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
一黨制的廉政國家
記得中學時我是地理課代表，是班中唯一能背出聯合國一百多個成員國和它們首都的學生。我從小就喜歡看歷史地理文學書，在同齡人裡，盡管我生活在“四類分子”子女的恥辱陰影中，但喜歡偷看那些非革命書籍。中學老師向我們這麼描述新加坡：資本主義國家，曾是英國殖民地，那裡缺乏資源又長期受殖民主義統治，很窮很黑暗，還有一個反華的華人總理。而三哥卻告訴我，新加坡出了一個好領袖名字叫李光耀。從此新加坡—李光耀的名字不斷刻印在我少年時的腦海中。1966年在上海第一看守所，我相識了兩位因所謂間諜罪關押的新加坡人，一個是做外貿的新加坡商人陳某，後來換牢房時又認識了另一個在香港國際船運公司當大副的新加坡籍黃先生。從他們倆的口述中我才真正了解到新加坡和李光耀，我才知道中國對新加坡甚至香港的宣傳是顛倒黑白的，當時感到被愚弄的辛酸。改革開放後我先後三次去了新加坡，踏上了反思與探索的旅途。我想看清1965年才擺脫殖民統治的小國，到底憑借了什麼力量使它的國民生活富庶、法制嚴明、吏治清廉？李光耀是什麼樣的一個領導人？新加坡的奇跡是怎麼發生的？
花園城市
“獅城”新加坡人口480多萬，面積700平方公裡，還不如溫州城區大，但2007年人均gdp達38000美元，居亞洲之首，其獨特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它具有多元風貌。在這裡，你既能盡情領略新舊兼收並蓄、東西交融的人文景觀，又能釋放於旖旎的熱帶自然風光中。新加坡是世界公認的花園城市，道路兩旁樹木成蔭，街頭到處是小花園、小草坪。花香草綠空氣清新，是一個小巧美麗整潔的國度。每年政府都要舉辦“植樹周”活動，這項活動是新加坡政府提倡的“花園城市”構想的一部分。新加坡的道路綠化系統形成了花園城市的主要構架，城市主次干道的綠帶寬度占道路總寬度的四分之一以上，人均公園綠地面積為6.4平方米。
在有計劃的植樹造林外，新加坡收集垃圾的工作也開展得卓有成效。一提起垃圾處理場，人們常常會聯想到滿地污濁、臭氣熏天的景像。至於將垃圾處理場建成休閑娛樂的度假場所，也著實令人難以置信。但是，新加坡人將這一夢想變成了現實。不久前，新加坡政府花費4億美元，在實馬高島投資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個人工濱海垃圾灰燼填埋場。實馬高垃圾處理場十分重視自然環境和生態物種的保護。不僅成功保留了大部分海草區和珊瑚礁，豐富多樣的生物種群也得以繼續繁衍。島上保留下來的部分動、植物在新加坡屬於為數不多的種群。島上原有的天然叢林和新種植的13公頃紅樹林成為許多海鳥的棲息樂土，巨嘴鷺等罕見鳥類也在此安家落戶。置身島上，清新海風迎面吹來，蔥蘢綠意映入眼簾，恍然如徜徉於風景秀麗的度假村中。
在新加坡幾乎看不到其它熱帶國家蚊蟲肆虐的景像，整潔的馬路，透明潔淨的天空，別有逸致的花木，風格獨特的教堂，不時出現街頭的雕塑、噴泉，無不讓你心情愉悅。當地人的言行舉止非常文明禮貌，導游告訴我：新加坡政府對不文明的生活習慣專門制定了一系列懲罰條款，比如家中孽生蚊子，一旦罪名成立，要坐牢3個月至6個月，或處以5000新元至1萬新元的罰款。如果夫妻打架，把物品扔下樓，就犯了“魯莽行事罪”。亂扔垃圾的人，要穿上印有“勞改”字樣的黃背心，不僅罰其打掃衛生，還要通知新聞媒體拍照登報。在新加坡我感受較深的一點是：交通比一些西方發達富裕國家還順暢，汽車尾氣污染更少。據說，當地政府推行了《道路定價法》，並在市中心周圍設立了一系列的收費站。要開車進入城市區，每輛車必須根據行駛的道路、開車的時段以及當天的污染環境程度交費。收費站價格的上升和下降使使用量達到最佳水平，也使新加坡的環境得到了比較好的保護。此外，他們還計算了中心城市以外沒有污染時可容納的最大汽車量，並在每月拍賣新車牌照時注意使不同類型的牌照允許不同程度的使用。例如，允許在任何時候可使用的牌照比只允許周末使用的牌照貴很多。由於有了這種行之有效的制度，新加坡不需要把資源浪費在無助於遏制道路擁擠和污染問題的基礎設施上，卻又能從這種制度中得到可觀的收入。可見，新加坡確實是一個“以法治國”的國家，新加坡的公共場所，到處都有罰款，絕大多數新加坡人，贊成對損害公物、嚴重非禮、偷盜等罪執行鞭刑，法律在這裡得到了極好的運用。這不得不使我聯想到許多人曾經講到的一個重要現像：新加坡是世界上社會治安極好的國家之一。它的嚴令峻法使新加坡人養成了許多良好的習慣，也使得它的犯罪率非常低。
我到過四十個國家，這幾年少說也乘過上百個國家與地區的航空公司班機。我養成一個“壞習慣”，登機從來不排隊，進出海關邊檢從不在一般普通入口處排隊，而是直接進出外賓通行口。同團的游客總說我“牛”、“老漿糊”。其實並非我不講文明禮貌，恰恰是在測試一件重要的事。因為國際航空和邊境出入境條例規定，所有殘疾人登機、入境都應該優先照顧，可從外賓通道出入。這正是檢驗一個國家與航空公司的法制觀念、文明程度、服務水平的標准。所以我認為一個國家的第一印像就應該從這裡開始。我把這幾年自己實踐體驗到的四十個國家航空公司的服務水平作了一個比較：最優秀出色的是新加坡航空公司、香港國泰航空、德國漢莎航空、阿聯酋與卡塔爾航空、澳洲航空、英國維珍航空、美聯航空、日本航空、大韓航空、馬蘭西亞航空、泰國航空等。這些航空公司見我是撐手扙的殘疾人，都會熱情照顧，有的甚至會為我提供特別服務，例如商務艙有空位時會特意把我從後面的普通艙調到商務艙，下機時主動向我提供推輪椅服務。最難忘有一次從新加坡回國的途中，我生病發燒，乘務員得知這一情況，馬上照顧我進頭等倉，短短數小時，空姐六次主動為我人道服務，送熱水、毛毯、藥丸、扶上廁所等，真可謂是無微不至。相比起來，我在朝鮮機場入境處，邊保人員檢查我的銅合金伸縮手扙時拼命拉扯，弄壞卻連一句“對不起”的話都沒有，還虎著臉，讓人反感。在進越南海關時，邊防人員竟然荒唐地向我們討小費，不給就有意在檢查行李時刁難我們。在國內某些航班中同樣存在一些以貌取人，強調照顧領導先行，不尊重殘疾人的言行。
建國之父
五十年代的新加坡所面對的形勢是非常糟糕的，河口沙洲上的一個小島，什麼天然資源都沒有，只有區區百萬多種語言的居民。1965年，當新加坡被回教徒占大多數的馬來西亞逐出，成為一個沒有天然資源和軍隊的城市國家時，沒有幾個人認為它能生存下去。當時英國的《星期日泰晤士報》預測，沒有英國的援助，新加坡最終將垮掉。而澳大利亞的《悉尼先驅晨報》也預測：“三年前，新加坡獨立是行不通的概念。從目前的情況看來，它依然是行不通的。”但當時的領導人李光耀卻不是這麼想的。每一項偉大的成就在實現以前都是個夢想。他的夢想是建立一個國家，不只求生存，更要出類拔萃、成就過人。他要以超凡的智慧、紀律和創意，替代天然資源。李光耀向他的政治同僚發出召喚，一起獻身於他們過去想像不到的重任：首先，淨化城市；接著，憑著城市卓越出色的表現，克服鄰國最初的敵意，彌合國內種族間的種種分歧。後來的事實證明，經過四十年的良好管理和奮鬥，新加坡已經成為一個繁榮的國家，公民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排名全球第四。常年人均收入從獨立時期的1千元人民幣激增至今近3萬元人民幣。這個小國成了東南亞地區的高科技翹楚、商業樞紐、科研中心。新加坡的成功，離不開建國之父李光耀。他在執政期間，從不空談和盲目效仿西方的民主制度，而是根據新加坡的國情，腳踏實地，把經濟發展、百姓安定與生活放在首位。在引進西方先進的經濟管理體制的同時，保存了自身文化的優點，抵制了西方沒落腐朽的東西的滲入。從而使新加坡不僅成功完成了經濟起飛和文化發展，與此同時，也在帶動東南亞各國經濟的發展，促進區域交流與合作，參與亞洲和國際事務中，起了積極和重要的作用。
李光耀年輕時就讀英國牛津大學法律系，是個高材生，回國後擔任律師，他具有強烈的法制觀念。1959年當選為政府總理後，他當晚就對父母和兄弟們說：“我當上總理，權力是有的，那是人民的權力，我決不能用來謀私利。”李光耀本人生活樸素，不求奢華，擔任總理後他仍居住在父母的老房子裡，上下班坐自己的車，父親仍然在店鋪修理鐘表，弟弟做小生意。當時的新加坡是個貧窮落後的小國，李光耀認為，新加坡的生存依賴政府的廉潔，只有這樣才能促使社會穩定，形成良好的外國投資環境、促進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李光耀對政府官員們說：“作為一名公務員，就要保持廉潔和奉獻精神，要想賺錢，就經商去吧!誰不聽勸告，就要受懲罰。”
李光耀也是一個革命家，但他是一個不同類型的革命家。革命成功之後，他領導的人民行動黨獲得執政地位。二戰後許多國家的領導人給他們的人民帶來了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自豪，但革命成功後卻並沒能將人民從貧窮、飢餓中解救出來，許多國家的人民晚上上床睡覺時耳朵裡灌滿了宣傳口號，肚子裡卻是空的。但是，李光耀卻從不將言詞與實質混為一談，決不允許意識形態壓倒常理。李光耀講究實際，從不受好聽但不中用的高調理論的束縛。對那些不能直接有助於實現新加坡繁榮富強目標的事情，李光耀總是漠然置之。對李光耀來說，保證本國人民的安全和繁榮重於一切。正因為如此，李光耀能夠不為受到傷害的民族自尊心所左右，把自己和本國人民的精力引導到建設國家方面，而不是怒氣衝衝地去搞破壞性的“繼續革命”。其次，李光耀並未將執政的成功寄托於領袖人物的“超凡魅力”，而是依賴於法規制度的建立健全，並根據規則而不是依賴激情和靈感來處理各種日常事務。
新加坡在李光耀政府的管理下，在國際經濟和政治舞台上，開拓了越來越廣闊的活動空間，國際地位也與日俱增。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在擔任總統初期曾派他的財政部長去世界各國進行實地調查。這位部長回來後到白宮向尼克松彙報情況時說：“新加坡是世界上管理得最好的國家。”80年代初，我讀《尼克松回憶錄》，這位美國前總統提到了他和李光耀的會面和接觸，稱贊李光耀是個了不起的、有魄力的政治家。同時，尼克松也遺憾的認為，身為小國領袖，李光耀未能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發揮更大的作用。
李光耀的政治生涯和影響，並沒有因為他卸下總理職務而結束。他不僅在東南亞地區繼續發揮影響，而且在台灣和中國大陸的關系中，也起著積極的作用。他沒有像李登輝那樣，患政治狂想症，一會兒要把中國分七塊，一會兒要和印度合伙，夾擊大陸；也沒有像陳水扁那樣，胸無城府，小家子氣，連自己是不是中國人，都不肯直言。相反，李光耀在八十年代初為中國海峽兩岸的二個重要政治領袖，當年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校友鄧小平與蔣經國傳了話、搭了橋，促成了後來兩岸的交流與招商投資。同時他在廣泛接觸了中國的政界、商界和其它各界的人士的基礎上，在深入了解了中國的歷史和現狀後，提出中國經濟上的崛起和政治上的民主化，是歷史發展的大趨勢，中國的最終統一，也是歷史的必然。他的看法，不論是否完全為兩岸政要所接受，但都受十分重視。在李光耀的回憶錄中對幾位中國領導人留下評論：他把已故中共領袖毛澤東比作中國秦始皇，稱鄧小平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這裡我摘錄了一些西方和東方政治領袖如美國總統尼克松、國務卿基辛格、英首相撒徹爾夫人、德國總理科爾、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印度總理尼赫魯等評論李光耀的話：“他非常直接和坦率，而且總是言之有物，是一個偉大的也是令人崇敬的領袖。”“李光耀是一個無私和具有堅強政治決心的領導人。”“李光耀是亞洲一位優異的領袖，他有卓越管理、剛正不阿和自律精神的體現。”“過去四十多年，李光耀把一個貧困衰弱的殖民地發展成富裕興盛、光芒四射的現代大都會，期間充滿敵意的列強始終虎視耽耽。但他才識過人，聰明敏銳，是世界上一位最能直抒己見又德高望重的政治家。”“李光耀無畏的表達了他的想法，嘗試做到凡事正確，但卻不是政治上正確。他對自己對政敵的強烈響應，對西方民主制度和人權觀念的獨特見解令人折服。”這麼多著名政治家與領袖稱贊李光耀，充分說明了他出色的政績。但人物都有一分為二，也有一些新加坡知識精英，痛斥李光耀的一黨強勢政策，離開其統治的祖國。
李光耀在1955年寫道：“我們認為，只有迅速消滅國家財富的不平等和不公平的分配制度，才能為人民建立一個幸福繁榮的新加坡。事實上，李光耀政府也是個一黨執政、比較集權的政府，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連續執政40余年，被人們稱之為“一黨專政”，國內雖也有幾個反對黨，但都不成氣候。人民行動黨占絕對優勢，其基本原因就是李光耀倡導的廉潔奉公和黨政領導的以身作則，贏得了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支持。年紀大的新加坡人都喜歡李光耀，就像上年紀的台灣人喜歡蔣經國一樣，因為他們感謝李光耀給新加坡帶來了富裕、平穩，並認可所謂“非常時期的非常手段”。但接受西方現代民主化思想的年輕人，特別是接受西方高等教育回來的精英派，認為新加坡不夠民主，不少人甘願離開新加坡移民澳洲。當然，這些都是後話。
1984年出任副總理多年的吳作棟幾經考驗才坐穩了總理的位置。現在，李光耀之子李顯龍繼任總理，但光靠父親的身份是遠遠不夠的，他也是在副總理的職位上磨練了幾年，並有所建樹。他對內大刀闊斧改革經濟政策，對外積極向海外開拓市場，把新加坡經濟從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的困境中帶出低谷，獲得選民一致贊譽與支持。
廉潔政府
李光耀上任後立即制定了《反貪污法》，後又幾經修改，日臻完善。隨著形勢的發展，新加坡政府修改和制定了《公務員紀律條例》、《沒收非法財產條例》、《中央公積金制度》等，其中都有遏制和處罰貪污腐敗的內容。經過多年實踐，新加坡政府又建立了行政監督機制，成立了“貪污行為調查局”，使新加坡有了完整的法規和嚴格的執法機構。新加坡成立的反貪污調查局赫赫有名，令心懷不軌的官員聞風喪膽。調查局長由總統任命，但其工作則由政府總理直接領導。該局的徽章是一朵荷花，一把利劍，荷花像征“出淤泥而不染”，利劍表示“威嚴與公正”。
新加坡是“刑上大夫”。新加坡現行的《反貪污法》共35條，規定了極為嚴厲和詳細的懲罰措施。為切實執行該項法律，反貪污調查局具有廣泛權力。調查局既是行政機構，又是執法機關。該局可以在沒有逮捕證的情況下，逮捕涉嫌人員，有權沒收貪污罪犯的全部賄賂。貪污者除被罰款外還可被判徒刑；調查局有權調查貪污人在銀行的存款、股票數額、費用賬戶，甚至可以查找其家人的賬目；犯罪人職位越高，處罰越重。反貪污調查局自成立以來，秉公執法，處理了多起貪污受賄案件。新加坡環境發展部政務部長（副部級）接受了印度尼西亞商人贈送的7張機票，攜帶家人旅游，被發現後不僅被撤職，還被判刑4年。一名在監獄工作的警員，只因幫犯人買了條香煙收了15元“好處費”，被查出後不僅被解職，而且被判3個月徒刑。原國家發展與建設部部長鄭章遠曾為“政府組屋”建設立下功勞，深受李光耀器重。反貪局調查發現他兩次受賄50萬元，但他拒不承認，而且還希望通過老領導李光耀出面幫忙。李光耀聞訊後怒氣衝衝，令其停職，接受調查。鄭章遠最終畏罪自殺。
新加坡政府還加大透明度約束各級官員。李光耀指出：國家興旺的關鍵是要有一個廉潔的政府，政府官員保持廉潔和獻身精神，是政府牢固的基礎。政府部門不能自行招聘公務員，要公開招聘，公平競爭，擇優錄取，還必須經過考試、審查、試用方可聘任。因此，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一套完整、具體、實用的政府公務員體制，包括《公務員法》、《公務員行為准則》、《公務員紀律條例》、《防止貪污法》等。除這些法規外，政府還制定了《公務員指導手冊》，應聘的公務員每人發一冊，新上任的公務員必須書寫本人宣誓書。手冊裡面對政府各部門公務員不同的職務行為，小到穿著、言行，大到獎懲、津貼、晉級、休假、退休等都有嚴格的准則和規範，約幾百條。手冊中除包括有關法規外，還在防止貪污受賄方面，對公務員有詳盡明確的規定。政府發給每個公務員一本日記手冊，公務員要記錄本人的活動情況，主管單位的常務秘書定期核查，發現問題送反貪局調查處理。公務員要遵守財產申報制度，每年申報一次本人和配偶的財產情況，包括動產、不動產、貴重首飾、銀行存款、股票、證券等。如本單位秘書長發現其財產來源有問題，即送交反貪局調查。如本人的解釋不能令人信服，則作為貪污受賄證據。政府官員嚴禁參加任何形式的賭博；不准直接或間接擁有在新加坡營業的任何公司的股份或證券；決不允許官員的子女借父母的地位非法經商或營私。政府官員不許向下屬人員借款，向親友借款也不得超過本人3個月的工資總額，以免債務過多而產生貪污意圖。政府官員不准購買與本單位有業務關系的公司股票；可買國營和外資企業的股票，但必須呈報本單位秘書長批准才行。公務員不准收受禮品，只可接受沒有商品價值的紀念品，收受紅包或禮品超過80元就屬違法。如果有商品價值的禮品推辭不掉，收下後必須向常務秘書報告，可按價付款，如不買則上交國庫。政府官員不經批准不得接受宴請，更不許進入酒吧間、歌舞廳、紅燈區，否則給予處罰。
新加坡政府以俸養廉定期培訓。為了使政府高級官員和公務員抵御貪污受賄的誘惑，在李光耀總理的倡議下，新加坡政府和國會大幅度提高了公務員的工資，以俸養廉。新加坡總理年薪比世界最富的美國總統與日本首相工資高五倍與七倍。新加坡為什麼要采取此項措施?主要原因是，(1)新加坡經濟比較發達，企業職工薪金高於政府官員，這就誘使一些學歷高、能力強的政府官員退職轉到企業工作，致使政府官員素質降低。提高工資可防止人才流失。(2)政府官員工資高、待遇好，一般不會貪污受賄，能夠保持自身廉潔。(3)公務員既然為國家事業作出貢獻，就應該獲得應有的報酬。為了使官員倍加珍惜這一來之不易的職位，不會冒失去工作和養老金的危險去受賄，從而自覺自律潔身自好。除提高薪水外，政府還對公務員采取定期培訓措施，加強政治思想教育。新加坡政府專門設立了公務員學院和培訓中心，新招聘的公務員必須首先接受訓練，在職的公務員每年也必須有一兩周的輪流進修，學習政治、法律、知識和技術。政府有關部門對公務員要進行考察和評價，每年底召開全國公務員評獎大會，表彰先進人員。
在公務員的福利方面，新加坡的公積金制度使官員不敢因小而失大。政府制定了完整的《中央公積金制度》，規定所有參加社會工作的人員包括政府公務員、企業職員、一般工人都必須參加公積金制度。主要內容是：職工每個月工資的20%扣交公積金，政府或企業也按該職工月薪的20%比例提供公積金，雙方各交一半(發生經濟危機時比例適當調整)。就是說每個職工享有工資40%的公積金，以個人名義存入銀行。這份公積金屬於個人所有，但不得隨意提取。按制度規定只能用於四項內容：(1)購買政府組屋；(2)醫療治病；(3)為子女交學費；(4)養老基金。養老金必須在退休後方可領取，政府和企業不另發養老金。可以想像，一個公務員每月可獲得月薪40%的公積金，工作時間越久，所得積蓄越多。據統計，高級公務員(司局級)到55歲退休時，公積金總額大約有80-90萬新元，相當於人民幣400-500萬元。如果在職時廉潔奉公，沒有貪污腐敗和違法行為，退休後，全家生活富裕，安居樂業。但是，新加坡法律規定，凡是有貪污、受賄等違法行為者，一律全部撤銷其公積金。如商業部一位局長，以購買新汽車的理由向銀行申請貸款，銀行付款後他卻不買汽車而挪於它用。法院以“欺騙銀行的行為”判處其受監禁一天，政府開除其公職，而處罰最嚴重的則是取消他約50萬新元的公積金。可以想見，在如此嚴厲的法律面前，又有幾個人敢冒此風險為貪小便宜而毀掉自己整個後半生呢!
李光耀先生曾對新加坡這些年來廉政建設方面的經驗作過總結：我們力圖建立一個誠實廉潔的政府，一定要竭力把一切貪污、腐化的東西清除掉，不可超越法規，否則人民就會對法律的意義產生懷疑；高級領導更不可徇私情和干預對罪犯的懲處，他們逍遙法外就會使廉潔制度毀於一旦。李光耀說：“我們是否已經放棄理想主義，而采納物質主義？不是的，我們只是在適應新環境。”正是立足於這種誠實的態度，新加坡才能“根據市場的做法，建立一個誠實、公開、可以辯護及行得通”的“高薪養賢，厚祿養廉”的公職人員的薪金制度。
新加坡的廉政來自一整套的政治理念、社會、文化氛圍、政府透明、法治和嚴厲查處機構等，高薪是其中一種因素，但決不是主要因素。新加坡推行精英政治，納賢的對像主要是醫生、律師、會計、大學教授、企業家、銀行家等有能力並且誠實和品德優秀的傑出人物。新加坡政府的廉潔還在於它經過幾十年的國民教育，已經建立起廉政的良好的輿論氛圍和社會文化：人們把貪污受賄的公職人員看成社會公敵。所以，靠行賄辦事在新加坡自然就很少。根據反腐敗非政府組織———“透明國際”發布的2005年全球“廉政指數”，在被調查的159個國家和地區中，新加坡排名亞洲第一、香港次之。國際“透明度機構”曾授予77歲的李光耀“環球廉潔獎”，以華人傳統的話形容是“名至實歸、受之無愧”。
新加坡的“中國市長班”
我曾到過新加坡三次，香港無數次。這兩個華人聚居區有個共同特點：都處於地少人多、毫無資源的困境，都曾被老牌英國殖民主義統治一百多年。自十九世紀初起，在長達100年的時間裡新加坡與香港一樣一直處在英國殖民統治之下，深受英國政治模式的影響。65年新加坡獨立後，基本上完全繼承了英殖民者建立的相對完備的法律體系和政治體制。法律規定新加坡實行議會共和制，國家體制由立法、行政、司法組成三權分立。新加坡國會實行一院制，議員由新加坡擁有投票權的公民直接選出，執政黨是人民行動黨。自從1965年獨立到今，國會84個議席中反對黨從來沒有贏得超過4席，2006年人民黨又穩占了82席，所以人民行動黨自然成了一黨執政的格局。有趣的是這次大選新任總理李顯龍的兒子卻為反對黨捧場，父親問兒子：“為什麼不參加人民黨集會？”兒子說：“你們的選講枯燥乏味形式化，我更想多聽聽反對黨人的演講。”
在我第二次去新加坡的行程中，一路上我與一位姓金的商人、無錫老鄉很談得來。他有一個官員外甥，在新加坡參加中國市長學習班，因舅舅難得過來玩便來陪我們聊天。這是一個改革開放培養出來的直率、敢言的年輕局級干部，因為是無錫老鄉，大家又都有自己的獨立思考，所以很快便無拘無束地交談起來。
從交談中我知道：九十年代末到本世紀初，中國掀起了一股官員海外培訓熱潮。國家為了培養一批有新觀念、新思想、新方法、懂西方經濟管理的實務年輕干部人才，最初都派往美國、加拿大及歐洲國家學習培訓。聽說1999-2003年廣東省就派出300多名官員，廣西從2001年起也每年派出55名官員，當然沿海開放城市省級派出的官員也不會是少數。學期一般為十五個月左右的專業培訓。後來發現由於英美在意識形態上的洗腦，於是中央改變了方向，中組部與新加坡外交部簽訂合作培訓項目——“中國市長培訓班”，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開設了二個班（經濟管理碩士班與公共管理碩士班）。該校在新加坡非常有名，曾被評為世界上最漂亮的大學之一，現在新加坡的總統納貝就在該校擔任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由於新加坡有著中西文化合璧的優勢，教學內容又是中英兩種語言同步，同時考慮到雙方在制度上不同於歐美，都是一黨執政，政治生態比較接近。另外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新加坡經濟騰飛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它的成功經驗和行政管理的高效無疑有中國各地區市長們學習的地方，聽說自2001起到今已培養出370名中國市長班人員。
閑談中大大咧咧的金老板關切地問外甥在新加坡學習什麼課程，以及考試內容。他的外甥告訴我們：“基礎教材與大學同級水平差不多，另外學院還邀請了不少專家教授結合中國國情講解。例如，上星期期末考試題是‘開賭’。教授要我們結合了新加坡全國關心議論的‘開賭’過程，著重談了政府是怎麼決策的、怎樣征求民意的、怎樣在國會辯論的、最後又是怎樣通過的一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還有一次，在學習新加坡廉政機制中，我們問講課的首席法官，新加坡法律規定反貪局長直接向總理負責，別人不得對案件插手，但萬一總理腐敗怎麼辦？首席調查官馬上回答‘向總統直接反映’。當時中國學員都驚訝於新加坡反貪局迅速果斷的工作方式和保障獨立性的體制，這兩點在中國是比較難的。”
我也直率與“市長班”外甥討教：何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我說，現在中國學的經濟學完全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如“資本市場、價格規律、招商引資、成本合算、能源危機、通貨膨漲、金融體系、宏觀調控”。學習目的是采取拿來主義實用主義，照搬和運用。我感覺改革開放二十六年，在經濟領域我們所走的路基本上是西方市場經濟曾經走過的路。比如，我們搞的經濟模式——所謂特區、來料加工區、工業園區、科技開發園區、高新技術園區，實質上都是亞洲四小龍早二十年走過的路，翻翻資料一清二楚。這是否說明馬列主義的基礎——“計劃經濟”在中國是徹底破產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也是名存實亡？
“市長班”外甥慢條斯理地告訴我們：“不能講中國社會主義失敗，也不能講馬列主義完全錯誤。我們現在走的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如果有錯，那也是在過去毛澤東年代以階級鬥爭為綱，政府功能巨大無比，造成階級鬥爭月月講、天天講，不搞經濟建設，不顧及人民生活水平。而現在正確在以經濟建設為綱，政府功能在縮小減弱，容易形成寬松和諧局面，走什麼路應該由實踐來檢驗它的好壞。”
我又問：為什麼培養現代化管理人才一定要送國外？他說：“這是事實，今天中國搞的市場經濟是別人早已走了多年的路。他們是老師、是前輩、是榜樣，我們是學生，所以只能虛心學習，並總結、反省自己走過的錯路、死路。例如我們在特區與沿海省份搞的改革開放措施政策，其實十幾年前在台灣、新加坡與香港早就實施了。今天，學生必須到老師家去學習，這樣更生動更能學好。另一方面，十年文革造成的惡果今天正在反映出來，包括我們這些搞特色社會主義的官員有時也一頭霧水，分不清南北。但沒有關系，我們在改、在試。文革結束後，共產黨發覺自己好像生了一場病，不是小病，而是嚴重的大病，並有勇氣接受治療，甚至開膛破肚，換好的器官，我們不僅接受老宗祖的中醫、還接受外國西醫。近三十年改革開放的治療，有了很大成果，我們在康復，並一定會健康領導人民走向世界。”
經濟發展規律：越民主成本越低
那次在新加坡吃飯聊天的時候，金老板說，“我一直覺得很奇怪，我們曾經搞了那麼多的經濟實驗，諸如人民公社、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等，幾乎都失敗了。可是，那些當初被我們認為是要進棺材的西方民主制，卻不僅活了下來，而且充滿生機。”
他的外甥若有所思地告訴我們：“其實，這與體制是息息相關的。首先你要知道，今天西方所說的民主已經不僅僅是一個政治概念了，或者只是傳統意義上‘三權分立’、‘多黨制’的代名詞。今天，民主早已滲透到了人們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甚至是小區和家庭等等。而民主的核心有兩點：一個是相互監督；一個是交流、合作。如果你觀察歷史，你會發現：凡是一個社會趨向民主化，社會各個角落都有著各種監督力量，經濟的效率就很高，解決問題的成本就相對比較低，資源的分配就比較合理，各方的利益都能得到兼顧；反之則相反。”
“我可以舉些例子來說明這個道理。記得當年抗洪救險時政府為了修堤壩投資了好幾百億，而事實上，這些工程大都給了那些大資本家去做。政府給他們的是每方土12元，他們又承包給一些低檔工程單位，以每方土3.6元再承包出去。這樣原本可以解決眾多人就業問題的工程，就被幾個大資本家的壟斷給犧牲了。如果能夠給廣大的窮人分享到這種社會發展的好處，他們就有能力去消費，並進而有助於解決產能過剩問題，促進經濟良性循環。今天社會呈現出兩極分化異常突出的特點——窮人越來越窮，富人越來越富，究其原因就在於社會沒有有效的監督體制，富人和窮人也沒有什麼平等對話的管道，造成社會資本、資源都不斷流向有錢有權的人並為他們服務。國家有許多工程原本都可以以極小的資金完成的，但結果常常是質量又差造價又高，問題出在哪裡也就不言自明了。試想，在一個有著有效監督體制、社會各個階級各個人群都可以不斷相互交流的情況下，政府便無力依靠自己的行政命令去配置社會資源，大資本家或單位領導便無力運用手中的權或錢吞雲吐霧，那麼腐敗出現的概率不就大為降低了嗎？社會的交易成本——其中包括各種商業賄賂、政府的機構成本、貪污腐敗的費用等——不就減少了嗎？社會的資源保護、配置和利用率不就可以更加合理充分了嗎？試問，這樣的社會經濟怎麼會不上去呢？所以，民主的社會辦事成本低、效率高，政府的權力也有限，經濟自然而然就會比較好。這裡值得一提的是，民主的社會官員只向那些選民負責，所以自然不敢亂花納稅人的錢；而極權的社會官員的升遷都得益於領導的賞識，所以往往不考慮國計民生，好大喜功以得到個人的飛黃騰達，卻常常造成‘豆腐渣工程’、‘爛尾樓工程’。這種浪費是驚人的，它的後遺症也是可怕的。前者必然趨向於人員的精簡，開支節儉；後者則趨向於人員的龐雜，民眾的負擔沉重，嚴重制約了經濟的高效發展。當社會有限的資源無法用在真正需要的地方，經濟就會受到巨大制約，人民生活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提高。需要指出的是，鄧小平講要搞市場經濟確實是一個偉大的舉措，但光靠市場還不能解決我們經濟中的很多問題，因為市場畢竟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地方。只有不斷培育社會的民主化、不斷地向公民社會前進，才會使社會各方的利益得到兼顧，經濟才能保持可持續發展；只有以可持續發展的眼光來看待問題，才會使社會趨向和諧、共處、團結和欣欣向榮。”
這或許就是新加坡，乃至世界上各個發達國家經濟繁榮的一個重要原因吧。
幾次游歷新加坡都給我不同的收獲，我不禁陶醉於這裡的風情、景色，也被新加坡人的涵養及他們的法制意識所深深折服。我想：如果我們的領導人能多派一些優秀的干部去新加坡學習，並委托當地來培養中國市長級人才，那必將會給中國的新一輪發展注入強勁的動力。新加坡關於監督體系的建立和經濟發展的關系，確實值得我們好好學習總結。我還想：中國與新加坡同為一黨執政，為什麼廉政建設與效果差距這麼大？我們一直認為自己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比新加坡要好，那麼問題究竟出在哪裡？值得中國每個公民好好深思！特別是執政黨的干部。一黨制如何保證監督體系的正常運作？從新加坡一黨制執政的實踐我看到希望，關鍵是執政黨的素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