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因那廝（下）自從１９０７年，斯坦因和王道士第一次交易以來，歲月滄桑。１９１１年宣統退位，五色旗還沒飄幾天，就已易幟為青天白日。因為領導班子更迭，無人追查王道士的責任。王道士安然度過晚年，直到1931年去世。有人還為他修了一座墓，於今仍在。他出身貧寒，不識幾個大字，不當心讓披著學者外衣的鬼子給騙了。雖然他犯了監守自盜的錯誤，但他賣文物所得到的錢，還是用在了敦煌石窟的維護上，以及修了一所廟宇。所以我定他個無意過失，有反對者你們再說。
他的英國朋友斯坦因，將到手的藏經洞寶物順利送回國內，收藏在大英博物館，因而備受推崇，以至還被英王授與爵位。如果不是敦煌莫高窟藏經洞，斯坦因是個考古界人物，不會為大多數人所知道。一不小心連著了藏經洞，斯坦因成了世界名人。他在二十世紀初三次來中國，考察發掘了大量歷史遺跡和文物，形成了一系列的報告，其中敦煌文物的整理報告更是令他在世界考古界名聲大噪，奠定了他一生的榮譽。以後結集的敦煌學，斯坦因常被尊為鼻祖。人能做到這份兒上，可說是死而無憾了。敦煌學至今方興未艾——可惜不是源於中國。人們不是常說科學無國界麼？這興許使我們稍得安慰。
斯坦因從藏經洞掠走的都是些什麼東東？大體有這樣幾類：經卷，大多是漢文的，也有少量是藏、回鶻、龜茲文字，以及我們從前聽也沒聽說過的婆羅謎文、和田文等，彌足珍貴。繪畫，畫在紙、絲綢上的，其中多數是經變畫。幢幡，很大量的。不少的文書，就像我們常看到的文件、報告、編年史、任命書之類的。這些東東的形成年代，據斯坦因考證，早自五世紀，晚至十世紀。它們證實了文字、排版、宗教演變、軍事占領、簡牘到紙張的應用、民族往來等等許多領域的年代紀事。這麼說罷，它們就像家譜或縣志，不帶有篩選和褒貶的性質，不勞去偽存真的，特別針對文化傳統變化極大、經年戰亂的西北地區而言。我是不大清楚，但據說它們是那種讓任何史學家、考古學家等等一見就會喜極而泣的珍品。
這兩個人，王道士和斯坦因，他們就決定了藏經洞藏品的命運，從而也決定了敦煌學源流的命運，也決定了百年來，無數中國學者不得不更加辛苦，更加無奈的命運，這是很可惜的。它們可說是生不逢時呀。
斯坦因博士是英籍匈牙利人，東方古文化學者。敦煌文物是給了他許多惠澤，但他的學術地位，可不全是靠這個。他一生調查發掘了了許多的古文化遺址，著述頗豐。不久前廣西師大出版社還出了他一套五卷的漢譯著作《西域考古圖記》。有朋友(也是驢壇網友，令我感激涕零）買來其中兩本送我，即《路經樓蘭》和《發現藏經洞》。這套書是他1906年至1908年第二次在中國一系列發掘調查的學術報告集。書的前言在介紹他的學術成果時用了許多贊揚的口氣。
“斯坦因《西域考古圖記》一書，學術價值很高，影響深遠。該書所刊布的資料至今仍是各有關領域的基礎資料，有的甚至是唯一的資料。”
“……代表了20世紀20年代以前在這一領域中學術研究的最高水平。”
我雖無法驗證他結論的藏經洞封窟時間，不能證實他對婆羅謎文和和田文的論斷，以及佛陀在近六個世紀中的演變的一系列結論，但他的闡述細致而詳盡，文筆有趣，許多的發現和論斷也是我聞所未聞的，令我著迷。對於考古學家來說，占有資料多實際意味著要有大量的調查和發掘作底墊。斯坦因確實不一般。
最近，有一則消息很讓我感慨：“中國學者在古絲綢之路意外發現小河遺址”，消息說：
“北京12月29日訊：在新世紀即將到來之際，深圳古大唐影視廣告制作公司等單位聯合策劃、組織新疆沙漠、考古、文物保護、地理、環境及野生動物研究、探險旅游等不同學科的專家一行13人，為拍攝大型電視紀錄片《西域紀行》，深入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孔雀河下游羅布淖爾荒漠地帶，意外發現本世紀30年代瑞典著名考古學家貝格曼曾調查發掘過的“小河五號墓地”。這一發現，不僅為考古、古代羅布爾文明、絲綢之路北道地理環境等多學科研究提供重要科學依據，而且彌補了中國學術界60多年來在這一研究領域巨大而沉重的遺憾。”
說到巨大而沉重的遺憾，大約是指在60多年中，中國的學者竟沒有找到這個地方吧？
查看地圖即可知，所謂羅布卓爾大體上還是今羅布泊地區，人稱生命禁區的。但上世紀初，不僅貝格曼，還有斯文-赫定、斯坦因等眾多外國考古學家來過這一地區。其中斯坦因就數次進入，調查發掘過米蘭的佛寺遺址、吐魯番城堡遺址、樓蘭古城及其附近遺址。
100年前的那一地區，情況不會比現在好多少，依然缺水、高溫高寒、漠風強烈、沒有食物補給。但20世紀初，考古發掘的器材條件卻會比現在差得多。斯坦因不會有沙漠越野車、發電機、GPS（全球定位系統）等等。他當然也沒有手提電話，換言之若他遇到意外，他沒有任何求救的條件，而只能靠幸運。書中講到的一些事情，在我看來那是驚心動魄的，和極為艱難的，但他都淡淡提起、幾筆帶過。例如：
“我正患風濕病引起的發燒，而到無水的地方，矮種馬將被留下，所以從那裡起，我將改乘駱駝。”在12月的日子裡奔波在西北的曠野中，風濕病引起的痛苦是極為劇烈的。
“在如此艱苦的環境中連續11天不停地勞作，剛好完成了我們的工作任務，但也耗盡了所有人的承受力。回想起他們所患疾病的情形，整日整日暴露於冰冷的寒風之中，白天干著繁重的工作，夜間無以避寒，定量供應的水不足以解渴，這一切是怎樣影響著他們啊。”
樓蘭城堡遺址，這是斯坦因斬獲較多的一處地方。這裡有一處古垃圾堆，斯坦因稱它為“寶庫”。因為在大量蘆草、畜棚和畜糞的構成物裡，斯坦因得到了為數顯赫的漢文木簡、紙文書以及小文物。木簡的紀年證實為公元264年至270年。奇怪的是經過了將近1700年，那些糞便仍然發出了刺鼻的異味。“臭味依然刺鼻，冰冷的東北風不斷將夾帶著氨水味的細砂粒吹進眼和咽喉中，弄得我們苦不堪言。”在干旱的羅布泊，垃圾夾帶著文物，能夠悠久而完好地保存1700年，這是多麼令人驚異啊。斯坦因清楚而不厭繁贅的講述，真讓我大開眼界！
如果可以只講科學家的才學和刻苦的話，斯坦因值得我敬重。
我想說，為什麼，為什麼赫定、斯坦因、貝格曼在很久以前就做過了，而我們至今還在遺憾？
關於王道士和斯坦因這兩個人的事情，我只能說這麼多了。
我知道有人一定會問：如果斯坦因之流未將藏經洞的文物“收藏”起來，它們的結局會是怎樣呢？
據斯坦因說，那些卷子會散失，“不少經卷被盜走，我自己就曾見到過送上門來的精美的唐代佛經卷子，價格很低廉。隨後的保護工作肯定也好不到哪裡去，因為我在肅州和甘州又曾收購了一批藏卷。還有一些卷子肯定已流入新疆地區，因為我在新疆的很多衙門裡都見到了此類的經卷，我甚至還從一些低級官吏那裡弄到了一批卷子。”斯坦因拿走的16000件卷子分別是在1907年和1914年，由三個渠道得到的：王道士的“贈送”、其他人的贈送和他在民間收購的。伯希和也在民間收購了一部分。我說過，中國的學者在三十年代之前沒這麼干過，發現藏經洞以後的三十年內他們都未能像斯坦因、伯希和之流那樣趕到敦煌。
藏經洞的卷子如果散失，決不會像它們擱在一起那麼有價值，對於收藏者來說。他們也沒有專業的保護能力。中國政府設立敦煌文物的專門保護機構是在1944年，即“敦煌藝術研究所”。設若他們會去向民間收集散失的卷子，在這麼多年之後，能夠收上來的也只會是寥寥。不敢想像在這種情況下還能形成今天的敦煌學！
但是如果有人說，他贊成斯坦因拿走這些卷子，以便好好地在英國保存，我能表示同意嗎？那豈不等於說凡中國無力發掘、收集和保護的，都可以任由外國人拿走嗎？
這確乎是一個令我們十分尷尬的問題：我們的寶藏和我們的民族自尊心，在某些歷史條件下，竟然需要我們選擇！
“巨大而沉重的遺憾”，雖然語焉不詳，但相信是折射了許多人的心情……