成為當地人的澡塘和外地人的景點之後，“自己人”收費2塊，游人收費則是20塊錢。十幾年前就來過的自助游大俠們只能在網上發文緬懷，那不花一文錢，興高采烈地被領去泡溫泉的好時光。末了總結，昨日如那東流水的原因，當仁不讓屬於商業張開的魔爪，大而“化”之。 NO2. 公地與反公地 對景區的當地人來說，早已學會用玩笑敷衍游客千奇百怪的提問，學會迎合他們所理解的市場的需要，雖然時常畫虎不成反類犬。參觀者與被參觀者的文化差異、文化程度的良莠不齊，和主觀需求的經濟意義上的對峙變成中國式旅行的深淵。不同的利益陣營令溝通成為拔河，善意自然也能逢著善意，但現實是，善意總是讓人懷疑，惟一可靠的橋梁似乎只存在於消費中。
一個游人曾經向我抱怨，篝火晚會每個人收了10塊錢的門票，可是那些摩梭姑娘小伙為什麼邊跳邊互相聊天，那麼漫不經心？
她的結論是：太不敬業了。
假如不收費，相信不會有人要求跳舞的摩梭人達到電視晚會的整齊劃一。因為收費，代表主流文化思考方式的旅行者認為，篝火晚會的表演構成了商業行為，觀眾出資購買觀看權，自然要求獲得相應的價值回報，無可厚非。對表演的摩梭姑娘小伙而言，篝火晚會上的傳統舞蹈，本是青年男女結識相愛的方式，他們理解的表演只不過是傳統的舞會成為有大量陌生觀眾的、有收入的重復工作，並且不存在競爭。愛看不看，他們沒有任何壓力。
說到壓力，最大的問題已經出現了。
瀘沽湖跨越雲南、四川兩省，沿湖村落眾多，居住著彝族、普米族、漢族等等許多民族，即使同為摩梭族，瀘沽湖四川岸的摩梭人和雲南岸的摩梭人從宗教信仰到民族服飾還有不少差別，瀘沽湖並非是只有摩梭人才能利用的自然資源。看著雲南這頭瀘沽湖邊的落水村靠旅游，從前只能在湖裡打魚去永寧鎮上換回油鹽醬醋鹽巴的摩梭人都富裕起來，周邊村落的村民怎能袖手旁觀？
最典型的莫過於落水村旁邊的三家村，近年來拷貝了落水村的劃船、牽馬、燒烤、晚會等全部旅游項目，采取給予司機導游回扣等手段爭取接待基礎設施相對完善的落水村的旅游客源。
這樣的發展形態令我想起了一個有趣的經濟學理論：公地悲劇與反公地悲劇。公地悲劇理論來自英國教授哈丁（Garrett Hardin）撰寫的《公地的悲劇》。“公地”制度是英國歷史上出現過的一種封建土地制度，封建主無償拿出土地作為公共牧場，每個牧民當然盡可能增加自己的放牧數量，隨著牧畜無限增加，牧場最終成為不毛之地。現代社會中，公地悲劇通常指理性追求最大化利益的個體的短期行為對公共利益造成的損失。這一現像帶來的後果只能是資源被過度使用而迅速枯竭。
反公地悲劇則由美國教授黑勒提出，“反公地”特指存在著眾多的所有權人、產權明晰的資源或者財產，沒有任何個體能獨霸“公地”。這樣，無人擁有真正有效的使用權，資源也得不到有效利用。
在瀘沽湖的鄉村旅游發展中，正好同時存在“公地”與“反公地”現像。瀘沽湖是這一地區原住民的公共資源，旅游格局混亂，基本以自然村為對外單位，以家族為村內單位，自己干自己的。拿我的客棧所在的落水村來說吧，村裡的家家戶戶只要有錢，都會無休止地蓋房子。據初步統計，不算普通間，落水村的標准間床位數量已經超過5000個，即使是客人最多的黃金周，日均客流量也不過一千多人的規模。就算接待能力嚴重過剩，你來到這裡還是能看到，摩梭人新的木楞房正在不斷拔地而起。我家旁邊的撒魯平措家的新房子正在蓋，有次我問他，你家這棟新房子要干什麼啊？他靦腆地笑：不知道，蓋好了再說。
另外，整個湖的生態環境保護也完全屬於自發狀態，堪稱各村自掃門前雪，哪管他村瓦上霜。不同的湖區分屬不同的地方政府管理，在利益協調上面基本按照行政區劃，由原住民自行協商解決。
雲南落水與湖對面的四川左所，談判後就劃船往來業務作出了規定，各自只能帶游人劃船去對方地盤停靠，除了隨原船返回的游人，不得從對方地盤捎帶新的游人。這樣的辦法能夠維系，因為左所和落水都是摩梭人的村落。前面說的那個也在湖邊的三家村，跟落水村卻早已誓不兩立，關鍵在於三家村是個漢族村子，村民穿著摩梭民族服裝招攬生意。落水人不是瀘沽湖的所有者，當然不能阻止世代也在此居住的三家村人開展劃船項目，可是對此落水村最新的村政策是，所有前往三家村劃船的團隊被發現以後（目前三家村尚不具備團隊接待能力，團隊必須居住在落水），就會被落水村旅游管理委員會處以與劃船費用相當的罰款，否則拒絕接待。
在我看來，所有問題的根源，絕對不是人們通常認為的商業化的結果，恰恰是因為沒有引進正常的商業機制完成這一地區的良性開發，才導致生態旅游保護自然環境和維護當地文化的雙重責任無法實現。單純的利益追逐導致競爭的產生，競爭是商業化趨於良性循環的最初動力。因為沒有現代商業的發展手段、社會責任、經濟契約乃至道德原則的約束，與很多非城市景區一樣，瀘沽湖旅游的話語權並沒有遵循商業之路，而是依靠族人的習慣力量和政府管制力量強硬維護，落水村附近的裡格村強制拆遷、整體後挪80米修建排污管道的工程，為了補償費用問題足足拖了幾年，就是一個明證。旅游商業被扭曲了，封閉的、壟斷的利益暫時脫離商業化本質得以延續，卻會最終造成資源枯竭、生態旅游的可持續發展無法實現。
當下旅行的主流觀念一邊倒向原生態，排斥商業化，以至於但凡原生態就是天使，只要商業化便成魔鬼。何謂原生態，何謂商業化，存在各種解答的可能。作為一個風景區旅游經營者，我見到的普遍現像是，貧窮落後往往被當成了原生態，收費服務還有現代生活的痕跡便是商業化。無知所帶來的洋溢著榮耀和熱情的相遇，成為旅行中人們最容易贊美的淳樸。一旦當地人忽然明白，不求回報的真誠接待根本無法應對大量蜂擁而入的游人，開始艱難地運用他們以為商業的交換原則的時候，那種毫無基礎的“淳樸”就成為游客某種空想式的懷念，出現在無數記錄性的游記中，影響著後來者的判斷。現實則總是在“商業化”，遭到旅行者一致唾棄。
所以不難理解，為什麼我們常常可以看到相對偏僻、原始的景區旅行攻略中會有作者好心的提醒，請大家攜帶一些煙酒食品和文具等禮物去原住民中做客，不要大吃大喝之後付錢，不好怎麼量化是一方面，付錢的最重要的不良後果，據說是會破壞原住民的“淳樸”，讓其逐漸“商業化”起來，用貨幣衡量游人的敲門聲。
我以為，中國旅行者的心理結構不可避免打上了傳統的中國文化的烙印。錢，是個不入流的“阿堵物”，吞吐錢的商業，在中國數千年歷史中就是個不招人待見的東西，是輕賤的萬惡之源。哪怕在城市生活中，人們心安理得的享受著商業社會帶來的便利和快樂，卻仍然在潛意識中瞧不起一個沾滿銅臭的“商”字。現代旅游業關於生態旅游的發展如果僅僅基於環境保護和對大眾理解的商業化的排斥，怎麼可能找到出口？
有意思的是，優秀的生態旅游的構築不得不通過良好的商業化來完成。有個民間自發的旅游活動叫做“多背一公斤”，就是希望驢友們出行時多背上一點書藉、文具或衣物，帶給沿途遇到的貧困學校和孩子。關於這個活動最讓我感興趣的討論，正是發起者希望靠自己網站商業化來實現“養活自己以全身心投入一公斤事業”的理想。倘若官方、民間關於生態旅游和商業化的調子繼續停留在天使與魔鬼的階段，“多背一公斤”的矛盾就不言而喻了。 NO3. 誰才是傻瓜 我家客棧的服務員永珍卓瑪，喜歡裝傻。
某些游人總是問：你家有電視嗎？她回答：沒有。問：你知道電腦麼？答：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問：我從北京來，首都北京，你知道麼？答：北京是什麼地方，沒聽說過。
同樣，我發現當地的年輕人莫不如此，似乎這種抵觸變成了帶著強烈自尊色彩的游戲。永珍的總結是：把我們當傻瓜，還不是一樣把你們當傻瓜。
摩梭朋友阿客次兒曾問我：難道你們想看我們穿著草裙跳舞、吃生肉才覺得高興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