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七日 星期一今天上午的節目是去參拜靖國神社（Yasukuni Jinja）。
昨天晚上同屋Mark和一群新加坡海龜出去泡吧，凌晨才回來。我沒這麼高的品位，吃完了吉野家回來早早地休息了，今天一大早同Catherine、Ching Ee約好一起坐京王線去千代田區的靖國神社。
哪知天有不測風雲，早起一場虛空。剛出九段下地鐵站就被大風大雨給堵在門口了，三個人在地鐵站裡磨時間，看著一撥一撥的上班族匆匆忙忙地去開始新一周的工作，好不容易過了半小時，看看風雨稍微小了些，橫下心衝進雨幕，撞到一家便利店裡，買了把傘，拿了罐熱摩卡就繼續上路了。
從九段下到靖國神社的第一重大門並不遠，抬腿就到。日式神社大門風格都一樣，左右兩根柱子頂著兩根橫梁，頗為偉岸，日文稱作“鳥居”，大概是預見到了神社破落之後這個牌樓一樣的龐然大物必將淪落為飛鳥棲息之所吧。靖國神社的鳥居共有三道，第一道鳥居是鋼結構，高25米，建於戰後，左上方飄著太陽旗，右下方勒石刻著隸書“靖國神社”四個大字，它距離第二道鳥居大約需要步行五分鐘，這段路是條“參道”，想必就是“參拜的道路”，路口放著從朝鮮搶來的一對石獅子，兩旁都種著蒼松翠柏作莊嚴肅穆狀。
走了一半有一座大村益次郎的塑像，此公號稱日本陸軍之父，就是他把舊式幕府軍隊和地方割據勢力的軍閥部隊參照西方體制改組成以師團（軍）、旅團（師）、聯隊（團）為基本建制的現代日本陸軍。過了大村塑像不遠處是第二道鳥居，青銅鑄造，高15米，是1887年造的。這裡有條小馬路，慢慢悠悠有幾輛車在開，過了馬路赫然豎著塊大牌子寫著“下乘”，其裝模作樣令人噴飯：你都拿隔離欄把車擋外面了，還多此一舉叫人下車干嗎？
這後面就是“神門”了，亦即靖國神社的正門，用檜木建於1934年。我是半文盲，不知道檜木是什麼木，但既然秦檜他爹拿來給文曲星兒子做名字，想必是一種沉香神木、絕妙好辭，只可惜出了他秦檜老人家之後就變成死字了。
邁進這道正門後又看見第三座鳥居，建於七十年代。這座鳥居可花了大本錢，拿不知從什麼深山老林裡拉出來的兩千多年的檜木搭起來的，鳥居下有一塊“書信揭示板”，一月一換，陳列死人的遺書，想必是日本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我去時看到的是一個海軍中將給老婆孩子寫的信，說他即將為祖國獻身於貧瘠的異國他鄉——其實此公死在太平洋戰爭最後階段的阿留申海戰，我不解的是同樣是海，難道日本海就比阿留申海域“肥沃”很多嗎？再說日本那麼肥沃你閑著沒事跑到“貧瘠的異國他鄉”又所為哪般？又說他感到十分安寧祥和。都閉著眼睛等死了，不“安寧祥和”一下騙騙自己還能怎樣？
此人既然是海軍中將，應該是一支艦隊的指揮官，阿留申戰區的主管（“馬來之虎”山下奉文只是少將，大名鼎鼎的南雲也不過是個中將）。作為下級的軍曹或者少佐必須嚴格服從命令，哪怕知道要犧牲也必須執行，那是軍人天職；你作為一個指揮官，明明知道這場侵略戰爭已經一敗塗地毫無轉機，不敢一人承擔責任去面對最終的審判，反而下命令叫士兵去無謂地浪費生命作陪死鬼，自己寫封遺書充當民族烈士，其虛偽、自私以及本質的怯懦可謂躍然紙上。
再提一句，此公連叫他老婆改嫁的雅量都沒有，千叮嚀萬囑托他老婆要好好照顧孩子，還要照顧孩子的孩子，壓根把老婆當保姆使，為他家傳宗接代忙活一輩子。對他兒子卻寬松的很，說要他們自由行事——我開始還以為這句話是婉轉地對他老婆說的呢。看來無論是當此公的部下還是老婆都沒有好下場，非得當他兒子不可。
這就是每月貼出來的日軍遺書，這就是“愛國主義”教育資料。
走過檜木鳥居是拜殿，也就是第一層大殿，靖國神社共有三層大殿，過了這座拜殿，後面才是祭著240萬戰死軍人牌位的本殿，最後是奉安殿，供著這些戰死軍人的名錄。這座神社始建於明治二年，即1869年，當時九州系的武士集團剛剛擊敗末代幕府將軍德川慶喜，“奉還大政”給明治天皇，隨即修建了一座“東京招魂社”用來紀念在“明治維新”中戰死的軍人，十年後改為神社，即今天的靖國神社。這裡供奉的都是明治維新以後歷次戰爭的亡靈，如甲午戰爭一萬三千，鎮壓台灣起義一千，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一千，一戰四千（主要是與德國在膠州灣作戰），九一八事變一萬七千，抗日戰爭十九萬，太平洋戰爭二百十三萬等等。
入靖國神社的不一定非戰死不可，只要在戰爭中因公而死都算，像那些被吊死的A級戰犯就被認定是因公而死，從而可以進入神社受祭。拿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最近一次參拜靖國神社時的話來說，在他們日本人看來，人死之後所有罪名都洗刷干淨了，只剩純潔的靈魂，因此東條英機之流沒有理由不被日本人當作為祖國而戰死的英靈而懷念。
拜殿的右側是靖國會館，說是繳一千日元就有披著白色法衣的神道僧侶帶著你以傳統禮節恭恭敬敬地參拜一遍烈士亡靈（說到神道，這也是一個日本獨有、別無分號的活寶，日本人說他們的神道好像蒸餾水，是最高級的宗教；至於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什麼的，都是摻了油鹽醬醋的髒水，是從神道這個本源衍生出來的）。一千日元不算什麼錢，可是我不願意花在這些“亡靈”頭上，因此扭頭就走了。
下面要去的是“游就館”。這是一座戰爭博物館，建成不久，名字的出典是《荀子》“君子居必擇鄉，游必就士”，說白了就是：我和我的戰友們結下一條心去我們喜歡的地方“游玩”、“常住”。
一進博物館首先引入眼簾的是一架零式戰鬥機，這是日本二戰中的“名物”，空襲珍珠港就是用的它。再往裡走就從明治維新前美國艦長柏利首度打破日本鎖國政策引起日本國運危機開始，一直講述到太平洋戰爭一敗塗地，介紹日軍戰史，配以豐富的實物如武器、地圖、軍服、戰地日記等等，頗為翔實。
這座博物館的最大特點是：它並不捏造史實，完全靠單方面的詮釋和隱瞞歷史事實來誤導參觀者。也許這就是日本人所謂的“不同歷史觀”吧。
比如它說：日軍攻陷南京後當地居民又恢復了和平的生活。這句話本身沒有什麼問題，一場城市攻防戰結束之後當然回復到非戰爭的和平狀態，你沒法指責它在胡說。但它隱瞞了日軍屠殺平民這一事實，也回避了這樣一些問題：這樣一種和平的淪陷生活是不是南京居民需要的，以及在此之前的戰亂生活是由誰引起的。
再比如關於珍珠港，它說“日軍采取了進取性（aggressive）的軍事行動”，回避了日本政府選擇在空襲開始前一小時才通知美國政府談判破裂——而轟炸機在幾小時前就早已開始其航程了——再進一步因為日本外交官野村延誤了時間，在珍珠港打響之後才把國書遞交到美國國務卿手裡的史實。日本人提到“偷襲珍珠港”時很自豪，自以為是成功的“詭道”加長久的“武運”，卻羞於提及這場“偷襲”完全歸功於不體面的不宣而戰。
還有一點讓日本人津津樂道的是：他們自稱幫助亞洲殖民地人民擺脫了西方殖民統治，是亞洲人的解放者，並且自愚自樂地拍了部電影叫《自由》，片中竟然胡編亂造說印尼人感激涕零地去吻日本兵的腳趾。結果印尼駐日大使提出抗議，把這種惡心的鏡頭定義為“自慰般病態心理的體現”，要求在公映時刪去，日本人陽奉陰違，單單把吻腳趾那一個鏡頭剪掉了，俯下身去的鏡頭卻還保留著。
談到這個問題，來自馬來西亞的Catherine告訴我她們的真實感受：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馬來西亞人民以為不可一世的日不落帝國可以保護他們，誰知看到的竟是英軍不堪一擊，在香港、新加坡成建制地向日軍投降，沒投降的拉著中國遠征軍在前面擋著日軍，自己招呼都不打一個就悄悄撤退，把中國人的側翼空出來留給日軍去包抄，一溜煙地穿過緬甸逃到印度；結果又在印度的英帕爾被日本追兵包圍，多虧孫立人將軍帶了倆團把日本人給打跑了，才算解了圍。
最可氣的是：英國人原本在伊洛瓦底江兩岸囤積了大量汽油，寧可在日本人來之前付之一炬，卻死死卡著不供給中國遠征軍，為的就是擔心中國人站穩腳跟後動搖其在東南亞的殖民體系。中國遠征軍置本國戰場不顧，跑到中南半島來幫盟軍抵抗日寇，英軍卻克扣給養、臨陣脫逃，這就是二戰中亞洲戰場的英軍表現。
“如果你不能保護我們，我們為什麼要養著你？”這才是戰後殖民地人民獨立運動高漲的根本原因，而非日本人的功勞。日本和英國無非是兩條搶食吃的惡狗，只是日本更凶惡，英國比較無能而已。
參觀完游就館之後我在留言冊上寫了這樣一句話：“Good effort to tell your side of story”。我相信有些日本人什麼都做得出來，完全可以把義憤填膺的留言銷毀，只有這樣的反語，而且是日本人既崇拜又老學不會的英語，才能存活下來。
出來發現雨早停了，一片艷陽高照。這裡往南不遠就是皇宮，我們下午還要排練，沒有時間去了。這次的東京之旅就是這樣遺憾：只有小段小段的自由時間，沒有整天時間，否則我早就搭火車去富士山或者仙台了。我居住在日本的朋友Bob Constantino一直向我推薦仙台，它又是魯迅先生居住過的地方，這次沒能成行實在可惜。
下午的排練同周六一樣，先是在房間裡排了兩個小時，然後各自去走台。這一場音樂會我們心裡不太有底，因為所有曲目都是新加坡音樂家的作品，說實話其中有些寫的挺晦澀的；加上一半曲目是收到日本邀請後譜寫或趕排的新歌，排練時間不長，不像上一場我們的曲目全都是在過去的音樂會上演出過的。
按照演出順序，第一首是新加坡國立大學物理系教授Bernard Tan的作品《DreamscapeII》，搞得跟游戲似的，居然還有“二代”，這首曲子的旋律性比較強，技術上並不太難；然後是“駐團作曲家” 何志光的新作《One》，表現人類間的溝通，說是這次在東京歌劇院全球首演——還別說，2003年新加坡交響樂團將有不少全球首演的新作推出——這首曲子注重旋律色彩的前後對比，因此雖然旋律比較簡單，要唱好卻不容易，迄今為止我們還從來沒有成功演繹出它的神韻；第三首是Kelly Tan的《The Solitary Reaper》，歌詞是William Wordsworth的同名詩作。這首曲子連林曜都承認是作曲家的問題，寫出這種尚不成熟的曲子來折磨合唱團，五月我們在國大音樂廳首演以及六月在維多利亞音樂廳演出都不理想，我們都恨不得挖個地洞鑽進去算了，Kelly Tang居然還好意思在林曜的介紹下洋洋得意地向觀眾揮手致意，簡直全無心肝；第四首是TPCC前任助理指揮Juliette Lai根據六十年代一首膾炙人口的馬來西亞電影插曲改編的《Getaran Jiwa》，這首曲子旋律舒緩優美，是浪漫之極的情歌；第五首又是“全球首演”，梁榮平專為我們東京之旅而作的《Happy Clouds》，這也是一首講求色彩對比的歌曲；最後壓軸的是梁榮平在1983年根據四川民歌改編的《槐花幾時開》，這首歌的連續兩次八聲部階躍部分非常精彩，放在節目最後用來展現TPCC音色的優美純正及強大的表現力。
這場音樂會首先由東京混聲上場，他們演出三首曲子：湯淺讓二的《芭蕉的俳句》以及池邊晉一郎的兩首作品：《豐年祭》和《船歌》，前者取材自台灣高山族民歌，後者取自印度Bengal一帶的民歌。池邊這個版本的《船歌》我們是排過的，但感覺表現不出印度風味，沒有成功。這次聽東京混聲演出，他們完全拋棄聲樂的經典發聲法，改為使用非常靠前的鼻音來模仿印度發音，從而大獲成功，也讓我們在後台心折不已。
接著就是我們的演出，在此之前大家心裡都沒有底，想想豁出去算了，人家東京混聲演出如此成功，我們毫無退路，非得破釜沉舟不可了。結果演出效果出奇的好，《DreamscapeII》和《Happy Clouds》上了日本頂尖音樂評論雜志；《One》讓作曲何志光感動不已，說是完全表達出了他譜曲時的構思；《The Solitary Reaper》這一次終於唱得完美無瑕；《Getaran Jiwa》讓觀眾趕著又加演了一遍；至於收尾的《槐花幾時開》，唱完之後全場鴉雀無聲，連我們自己都完全沉浸到了歌曲的意境中，過了好一會才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歌劇院二樓田中信昭老先生站起來豎著兩個大拇指向我們祝賀，真合了評論裡常見的那句話：Two Thumbs Up！
至於林曜，在雷動的掌聲中並不急著謝幕，而是先對全體合唱團員微微鞠了一躬表示感謝，這是我從未見到過的，我想這是在感謝我們為他的東京之行畫上了一個輝煌而完美的句號吧。
掌聲過後，平心而論，這場音樂會的空前成功折射出來的其實是我們作為業余團的本質。一個專業團有非常穩定的水平，排練什麼樣演出就是什麼樣；不像我們業余團，排練時戰戰兢兢，很久都沒有起色，心理壓力極大，到演出時倒奇跡般地把所有問題統統解決了，與此相反，六月在維多利亞音樂廳演出前的排練可以說四平八穩，演出時卻出了問題，個別部分亂成了一鍋粥，事後悔恨不已，這些都是業余團水平的體現。我也不追求以後的演出都像這場似的超水平發揮，只要把排練時的水平淋漓盡致地發揮出來就很滿足了。
接著漢城藝術合唱團演出了以著名朝鮮詩人金素月的兩首詩譜曲的作品和一首小品《接吻》，展現了很高的藝術修養，讓我們看到了這個團的真正水平。真巧，他們的加演曲目也是我們唱過的，他們的演繹非常棒。最後三個團合作演出Dona Nobis Pacem，這對專業團來說是小菜一碟，加上管風琴聲在歌劇院大廳回蕩所造成的空靈效果，自然也是大獲成功。
謝完幕，我長長地松了口氣，近半年的辛勤准備畢竟沒有白費，總算功德圓滿。輝煌了一把，但立刻就徹底結束了。很多事都是這樣，百分之九十九的時間在辛苦地籌備，一旦成功了，事也就完了。雖然美好的感受只是一剎那，但畢竟是值得去用長期的努力換取的。
回到酒店，在浴缸裡好好地泡了一頓之後，我照例去吉野家夜宵，然後在新宿的小馬路上作最後一晚的信步閑游。街邊有不少算命的，兩個凳子一張桌子，點上兩根蠟燭在那等主顧，生意還不錯，雖然已是午夜，還有不少人在問運氣；做清純學生打扮的妓女則蜷縮在路邊的門洞裡避寒，有行人經過就出來招呼，這些流鶯沒有黑人、小北京給她們拉客，想來是比較低端的一群；最多的還是街道兩邊的無家可歸者，有老人也有壯漢，找來些紙板箱簡單搭個鋪，就在蕭瑟的秋風中度過一晚。
日本的經濟已經在低谷裡徘徊了十多個年頭了。
突然想起了今天音樂會上金素月的一首詩：《不如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