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山市的上川島是廣東的第一大島，面積157平方公裡, 離大陸岸邊約十海裡，島上的居民大都是以捕魚為生，過著寧靜悠閑的生活。由於這裡地處海防前哨，駐扎了南海艦隊的一隊官兵，漁船與軍艦停泊在同一港灣內。經過旅游開發的飛沙灘岸邊，屹立著不少度假酒店。潔白平緩的沙灘，浩瀚無涯的南中國海，讓游客樂而忘返。
我帶領著一幫老外游客來到這島上，不是為度假而來，他們全是天主教徒，國籍各異。吸引他們的是島上的一座小教堂，聳立在島上北端的岸邊，將港灣景色盡收眼底。四百多年前的一天，他們的一位先驅者方濟各•沙勿略(St. Francisco de Xavier)溘然長逝於島上。他是一位早期來到東方的天主教傳教士，懷著對上帝的虔誠信仰，在明朝中期，乘著木帆船漂洋過海，從地球的另一邊來到這裡，以當時的條件來說，那種艱辛可想而知。信念的力量有時會是如此的強大，它甚至會讓人耗費畢生的精力去追求他所信仰的某樣東西，令旁人覺得不可思議，比如我聽說過西藏人三步九拜、步行數月去拉薩朝聖的事情一樣。而集體的信仰就更加蘊藏著巨大的能量，有時甚至是一種可怕的力量，或維持世界的穩定，或者排山倒海般摧毀這個世界。小時候讀書常常不解，課本中常有共產黨人寧可被殺頭也不願放棄信仰的故事，使我感到困惑：世上竟有這種事，信仰竟然比生命更可貴！後來我明白了一點，就是人不可以輕易接受某種信仰，萬一有一天你因為某種原因放棄（或背叛）了它，做叛徒的那種痛苦可能會令你刻骨銘心、生不如死，就如猶大出賣耶穌後的遭遇一樣。直到讀大學，我才開始接觸到佛經和《聖經》，我念的專業是外語，卻選修了哲學。我對基督教的好感跟我以後接觸到的基督徒有極大的關系，他們中很多人可以說是我這一生中接觸過的最友善、品行最端正的人，中國人接受基督教大都是因為周圍的基督徒的善良言行而非基督教的教義，這一點具有普遍性。
1506年4月7日，方濟各·沙勿略出生於西班牙東北部的貴族家庭。1525年他來到巴黎的聖巴爾巴拉學院學習。期間，他認識了日後成為耶穌會創始人的依納爵·羅耀拉。沙勿略於1530年獲得哲學博士的學位。1540年9月27日，羅耀拉正式成立耶穌會，沙勿略則是該會的第一批成員。是年，沙勿略受命前往葡萄牙在印度的殖民地果阿傳教。接下來的幾年中，他在印度的傳教成績斐然。
沙勿略在天主教世界的地位如此崇高，令我產生好奇，翻閱資料，得到沙勿略在上川島活動的具體細節，寫成本文，介紹沙勿略希望進入中國傳教的過程，並為此作出了種種的努力。
要談及沙勿略來中國傳教，還必須從1547年說起。當時，沙勿略在馬六甲認識了一名叫彌次郎的日本青年，出身貴族，因失手殺人而出逃在外。沙勿略為他講道和洗禮，還將他送往印度的果阿深造。正因為認識了彌次郎，使沙勿略產生了去日本傳教的想法。於是，在1549年8月15日的時候，沙勿略偕同彌次郎等人來到了日本的鹿兒島。到日本初期，沙勿略的傳教活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雖然沒有能夠見到日本天皇，可還是在不少地方得到了自由傳教的權利。但是，後來在下關傳教的時候，便遇到了很大的麻煩，一心想讓所有日本人都認識天主的沙勿略陷入了困境。日本人反問他：既然天主那麼好，為何中國人卻不信他？沙勿略知道日本的文化、習俗都是從中國學來的，宗教也不例外。於是，沙勿略意識到如果中國能夠皈依基督，那麼日本人必然會隨之而歸化。這一點可以從1552年1月29日沙勿略寫給依納爵·羅耀拉的信中得知，沙勿略在這封信中說：“日本現行各教派，無一不來自中國。如果日本知道中國業已接受了救主的福音，自必起而追隨，放棄現有各教。”後來日本的天主教信徒一多，常與日本原有宗教如神道教、佛教等發生衝突，且有毀壞神社、佛寺等事，1605年間，據稱天主教信徒已達70萬，德川家康於1612年下令禁教，1637年教民以九州島原為根據地進行暴動，幕府借助荷蘭商船巨炮援助攻陷島原，教民萬余人被殺，稱為島原之亂。隨後幕府禁教更嚴，1638年頒布鎖國令，並驅逐了葡萄牙人。此已是後話。
他在澳門外徘徊著沒能進入內陸。當時澳門是葡萄牙殖民者的落腳點，既是當時遠東的貿易港口，也是宗教傳播的中心，但從澳門進入內地香山縣的關卡由明朝政府嚴格把守和管制。葡萄牙人起初在中國東南沿海的殖民活動受到極大的限制，一是因為自明初以來的禁海政策，第二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葡萄牙人在亞洲進行的武力殖民活動讓他們在中國朝野中名聲狼藉、惡名遠播，中國人稱他們為佛郎機。先是瓦士古•達•伽馬（Vasco da Gama）用大炮血腥占領了印度的果阿，葡萄牙人進而占領了受明朝保護的屬國滿刺加（今馬六甲）。要知道明初鄭和下西洋時曾六次到過滿刺加，中滿關系非常好。因此葡萄牙人在中國沿海的商貿和探險活動受到抵制是必然的了。
沙勿略於1551年12月，即明嘉靖三十年初冬登陸廣東台山上川島。向北望去，中國大陸已是歷歷在目。東南沿海的這些島嶼，由於遠離大陸，政府對其的管治便松懈得多，因此上川這些島嶼實際上是海盜、商人和武裝走私者的落腳處和貨物中轉站，葡萄牙人也不例外。島上居民第一次遇見藍眼高鼻子的洋人，比大陸居民要早許多。由於當時政府尚行海禁，不能進入內陸，而此時島上也聚集著一批經商的葡萄牙人，擬以此島作跳板伺機北上。沙勿略的身份當然不是商人，他的東行身份是羅馬教皇保羅三世的特使，傳教是主要目的；但傳教活動從來與商業和政治勢力的擴張緊密相關，所以他同時還是葡萄牙國王若奧三世的貿易特使。此年沙勿略北行未遂，於是又轉往印度果阿，行跡遍及馬六甲、錫蘭、馬魯古群島等地。
1552年8月底，沙勿略乘坐聖十字號再度抵達上川島。從8月底到12月3日逝世，他在島上他一共住了將近一百天的時間。沙勿略到上川島之後，便在山坡上搭建了一個草棚，以作為臨時的教堂使用。他每天都在這個草棚教堂中做彌撒，教一些孩子們學習教義。盡管人數不多，他還是非常盡心盡力，一如他在其他地方傳教一樣。但是沙勿略心中始終掛念著的是進入廣州城，見到廣東的督撫，最終能夠覲見中國皇帝，以獲得在中國自由傳教的權利，這是他來中國的使命所在。但此時明朝實行嚴厲的海禁閉關政策，根本不允許外國人進入大陸。如果貿然闖入的話，將會有生命危險，關於這一點，沙勿略是從一名從廣州監獄逃出來的葡萄牙商人那裡了解到的。根據他在1552年10月22號在上川島寫的幾封信可以得知，當時有一個當地華人願意帶沙勿略進入廣州城，條件是沙勿略給這個商人兩百擔胡椒（另一說是直接給錢）。時間一天天過去，那個華人始終沒有履行諾言，可能是他權衡了接濟外國人偷渡入境的後果之後而不敢履約。沙勿略進入廣州的前景於是變得非常黯淡，但他並沒有就此退卻或喪失信心，他決定繼續留下來，以再次獲得進入廣州的機會。他還有另外一個進入中國的計劃，如果實在無法從上川進入廣州的話，那麼他將坐船前往暹羅（泰國舊稱），在第二年隨暹羅國王派遣的使團進入中國，他在信中寫道：“萬一這個商人不來接我（上帝絕不允許這樣），今年我不能入華，我真不知怎麼辦，不知前往印度還是暹羅。若去暹羅，可隨暹羅國王派遣的使團明年入華。若前往印度的話，在阿爾瓦羅·達·伽馬(Álvaro da Gama)執政期間，若上帝不以其他方式成全我的話，不要指望在華作什麼留下記憶的事情。”但沙勿略並不願意等到第二年的，他心急如焚，正如他自己所說：“我們入華的決心堅如磐石”。
天氣逐漸地寒冷起來，島上的同伴也都一個個地離開了，陪伴在他身邊的只有中國僕人安東尼，以及日夜緊握於手中的十字架。上川島上的生活非常艱難，沙勿略正經受著巨大的考驗，由於飢寒交迫，他染上痢疾，身體非常虛弱，以至高燒不退。在1552年11月28日的時候，沙勿略已經病得不能言語，認不出人了。直到12月3日（另一說5日）早上，安東尼目睹沙勿略臨終的情景，心中無比哀痛，便點燃了一枝蠟燭，放在神父手中。不多時，帶著深沉的期待與哀傷，帶著對於天主忠誠信念和對進入中國的無限渴望，沙勿略離開了塵世，享年四十六歲。巧合的是，他在東方傳教事業的繼任者利瑪竇，於當年出生了。沙勿略雖然未能真正進入中國進行傳教事業，他將天主教帶到了中國的門口，倒在了進入中國的門檻之上，但是他無比堅定的傳教信心和熱忱，極大地鼓舞了後來者效法他的行為，繼續義無反顧地投身於來華傳教的事業之中，前面提到的利瑪竇便是其中之一。
後來的傳教士是大家都熟悉的利瑪竇，沙勿略的“天主教本土化”策略對他影響很大，他進入中國之後學習中文和中國的傳統禮儀，甚至翻譯《聖經》的時候用了很多儒教的詞彙，靠學習東方成功地推進西學，他的成功創造出“利馬竇規則”。但到了康熙晚期，一股來自西方教會的宗教狂熱卻使利馬竇的心血付之東流。1704年，教皇克勒門十一世明令禁止祭祖祭孔，要求中國的教徒搗毀異教神像，燒毀一切儒佛道的書籍，並屢次派特使進京向康熙提出此要求，被康熙斥之為“立於大門之外,論人屋內之事”，這一場禮儀之爭持續近二十年，使得支持基督教的士大夫損失殆盡，朝廷於是禁教，基督教事業在中國遂走向絕路。這是中國天主教會曾有過的一段痛苦經驗，就是所謂禮儀問題。這又是後話。小教堂坐落在三洲港新地村北面山坡上，面臨大海，雄立山巔，一覽汪洋，景色優美。在中國而言，沙勿略的聲譽為稍後的利瑪竇的光芒所掩蓋，然而沙勿略在天主教世界的聲譽遠在利瑪竇之上。據說沙勿略死後，他的同行者及當地葡商合力將遺骸葬在此山上，但不久又起墓將遺體運往馬六甲，在他死後的翌年12月遵其本人遺囑，最終安葬於印度果阿的聖堂內。他的遺體最終於1554年3月15日運到果阿，幾乎所有的人都來到港口迎接靈柩。教會也應民眾之請，將遺體供奉三天，供民眾瞻仰，然後厝於印度果阿的大教堂裡。1614年11月3日，人們在果阿砍下方濟各的右臂，並分成幾部分，部分前臂運往羅馬教堂；其余部分送給印度科欽和馬六甲的耶穌會，另有部份則分給澳門耶穌會。封聖在即，一骨一骸，也成“聖物”；果然，1622年羅馬教廷冊封沙勿略為“聖人”。但如果上述史料屬實的話，則這上川島教堂內的墓塚恐怕只是空塚或衣冠塚而已。從來沒有人想打開此墓穴去求證，我們絕對不要去打擾他。
我們由碼頭租車前往，途經路邊的小村莊，看見不少當地居民門口張貼的大紅對聯竟然赫然寫著“天主保佑”，看來沙勿略信奉的天主確實感化了這裡的人們，真的不枉他的這次旅程。教堂為哥特式樣，隱於樹叢之間，露出一角尖頂，遠望大有異域之風情。園內的一草一木，一柱一石，玲瓏可愛，憑欄盡見碧海藍天，漁帆點點。我帶來的這些游客拿出隨身攜帶來的吉他，在教堂裡一起唱起了聖歌，渾厚的歌聲在教堂內回蕩，歌詞我聽不懂，大概是歌頌贊美這位偉大的先驅吧。在這種環境聽這種音樂，有一種天籟之音的感覺，彷佛是來自天堂的召喚。
沙勿略的墳墓橫臥在小教堂內，墓前立一塊小石碑，上書“方濟各沙勿略康熙三十八年”字樣。此碑既小而不規整，碑文亦簡約其辭。教堂後山上行一百余級，還有一座紀念碑，上立沙勿略深目隆鼻的雕像，高三米許，石質似漢白玉，碑刻漢葡銘文，漢文為：耶穌會士泰西聖人方濟各沙勿略爾於大明嘉靖三十一年壬子之冬升天真跡崇禎十二年己卯眾友立碑。崇禎十二年即公元1639年，沙勿略“封聖”既畢，而明朝也傾覆在即，傳教活動不禁而馳，特別是南明的小朝廷，由上到下幾乎全部受洗入教。
據資料之一的黃蘇亞《上川島方濟各•沙勿略墓紀實》：1688年，一艘載有澳門總督維埃拉的船因遇風暴被迫在上川島拋錨，船上一名科羅多的神父在上川島上重修了沙勿略的墓碑。是年為康熙二十七年，未知與前述的康熙三十八年的墓前小碑有何關系。1698年，一艘法國船只又被迫在上川島避風，船上乘客曾許願要在該島為沙勿略建立一間小教堂。於1700年經廣東當局批准，耶穌會的特科蒂神父於同年六月在上川島建成小教堂。此後仍有所維修擴建，我們今天所見的這座教堂乃是清同治八年即1869年定型的。
不管是方濟各沙勿略，還是利馬竇這些眾多的後來者，都沒有讓皇帝和大部分的中國人皈依基督，畢竟道佛儒三家在中國已經經歷了漫長的年代，滲透進中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要從中分一杯羹談何容易。中國人曾經在那封閉的環境中形成天朝大國的自高自大與傲慢，讓他們不想向他人學習。等到被洋人侵略怕了，意識到與西方的差距時，又變成急疾亂求醫，慌忙開展洋務運動，結果還是沒有學到什麼好東西。
傳教士所帶來的信仰與文化，融合到原來的中華文化裡，影響了近代中國人的生活，即使到現在仍在影響。他們曾經為封閉的中華帝國開啟了一道門，但是我們始終沒有從這門走出去。中西方之間的文化衝突竟然演變成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帶給我們一段屈辱的歷史，此後不久的新文化運動讓一部分中國人開始皈依了另外一位西方大儒，並導致1949年新的政權產生――他的名字叫卡爾 • 馬克思。
一九九八年六月於珠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