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爾馬拉海邊的新月
怎樣看待今日的土耳其，這實在是一個分歧巨大、見仁見智的問題。她很像一張花紋繁復色彩紛呈的波斯地毯。讓外來者經常迷失其中。
荷蘭著名東方學者許理和指出，世界上很難找到像土耳其這樣定位復雜的國家-----它是歐洲的一部分卻卻從來沒有被歐洲人接納；它是伊斯蘭世界的一部分卻不像任何伊斯蘭國家。
站在悲觀陣營的人為數不少。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青年學者昝濤認為，在今日之土耳其，親伊斯蘭的正義與發展黨已經形成一黨獨大之局面，而以共和人民黨及土耳其軍方為代表的傳統意義上的世俗主義者，在某種程度上正面臨著被邊緣化的危險與挑戰；在土耳其的東南部，以伊拉克北部山區為基地的庫爾德工人黨發動的分裂和恐怖主義活動，使土耳其焦頭爛額。
也有人看到，土耳其長達20多年加入歐盟之路一波三折，遙遙無期。在內政方面,土耳其被歐盟認為缺乏民主和人權。外交方面，老冤家希腊和塞浦路斯等問題，那個都不好解決。西邊靠不上，東邊的阿拉伯鄰居也長期不買老東家的賬。對土耳其的發展模式和過去一段時間內的親西方立場，他們從感情上難以接受。土耳其實際上面臨一個定位和自我認同的困惑。
樂觀派陣營力量更為強大。
美國人喬治•弗裡德曼認為，只有土耳其有資格成為伊斯蘭世界未來的核心國家。他寫道---“在我看來，這次選舉的結果表明，溫和的伊斯蘭黨派在土耳其已經站穩腳跟，強硬的世俗主義勢力全線退縮，乃至從這個國家的主流淪為邊緣；土耳其社會已經基本上超越了僵化的、現代主義的凱末爾道路，進入到一個強調多元、民主和自由的、變動不拘的時代。”
樂觀派當然包括執政黨本身。今年4月，正發黨公布的競選宣言提出，要在2023年慶祝土耳其共和國成立100周年之前，使土耳其成為全球十大經濟體之一。此外，土耳其還將著重提升科技水平，使本國能獨立制造軍用武器和衛星。
為樂觀派加分的是一連串發燙的經濟數據。
上個世紀90年代，土耳其曾出現嚴重通貨膨脹。1999年和2001年，嚴重的經濟危機兩度襲擊土耳其，數百億美元資金迅速外流，土耳其經濟一度瀕臨崩潰的邊緣。2002年，埃爾多安領導的正發黨上台執政。積極推進政治和經濟改革，及時遏制了土耳其經濟下滑，連續多年保持了良好的發展勢頭。
在遭受2008年金融危機衝擊後，迅速恢復，去年的經濟增長率達到9[%]，列全球第二。今年一季度甚至超過中國，位列第一。《經濟學人》雜志將其稱為“歐洲的中國”。 瑞士《新蘇黎世報》驚嘆說，“土耳其的經濟幾乎不剎車地繼續增長”。 土耳其的產業結構更有值得我們羨慕的特色。服務業占到了土耳其GDP的60[%]，意味著土耳其經濟是典型的內需驅動型。土耳其年輕人口遠高於歐洲，這為後續發展提供了動力。
去年12月開始，到今年愈演愈烈的阿拉伯亂局，在政治上為經歷了深刻社會變革，已經走上良性發展軌道的地區大國土耳其再次加分。
一百多年前，現今的大多數阿拉伯國家曾經和宗主國土耳其一樣內外交困，為文明的衰落而痛苦不堪。一百年後，盡管土耳其的發展之路存在種種不如人意之處，但和危機重重的突尼斯、埃及、巴林、利比亞、也門和敘利亞等國兩相對照，高下優劣十分清楚。盡管土耳其並沒有滾滾而來的石油財富，甚至人均GDP也不如某些產油國高，但後者暴力衝突、政權更迭、民生凋敝、經濟動蕩，形形色色的前現代文明治理模式破綻百出、無法維系，不得不面臨根本制度重新選擇的困境，在在反證了土耳其從凱末爾時代開始選擇的獨特發展道路的正確與難能可貴。
帕慕克在他的名著《我的名字叫紅》中暗示，土耳其人永遠不能用法蘭克人的方式畫出完美的肖像畫，這樣的“一邊倒”的文明融合會讓伊斯蘭文明失去自己的特色。作者沒有能力提示其他道路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只有依靠8000萬土耳其人民的智慧和創造性來提供。
土耳其扼歐亞兩洲，跨黑海、馬爾馬拉海、愛琴海、地中海，毗鄰保加利亞、希腊、阿塞拜疆、格魯吉亞、亞美尼亞、伊朗、敘利亞、伊拉克，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價值。這種獨特的地理位置，使土耳其歷來成為兵家必爭之地，成為典型的東西方文明交彙處，因而也成為一座溝通東西方交往的橋梁。今天，當東亞另一個偉大文明的繼承者們走過這座橋梁的時候，八方風來，這片陌生的土地又有什麼可以吸引他們的地方呢？
如果我們的同胞，對一個偉大文明的認識不僅僅停留在土耳其浴和肚皮舞的水平上，我們就會在風花雪月之外，發見另一個嶄新的令人尊重的土耳其。
深刻認識別人，某種程度上也是在重新認識自己。
波斯地毯與青花瓷。各有各的風韻，各有各的精彩。
隋唐兩朝，他們退出游牧民族激烈角逐的草原，調轉馬頭義無反顧地西進，開辟另一片天地。宋元之際，他們在強鄰環伺的情勢下積蓄力量，打短工，搭便車，直到反客為主，晉身為前工業文明時代主流文化輝煌的代表。明清兩代，他們先倨後恭，跟隨著海峽對面激蕩的變革大潮痛苦地與昨天告別。
300年前，他們幾經周折，開啟了又一次文明轉型的帷幕。他們的執著、毅力、勇氣與他們祖先的堅毅、剛烈一脈相承。300年後，他們的每一步成功和失敗，都可以成為後來者的警示與借鑒。
古代拜占庭人曾把新月作為伊斯坦布爾城徽。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攻陷這座城市。當夜，他夢見一輪新月從東到西橫貫蒼穹，預示偉大帝國即將出現，於是采用新月和星作為奧斯曼帝國的標志，並把它定為國旗。土耳其共和國成立時，凱末爾沿用這面旗幟作為國旗，並以一彎白色新月和一顆白色五角星為國徽圖案。
中國人也是經常懷著美好的憧憬去歌詠明月的民族。
唐代大詩人張若虛在他的長詩《春江花月夜》中描繪這樣的圖景，“江天一色無纖塵，皎皎空中孤月輪。”
孤月並不孤獨。當一輪新月在馬爾馬拉海邊升起的時候，在亞洲的東海岸，另一個處在文明轉型長期焦慮之中的大國可以在這輪明月中看到自己的許許多多過去和未來的鏡像。
如果我們承認，一個大的典型意義的前現代文明的轉型，其艱巨性、復雜性和長期性是必然的、合理的時候；如果我們承認，他們實際上提供了後發國家改革和現代化事業先行先試可貴的重要樣本，可以為我們審時度勢，減少失誤，提供決策和思考的另一種視角的時候；如果我們承認，和中國相比，他們的歷次改革具有起點高、學習成本低等重要特征的時候，就可以用的上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的一句名言----
“學問，雖遠在中國，亦當求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