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感動，是潛移默化而來的。我與碉樓的邂逅，就是屬於這一種。多年前，曾經多次路過開平，初見路旁碉堡式的碉樓，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甚至還覺得那是些醜陋的房子，它們形狀四方，高高聳立，窗戶細小，外形大多如軍事上的碉堡。它們或三兩為伴倚靠在村旁，或四五成群散落在田野上。心中不禁好奇地問，這些眾多的碉樓從何而來？聽人說那是當地的富人為防土匪盜賊而修建，這令我吃驚不小：今天的治安狀況已經叫我們相當不滿，那以前的情形豈不是無法無天，叫人怎麼活啊？
第一次近距離地看碉樓，是在1998年夏天的一天，我帶著一對美國華僑父子回開平尋根，其中那兒子二十多歲還不會說中文。其實那地方我也不熟悉，憑借手中的地圖，幾經周折後終於在一個村莊找到了他們的祖屋。那祖屋早已坍塌，他們頗為懊喪，幸而親戚鄰裡尚還非常友善好客，令他們感受到了溫馨的鄉情。在村口，他倆一眼望見一座碉樓，牆面的顏色已褪成了灰暗，孤獨地守護著這村莊，便想問村民打開來一看，可惜急忙中找不到鑰匙，只好作罷。在我眼中，它並不好看：破舊而且高瘦，與其他低矮的村屋並不協調。開平碉樓占地普遍不大，這座也不例外，沒有園林式居所的那種寬廣，人們追求的是高度，這樣可以眺望，也便於居高臨下地射擊。
我出生在文革開始的那一年。小時候的記憶中，似乎凡是舊的的東西都是封建落後的，理應受到批判。所以自然而然地，每逢遇到破舊的事物，都無法激發起我的審美觀。曾經多次與碉樓擦肩而過，都不曾想起那是前人留給我們的珍貴遺產。近年來由於旅游業的開發，人們才慢慢地將開平的碉樓擺到了保護開發的桌面上來，最令人關注的，則是近年來政府要將開平碉樓向聯合國申報人類文化遺產稱號的事情。據說開平共有碉樓一千多座，堪稱奇觀。即使平庸甚至醜陋的東西，如果形成巨大規模，也是一種壯觀的美。萬裡長城和兵馬俑之所以會形成一種視覺上的震撼，只要在於其數量上的龐大。在2004年之前，它們似乎被世人遺忘了。從2005年起，它們重新得到人們的關注——碉樓將申報世界文化遺產。
其實，是否申報文化遺產，此事並不重要。申遺甚至會變成一種炒作，文化遺產的稱號只會令碉樓的參觀門票漲價。重要的是我們已經意識到它的歷史文化價值了。如同你家中擁有祖先留下來的瑰寶，你理應將它好好保存，不必計較外人對它的估價，外人的估價對你來說沒有意義，因為你不會將它賣掉，它裡面沉澱了太多的思念和回憶，這些東西是不能用錢來代替的，金錢有時帶給我們的只是市儈和庸俗。我們今天的治安狀況也不好，南方眾多城市的民居在陽台和窗戶上都安裝了防盜網，這些鐵籠子成為遍布大街小巷的一大景觀。我想，若干年後，我們也同樣可以拿這些鐵籠子景觀去申報文化遺產，道理是一樣的。
碉樓的蓬勃興起，以及最終形成今天的壯觀景像，反映出那個時代的社會形態，是當時社會的縮影。每一座碉樓後面都可能隱藏在一段曲折離奇、悲歡離合的動人故事，如果你有心思去探究，說不定都是一部部動人小說的極好題材。碉樓代表著那段充滿血淚的移民史，或者說是華僑史。
中國人的生存環境歷來都是非常惡劣的。在這樣的環境下生長的中國人磨練出極其忍耐和刻苦耐勞的民族性格，中國人對外來誘惑的反應態度還算是積極的，大多時候會表現出躍躍欲試的情形。因此，在清朝末期，沿海人民向海外的巨大移民潮就說明了這種情況。今天華僑散布在世界各地，溯其根源，其源頭主要是在這個時期。鴉片戰爭帶來洋人堅船利炮的侵略，還令舉國上下開始審視我們這個天朝大國以外的海外世界，中國人開始大規模移民出國。
我們今天重讀這段移民史，感慨良多。我自幼受奴化教育，以前對偷渡之類的非法移民行為無法容忍接受，覺得偷渡者丟盡國家和民族的面子，令社會主義的形像蒙羞。我的家鄉珠海毗鄰澳門，大量的同鄉在我年少時冒著生命危險偷渡往澳門，甚至我的哥哥在他十七歲時也曾產生過這個念頭。有些倒霉的在登岸前就已被邊防守軍開槍射殺。文革期間有受政治迫害的逃亡者偷越國境，被抓回的以叛國投敵罪被槍斃，這種白色恐怖我們今天想起來仍覺得不寒而栗。我的觀念轉變是在讀大學以後。偷渡行為的危害主要是可能為目的地國家帶來負累，而對原居住地國家則沒有大的危害，頂多是對政府“不辭而別”，除非偷渡者作奸犯科、背負刑事或民事責任而外逃。良禽擇木而棲，追求更好的生活是人的本性，我們國家既然有這麼多的缺點，我們為何不離開它去找一個更好的地方生活呢？我有不少的同學畢業後去了國外闖蕩。愛國主義是毒藥，究竟對誰最有意義？向窮人或社會低下階層灌輸愛國思想簡直就是對牛彈琴。我對沿海某些地區的大規模偷渡現像漸漸有了寬容之心，雖然他們的行為客觀上令我們中國人在申請出國簽證時備受各國移民局的嚴格審核或拒簽，但這是無奈的。我們現實生活中不也是存在許多的無奈？比如我們如果要尊重街頭小販的生存權利，就要包容他們在街上的擺攤阻街一樣。
清末移民潮的原因則是生活所迫，又可能是國民對海外生活一無所知，自以為那裡的生活比國內更好，富有吸引力。鴉片戰爭後，華南農民無以為生，賣身出洋，這種移民方式是合法的。鴉片戰爭的本質是為貿易權利而戰，鴉片貿易只是其導火線而已。戰後，滿清被迫向列強開放了通商口岸。列強不僅要掠奪中國的金銀和各種資源，還要誘拐中國人出國當苦力。在通商口岸設立的“豬仔館”，對外雅稱“新客館”，專門關押“豬仔”之用。新加坡就曾是臭名昭著的苦力貿易中心，並設館於澳門，公然買賣人口。沿海人民被騙，登船前往，途中遇病無醫，有些尚未到岸便已死去。剩下活著的抵達後，被關入“新客館”。這是“賣豬仔”一詞的由來。
苦力貿易的背後是中國的貧窮，在貧窮面前人權往往顯得蒼白無力，這種情形即使到了今天仍然如此。“豬仔館”經紀人背後都有列強政府支持，他們誘拐中國人是有組織的：在港澳、廈門、汕頭等地設有分行，拐騙之術無所不用其極。常派人員至茶樓旅館，對失業之國人報以酒食招待的親善之舉，誘其賭博，借以賭本，作為圈套，使其負債後，乃誇耀海外之富庶，以動其心。然後答允介紹工作，並許諾借予路費，使受騙者心悅誠服，而不知已墮入圈套，經紀則從每單成功交易的個案中提取佣金，每名百余元不等。“豬仔”上船後，即失去自由，成為任人宰割的奴隸。那些老奸巨滑的雇主要“豬仔們”俯首聽命，就讓他們在暴力威逼下簽訂“勞動契約”，實際是“賣身契”，規定勞動年限5至10年，工資僅能糊口，若然逃跑和消極怠工，往往遭到雇主和監工的鞭打甚至殺害。有些“豬仔”尚未熬到期滿就已被折磨至死。雇主則找借口迫使契約期滿者續訂契約，直到吸干他們最後的一滴血。十九世紀，中國約有3O0萬人淪為豬仔，同期的非洲，有超過一億黑奴。在美國的廢奴運動後，二十世紀各國相繼廢除奴隸制度，中國東南沿海罪惡的豬仔貿易終於銷聲匿跡。
澳門，在這場販賣苦力的勾當中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當年澳門的“豬仔館”達幾百家之多，靠苦力貿易為生的人販子過萬。翻開歷史，我們發現經澳門販賣的人口數量巨大，可能是在歐洲人當年販賣的黑奴之後。人販子除了西洋人，還有中國人。販奴是人類一段黑暗的歷史，在歐洲人和政府對此事向黑人道歉和懺悔之後，至今仍沒有任何政府為販賣華人苦力道歉。據文件統計：1856-1873年間經澳門出洋的苦力華工總數達18萬人。雖然國際上1862年對販賣奴隸已明文禁止，然而到1873年，在清政府和澳葡總督雙方干預下，澳門的苦力販賣才宣告結束。
容閎曾在《西學東漸》一書中記載了他當時目睹“賣豬仔”人間地獄般的慘狀：“余初次歸國，甫抵澳門時，第一遇見之事，即為無數華人，以辮相連，結成一串，牽往囚室，其一種奴隸牛馬之慘狀”。當時運輸這些苦力出洋的是一種叫做“牛鼓桶”的木船。除了船頭兩側的兩個孔，其他部分都是封閉的，因此這種船也稱為大眼雞。顯然，這些船只能在近海打魚，而不能用來載人，但此時卻被改作越洋載人。“豬仔們”被囚禁在艙底，裡面陰暗悶熱。乘這種船漂洋過海，可謂九死一生。《廣東華僑史話》記載：當時從香港乘船到舊金山，要一個多月，這樣長時間的折磨，往往一百個人中，有時竟死去三四十人，人販子簡直就是草菅人命。
華僑有地域聚集的特點，福建、潮汕地區的出洋勞工多前往東南亞，而開平、台山一帶的僑民一般前往美加等地，一旦住下來後，他們會寫信讓更多的鄉親繼續移民過來，讓隊伍不斷壯大。開平的僑民首先加入美國的金礦開發，其後修築鐵路。他們每天超時工作，飽嘗千辛萬苦，最後大多客死異鄉。在海外做牛做馬，勒緊褲帶生活，就是為了積累錢財，好回家鄉圓置田建屋的夢想。
中國人的傳統鄉土觀念極為濃厚，衣錦還鄉、落葉歸根，是他們心中不變的價值觀。那些幸存的“豬仔”們掙到錢後搖身一變，變成了“金山伯”，或稱“花旗客”，風光無比。他們首先想到的就是彙錢回家，或者親自回國操辦買地、建房和娶親等事情。所有的辛酸苦難都會在衣錦還鄉時的榮耀中逝去。他們帶著血汗錢陸續回到故鄉，紛紛買地置業，福蔭鄉裡。這些有幸活著回來的人，為嶺南的村鎮帶來了西方的生活方式，窮其一生的積蓄，在故鄉建起一座座繁榮一時的碉樓和村莊。所以，開平成了僑鄉，它在海外的人口竟然超過其在國內人口。
2005年10月底的一個黃昏，我帶著旅行團來到了碉樓最為密集的自力村。斜陽灑落在已褪色的古老碉樓上，凸顯出一種古樸的滄桑。村旁尚未收割的稻田在夕陽的余暉中映照出一幅田園牧歌般的圖畫，襯托著碉樓，令人產生今夕是何年的感覺。該村有僑裔二百多人，散布海外。上世紀50年代初，這裡的三個自然村合稱"自力村"，寓意不依靠僑彙、自食其力。村內碉樓和居廬群建築精美，保存完好，布局和諧，錯落有序，村外稻田千頃，陣陣飄香。我踏著田間小道，穿越綠樹修竹直入村內，頓生世外桃源之感。從村中那條通往碉樓的石板小路打量著眼前的碉樓，仿佛感覺好像一下子回到了百年以前。
無法想像當年這些華麗的西洋風格樓房帶給南方農村怎樣的震撼，這些海歸者大多未曾受過教育，全憑自己的記憶帶回了當年外洋最美麗的建築式樣。這些房子的設計者就是這些“花旗客”自己。他們並沒有圖紙，只能憑著記憶來修建。而惟一的“建築圖紙”，就是他們從國外寄回來的、印有不同國家建築的明信片。
於是，他們設計了中西合璧的精致洋樓，加入中國傳統風格的花窗，用中國人喜歡的吉祥圖案來裝飾他們的洋房。精致的羅馬柱上支撐起的，竟然是一個中國式的牌坊。浪漫的歐陸式建築的屋頂鑲嵌著各種顏色玻璃的木窗，而木窗上則貼著中國的關公、秦瓊等門神，似乎令人感到一種不倫不類。他們喜歡在室內的牆壁上畫上一些山水壁畫，又或者加上巴洛克風格的精美裝飾，或者是中國傳統的喜鵲、松鶴、花卉和鄉野風景。羅馬柱的拱門上則裝飾著鳳凰、蝙蝠和麒麟。
社會動亂時期，往往伴隨著更多的盜匪侵襲。人們發現了碉樓的防御功能，於是碉樓便越建越多。海外華僑得知後也十分驚喜，覺得在防範匪患中，碉樓確有作用。因此，他們寧可在海外節衣縮食，也要集資彙回家鄉興建碉樓。開平一下子興起了興建碉樓的風氣，人們不斷總結經驗，國外的華僑還把西方的建築技術介紹過來，中西融彙，華洋並舉。
早期興建的碉樓可能是為了炫耀。然而，隨著盜賊對歸僑騷擾的增多，興建碉樓就絕非為了炫耀，而是防賊了。翻閱《開平縣志》可知，碉樓的功能主要用於防範盜匪襲擾。家鄉的治安情形卻是如此令人沮喪。政府管制的松懈令仇富心理變成為所欲為的行為。在僑鄉一帶，“金山伯”遭劫成為普遍現像，讓眾多的海歸華僑欲哭無淚。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開平見不到蘇州園林般的大宅卻多見碉樓的原因。這是何等的無奈！有幸衣錦還鄉的僑胞每天面對盜匪橫行，整天提心吊膽地過日子，連基本的人身安全都沒有保障，即使有錢又有什麼用呢？一些遭劫的僑胞只好揮淚告別故鄉，再次移居海外。開平所轄之境，原為廣東新會、台山、恩平、新興四縣邊遠交界之地，向來有“四不管”之稱，社會秩序極為混亂。清末民初，開平流傳著“一個腳印三個賊”俗語，當地賊匪之猖獗，簡直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生活富裕的歸僑或僑胞就首先成為其搶劫的主要對像。為了防賊，僑胞紛紛捐資寄回家鄉興建碉樓，或將住宅建成碉樓式的民居，碉樓開始在開平各地蜂擁而出。以碉樓的建築形態，並不適宜居住用途，它們主要分為三大類：一是更樓或燈樓，這種樓一般建在村頭或村尾，供民團及更夫維持治安之用，裡面藏有武器；二是眾樓，由多戶人家合資興建，遇有匪賊，大家躲進眾樓，逃避洗劫；第三類才是居樓，由華僑獨資興建，用於長久居住。
碉樓內部空間普遍不大，窗戶大多都很小，目的是為了防匪。碉樓只是作為土匪攻擊時應急之用，一旦發生匪情可以躲進裡面。匪害猖獗的年代，碉樓上一般都有年輕人瞭望駐守。
碉樓的外部形態大同小異，只是肥瘦高低不同，另外屋頂裝飾各異。大的碉樓，覆蓋幾間房的面積；小的碉樓，只有三四十平方米。矮的碉樓只有三層，跟一般的樓房差不多。而最高的碉樓是位於赤坎的南樓，高達七層。
我與南樓的相遇純屬偶然。那是一次帶著游客去赤坎附近找一家我從未去過的餐廳吃飯，因為不認得路，便租了一部摩托車，被人懵懵懂懂的帶到了譚江邊的那家餐廳。抬眼望去，江邊的這座碉樓孤零零的特別引人注目。南樓在開平的碉樓中只是極其普通的一座，沒有特別出眾的外表。在此之前，我聽說它曾經有過一段與抗日有關的歷史，本地司徒姓的七人在此頑強抵抗日寇直至被俘殉國。它經歷過戰火的洗禮和硝煙的熏染，彈痕累累，在眾多的碉樓中享有很高的聲譽。我覺得壯士們的精神可歌可泣，但其行為卻缺乏軍事常識，無異於自殺，以此孤單碉樓固守，又無退路，結局可想而知。
開平碉樓在風雨飄搖中走到了二十世紀中葉，新中國成立了。大部分的碉樓從此經歷人去樓空的境況。此時的中國形成了史無前例的仇富情結：地主富農的土地和房產被沒收充公，然後再歸入人民公社，中國的富人們在一夜之間全都變成一無所有，而且在此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成為專政對像，飽受迫害。我小時候的印像中，地主富農每周六都要參加義務勞動，而且不可有怨言，否則就會惹禍上身。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仇富，主要是對沈萬三等富商進行打壓，而新中國的統治者似乎不想放過任何一個有產階級。在這種新的財產制度下，華僑在海外千辛萬苦積累、帶回的財富也面臨著滅頂之災。來得及跑的，都變賣家產跑到港澳海外。來不及出逃的，統統變成了幾億“藍螞蟻”般的紅色國民的一份子。直到七十年代末，政府為了統戰的需要，才開始將僑房歸還。但接收房子的人已經是那些華僑的下一代了。我有個親戚在馬來西亞，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與我們斷絕音訊達二十多年之久。究其原因，是中國在此期間在東南亞推行的共產運動，令當地政府實施排華政策，親戚們備受歧視和迫害，不敢與中國聯系。當然，我們在文革期間也同樣不敢與他們聯系。
開平碉樓走過了它最凄涼悲哀的一段時期，它們之中一些被人霸占，或變成無主，被人丟空，成了風燭殘年，任憑風雨損耗。
赤坎有條聞名的“加拿大村”，建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全村姓關，在五十年代初，連最後一戶也移民去了加拿大，全村於是成了一座空城。這是一個逝去家園，只剩下村東面的碉樓在半個世紀中寂寞地守望著當初的榮耀。
看碉樓，其實是在讀一段我們祖輩艱辛生存的歷史。在這些曾經風光的碉樓背後，隱藏著多少辛酸和悲哀？華僑的血淚史就是我們中國人的血淚史的一部分。
一切悲情往事，盡已隨風而去。
2006年11月於珠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