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太陽島

作者: 盒飯5塊

導讀初識太陽島,是在我七歲那年。我的爸爸把我們一家接到哈爾濱後不久就是冬天。因此,我第一次去太陽島游玩兒,是乘坐擺渡的冰爬犁,還記得那擺渡的人如同艄公撐船一般,用一根鐵钎在厚厚的冰面上一點一點,爬犁便在冰封的松花江上飛馳而過。到了對岸,也不記得都看了什麼,只記得非常冷。爸爸聽島上的人說走著過江別有一番情趣,便決定從江面上徒步走回江南。� ...

初識太陽島,是在我七歲那年。我的爸爸把我們一家接到哈爾濱後不久就是冬天。因此,我第一次去太陽島游玩兒,是乘坐擺渡的冰爬犁,還記得那擺渡的人如同艄公撐船一般,用一根鐵钎在厚厚的冰面上一點一點,爬犁便在冰封的松花江上飛馳而過。到了對岸,也不記得都看了什麼,只記得非常冷。爸爸聽島上的人說走著過江別有一番情趣,便決定從江面上徒步走回江南。我只覺這一段路無比漫長,刺骨的江風不一會兒就把全身吹透,睫毛上結了厚厚的霜,手腳和臉都凍木了。上岸後,我們便去華梅西餐廳吃飯,喝了滿滿一盤熱熱的紅菜湯,才讓我暖和過來。哈爾濱給我的最初印像,就是這樣熱熱的冷冷的。

第二年的夏天,省作家協會在太陽島上的市工人療養院開理事會,作家們的家屬也被允許同住———那時,作家這個行業盡管經常會遇到各種政治麻煩,但還是非常受人尊重的。於是,我和我的姐姐以及其他小朋友們在太陽島度過了非常愉快的幾天。我們整天在草叢裡采蒲公英、雛菊、馬蘭等野花,還追著各種各樣的蜻蜓蝴蝶跑來跑去。當然,最開心的是大人們帶我們去環島的天然浴場游泳時,可以在岸邊水淺處用紗布撈蝌蚪和小魚。我還記得當時在水中的沙泥裡,可以時不時就踩到蛤蜊。而岸邊的草叢裡青蛙和蛤蟆蹦蹦跳跳地呱呱叫著,也經常看到這些小家伙正在急急忙忙穿越馬路。我們的頭發衣裳都散發著陽光和江風的香味。

當時,太陽島餐廳是這座島上最漂亮的建築,我那時還不知道這就是當年猶太人經營的迷娘久爾西餐茶食店分店(猶太人經營,總店在中央大街)的原址,只記得大人們帶著我們到這裡拍照。島上那些掩映在綠樹叢中的紅紅綠綠的小房子給我留下深刻印像,那優美精致的造型使人如同置身童話世界。這是當年的外僑們留下的別墅,也是太陽島風景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那時省市高層領導每逢夏日便攜家眷來這裡避暑。我記得那年夏天陳沂(原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部長,文革後為上海市委副書記兼宣傳部部長)馬楠夫婦就住在其中的一棟房子裡面。當時,陳沂是作為“右派分子”發配到北大荒的,之所以能住在這裡,可能是沾了作為哈爾濱藝術學院院長的妻子馬楠的光。

以後,喜歡游泳的爸爸就經常在假日帶我們乘輪渡來太陽島游泳、做日光浴、野餐。爸爸可以游蛙泳、自由泳、仰泳、側泳、蝶泳等各種花樣,還能橫渡松花江。當年,哈爾濱的男人是以能橫渡松花江為榮,並以此作為衡量一個人的水性的標准的。

過了幾年,盡管處於黑暗的文革年代,爸爸媽媽都被關起來了,我仍然和同學一起來太陽島。我們從松花江大橋兩側木板鋪的便道上走過江,然後來到水勢平緩的江灣處游泳、劃船、摸蛤蜊。有時,我和同學從江南租一條小船,一直劃到太陽島,再往回劃。即使成年以後,也經常和家人或朋友到太陽島浴場游泳,然後野餐。

我的女兒出生以後的幾年,也常帶她去太陽島玩兒。那時,也還有擺渡的舢板,盡管有危險,也經常乘坐,因為只有坐在舢板裡才會感覺到波浪的存在。女兒在沙灘上、在水裡忙忙活活地玩兒個沒夠。每次,她的頭發上、衣服上也都帶著陽光和江風的香味回到城市。

女兒長大以後,反而不喜歡去太陽島了。那裡的現代化建築越來越多,當年那些漂亮的小別墅卻大多由於年久失修而破敗不堪,松花江的水也越來越少、越來越髒,“水閣雲天”的人工雕琢更讓人厭倦。最後一次還是在4年前,為了拍太陽島上的老房子,女兒陪我去太陽島環島一游。

別墅群記錄的是城市的歷史

如今,太陽島綜合整治改造工程開始了,我最關注的仍然是曾攝入我的鏡頭的老房子。

在太陽島風景街西側,我開始拍攝扎伊卡為我描述過的猶太人的別墅,即今日的旭日升飯莊。在檐口上有四個六角“大衛之星”,確定無疑地標志著主人的身份。這間別墅就在已毀於1997年一場大火的迷娘久爾餐廳後面,或許是飯店老板的別墅?

向東走了幾步,就遇見一位在自家門前忙著什麼的老人。向他打聽那座別墅的歷史,他只知道那裡早先住的是“老毛子”,但不知主人的身份,但一提迷娘久爾他就連連點頭,他說:“我在島上住了61年!”並請我到他的家中詳談。

老人名叫辛苓和,1917年出生於山東老家,1938年來到哈爾濱,在航運局開往佳木斯、富錦的客船上當“水師傅”(勤雜工)、鍋爐工、舵工等。1942年,他的妻子楊桂芳從關裡來,航運局就讓他和其他四名工人住在太陽島上一棟德國人的別墅裡(辛大叔在我的相冊裡認出了這棟房子,可惜已經在2000年被產權單位拆除了)。那時,島上的居民除了航運局的職工就都是“老毛子”。1945年光復以後,他在太陽島上靠擺渡舢板船為生。他家居住的房子後來歸蘇聯遠東貿易公司,1952年,他和另外三戶擺舢板的船民合伙買了現在這座木質小樓。這條街在日偽時期原名通橋街,後改名臨江街,現名風景街。辛大叔說,這條街以前住的是“富毛子”,後邊街住的都是“窮毛子”。

的確,風景街和臨江街上的別墅無論從體量還是造型上都顯示出主人獨到的審美情趣和經濟實力,平原街上多為板夾泥俄式民居———這種當年遍布於哈爾濱馬家溝、沙曼屯、偏臉子一帶平民居住的民居和木板障子(木柵欄)幾乎全部消失,只有太陽島上還保留著原有風貌,記錄著城市發展的歷史。

辛大叔的六個兒女都出生在太陽島,在島上的松花小學讀書。1956年,辛大叔到團市委燒鍋爐,以後又去市機械局、市計量局燒鍋爐,直到1979年退休。他的老伴始終在太陽島的上下塢之間擺渡,直到去世。

迷娘久爾起火那天正是1997年的腊月二十八,辛大叔一家人正在包年餃子。忽見西窗通紅一片,仔細一看,是太陽島餐廳著火了!辛大叔急忙撥通119報警。為此,大叔成了名人,經常有記者來找他問這件事。

他還告訴我,出版之家的老房子(現已拆除)就是原來的航運局大院,是船工的單身宿舍。青年之家在日偽時期是近藤林業公司的房產———當時太陽島有很多地產都屬於近藤林業公司。

不斷地在島上與正在忙著搬家的老居民相遇。在丁香街拍攝一處塔樓和寬大的玻璃花房組成的老房子時,遇見近鄰一座老屋的主人劉仲明。他說,我家是太陽島最老的房子,牆厚近一米,每一扇門都是雙開門的克拉斯門。據說當年是一個荷蘭人的房產,後為工人療養院房產。劉仲明的父親劉世國是工人療養院的醫生,現已退休。劉仲明記得他家搬來時院內還有一個漂亮的噴水池,池中一只仙鶴仰天噴水,池邊數只青蛙向池內噴水。可惜毀於文革。

在臨江街上的那座建於1930年的三層木結構小樓造型精致而優雅。扎伊卡告訴我,這曾是蘇聯領事館的別墅。他還說,那座八角房子是哈爾濱惟一的一座這種造型的建築,他的朋友伊利亞、安娜夫婦曾在這裡住過。他還表示要幫助我與澳大利亞的哈爾濱俄僑們聯系,以確定那些老別墅的歷史。

老房子是否拆除不要操之過急

從有關部門獲悉,太陽島上的建築將要拆除大半。這個消息令人震驚。向省市多位建築專家請教,他們的觀點也同樣令人震驚:

所有的專家都認為改造太陽島是一個功在當代,立在千秋的事情,因此千萬不可操之過急,要有充足的時間來論證、設計。對老建築一定要進行細致的調查,因其記錄的是城市的歷史,而太陽島風景區的形成亦與那些別墅密不可分,自然風光與建築藝術恰成互補的關系,缺一不可。所以首先應該確定其歷史意義即人文價值,有必要做整體保護,盡量不要拆除。而各種急如星火的新的設計要求使設計人員無所適從,疲於奔命,根本無法出精品。

因此,專家認為,如果成片拆掉太陽島上的老建築,太陽島就不是太陽島了。倒是可以拆掉一些近年建的體量大、與島上其他建築風格不協調的建築,但島上還是應該留一些賓館等可供游人住宿的設施,否則太陽島一到晚上就會沒有人氣,成為死島。

本報一位退休的資深記者也打來電話,他聽說太陽島的綜合整治計劃後急得睡不著覺。他說,太陽島是哈爾濱僅存的一點舊時風貌,如果拆掉老房子,人們記憶中美好的太陽島就不存在了。

其實,這也是本刊五年來一再重復的話題:城市的歷史文脈靠老房子來延續,老房子是城市歷史的見證,因此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物價值,是一筆寶貴的文化遺產。一旦拆除,將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失和遺憾,也是自毀城市的文化和經濟的雙重資源。因此,請在確定拆除之前,多聽專家的意見,多聽百姓的意見。

日本橫濱一個街區在改造之前,請來各種學科專家反復論證了一年,還多方征詢市民意見。太陽島的改造工程是否可以借鑒一下此種做法?說到這裡,我倒還想提一個建議:迷娘久爾餐廳是名副其實的太陽島標志性建築,是中外老哈爾濱人幾乎人所共知的著名餐館。若能重建將會為太陽島提高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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