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美國警察，最早聽說，我是說，“切身”的感受，是聽自父親。那一年，父親還沒退下來，因公出差去美國，住在紐約。在費城讀書的哥哥接了父親去費城，在送父親回紐約的途中，租來的車子，因為油表失靈，沒油了。恰巧遭遇幾十年不遇的大暴雨，外面的能見度只有２米不到。好在離出口不遠。哥哥讓父親等在車裡，他自己跑出去，找出口求救。哥哥走後不久，來了一部警車。不懂英文的父親，不敢隨便開窗，就用手比劃著，指指司機的位置，指指油表，再指指出口，那個警察好像就明白了。後來聽哥哥回來說，那個警察追上了哥哥，把他帶到最近的加油站，借了油桶裝了油，並把他帶回來，確定沒事之後才離開的。回國後，父親講起他的第一次美國之行，講的最多的就是這件事兒。結尾總是發自肺腑的說：“美國的警察，那才真是人民的公僕，哪兒像我們的警察！”千萬別誤會，我父親可是標准的共產黨員，只因為出身不好，足足申請了１６年才入了黨，對共產黨是絕對忠誠和無比信賴，絕對是最有代表性的堅定的共產黨員之一。之所以有這樣的感慨，實在是因為感觸太深。從此，美國警察救人於水火的公僕形像，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腦海裡。
美國警察，除ＣＩＡ和ＦＢＩ外，好像什麼都管，沒有明確的分工－大到殺人，搶劫，暴力武裝，小到帶路，勸架，尋物，換輪胎，只要你解決不了又沒人能幫你的事兒，大概都能叫警察幫忙。這是典型的美國人的理解。中國人是不習慣的－對警察總是敬而遠之。我自己是尤其害怕警察的，只因為我慣於超速。
第一次和警察叔叔打交道，就不是我去找他幫忙之類的，而是他主動攔住了我。那天晚上，因為加班，從公司出來很晚了。還沒開出兩條街，就見一警車跟在我後面直叫。它跟了我一條街，我都沒反應過來是在叫我，因為感覺上自己不可能有錯，那不是個可超速的地段。直到我自覺很無辜地停下來讓他，他居然停在了我車後不遠的地方，才明白真是衝我來的。我趕緊開了車門就往那警車前跑，邊跑邊用手指著自己的鼻子大聲問：
“你是叫我嗎？”滿臉的不可能。
那個警察，沒有離車，也沒等我跑近，就大叫讓我回到自己的車裡去。我才想起那個常識，被警察叫停，是不能亂動的。趕緊收腳，折回自己的車裡，乖乖的坐等，等著那個警察慢吞吞，小心翼翼地向我靠過來，才明白是自己忘了開夜燈。他提醒我開燈並祝我晚安後就離開了。惶恐過後，又幸幸然，只不過是沒有開夜燈而已。還以為多大件事，嚇了一跳。之前總以為超速才會被警察叫停呢。後來一說起第一次被警察叫停的經歷，幾乎所有的人都不等我話說完，就胸有成竹地說：
“超速！”
第二次和美國警察打交道，是下班的路上暴胎了。因為頭一次暴胎，沒經驗。慌裡慌張地打電話給６０英裡之外的哥哥，等著哥哥趕過來救駕的時候，馬路對面的一棵樹倒了，砸到了一部過路的吉普車，那吉普車的主人叫了警察。警察趕到的時候，誤以為我也是被樹砸到的。我解釋說不是，只是暴胎，在等哥哥來幫我換輪胎。那個警察問我哥哥什麼時候能到，我說快了，都一個多小時了，從費城趕過來也已經快到了。他瞪大眼睛看著我，問我：
“那麼遠趕過來幫你換輪胎？你為什麼不叫警察？”
“警察管換輪胎嗎？”這次是輪到我瞪大了眼睛了。
“管，怎麼不管？什麼都管！”那個警察很認真地說。在他准備幫我換輪胎的時候，哥哥到了。那個警察和哥哥，發表了一大通“女人，你拿她真沒辦法”的感慨。他倒是給我上了生動的一課：暴胎－找警察。
第三次與警察的接觸，真的是叫警察換輪胎。也不完全怪我，只是我的車胎暴的不是地方。下班時間，暴在了橋上，新州與賓州間的交通要塞－ＢＥＮ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大橋。雖然我很冷靜地把車開到了慢車道，但因為沒有邊道，還是阻礙了交通。只好叫了警察。橋頭一直有守候的警察，他們的動作果真迅速。用一塊拖板墊在我暴掉的輪子下，在警車的護衛下，我把車顫顫巍巍地開過了橋，下到能停車的地方，那個年青的白人警察下來，幫我換了輪胎。由此證實了，那個賓州的警察真的不是和我逗笑的，從此我就以為警察真管換輪胎呢，直到，我第三次暴胎，車胎暴在了新州的加油站裡，我又打了電話叫警察，結果，接線生一聽我的車暴在了加油站裡，馬上讓我自己想辦法，並鄭重聲明：警察不管暴胎。氣得我由此生出了新州的警察不如賓州的警察好的結論。
第四次接觸警察，是在費城城裡的一個郵局門口。那個地方是不可能找到停車的位置的。我把車停在了一個臨時的上落點，准備跑進郵局去買郵票，還沒跑到門口，就看到警車停在了我的車旁。我趕緊往回跑。衝過去，解釋說我實在是不可能找得到停車的位置，而我只需要兩分鐘，買了郵票就出來，問他們行不行。下來准備抄牌的那個警察，是個很壯的黑人，車裡還坐著個白人老警察。那個黑警察故做嚴肅地說：
“就兩分鐘？”我拼命點頭說：
“就兩分鐘，我只要兩分鐘，保證出來。”他說了聲：
“去吧。”然後就抬起了手開始看表，我愣了愣，看著他，不敢相信他真會讓我去。看著我不動，他“威脅”我說：
“還不走，我可開始計時了！”我轉身就往郵局裡衝，連聲謝謝都是跑遠了扔過去的。
郵局裡有人在排隊，我不安地看著表。唯恐辜負了那個警察的信任。等我差兩秒不到兩分的時候，衝出郵局，一看，那部警車已經開到了前面的街角。
再後來遭遇警察，是我自己出了“事故”，下班的路上，雨天，在一個彎道的地方，前胎癟了，車失控，撞上了護欄才停了下來，我估計又是暴胎，叫了警察，以為換了輪胎就能走人。警察一來，先寫記錄，說是“事故”。我聽了感覺奇怪，忙聲明我沒撞到別人，車還是能開的。那個警察很嚴肅地說“那也是事故”。我頓時沒了精神地問他，那我記錄是不是就不再清白了？要不要長保險什麼的？他才明白我為什麼那麼緊張。告訴我說不會，這類事故不影響什麼的，只是個警局的記錄。這個警察在落實了他的記錄後，把我送到了最近的酒吧，那是附近最安全的地方了，讓我在那裡等待哥哥來接，而我的車，被他叫了拖車給拖走了，說是影響交通。因已是下午５點，車場的下班時間了，所以要等到第二天才能去車場取車。至於我怎麼把車弄出車場，就不是他的事兒了。這個警察，也是新州的警察，當時正有一單公訴的案子－起訴新州該區種族歧視，說他們在高速上抓超速的比例，明顯的黑人和亞裔的比例比白人高。朋友後來說，我要是跟那個警察提一句種族歧視，擔保他不敢把我的車拖到車場去，而會乖乖的幫我換了輪胎放我走人。我聽過笑笑，不可置否。我當時並不知道車況如何，想想那個警察也沒什麼錯。
對美國警察贊不絕口的還數妹妹和妹夫。妹夫考到駕照後，第一次獨自帶妹妹去學校。車子停在了學校的街邊－一條下坡路。離開的時候，卻不管是掛倒檔還是前進檔，車子都只往下坡的方向滑。手煞也不好用。眼看著就要和前面的車撞上了，妹妹只好把自己的書包夾在前面的車尾和自己的車頭之間，以免撞壞人家的車。兩個人是又驚又怕，實在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好端端的車子怎麼就“壞”了呢？急出一身汗，車子就是開不出去。這時，常在校園裡巡邏的警車來了，下來兩個警察，妹妹和妹夫唯恐警察懷疑他們倆有什麼不軌行為，不停的解釋，明白以後，警察說，法律規定，他們是不能開妹夫的車的，但，他們可以幫他把車推出來。就這麼著，妹夫握著方向盤，這一高一矮，一胖一瘦的兩個警察，在夏日９０多度的正午，愣是把妹夫的車抬出了停車位。後來妹夫說他也不知道怎麼好的，反正是能開了。回來問我和哥哥，我們都覺得奇怪，不可能呀。倒是對車沒任何研究的嫂嫂發了話，說，那有什麼奇怪啊，車子根本沒打著啊！原來這是新手才可能犯的錯誤，鑰匙不擰到底，加上特殊的地勢，問題就來了。嫂嫂第一次開車的時候，也遇上過同樣的問題，甚至比這還糟。這兩個人，倒奇怪起哥哥和我，這兩個玩車高手的“無知”了，還包括了那兩個警察！經此一役，妹妹和妹夫，提起美國警察就贊不
絕口了。
當我已經與美國的警察有了多次接觸之後，我終於因超速而被叫停了。至今，超速被警察逮到過三次，兩次僥幸過關，包括在愛德荷州超了警察的那次，最後的一次，比較不幸，實打實地吃了張９２美金的罰單，不幸中的萬幸是，當時是在南達克他州，超速的罰單只罰款不計點。然而，這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我超速的習慣。所以，我肯定還會接觸更多的美國警察。
小的時候，警察叔叔在我心中是最可敬可愛的人，可世風日下，現實與理想是相隔越來越遠。誰也不曾想過，在美國，我居然又找到了小時候的感覺。對美國警察，我是有著由衷的好感的。我在父母的口袋裡，各放了一張卡片，寫著家的地址和電話。我告訴他們，如果萬一在什麼地方走散或走失，只要把這張卡片給警察看，他們就會被安全地送回家。這就是美國警察給我們的信念，有他們在，我和我的家人，都會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